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蛊惑世界的力量 作者：多米尼克·斯特里特费尔德 内容简介 它的香味近似于刚刚收割的稻草和巧克力混合起来的气味。 听起来如此迷人的古柯，却可以引发战争、促成侵略，令政客蒙羞、使监狱人满为患，造就亿万富翁，也夺去成千上万的生命。这一切只因为，它是地球上富含可卡因的植物。 在这本书里，大量的械斗、武力、骚乱、犯罪、利益争端，都与可卡因本身的魔力有关： 起初的反对服用麻醉品的战役是如何拉开的？ 弗洛伊德如何在无意之中创造了初期的可卡因瘾君子？ 仅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可卡因交易产生的现金如何渗透进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家？ 可卡因又是如何染指那些富有的、引导时尚潮流的人，让它高昂的价格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玻利维亚政党与可卡因贸易沆瀣一气，底层的古柯种植者有着怎样悲惨的生活境遇？ 阻止可卡因的生产，就能解决哥伦比亚的武力和贫困吗？ 本书作者多米尼克斯特里特费尔德，以惊人的胆识只身一人前往贫瘠、恶劣、血腥的蛮荒之地，与数名恶贯满盈的大毒枭深度接触，从而得到大量真实生动的新鲜资料，揭开古柯种植和可卡因加工的神秘面纱。 前言：鸣谢 本书很大程度上倚赖于来自个人的证言。大约有150人同意接受采访，没有他们的帮助，要完成本书的写作是不可能的。尽管本书所谈的内容性质非同一般，许多人接受采访时要求不公开自己的姓名，但是我还是要对那些愿意本书提及他们名字的人表示感谢，他们是： 毒品走私者：乔治.容格，里奇.罗斯，艾伦.朗，魔术师埃迪，RL，马丁，麦科.多明戈斯，路易斯和奥科阿家族 科学家：诺拉.弗可夫,汉斯.布瑞特，费尔南多.卡比西斯，大卫.帕利，桑迪.康乃普，布莱恩.汉博斯通和纳尔逊.克拉克 学者及学术机构：保罗.古丁博格，大卫.穆斯托，彼得.斯威尔士，弗洛伊德博物馆，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的布鲁斯.约翰逊和埃路易斯.杜勒普，仑.西格尔，巴尔多梅罗.卡塞雷斯,米尔顿.弗里德曼，沃里克.布瑞,恩里克.谭德特,艾伯特.赫希穆勒，罕.以色列，还有英国皇家植物园，大英图书馆，药品世界，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联合国禁毒署,英国内务部和位于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国家档案局 记者：盖瑞.韦布，法比奥.卡斯迪洛，罗伯特.萨博格，布鲁斯.波特，克莱尔.哈格里维斯，迪姆.罗斯，伊丽莎白.桑顿，尼克.波斯托克和纳奥米.威士兰 美国海关：扎赫.曼恩，华.布朗，罗杰.梅尔和丽莎.费尔才德 美国禁药取缔机构：约翰.菲利普，哈瑞.弗里特，约翰.考勒曼，基恩.弗兰卡,阿隆.格拉汉姆，乔.托夫，吉姆.尼姆斯，理查德.汉纳，詹姆斯.波顿,查尔斯.古腾森，罗伯特.尼维斯，迈克.费德瑞克，杰里.斯特里克勒，迈克.麦克曼努斯，理查德.梅尔斯，迈克.埃斯勒和詹姆斯.麦克吉文尼——个个都是好汉，哪个都不差！ 美国：托尼.埃斯特达，弗罗伊德.泰尔，杰克.布拉姆，唐纳.沃伦，比尔.斯皮克，美国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和林德史密斯中心 玻利维亚：玻利维亚禁毒机构，塔利发将军以及打击贩毒特种力量，埃沃.默拉雷斯，塞斯佩德斯将军和马西奥.阿莱汉德罗 哥伦比亚：雨果.马丁内兹，胡安.梅尔，西蒙.特里尼达德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玛利亚.英尼斯和莱罗 秘鲁：国家古柯公司，上华拉加谷地古柯根除机构，中心地区发展协会，福克斯.桑切斯，以及秘鲁国家警察局，秘鲁国家禁毒局，安东尼奥.布拉克.埃格，爱玛.马丁内兹，默埃塞斯.萨尔当纳.罗扎诺和圣乔治村的村民 尤其要感谢下列人士给予了我额外的帮助：玛尔瑟拉(深表谢意！)，瑞普.克拉克，贾斯汀.考默，弗吉尼亚.马丁内兹，海伦和莉兹尔。还有罗尔——游离盐基可卡因导致的偏执症让他遭受了人类无法忍受的痛苦。如果没有翰弗瑞和他的团队，没有朱利安.亚历山大，或是没有我的父母，此书根本不可能问世。谢谢！ 说明：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如有不实之处，当属笔者之过。书中尽可能提供接受采访者的真实姓名和真实的消息来源。然而有些情况下仍需对某些人名和地名进行删改，以便隐藏受访者的真实身份和事情发生的真实地点。除非专门指出，本书表达的都是笔者本人的观点。 序言 快到下午四点半了，生物碱刚刚开始让人觉得刺痛。我躺在吊床里荡荡悠悠，注视着桔黄色的太阳慢慢沉入拉.贝拉德弥业特群山之中，插上了耳机，放上一小段音乐，任思绪随意飘荡。此时我突然明白——它起作用了。 此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可卡因”，因为这本书写的就是可卡因，对不对？没错：这本书的确写的是可卡因。要是你把我的血抽上一点来检验一下，会发现它呈阳性。但事实上，我没有使用可卡因。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在安第斯山脉这里，人们并不像那些故弄玄虚的演员那样大模大样地把可卡因往鼻孔里猛地一推，剩下的再用手指轻轻一蹭，抹在牙龈上。他们不在洗手间里干这个。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用可卡因。真的不用。你要是想在安第斯山脉使用可卡因，你得咀嚼。而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或者说想做的。 在开车在南美洲进行了大半个月的可卡因之旅后，现在我正在秘鲁的廷戈.玛利亚地区寻找上好的货。我得出的结论是：要么是我现在的做法根本不对，要么就是嘴里嚼的这东西里根本没有什么神奇之处。那么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四千年以来都弄错了吗？有可能。我躺在吊床里，听上一小段音乐，轻轻地左右晃悠着，注视着夕阳西下，此刻所有这些思绪便在我脑海里徘徊。 接着我意识到舌尖发麻。不像是看牙医时打了麻药后的那种麻木感（尽管这个说法可能十分恰当），而是像吃了太多薄荷糖后的那种感觉。麻木而又刺痛的感觉。尽管没吃饭，也不觉得饿。虽然天很热，什么也没喝，可我也没觉得口渴。 我突然想到，就这么躺在吊床里打发这个下午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尽管灰蒙蒙的蚊子成群结队地对我的双腿进行狂轰滥炸，还有上一顿吃的棕榈油沙拉像飞鱼导弹似的在我身体里穿堂而过，害得我不得不大半天都蹲在马桶上，我还是的的确确感觉好极了。我没有笑得要吐出来，没有滔滔不绝好像没有明天似的讲个不停，没有跳下床来手舞足蹈，没有沉沉睡去，也没有那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向同伴吐露心声，说生活的真谛便是苦涩。一点也没有。我只是躺着。 我躺在那儿，在吊床里轻轻地荡荡悠悠，我忽然意识到，现在听的这段音乐同《雨》的和声完全一样，而这刚好是甲壳虫乐队所有附送乐曲中最棒的一首。我轻轻地晃悠着，舌头阵阵麻木，喉咙也开始产生这种感觉，这时我忽然明白：我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现在我明白无误地知道，自己正在体验可卡因的感觉。因为实际情况是：我喜欢吊床。然而并没有喜欢到这种程度。 在秘鲁上上华拉加谷地（就在胡安诺科北部），我最终明白咀嚼可卡因的奥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为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在几万年前，可卡因贝被创造了出来——不是由人类，而是由大自然创造出来。正是在这里，前印第安人部落发现了它并从此在开始这里种植它。正是在这里，可卡因产业在十九世纪晚期充斥了秘鲁的种植园，接着在二十世纪晚期这种非法产业也是在这里复兴。胡安诺科就是秘鲁可卡因身份的中心。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我踏上轻率的朝圣之旅来寻找可卡因的起源，在各个图书馆（和牢房和军营和更多的图书馆和医生的手术台和政客的办公室和更多的图书馆）呆了两年后，来到了这里。也正是在这里，我这个言语不通的外国佬终于找到了我要的信息。 可卡因是一种作用于人的感官的药物。用钱能买到的东西里再没有什么能比可卡因更有效地产生快感的了：无论是开快车，还是穿昂贵的服饰，还是驾快艇，都无法与之相比。再没有什么能让你感觉如此美妙。当你把可卡因推入鼻孔的一瞬间，它冲进你的血液，径直进入你大脑的快感中心，踢倒大门，死死踩住快乐油门往前冲同时猛一下松开离合器。可卡因懒得刺激人的视觉，嗅觉或是味觉。它不稀罕什么耀眼的包装。它根本用不着这些。 真正的可卡因——我指的是纯可卡因，不是你在街上从一个名叫麦考姆的朋友的朋友那里买来的下等货，那里面的可卡因含量降得比日本电影的预算还要低，还会让你在马桶上蹲上一个星期，因为，哈哈，其中含有的一种物质便是甘路醇——同真正的可卡因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么说吧：可卡因是这样一种药物，如果喂给动物吃，它们会一直吃下去——毫不理会其他包括性，水和食物在内的任何东西——直吃到倒地死去。地球上没有其他任何药物会有这种效力。人们不可能买到能比可卡因给人带来更多快乐的东西了。实在是不可能。著名的垮掉派诗人威廉.巴勒斯称之为“我所服用过的最能令人兴奋的药物”，别忘了，他整整一生都在服用兴奋剂，因此，我们也许应该相信他此言不虚。可卡因处于享乐金字塔之巅；科学现在尚无法超过它，将来可能也办不到。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可卡因可以让人体验如此快感，瘾君子们愿意支付高得离谱的价格，毕竟他们当中多数人最后的确在这上面花费惊人。 可卡因的价格对消费者而言非常高，但对生产者而言，它的价格就更是高得离谱。在南美洲这儿，可卡因的危险要大大高于鼻黏膜偶尔穿透的危险。从毒品中获得的无以计数的硬通货在这个大陆上横冲直撞，所到之处无不人死马伤。仅在过去的25年间，可卡因交易产生的现金造成了玻利维亚和洪都拉斯的多次政变；它渗透进了巴哈马，土耳其和凯科斯群岛，海地，古巴以及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它为在尼加拉瓜进行的游击战争提供资金（制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最为尴尬的丑闻）；促使美国入侵巴拿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毒枭富有到竟然提出愿意替各自的国家偿还国债；哥伦比亚的毒枭权力大到对自己的国家宣战——打得自己的国家不得不低头认输。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可卡因行业正在秘鲁制造暴乱，玻利维亚的警察也因此而遭受绑架并被折磨致死，如果我是个赌徒的话，我会把钱押在可卡因行业上，赌它能够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把哥伦比亚正在进行的内战推上了过去三十六年来的最高级别。正在此时，秘鲁，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三国政府正在其靠近哥伦比亚的边界线上驻扎军队，以对付即将大批涌入的难民。 所有这些麻烦，仅仅都是因为可卡因吗？就是为了你在不寻常的日子，去夜总会之前和伙伴们在厕所里吸食的那种药物？就是你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才吸食的那种药物？太疯狂了，不是吗？ 我躺在吊床里，很惊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卡因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所幸的上，两年前的那天我恰恰没有问过自己这些问题。当时我的代理人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真的打算写一本有关可卡因的书——如果真有这个想法，我又是怎么打算的。我想写这么一本书。这样的故事显然很吸引人：有枪支，暴力，骚乱，犯罪，大把大把的金钱，还有可卡因本身的魔力和神秘色彩。 “的确有这个打算，”我告诉他。而且我开始着手办这件事。我即将再次失业。几个星期后，出版商坚持要大家喝杯香槟庆祝一下。我们碰杯，相视而笑；这本书会很棒的。他很兴奋。我很兴奋。我们都很兴奋。尽管实际上我对可卡因所有的了解，不过是两年以前我研究过的四频道的一部记录片，而这部片子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拍摄出来，再就是我读过查尔斯.尼克的《水果宫殿》，差点把我裤子都吓掉了，里面的一切都那么直截了当。没问题。 于是，就在那第一天，揣着刚签的出版合同，带着空白的A4大小的笔记本，几支铅笔，外加接下来十八个月的时间去发掘有关可卡因的一切，我一头扎进了大英图书馆。此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涉足的是什么样的领域。我一开始打算先很快地挖掘一下可卡因的历史，然后再着手枪支，金钱和带夹层的手提箱，很快我发现我是在和自己开玩笑。当我坐在2308号座位上，埋头在所能找到的每一本有关可卡因的书时，时间一分分从大英图书馆的钟表上呻吟着流走(这座钟表走得要比宇宙里已知的其他任何一个钟表都要慢)，我渐渐意识到，也许我咬下的这一块太大了，超出了我的消化能力。因为可卡因的历史浩如烟海。 我挖掘得越多，问题变得越深奥，也就要求进行越多的挖掘工作。因为我发现，如果想了解可卡因，了解它的发源地——我的意思是，如果想真正了解这些——就必须追溯的很久以前。追溯到可卡因庄园主和可卡因集团以前，布什和巴拿马和毒品之战，诺列加（巴拿马前总统），里根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丑闻，提纯可卡因和约翰.贝鲁西之前。追溯到那些毫无意义的调查报告，说流通的钞票上百分之九十九都带有可卡因成分之前，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雅皮士可乐潮之前，追溯到七十年代对可卡因进行游离盐基化的狂野潮流之前。一直追溯下去。追溯到所有的一切之前。你必须回到它最初开始的地方。你必须回到一株无伤大雅的植物那去。追溯到古柯那去。 第1章 印加人的可乐 高卡古柯树是南美洲一种土生土长的灌木，看起来没有任何奇特之处。教材上说它可以长到两三米高，一年结一次鲜红色的傻头傻脑的种子，但实际上这种植物通常高不过一米左右，也不太可能看到它结出果实。 如果你是个园艺专家，也许会说它很像茶花；说它的叶子呈椭圆形，背面有两条同中脉平行的清晰的纹路；说它奶白色的花朵看起来像春天的羽扇豆。如果你凑近叶片，也许还会闻到叶子发出的香气：很出名的一种说法是这种香味近似于刚刚收割的稻草和巧克力混合起来的气味。你也许会说——不过，你也许不会这么说。 研究它的专家认为高卡古柯“很美”，不过研究蟑螂的专家也会认为蟑螂“很美”，所以我们也许不能对这种说法太当真。在外行人眼中，古柯只是在了解了它之后看上去才会显得美丽。然而一旦你了解了它，知道它代表着什么，它便获得了一种可怕的魅力，就像那些我们希望从来就没有发明出来的东西那样：如原子弹，或是男孩乐队。 这并不是说高卡古柯很丑。不过是看上去其貌不扬罢了。说实话，很难再找到比它更没有特色的植物了。想象一下一种矮小的灌木丛。你要是想象着它长着近似椭圆形叶子，有茎，那就对了。这就是古柯。它的名字又是如此的普通，你向人们提起它时，别人以为你谈的是可可豆，或是椰子。你谈的不是可可豆和椰子。而古柯曾经引发过战争，促成了侵略，令政客蒙羞，让政府倒台，令监狱人满为患，创造了亿万富翁，令国家破产，夺去了——也许也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所有这些都只不过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因为高卡古柯，这种再普通不过的灌木，就是地球上最大的可卡因来源。 高卡古柯属包括250个物种，大多数都属于南美洲的本土植物，不过其中有一些也可以在欧洲找到。只有两个植物学家曾经详细地研究过这一科的植物；两个人都已经去世。然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这250种的植物中有许多都能够产生可卡因。一份1974年的论文分析了29个高卡属的植物，其中有13种含有可卡因。不过里面只有几种能够产生足够的可卡因，值得人们进行商业种植，而它们又全都生长在南美洲。首先是高卡古柯属的古柯。这就是最初的古柯——直到最近仍是市场上的主要产品——从前人们称之为“玻利维亚古柯”，当然它在那儿生长得不错：其实就在去年，玻利维亚种植了大约23，000吨的古柯。 接下来便是高卡属的伊帕度种，它生长在亚马逊盆地，当地的部落几千年以来一直收获这种植物。过去没有人对它进行商业种植：它里面的可卡因含量相对比较低。然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对抗缉毒组织的打击，古柯种植园开始离开本土向其他地方蔓延，于是种植者便选中了亚马逊盆地。从此，伊帕度便成为了毒品家族的一员。 高根古柯，是以新格兰纳达城来命名的（即西班牙的殖民者为哥伦比亚起的名字），因为这种植物便生长在那里。这也是白人见到的第一种古柯，它的样品通过轮船运送到世界各地。 可卡因一旦被最终分离出来，荷兰的西印度公司便把它带到印度尼西亚，高根古柯便成为世界毒品行业的基石。尽管高根古柯以前从来没有真正被用在非法的可卡因行业，却在八十年代中期卷土重来，因为当时哥伦比亚的集团联盟决定停止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购买古柯叶子，转而在本土进行古柯种植。本土种植最终让他们大赚了一笔：目前世界非法可卡因产量约85％来自高根古柯。 最后，便是所有古柯中最难以捉摸也是倍受珍视的：贾瓦高卡属的图克西里斯古柯。这也是所有古柯中种植最广泛的——不过原因与你想的不同。人们一般称它为“图克西里斯”，只能在偏僻干燥的沙漠山坡区域生长，通常生长在靠近安第斯镇的安第斯山脉东面的山坡上（也是唯一生长在东面山坡上的古柯品种）。 由于当地的土地贫瘠，图克西里斯古柯的生存完全依赖人类（古柯种子必须在湿润的环境下才能发芽——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古柯生长在潮湿多雨的地区）。它的叶子小，颜色很深，以其强烈的香味和较高的可卡因产量而闻名——印加人认为图克西里斯非常好，甚至称之为“皇室古柯”。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尽管这种叶子里含有大量的可卡因，却很难提取出来，因而图克西里斯一直没有在可卡因行业真正占据重要地位。无法在非法可卡因产业里占据重要地位：即使在今天，一些大牌公司——这些公司也许正是因为只能在非常偏僻的人迹罕至的地区才能找到图克西里斯而从中获利——还是很乐意偷偷弄走古柯叶子去加工，包括最知名的那家大牌公司：图克西里斯的叶子现在仍然被用来调配可口可乐的味道。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种情况很古怪：显然，一种世界上利润最高的非法行业却支撑着一种世界上利润最高的合法产业。当然，可口可乐公司只是获得了许可证才会购买古柯叶子——一切都是公开操作，仅此而已。然而用于合法工业用途的古柯生产相对用于非法加工的古柯生产之间的问题令人非常头疼：因为你无法制止人们种植这种植物——既然这种植物是生产可卡因的原材料，那就会产生问题。不过这是后面要谈的内容。这就是关于古柯的难题：一旦你开始挖掘事实，所有的故事便一下子由中心向四面八方蛛网般展现出来，每一条小小的信息都向四周蔓延开来，同时却又无处可觅。正因为这个故事很古怪，所以关键是要把这些事实一一整理清楚。 高卡属的古柯并不是特别挑剔：它们到处都能生长。然而（图克西里斯和伊帕度之外），再没有比从北纬7度到10度的安第斯山脉东面的山坡更适合富含可卡因的品种生长的地方了。要是当地气温高，没有霜冻，雨水充足，土壤碱度很低，古柯应该成为你的首选作物。这就是说，古柯的种植，往往会出现在——如果是大面积种植的话——从北部的哥伦比亚，沿着南美大陆的东部边缘地区，往南穿越秘鲁延伸到南部的玻利维亚，向东一直延伸到亚马逊盆地的第一阶，这一地带比较偏僻的地区；不过古柯也可以大大超出这一范围在其他地区生长。尽管在布里克斯顿家中的线状灯下种植古柯来致富的可能性不大，但也没有什么理由说这行不通。同样，许多加勒比海的岛屿一直时不时被用来种植古柯，牙买加，台湾，夏威夷，泰国，印度，斯里兰卡，北非和印度尼西亚也不例外。 尽管大多数古柯离海平面越近生长的速度就越快，但是离海平面越远，其可卡因含量也就越高，因而人们通常在安第斯山脉海拔457米到1830米陡峭的山腰上开垦出如同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一样的梯田，在上面开辟种植园，种植古柯。在安第斯山脉这里，人们一直严格地按照千百年来的方法种植古柯。今天，古柯种植横跨南美大陆，再也不存在什么“野生”古柯，植物学家也无法确认古柯到底最先起源于哪一个国家。 科学家们怀疑，单从古柯在南美大陆的分布情况来看，“最初的”古柯产于玻利维亚，不过具体的分布情况则纯属学术研究的范围。主要原因是：这种看上去非常平常的灌木，通过进化过程的某种机缘巧合，竟然实际上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小型化学实验室，从安第斯山脉黑色的泥土里面吸取了那少得可怜的养分，将它们鼓捣一下，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天然的兴奋剂，其中一种碰巧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非法药物。这样一来，它便刺激产生了一种一年价值九百二十多亿美元的行业。 几千年以来——也许是几万年以来——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就已经开始为了提取兴奋剂而种植古柯，而整个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几乎都非常成功，当然不是完全成功。原因在于，虽然古柯的确含有可卡因，但是含量却不是太高。其实每一片古柯叶子大约99.3%到100%的成分不是可卡因。最近有一篇论文指出，一份图克西里斯的样品中含有“高达”1.02%的可卡因成分，但是一般认为这种情况实属异常：一般情况下的可卡因含量为0.72％。按照这个比率，你要是想吸点可卡因好出去消遥一夜晚，得往鼻子离塞上大约40.50克晒干的古柯叶子：这么多的叶子足以装满一辆掀背式汽车的行李箱。尽管如此，一些聪明的印第安部落几千年前就发现，长时间咀嚼少量的古柯叶子，可以使里面所有的天然兴奋剂（叫作生物碱：可卡因只是现有的多种生物碱中的一种）慢慢释放出来，因此，咀嚼古柯叶子的人，通常称他们为“嚼客”，咀嚼的时候就可以获得一种缓慢而持续的兴奋感。 咀嚼古柯是一项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技能。这个过程几千年以来都没有变过，一般是这样的：从烟袋里取出一小撮古柯叶子，仔细地卷成一卷，放在嘴角处的牙齿和面颊之间的地方。然后拿出你的碱壶，即用来装一种称为“特克若”的强碱性粉末的葫芦。这种粉末也许是用烧焦的植物根部制成的，也许是磨碎了的海贝壳粉，或是用其他任何酸碱度合适的东西制成的。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这种具有腐蚀性的特克若同你的口腔内膜直接接触的话，会造成口腔烧伤，引起强烈疼痛感。因此你需要拿个小树棍或是金属丝从葫芦里挑出一小点粉末，小心地把它塞到你口里的古柯卷中间。这样，碱面才会由唾液安全地稀释，慢慢释放出来，提高古柯汁的酸碱度，从而提高人体吸收叶子里的可卡因的速度。（这其实不过是中学里就学到的化学知识，不过尚需改进的是往古柯叶子里加碱面，以便让里面的生物碱能够为咀嚼者吸收的方法——考虑到几千年以前就有人想出了这种办法，这一点还是很令人惊奇）。说是咀嚼古柯，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咀嚼：只需不时用舌头搅动把口里的古柯叶块，令之保持湿润，好让里面的味道慢慢渗出来。你很快会发现古柯汁液顺着喉咙后面流了下去。立竿见影的是，你的唾液变成吓人的绿色，不过如果你坚持下去，就会开始注意到更加微妙的变化：嘴里有些刺痛，喉咙感到轻微的麻木，没有饥饿感，明显感觉精力倍增。 到亚马逊盆地深处，在只有伊帕度生长的潮湿阴暗的小山谷里，印第安人咀嚼古柯的技巧稍有不同。他们不是把古柯叶子晒干整张嚼，而是在露天生火，把古柯叶子放在火上的大盘子上烤，连续猛捣，直到将之捣成细微的绿色粉末，然后再拌入从名为“印包巴”树或是“亚如么”树的碱性灰末。这种尘状的混合物还可以用烟熏过，使之味道更为适口。人们要么把这种混合物做成小球留待以后嚼食，要么直接放入口中。它里面还可以掺上烟草。 捣成粉末状后，古柯叶子里的天然生物碱成分更容易溶解，也就更容易通过牙龈和腮帮子内膜吸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伊帕度古柯的可卡因的天然含量很低。咀嚼古柯这一主题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分类：人们墓葬里发现了吸食鼻烟的管子，这表明当时的人是通过鼻孔来吸食古柯，而今天美斯蒂所族人中吸食古柯的也为数众多。八十年代，秘鲁政府曾花费大量资金大力宣传从古柯奶油到古柯牙膏的所有商品，孤注一掷想要使外界眼中的政府赞助的毒品生产合法化。 所有这些产品没有一个真正受到欢迎，只有人们以往的最爱仍然倍受欢迎：前往古柯生长地区的游客毫无例外地会遭遇古柯，或是古柯伴侣，或是古柯茶——治疗胃部不适和高原病的传统药物。1986年人们发现北美的健康食物商店一直在将古柯茶作为“印加健康茶”来销售。三年后有人指出，这些茶叶其实是控制使用的A级产品，可能在非常情况下产生问题（一位律师承认自己在喝了浸泡了80个茶包的茶水后感觉非兴奋动，因此这种产品被迅速撤下柜台。在安第斯地区，古柯还可以用来治疗雪盲症，头疼，开放性创伤——任何你可以举出的病痛：无论你在南美洲得了什么病，古柯都很有可能起到较好的疗效。如果疗效不好的话，也肯定会让你病中感觉不那么难受。 古柯的这些用途，只有很少的几种在西方被采用——毫无疑问是因为古柯及其衍生物可卡因属于非法药品。然而早在立法禁止使用古柯之前，古柯能治疗各种疾病这一点其实是常识：斯科特船长和他的船员在他们1910年命运不济的南极探险途中就携带了可卡因和含锌的药片来治疗雪盲症。这些药片的表现好极了。 最早的西班牙评论家之一，巴德.布拉斯.瓦勒拉是伟大的印加历史学家佳尔希拉所.维加的同事，他算是古柯药效的早期信徒： 古柯可以保护身体免受许多疾病之扰，我们的医生使用粉末状的古柯来消除伤口的肿胀，来强健断骨，来驱除体内的寒气或是阻止寒气入侵，还可以治疗腐烂或是生蛆的伤口。如果古柯对外在的伤痛有如此好的疗效，那为什么这独特的长处不能在食用它的人的内脏产生更好的效果？ ——巴德.布拉斯.瓦勒拉，选自维加的《秘鲁皇室报道》，1609 但是大多数的可卡因不是被用来治病，而是被用来娱乐。南美大陆的居民以咀嚼古柯来提神，正如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喝咖啡来提神一样，古柯＋唾液＋碱面这简单的公式正是起到这个作用。诚然，把晒干的古柯叶子放进嘴里，再加上些带有腐蚀性的苏打来促使它们分解，这个方法的确有些旁门左道，但是当时想出这个点子的印第安人也就是发现吃毒蘑菇能使人看到奇异的颜色的那些家伙——与那些爱胡闹的家伙简直就是一家人：这些人认为把干叶子放到嘴里再点上火的作法很酷。在叛经离道地使用植物方面，他们颇有点历史渊源。 专家们喋喋不休地发表高论，探讨普通的嚼客嚼一天或是一辈子的古柯会吸收多少的可卡因，但却至今还没能对哪个数字达成一致。他们估计出来的数字从一天13毫克——等于一杯蒸馏咖啡的咖啡因含量——到一天0.5克，这个量代表着相当大的毒瘾（等于北美大陆上贩卖的掺了假的介于一克到一克半之间的街头货色里的可卡因含量）。这样一来，一位科学家得出结论说，嚼食古柯是一种无害且有助于恢复精力的消遣活动，另一位则把所有的嚼客都列为吸毒成癖的瘾君子。反对古柯的争论尖锐且带有宗教的狂热，因为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对南美大陆的拯救已经危如累卵： 平均每棵古柯树造就的瘾君子，要超过其他任何能产生麻醉成分的植物；一千五百万的南美居民，大多数是印第安人和考罗人——沉溺于这种含有可卡因的叶子。半数的玻利维亚人口嚼食古柯，三百万秘鲁人无法摆脱它，而哥伦比亚的全部人口都染上了古柯瘾，日积月累沉溺其中，逐渐堕落而不可自拔。 卡洛斯.古德雷斯.诺列加，引自《经济植物学》，1951 支持古柯的人的理由同样生动，但比较现实： 没有古柯就没有秘鲁。 胡安.马提埃兹.德皮维特，1566，引自《经济植物学》，1951 这两大阵营的科学家时不时相互开炮，隔三差五还总有些愚蠢的外国佬坐着船跑到南美洲，一本正经地建议说，为了印第安人的健康，为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了世界禁毒之战取得胜利（或者说同时为了这三个原因），应该禁止嚼食古柯。他们说，这显然对大家都好。但实际并非如此。古柯种植者对这些人的态度，就像英国人对那些傻乎乎的外国佬的态度——这些外国佬会大摇大摆走上前去，提议说要是大家都不喝茶了就好了。他们常常公开表示敌意，反对禁止古柯。所有主张终止这种习惯（和这一行业）的建议都会遭到来自嚼客的怀疑，愤怒甚至大众的嘲笑，他们摇头，偷偷咒骂，嘴里依然嚼着古柯，一如从前。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再次提出类似建议，因为西方世界一直拒绝了解这一点：古柯永远不会，也从来没有走开过。在外国佬到来很久以前，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农民就在这片土地上开始嚼食古柯了。他们还会一直嚼下去，直到外国佬走了很久以后。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让人稍微感到精力充沛并不是嚼古柯的唯一好处。1974年六月，一位命叫吉姆.布劳曼的科学家（在今天的南美大陆植物学家中的非常出名）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古柯有危险/古柯没有危险”的争论，便采取了一种以前谁都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方法：将一公斤的古柯叶子从玻利维亚的查帕尔省寄到美国进行营养成分化验，要他们检验出所有成分后给他打电话。他意图当然是昭然若彰。检验的结果令人吃惊。我们那看上去无伤大雅的高卡古柯不仅能够产生可卡因，还能有其他不少的好处呢！由于古柯叶片里含的成分如此丰富，他因而得出结论说一百克的古柯叶子足以提供专家推荐的个人每日所需的钙，铁，磷，维生素A，维生素B2，和维生素E。嚼客每天嚼两盎司古柯就能获得所需的所有维生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南美山区新鲜水果和蔬菜奇缺。 南美洲的其他蔬菜的钙含量没有哪一种能接近古柯的。这也很重要——因为山区里也没有大量的牛奶供应：对哺乳期的母亲来说，古柯似乎是天赐佳品（人们对布劳曼的数据仍然尚有争论：由于古柯叶子嚼完扔掉，因而有人指出它们的营养价值达不到那么高）。此后还有人认为古柯在高原地区有益于调人的新陈代谢，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一直在嚼食古柯。我们知道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于高原反应作战；南美洲首屈一指的高原生物学专家卡罗.曼基博士指出，嚼食古柯的数量同嚼食者居住的海拔高度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这又大大强化了这一观点。此后又有人提出，古柯既能限制血液流到皮肤的速度，提高人的核心体温——这一点对那些居住在高纬地带的人来说仍然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地方往往非常寒冷。同古柯的所有其他特点一样，人们仍然对这些事实展开着激烈的争论。无论如何，美斯蒂所人并不需要布劳曼那样的试验才能知道古柯对自己有好处：他们千百年前就已经知道了。这就是他们使用古柯的首要原因。 考古发现证明人们对古柯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差不多同人类最先发现南美大陆那么久远，因为当时的绘画和小雕像中都出现了腮帮子鼓向一边的人物形象：证明他们不折不扣是在嚼古柯。有些坟墓里面放有为死者来世准备的东西，在南美洲到处都能发现这样的坟墓。墓里总是能找到古柯叶子。一般认为“古柯”这个词来自阿玛雅语，即前印第安人的提万那库部落的语言，“Khoka”（音同“古柯”）意为“植物”或是“树”。然而，这个词里有一种强调是本书的这种翻译所无法表达的，“khoka”不光指的是任何古老的植物，还可以指精髓的东西，最初的东西，即古柯这种植物。 似乎早在语言之前，就产生了古柯。在秘鲁，古柯直到今天还被用作测量距离和时间的标准。路程是用“古柯达”的数目来计算的：即一个人以舒适的速度步行时所嚼食的古柯卷的数量（一个古柯卷大约等于45分钟，约计在平地上行走3公里或是攀登2公里陡峭的山路的距离）。人们千百年来一直围绕古柯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一点自有其动人之处：一个“古柯达”今天所等同的时间分毫不差就是一个古柯达昨天所等同的时间。也就是它明天或者是后天等同的时间。不可能把它变成十进制，它也永远不会变成十进制。这也就是为什么仅仅有五百年历史的北美永远也无法成功地阻止南美——具有四千年的历史——使用古柯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南美人的内心深处运转着的是“古柯时间”。 没有人真正知道古柯树是怎样进化从而产生了可卡因。有人提出，古柯里的可卡因含量证明它是一种有利于生物进化的杀虫剂，使得含有这种成分的植物相对具有免疫力，可以抵抗昆虫和其他害虫的袭击。这种推测可能是正确的。也许可卡因仅仅只是历史的一种偶然。然而历史评论者却能讲述其他有关古柯的起源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尽管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这些故事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古柯总是被视为神赐给人的礼物，通常能够使人忍受艰难的处境，而且总是出现在可怕的悲剧发生之后。一个神话故事里，一个年轻的母亲悲痛欲绝，伤心地在山间流浪，她神志狂乱之下不禁从身边的灌木丛上摘下一片树叶放进口中。众神可怜她，便利用这片树叶喂她食物，使她能够忍受悲伤。另一个故事讲的是人类做了错事：有一个女人非常美丽，得到所有人的爱恋，人们却发现她品行不端。作为惩罚，她被砍成两半分别埋了起来。这两座坟墓上便长出两丛美丽的灌木：这就是最初的古柯。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直到第一次同女人发生关系——变成“真正的男人”——之后，才允许他们开始品尝古柯。 这些神话同基督教的神话常常会有一些广为人知的共同点：这些故事都讲述的是创世之初，人往往因为犯下某种可怕的凡俗的错误，被逐出永久的幸福之地，自此开始了艰辛的劳作和痛苦的人生。这些故事中最出名也许就是关于那些长途跋涉去寻找自己的第一个家园的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的故事。他们穿越了许多高山，最终到达一个完美的地方，有着美丽的深谷。这片土地是如此的肥美富饶——肥沃得他们首先得开辟出一块空地来才可以建造自己的家园。尽管这里尤其禁止放火，他们还是放火来烧毁那些灌木丛。也许大火不可避免地蔓延开来，令他们无法控制。火焰越烧越高，烟尘升腾进入高山，挡住了太阳的光辉，把整个世界投入黑暗之中。 烟尘升腾了起来，染黑了伊利马尼山和伊兰普山白雪皑皑的山巅——雷电之神昆努的冰雕雪凿的家。昆努看到人类所做的一切，不由大发雷霆，掀起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随后到来的洪水淹死了许多人，冲走了人们的农场河房屋。当暴雨最终停止下来的时候，只有几个全身湿透了的幸存者活了下来，他们藏在峭壁上的岩洞里，目睹了这一切的灾难。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栖身之处。没有食物。更加糟糕的是，通往山谷深处的路也给冲走了，他们再也回不去了。于是他们向游牧民一样在山间游荡，想找点吃的，可是什么吃的都找不到。正当他们以为自己要饿死的时候，忽然遇到一丛灌木，绿油油的叶子长得郁郁葱葱。尽管知道树叶不能吃，他们还是从树上摘下叶子放到了嘴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些树叶立即令他们恢复了体力，获得了足够的力量重新建立了村庄。 据此看来，印第安神话同基督教神话之间既然存在这么多如此相似的共同点，那么一种文化一定曾经影响过另一种：一开始都是类似伊甸园情况，然后某项基本原则被违反，接下来便是因违反原则而受到来自上苍的可怕的报复。有洪水泛滥和生灵涂炭——然而最后总会获得某件礼物而使得生命得以支持下去。就像基督教神话里的第一道彩虹一样，古柯这种礼物肯定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双方各知其活动领域而不会僭越。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人们最初是怎样利用古柯，最初种植古柯又是在什么地方，从什么时间开始的。然而我们可以猜测，早期的印第安人认识到它具有刺激性的特点后，便赋予了它神圣的特点，此后不久便开始了对古柯的利用。人们对古柯早期的利用也许带有萨满教的色彩：由于嚼食古柯后人会产生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状态，所以人们可能会将古柯作为同祖先或是神灵交流的工具（烟草后来被用作同样的目的）。 古柯可能还被萨满教用于宗教仪式：作预言，驱除邪魔，念驱邪咒语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具有安抚作用的仪式，来确保从丰收到普通的祝你好运的一切事宜。同样，由于原始宗教是人们医学知识的唯一来源，古柯既被用作象征意义的药物，也被用作实际的疗病良药。 从考古获得的证据表明，嚼客在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就非常常见——所以古柯的起源一定早于这一时期。确切地有多早，人们只能猜错罢了。南美洲早期作物（玉米，南瓜，各种豆类和古柯）中，古柯是唯一不属于粮食类的作物。在秘鲁的可勒布拉斯的考古地点发现了两具人类尸体，身边就放着一个装古柯的器皿和几个里面有粉末状石灰的贝壳制的容器：这就是发现“里普塔”——现在嚼古柯时仍然用来促进吸收叶子里的生物碱的碱面——的最早记载。在亚洲一号的考古地点（公元前1300年）发现的尸体旁边也同样发现了“里普塔”，同这一时期发现的大部分尸体相同的是，这些尸体也被做成了木乃伊。人们倾向于认为，古柯在保存尸体的过程中起到了神秘的——至今很大程度上也无法解释的——作用。 古柯早期的用途中有一种给人印象最深刻，却也是最容易被误用的：用于环钻手术。在环钻手术后面隐藏的观点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你感到有点头疼，可能治疗的方法，也许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头上开个洞。这样可以减轻头部的压力。也可能会要了你的命。当然也会非常疼。对南美本土居民而言很不幸的是，南美大陆几千年前就可能卓尔不群，在头骨环钻术技术方面遥遥领先。 前基督教时代的头骨证明当时就已经存在在头骨上钻孔的作法，对这些头骨所作的检测表明这种手术通常是用火石或是其他锋利的石头来完成的——与其说当时是钻，倒不如说是刮。最近一位编年史作者谈到人们经历这些手术后的存活率可以“高达”百分之六十——足以成功到作这种手术来达到美容的目的，可以对头骨进行塑造和整形以便使接受手术者更加美丽。 还有人倾向于认为头骨环钻术实际上是一种超前的外科手术方法。战争中的头部受伤往往由三千年前广泛使用的武器（如棍棒）造成，显然，减轻头骨内部的压力——通过制造一条裂缝——的方法可能的确能够挽救人的生命。这似乎让人又感到有些乐观：坦率地说，如果有人用棍棒打了我的头，我想得到的是伙伴的同情，而不是让某个披着狮子皮的笨蛋坐在我身上，拿着块石头在我头上刮个洞。话又说回来，如果非得让某个披着狮子皮的笨蛋坐在我身上，拿着块石头在我头上刮个洞不可的话，我会坚持要来点麻醉剂。幸运的是，前印第安时代总算还有一种麻醉剂。药师用古柯——嚼过的古柯，里面混有唾液，倒在容器里——来令病人失去知觉，免受钻孔过程产生的疼痛之感。他们懵懵懂懂地发明了麻醉的土方法，这样一来便比文明社会早了一千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用作麻醉剂的药物同很久以后在欧洲最先发现（其实是再发现）的药物完全相同：可卡因。 可以嚼食，可以用来保存尸体，可以用于头骨环钻术。怎么用怎么好。情况似乎进行得不错，可是我似乎还是离可卡因贩子和提纯可卡因工厂很远。反政府武装又是怎么回事呢？然而就在研究进行到这一关头的时候，我有了第一次真正的突破——当时我偶然碰见一位绅士，名字很怪：威廉.戈尔登.莫尔提默莫尔提默ＭＤ。我从来不知道“戈尔登”是不是可以用作复姓的一部分，或是原雅皮士的教名，或是大学兄弟会里的什么稀奇古怪的头衔，不过这没什么关系。莫尔提默是我的人。他的到来后来证明是我寻找可卡因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一种古怪关系的开始——我同一个已经死去了大半个世纪的人的关系。 在每一项研究里，都会有那么一本书，守在通向任何你想去的地方的关隘要道上。你在其他与研究内容干系不那么大的书上需要耗费多少时间，这要看你的选择，或是看你运气好不好，或是你有多勤奋，或是你是个什么样的记者，或者也有可能全看上天的旨意——我不太肯定。但是如果你坚持的时间足够长，读过所有能够找到的东西，终于你遇到一本书，发现这就是你一开始就应该读的那一本。如果你一开始就读到这本书，就完全不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受那么多的罪。 就是所有写与这个题目相关的东西人都读过的那本书——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要告诉你有这么一本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它竟然完全从图书馆的书目中失踪，你得多跑几趟多试几次才能发现——嘿，可真怪哪——它竟然神秘地出现在书目的最前面——的那一本。瞧：它周围群星灿烂，还有块耀眼的霓虹灯牌子告诉你：“不用看其他的书：我就是你需要的那一本”。这时你开始读这本书，才发现它熟悉得出奇：不是因为谢天谢地你总算找到它了，也不是因为它是个“老朋友”或类似的东西，而是因为所有那些写过这个题目的该死的贼们书里所有的引语和故事都是从这本书里搬过去的。你读到的大多数故事都当仁不让地具有一个共同点：来自某个文本。总是来自某个文本。问题是：这个文本在哪儿？如果运气好的话，在研究活动早期就会遇到它。 我运气不错。因为我的确是在研究开始不久就遇到了它。不太幸运的是，我一直找不到那本神秘的《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是威廉.戈尔登.莫尔提默MD的著作。莫尔提默在一百年前花费了整整四年的时间，专心致志写出了这本书。这一点可以从书中看出。这本书大约600页的篇幅覆盖了古柯史上人们能够想到的所有方面，内容详细得出奇，一些章节对可卡因的本质进行了特写，例如“欧拉维的戏剧：滑稽剧的典型情节”，“和声学”和“印加歌曲同希伯来诗歌的相似之处”。 莫尔提默显然认为，这本书读者的数量将与他放入书中的细节的数量成正比，所以他引用起参考资料来就像迷路的航海家从地图上看街名一样：为的是某人能对书中的某个东西产生共鸣。他还采取了大胆的方法，并没有从头开始讲述有关古柯的故事，然后继续进行到结尾再停下来，而是从故事的中间讲起，然后同时朝着开头和结尾讲下去。我花了不少时间才发现，他最最喜欢的，就是把一个故事任意分散在三四个章节里面讲来戏弄读者。我第一次拿起了这本书，就在这一刻，开始了我同威廉.戈尔登.莫尔提默MD持续了接近两年的关系。说接近两年，是因为大约两年的关系对我而言太长了。 从古柯的史前史讲起，莫尔提默直接把我带到了印加人那里。如果说他会爱上什么的话，那就是印加了。因为尽管印加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正是他们教会了西方人使用古柯——这是西方人步履迟缓却又轻率地向可卡因进军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在谜团，道听途说和神话的重重包围下，这个故事的起源要追溯到很久以前。 最初的印加人就是三个兄弟，都是太阳的孩子。他们从库兹克南部二十里远的帕夸瑞.坦布山的悬崖上的一个山洞里出来，最大的一个叫曼科.加巴克，带着自己的新娘，月亮的女儿玛玛.欧克拉——她刚好也是曼科的妹妹（印加人的家族联系的确非常紧密）——出来了；两个弟弟，阿雅.卡奇.阿索卡和阿雅.乌初不一会儿也带着各自的新娘跟着走了出来。这六个人一起动身去寻找一个可以安家的地方。寻找的过程充满了危险：有一次事情非常危急，弟弟阿雅.乌初变成了石头，这只是要说明当时人们必须非常小心。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坚持前进。他们路上一直带着一根很大的金子作的棍子，到达库兹克后，他们把棍子放在了地上。于是棍子便钻到了地底下，再也没有出来。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信号。就是这个地方。太阳的孩子们便宣称这片土地属于他们，他们要从这里出发征服世界。 好了，故事就是这么讲的。真实情况就平淡多了。其实早期许多的印加人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包括曼科.加巴克。无可否认，他们的确是在公元十二世纪出现在库兹克山谷，不过我们知道的仅此而已。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第四个印加人迈塔.加巴克（出现在十二世纪晚期）和他的儿子加巴克.雅番库，父亲真正开始了印加拓展领土的过程，儿子则是开始占领谷外土地的第一位人。 然而到第八个印加人维拉克卡（出现在十五世纪早期）的时候，他们开始频繁迁移。维拉克卡一生占领了足够的领地——也开化到足以认识到他已经占领了足够的领地——因为他不得不派驻军到已经征服了的地区去维持秩序。这证明是确保帝国未来至关重要的一步。到1438年帕卡库提（“世界改革家”）获得王位，带领大军往南进入提提卡卡盆地时，印加人已经是无人可敌。他占领了整个安第斯中部地区，然后向奎托进军。 印加人非常聪明。五百年前根本没有人听说过“冷战”，而他们却掌握了“战略性可信威慑”的概念：即取胜其实不一定非要歼灭对手——只需要具有能够歼灭对手的能力就行了。并不是说如果必须要歼灭敌人时他们不愿意开杀戒——只是一般说来，避开战争要比打实地歼灭战要减少很多困难。因此他们给对手部落提供一个选择：投降而生，或是战死。面对着美洲人有史以来所见过的最强大的帝国，大多数敌人发现这种决定很简单，各个部落纷纷土崩瓦解。 要成为印加帝国的一部分，条件很简单：学习印加语言，信奉印加宗教，派年轻人加入印加军队。只要交纳土地收成的三分之一，一年服满规定的多少个星期的劳役作为什一税，印加人就不大会来打扰你。为自己生命付的价格并不高。不管怎样，这就是印加人的思维方式。今天看来，其实印加人首先倡导的显然不仅仅是简单的“战略性可信威慑”的战略：他们发明了保护费。 尽管有保护费，不可避免的结果还是出现了：随着印加人征服的地区越来越多，军队越来越庞大，他们发现要打的仗越来越少。国内安全也通过一种很聪明的办法得到保证，即转移被征服部落里的危险分子，把他们送到新的地方去，以分散潜在的捣乱分子；对付年轻人（最有可能惹大乱子的就是他们）的办法就是把他们输送到印加军队里去。印加属于极权统治：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家，所有的人都为国家工作——只要你遵守这一点，一切就都皆大欢喜。和社会主义很相似，不过有一点关键的地方不一样：这种统治很有效。在仅仅一百年的时间里他们成功地统一了一百多个部落，占领了整个玻利维亚，秘鲁和智利，还有厄瓜多尔的大部分，已经阿根廷的一大块——包括方园大约907，000平方公里的一块土地。在鼎盛时期，印加人占据了南美大陆上75％的太平洋海岸，从厄瓜多尔的北部边界一直到智利中部——横跨大约4，830公里：几乎是整个大英帝国跨幅的五倍，或等于从纽约到哥伦比亚的距离。他们有一千两百万的臣民。 印加帝国的后勤供给一定庞大得令人惊愕，不过一个重要的发现帮助了他们：他们很早就发现良好的交通是成功管理庞大帝国的关键，于是就开始修路。完工之后，有两万四千多公里的公路横贯南美大陆，从山峰中间凿穿而过的隧道和藤蔓编织而成的吊桥让这些道路四通八达。（无可否认，罗马人在1，500年前就开始修路，但是罗马人当时可不需要对付安第斯山脉）。为了交通安全便利，印加的公路的特色是，每隔一天路程的距离，路上就设一个岗哨。这些岗哨里设有巨大的仓库来储存食物，供官方的旅行者享用，还驻扎有士兵，以保卫道路和周边地区的安全。岗哨里还有帝国最棒的信使，这样一来，庞大的信使队伍便构成了帝国异常迅达的高速公路，印加的将领一天之内就可以将信息传递到240多公里远的地方。据说在库兹克的印加人想要鱼，那么从太平洋捉到鱼再送到库兹克——大约320公里以外——的时候，鱼还非常新鲜。 他们还是能工巧匠。1438年帕卡库提继位的时候开始大兴土木，要在库兹克建造一座首都城市，在城市的中心建造著名的太阳神庙。从遗留下来的砖石结构可以看出，他们的石雕工艺可能比中世纪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要先进得多。马丘比丘古城，这位于秘鲁的“失去的印加古城”便是他们高超技能的证明：这是一座城墙环绕之中的完美无缺的城市，修建在悬崖顶上，每一块石头都与另一块纹丝不差地吻合，根本不需要用泥灰。地里的庄稼由印加人独创的庞大的灌溉系统来浇灌，支持着这个帝国庞大的农业经济。同时，他们的金制品——几乎所有的金子后来都被西班牙人抢走溶化了——在当时真是举世无比。在这样一个处于君主本人控制之下的运转良好而稳定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南美洲处于几乎是有史以来最团结最和平的时期。在这一切活动的中心便是古柯。 再没有什么比古柯更受印加人尊重的了。帝国的命运依赖它，没有它就没有帝国的一切繁荣。古柯，因其具有恢复精力和刺激作用的神奇力量，成为神圣的物品，同样获得了特殊的待遇。祭祀时，特殊的牧师在太阳神庙为上天献上完美的古柯叶子——他们走近祭坛时嘴里也嚼着这种神圣的叶片。高级牧师一面喃喃念着神秘的咒语，一面嚼着古柯叶子，以保证精神的洁净；在特殊的仪式上，人们燃烧古柯，好让天上的神灵能够闻到这神圣的香气——散发的烟雾便被视为各种征兆的信号。 古柯还可以被烧成灰烬来劝慰地球女神帕卡妈妈，以保丰收以及军队在战争中多多掠取财富；还可以把古柯献给死人、灵魂和超自然的力量，让他们安息，不来打扰活着的人。用古柯所作的预言对战时决策至关重要：把古柯叶子放在装满液体的盆里，通过观察叶子来决定各种战略可能达到的结果。 火也可以用来预言未来——由牧师拿一个巨大的风箱对着极大的一堆火猛吹，一边吹一边嚼着古柯，这样才能保证精神的纯洁，才能同灵魂的世界进行完美的交流。并不仅仅只有神才享有这样的待遇：印加王本人在场的时候也要嚼古柯。印加的国王毫无例外总是个古柯迷。印加王过着有如神灵保护的生活，一生只带着一样东西：烟袋。 有两位印加王非常喜欢古柯叶子，他们便拿古柯为自己的妻子命名，赋予她们女人所能获得的最神圣的名字：古柯妈妈。只有三样东西能够享有“妈妈”的名称，而这三样东西都是帝国的生存的根本：古柯，金鸡纳树（奎宁就是从它里面提取的），和玉米。 古柯很容易就成为印加普通人的常用药，而且在合格的医生或是魔术师的手中，它作为一种诊断方法是很难超越的。伸出食指和中指，把古柯汁液吐在手上，观察汁液流过皮肤落到地上的方式。这种诊断方法会告诉见多识广的观察者他想要知道的一切，也能可靠地指出病人身体或是精神上的不适。 另一种方法是将一小撮古柯叶子扔到地上，通过观察叶子落下的方式来进行诊断。当然，一旦确诊，就要处理问题，这样，古柯就再次发挥作用。嚼过的膏状的古柯叶子对治疗伤口，骨折，感染，痛伤以及所有小灾小难都很理想。 平心而论，古柯的确是绝妙的好方子：肚子不舒服，疼痛，孕期反应——没有什么古柯不能治的。有这样一个例子，一次考古工作中发现巨大的冲洗器状的喷水器，估计是用来给那些不幸肠子不好的人作灌肠术的工具，将嚼过的古柯和唾液灌入他们腹中。 最终，如果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而相关的治疗又失败了，印加病人也会心平气和，因为他们确信自己会得到良好的治疗：印加的医生都是非常好的外科医生。头骨环钻术此时已经成为非常平常的手术，钻一上午的头骨也很难获得一下午的休假。与此同时，医学科学已经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医生很乐意去尝试一些更加野心勃勃的手术，包括肢体切除，内脏摘除和那类令连环杀手杰弗里·达玛都头皮发麻的器官与肢体移植手术。在这里，外科医生再次利用古柯的麻醉作用。它能令身体失去知觉的功效还用在了其他临终程序中：尽管后来的研究前印加历史的史学家们想尽办法来遏制这方面的报道，整个这一时期都是一直拿人作祭品。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古柯被用在受害人的身上好让他们更顺从些。女人要是不幸嫁给了武士，如果丈夫在战争中阵亡，她们有时就会随丈夫一起被活埋，很难相象要是没有某种化学成分的说服，她们便会乖乖地陪着丈夫的尸体走进坟墓里。在古柯的陪伴下踏上通往另一个世界路途的并不是只有她们。在被埋葬的印加人的身边总是毫无例外地能够找到装古柯叶子的烟袋和装碱面的葫芦。传说能在死亡的那一刻享受着古柯芳香的人能直接被送入天堂。 古柯一方面标志着人们从这个世界退出，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人们来到这个世界。对年轻的印加贵族而言，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是真正值得庆祝的重大事件，要举行复杂的仪式。古柯是关键。对这种庆祝仪式有各种不同的描述，有的要经历严酷痛苦的考验，或是进行以失败者的死亡告终的拳击比赛（一位评论家说，第一阶段就是要“能够忍受严酷的鞭打”），或是进行失败者所担心的不仅仅只是丢脸的竞赛。这种仪式在别人的书中描述得比较有趣，比较典型的一种几乎与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就是在长者面前开始赛跑比赛，最后跑过一排排年轻姑娘身边结束比赛，姑娘们手捧“奇恰”（一种稍微发酵过的啤酒）和古柯，卖弄风情地嘲弄他们：“快来啊，年轻人，我们等着呢！”在仪式的结尾，作为成人的标志，要奖励给幸存者一个正式的弹弓和一个装满古柯叶子的烟袋。直到今天，美国印第安土著还是将装碱面的葫芦作为长大成人的奖励。哥伦比亚科吉部落的成员向前更进一步，还要进行复杂的仪式，象征性地同古柯叶子结婚。 印加历史学家佳尔希拉所.维加（1539.1616）谈到，神把古柯赐给太阳的孩子，“让饥饿的人不再感到饥饿，让疲惫的人和昏厥的人重新获得精力，让悲伤的人忘记自己的不幸”。维加的母亲是一位印加公主，因而他可能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然而造成人们对古柯和印加人产生最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的同样还是他——这种错误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古柯仅限于贵族或是获得皇家特别许可的人享用。 自从维加的《秘鲁皇室报道》（1609和1617年出版，1869.1871年翻译）问世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猜测能够享用古柯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重要人物。显然印加王本人可以享用古柯，还有他的朝臣，因为他在场的时候大家都得嚼古柯。印加王还有权把古柯奖励给任何自己特别喜欢的人。牧师嚼古柯是因为怕冒犯众神，医生和魔术师得到许可也可以嚼古柯——不过只允许作医药或是占卜的用途。 高级官员可以享用古柯，被征服部落的首领也可以享用古柯——只要他们能令臣民不出乱子并交纳“米塔”税。然而其他地方也可以嚼古柯，无论是获得了许可，还是出于与工作无关的原因。军人可以得到古柯，因为古柯可以能够使人吃得更少，却可以走得更远，作战更勇猛。帝国的信使同样可以嚼古柯，因为他们必须以极快的速度跑上很远的距离，才能保证帝国的交通线畅通无阻。从事公共事务的人——例如修路工人——也能够得到古柯配额：印加帝国的的确确是建立在道路之上。 尽管如此，并不是只有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才能得到古柯。像印加王国这么庞大的帝国，事无巨细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但这项工作需要非常的智谋，因为印加人完全不识字：这个辉煌的帝国从来没有发明文字。然而，他们有自己特殊的薄计系统。他们雇用记忆力好的人，就是“雅拉维克斯”，这些人的工作就是记忆有关一切的一切。雅拉维克斯保存着印加王国的档案，在一些纪念场合，他们会背诵出印加的作战史，作物收成史或是印加的血统史。 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这种惊人的记忆技能，印加人还用伊拉玛羊毛线绳打出复杂的绳结，即“奎普斯”。这些长度在六十厘米到一米的绳子上系着各种长度各种颜色的绳结，通过仔细查看这些绳结，雅拉维克斯就可以记起数量大得惊人的信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弄明白这种绳结是怎么回事；许多遗留下来的奎普斯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是没有人能够破译。）这样，在一系列伊拉玛羊毛绳结的帮助下，帝国一千两百多万人口的整个后勤记录便死记硬背了下来。这种记忆技能的确是非同寻常，雅拉维克斯也的确帮了大忙。除了绳结，他们还可以利用古柯。这些人的一生都倾注在记忆和背诵中，古柯的刺激作用可以让他们在长时间的记忆和背诵过程中保持清醒。 评论家认为这些帝国统治等级中的重要人物拥有享用古柯的特权，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认定帝国禁止普通印加人使用古柯却不太可信。能够证明古柯的使用的考古发现实在是太普遍了，似乎不可能是印加帝国只有一少部分人可以享用古柯。 还有，我们后面会看到，许多早期到达印加的西班牙人都谈到了古柯——至少他们到达时古柯的使用一定非常广泛。此外，我们别忘了，印加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古柯的使用就已经在南美大陆文化中根植了至少五千年，因此可以肯定，一个帝国，即便如印加帝国般伟大的帝国，也不可能禁止古柯的使用。再说，他们为什么要禁止呢？当时也不缺古柯：印加时代早期，在玻利维亚的云加斯地区（今天仍是玻利维亚的古柯生产中心）和秘鲁的蒙大纳地区就已经建立了大型的古柯种植园。胡安纳克山谷近乎于一个产业供应工厂，成吨地生产出古柯叶子，叶子里的兴奋剂能够保持印加帝国运转良好。气候炎热的低地上也有种植园，那里的条件几乎令农夫们无法忍受。他们连小小的热带疾病都无法抵挡，伤口和痛处不可避免会遭到感染，种植园里的活非常辛苦，还有可能遭受远处部落的袭击。没有人愿意到那儿去。 最终，唯一能够放心地派到那儿去照看这些非常重要的种植园的，就只有罪犯了，因为他们可以因此获得减刑——如果能活着回来的话。这就是说，种植古柯从来就不是——现在仍然不是——让人益寿延年的职业。（在此值得指出的是，这是南美历史上仅有的利用犯人种植古柯的两个时期之一。） 有人认为，印加人对古柯实行垄断后，只要拒绝向任何制造麻烦的部落供应古柯，就可以将古柯叶子用作政治控制的手段。这倒有点历史修正主义的味道。实际情况是，尽管我们不知道印加人是否控制人们拥有古柯，但是获取这种神圣的，可以治病救人的作物的途径是受到限制的观点一直延续了下来。古柯叶子——作为礼物送给新娘的父母以确保获得他们同意婚事，出远门之前撒向空中可以保证平安归来，农民把它埋在地里来确保丰收，在新房子的奠基石处燃烧它可以保证住在里面有好运，放在献给帕夏克马克山的石头堆上可以保佑你平安通过这座大山，等等等等——竟然会被禁止，简直是不可能。 整个南美大陆的体力劳动者（这一时期还没有其他类型的劳动者）一直用古柯来帮助自己完成一天的劳作。他们早上一起来做的第一件事，也是今天秘鲁的农民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取来古柯，嚼着古柯开始新的一天。 并不是只有牧师才用古柯来举行仪式：每个人都要采取点自己的小小程序，来保证有好运气，或是度过愉快的一天，或是早点干完活，或是有个好天气，或是天能下雨，或是其他任何事情。足有五百年的时间还没有人能够解答印加下层人民是否使用古柯的问题，而且别忘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有关印加的大部分信息也就是我们一百年前就已经知道的那些，除非有什么惊人的考古发现（也很难想象究竟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最后证明这一点），否则不太可能会有任何人能够证明这个问题究竟是是还是否。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印加帝国里的哪些人能够得到古柯，哪些人不能，我们知道的只是：古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无论印加的民众能得到的古柯是多还是少，这种情况都会发生变化，因为十五世纪末发生的事情将要终止南美大陆上这个正处于鼎盛时期的伟大帝国的生命。这是因为，正当印加人忙着修建城市，统一部落，大打胜仗，膜拜太阳之际，8，000英里外的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正在策划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最终会将他们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 克里斯托福.哥伦布从来没有听说过古柯。不过他当时也没有听说过美洲。没有人听说过古柯。他脑子琢磨的是别的东西。这是个积习成癖的躺在安乐椅上的旅行家，童年时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阅读马可.波罗的《游记》，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到中国旅行。有这个想法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东半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那里有所有东方的诱惑和香料和异域风情，而这些诱惑和香料和异域风情当然也意味着金钱。 还有可能和那大群大群的异教徒接触，把他们感化成基督徒，所以又有了双重的好处：既可以获得教皇极大的信任（为来世赢得无限的荣誉），同时又可以令自己绝对地，异乎寻常地富得流油。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就是野心勃勃的年轻航海家向往的可以让他们发迹的地方。哥伦布比其他野心勃勃的航海家高明的是：他有一个计划。 哥伦布不是傻瓜。他知道世界是圆的。所以他推测，如果一直向西航行，就最终会到达东方。他还听到这样的谣言：据说大晴天的时候可以从亚述尔群岛看到东方，如果看到的不是东方，至少也是通往东方路上的群岛。毫无疑问，那里也有金子和非基督徒。朝着西方走一直走到东方去的主意其实并不新鲜：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提过这样的建议——不同的是这时真的有人傻到去尝试一下。哥伦布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研究了所有的地图，还再次阅读了他的马可波罗。他计算出到达东方确切的距离，还告诉未来的负责人说，要是他向西直行大约4，450公里就会撞上“chipangu”（即日本）。才16，000公里远——令人吃惊吧！中国简直就在隔壁。他甚至雇了一个阿拉伯语的翻译——因为据说中国人讲阿拉伯语。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能有多难呢？西班牙人最终爱上了这个计划，哥伦布得到了需要的资金和船，开始亲笔把自己了载入史册。尽管他的计划非常轻率，航海技术完全是半生不熟（即使到他第三次航行时，他还以为地球的形状像个梨，北极星会因他所处地点不同而改变位置，因为他是在往高处航行），他并不真正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1492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五，他遇到了陆地：多米尼加共和国！麻烦的是，这个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没有诞生呢。这便造成了某种混乱。 哥伦布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迷路了。不过当确信蒙古可汗不会出来伺候时，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多米尼加共和国不是中国——它是日本。不管怎样，这里还是有陆地，有钱可赚，有金子可挖的。当然也有些土著人要感化了。这是一个胜利。发现新大陆的消息传遍了意大利的大街小巷，人们开始了热烈的庆祝活动——他成了民族英雄。 不过这片新大陆到底有什么用呢？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哥伦布对自己的工作有明确的计划，年轻的探险家们成群结队报名来到这“新世界”。印加人的命运开始了倒计时。第二年，《托德斯拉斯条约》决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平分这块新大陆。以沃尔德海角以西由北向南370里格长的线路为分界线，东边的一切都属于葡萄牙，西边的一切都归西班牙。分好了贼赃，便可以放下心来了。下面的问题是——这个新发现的岛屿有多大？ 甚至就在哥伦布进行这些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正在酝酿之中的一些事情即将夺去他为自己发现的新大陆命名荣誉，因为，当他1492年正忙于发现美洲之际，一个叫亚美利哥.韦斯普西的银行职员被派到了卡低兹去处理老板的船运生意。韦斯普西在卡低兹旅行的时候得了点小病，只好放弃旅行。此后，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文学家在三年之内便安排了前往新世界的航程，并作为导航员带领一个有三艘船的小舰队踏上了征途。 当然，这个人就是韦斯普西，1507年的马丁·沃尔德塞姆地图上的一个错误造成的后果是，人们将用韦斯普西的名字来给新大陆命名：亚美利哥（即美洲）。发现古柯的也是韦斯普西。 应阿隆索.德赫捷达的要求，韦斯普西在1499年五月十六日起程开始他的第二次美洲之旅，42天后到达巴西。这支舰队沿海岸线朝西北方向前进，寻找金子。他们发现了帕罗斯海湾，然后很快环绕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搭救了四个不久前被绑架并加以阉割以备食用的年轻小伙子后，他们给这两个地方起名为“食人族之地”。他们沿着委内瑞拉海岸线向西北方向前进，八月中旬意外在右舷发现一片陆地，便前去探索，凳上了“离大陆约15里格远的”一个小岛。这就是圣特.玛格瑞塔。韦斯普西说，他们就是在这里遇到了人类所见过的最令人厌恶，最叫人恶心，也是最野蛮最讨厌的种族。他们不光是外表举止令人憎恶，还保持着一种实在让人恶心的陋习： 所有人的腮帮子里鼓了出来，因为他们嘴里都含着一块绿色的草药，不停地像牲口一样咀嚼着，所以几乎不怎么说话；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两个晒干的葫芦，一个里面装满了嘴里一直嚼着的那种草药，另一个装着一种看起来像粉笔灰的白色粉末，他们不时把一个小木棍放在嘴里打湿，再到粉末里蘸蘸，然后把小木棍放进腮帮子里面去，将粉末同嘴里的草药混合起来；他们非常频繁地做这种动作。我们对这种行为感到非常惊奇，却无法领会其中的秘密，也不知道他们嚼的是什么东西。 韦斯普西：《给皮埃尔.索德瑞尼的信》，1504年出版，1913年翻译于伦敦 与此同时，印加人本身也出现了问题：1493年，也就是教皇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就把他们的整个帝国送给了西班牙的那一年，托帕.印加.雅番库去世了。继位的是胡安诺科.加巴克，他继续入侵厄瓜多尔。形势看起来似乎一片大好，不过实际上他们已经来日不多了。不断有人报告说发现样子怪怪的外国人乘着巨大的木船像鲨鱼围着失事的船只一样绕着陆地转。印加人并不担心：像他们这么大的帝国是不会害怕偶尔出现的来访者的。印加人有这么多，这么几个外国人又能成什么气候呢？不幸的是，他们成了大气候。这片土地属于西班牙，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这么宣布。为了寻找金银，他们绕着海岸线航行，大把大把地攫取各种稀奇古怪又妙不可言的东西。无论到哪儿，他们都报告说印第安人是野蛮人，沉湎于各种粗野的行为习惯，根本算不上是人类。编年史把他们丑化得无以言状，这一点从一个小孩子对一家糖果店气喘吁吁絮絮叨叨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 印第安人吃人肉，他们鸡奸，他们射的箭上都抹了有毒的草药——而且——他们住在前面提到过的乌拉瓦海湾或是称为加勒巴纳往西的地方，那里的海岸都是悬崖，他们吃人，还是令人恶心的鸡奸犯—— 德奥维多，1526 很难再想出还有其他什么比食人族和鸡奸犯更吸引西班牙人的东西了，然而无论这种报道有多夸张（或者根本就是瞎编出来的），它对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新地主之间开始的关系都不是什么好兆头。他们作为亚人类，吃人的野蛮人这种印象在西班牙人的头脑里一直没有改变，因而西班牙人把这些报道当作绝佳的理由，可以对他们穷追不舍，或是至少对他们的灭绝不用放在心上。 此外，早期的探险家他们还有一个理由去生印第安人的气。鸡奸是任何称职的基督教神都不会原谅的罪恶。而且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早期的旅行家们还发现印第安人已经因此而受到了惩罚，染上了一直当时欧洲还不了解的疾病。无论这些西班牙的探险家到哪儿，这种病就马上传染给了他们：梅毒。西班牙人当然不喜欢染上这种极易传播，自己却又没有抵抗力的疾病，不过他们很快就实行了报复。这种报复的传染性其实要比印第安人所能对付的任何疾病的传染性要大得多的多。 病菌可能随着哥伦布的到达就来到了美洲，经过一定的时间才沿着南美大陆的北海岸蔓延开来，因为这些地区的部落各自迥然不同。也许是后来才达到这里。没有人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不过早期的报告中谈到有些印加人一次在哥伦比亚的红树林沼泽同叛军作战时遇到了一些西班牙人。双方迅速撤退，但是已经造成了伤害。等到发生新的瘟疫的消息传到奎托的赫伊纳.加巴克耳中，他忙着请示神谕的时候，已经有200，000印加人死去。 加巴克近两年的时间以来一直做着奇怪的梦。他的魔术师和医生都无法解释梦中的征兆。唯一知道的是，这些征兆表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在王国边远地区的星相家报告说看到奇怪的光和流星；还有谣传说印加王的宫殿也遭到了雷击。圣人们吓坏了，不敢告诉赫伊纳.加巴克这些情况，而是将这些解释为加巴克将要死亡的征兆——而且，更糟的是，是他这一血统毁灭的征兆。一次他游完泳出来感觉不舒服，他们就知道这只是迟早的事。他先是感冒，接着很快发起了烧，他知道自己有麻烦了。 是天花？还是麻疹？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弄明白。不管这到底是什么病，印第安人都对此没有天生的免疫力，所以成了一场大难。除了接下来的一百年里瘟疫一次次席卷美洲大陆，死伤无数，这里还面临着另一场危机：赫伊纳.加巴克死时没有指定两个儿子：赫斯卡和阿塔赫尔帕该由谁来继承王位，所以他一去世，两个儿子马上就翻了脸。两人各自驻扎军营，虎视眈眈地相互对峙。最后赫斯卡派了个使者去阿塔赫尔帕那儿去议和。阿塔赫尔帕剥了使者的皮做成一面鼓，并把这鼓作为回信送到赫斯卡那里。 现在形势真的开始麻烦了。五年的血战之后，阿塔赫尔帕刚刚占了上风，就有个人要露面了：弗朗西索.皮萨罗——一个不学无术的私生子，想要寻找更本就不存在的金山的自大狂。皮萨罗从西班牙国外查尔斯一世，就是常说的“神圣的罗马皇帝”查尔斯五世那里得到了特别许可，可以入侵秘鲁，条件是国王要获得所有获利的五分之一。金钱交易达成了，他便在1530年带着自己的小军队动身了。印加人就要见识见识西班牙人的外交了。 皮萨罗做了安排，在1532年十一月十五日同阿塔赫尔帕见面。印加人，最擅长外交的民族，并没有料到会有什么阴谋——尤其不会想到这一小群衣衫褴褛的旅行者会耍阴谋——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带着军队来了。大约有五千人。当他们到达会面的地点时，很吃惊的发现迎上前来的不是皮萨罗，而是孤零零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向阿塔赫尔帕呈上一本圣经，问他是不是结束基督为自己的救世主，查尔斯五世为国王。阿塔赫尔帕对此不感兴趣：他看不懂圣经，便将书扔到了地上。那个牧师马上跑回掩体，对着藏起来的西班牙人喊道：“冲啊，我赦免你们无罪！”西班牙人一开火，从来没有听到过枪声的印加人被吓得动弹不得。他们还被皮萨罗的人冲锋时骑的战马吓坏了，情急之下赶紧蜷缩在地上以免被砍死。168名衣衫褴褛的西班牙冒险家的枪林弹雨消灭了三千名印加人。他们还绑架了阿塔赫尔帕。作为回报，他们也有伤亡：皮萨罗的手不小心让自己人刺伤了。整个战事不过持续了半个小时。 皮萨罗现在小有权力。不光因为大部分的印加人害怕他，还因为他挟持了他们的国王作人质。他住在皇宫里，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估计，只要阿塔赫尔帕在他手里，自己就是安全的：由于担心他会杀了国王，没有人敢轻举妄动。但是这时阿塔赫尔帕的提议让他喜出望外。印加王非常清楚西班牙人要的是金子，所以阿塔赫尔帕答应给他们大量的金子，足以装满他现在被囚禁的这间屋子，以此作为赎金赎出自己。这比他们原先想的还要好。皮萨罗接受了；他早就知道这里的什么地方有一座金山。西班牙人严密地监视着，确切知道金银来自何处后便马上跟踪而至，偷走所有能找到的东西。 可是到了第二年的七月，屋子也差不多装满了，皮萨罗意识到必须对阿塔赫尔帕有个交待，可放了他可能不是个明智之举。他不但没有放了阿塔赫尔帕，反而在卡加码阿卡的广场上当众绞死了他。阿塔赫尔帕搜集来的满满一屋子用来赎买自己自由的印加无价之宝都被融化掉后直接送回了西班牙。这可是皮萨罗的伟大成就，他还十分得意自己下令毁灭了一座新建的首府城，雷耶斯城。它就是人们今天所了解的，以它所在的河流取的已经失真了的名字：利马。 大举进攻还在进行。牧师领导下的士兵充分利用了印加十分全面的道路系统，使得入侵军队对如此巨大的帝国的进攻变得相对简单多了。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进行大屠杀。帕布罗.约瑟.阿瑞亚加后来是这样描述传教士感化土著居民的标准开幕式的：“所有能点着的马上烧掉，其他的一概砸成碎片”。而此时的印加人失去了自己的头领，被身边的可怕的瘟疫和大量的死亡吓得不知所措，几乎没做什么抵抗。不过侵略者还是面临一个问题——该怎么处置活下来的这些人呢？皮萨罗正忙着瓜分他们的帝国好分给自己的同伙，他是不会关心这个问题的。他的牧师倒是真的很关心：是不是要把他们全都杀掉？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梵蒂冈。1537年六月九日，教皇保罗三世裁定这些野蛮人的确属于人类，不能冷血地一杀了之：他们必须改信基督教。还有： 我们决定——上述的印第安人以及基督徒未来将遇到的其他所有民族，即使他们与我们的信仰不同，我们不应该也没有权力剥夺他们的自由，或是剥夺他们所占有的领地，更严禁让他们沦为奴隶—— “严禁让他们沦为奴隶”这一部分给西班牙人制造了个难题。有一大堆的体力活要有人去干，要是印第安人不愿意干，那该叫谁干去？印第安人本来就不太乐意干这些活。西班牙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雇用印第安人当帮手，不给他们付那么多工资。或者干脆根本不给工资。当然，印第安人要是真的不识相，就必须得采取特别的措施了。 弗朗西丝索.皮萨罗的弟弟海尔纳多.皮萨罗就是许多乐意采取这类特别措施的人之一。他到丛林去了好几趟，带回了几百个“自愿”来干活的脚夫，他们都非常渴望为他干活，渴望到不得不把用链子套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锁在一起。要是一个人病了或是死在了路上（由于背的东西太重，分给每个人的食物又太少或是根本没有食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死了），不用砸开链子就能继续赶路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的头割下来。无可否认的是，白天赶完了路，夜晚倒不用拿链子把他们锁在一起，不过规矩就是规矩：他们脚上戴着枷锁睡觉。这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在六年的时间里总共只用了183个人，27匹马和100支火器就征服印加人。这可真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功绩——不过这同军事威力关系不大，多半靠的是运气。皮萨罗还没有到来之前，由北部而来的西班牙疾病就已经令大片大片的美洲本土人口荒芜。而且印加人才刚刚结束血淋淋的五年内战——这场战争最开始的起因是因为曼科.加巴克死于西班牙瘟疫。 人口消减得如此之快，等到西班牙士兵到达村子里的时候，许多村庄都已经没剩下几个人活着了。在未受瘟疫污染的地区，结果甚至更加令人吃惊：传教士和牧师刚好赶到那里，目睹印第安人就在自己眼前神秘地生病死去。如果需要的话，这就是证据，证明上帝是站在西班牙人这一边的。当然了，要是上帝站在你这边，你做什么都不为错。士兵们在村子里监督着成千上万起的屠杀和强奸，毫不怀疑自己夺去的这些生命毫无价值。面对这样令人惊人的伤亡，印加人一开始以为西班牙人是在用魔法杀死他们，然后使劲熬煮尸体，再用船把残骸运回西班牙用来制造某种邪恶的药品。最终，即便是出于这个目的，死亡的数目也实在太庞大了：印加人觉得，这么残暴的瘟疫证明神是站在西班牙人一边的，因为只有神才能够以这种近乎荒谬的规模赋予他们死亡。 情况的确达到了近乎荒谬的规模：秘鲁早期的一次人口普查确认，秘鲁人口从1548年的八百万下降到了1561年的一百万。整个南美大陆的情况都是如此。 但是西班牙人还是面临着一个问题。钱都到哪儿去了？金子呢？印第安人很听话，好啊，可是，要他们干什么呢？皮萨罗的同伙都得到了大片的土地，却不知道该拿这些土地怎么办。西班牙人到秘鲁是来找东西的——能让他们拿着去买，去卖，去利用的东西。可是等他们真的到了那儿，却找不到任何值得利用的东西。唯一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就是古柯了。所以他们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开始种植古柯——再把古柯叶子卖给印第安人——要抓紧时间。这就是印第安人真正关心的东西，让他们愿意干活（也能让他们愿意付钱）的东西。尽管评论家们直到今天还在争辩西班牙征服之前秘鲁的古柯使用量到底是多少，但是人人都同意一点：西班牙人一到，古柯的产量就直线上升了。这是唯一可以获利的产业，人人都想分一杯羹。正因如此，西班牙人在整个大陆大力培养人们嚼古柯的习惯。 皮萨罗回到西班牙向国王汇报的时候，满载着从所有可以带走的好东西，包括古柯。不过国王对古柯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金子——特别是他的那五分之一。尽管编年史上早就有书面记载，证明古柯有振奋精力的神奇功效，国内似乎还是没有人注意到它。古柯之所以成为所有南美植物中最迟受到欢迎的植物，是有几重原因的。首先，古柯叶子经过长途跋涉早已面目全非：只要有一点点潮，整船的货就都会变色，马上开始腐烂。其次，是因为嚼古柯是一种非常不体面的习惯——把古柯叶子和石灰放在一起嚼，这种行为怎么样都算不得体面。再次，当时的人很自然会对任何由环绕世界半路上碰上的一群野蛮人发明的习惯产生偏见。况且嚼古柯的习惯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养成的：150年后的一个西班牙人这样谈到他第一次品尝古柯的经历： 我刚把两片叶子放到嘴里，舌头似乎就变粗了，粗得嘴里都装不下它，还感觉火辣辣的，一阵阵刺痛——因为古柯碱的作用，我简直受不了了。他嘲笑我的窘态，递给我一小片面团状的东西，像块黑色的止咳糖，说这叫“糖”，我要是把它和古柯一块嚼，古柯那种令人难受的效果就会消失——我发誓从来没有尝过这么苦的东西，苦得我把所谓的糖和刚放在嘴里的古柯叶子都吐在了地上，要不是这些症状消失得快，我差不多会把五脏六腑都吐了出来。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印第安人称这种小小的止咳糖“里普塔”。 ——阿尔然：《波托西城的历史》，1674 人们对新产品还普遍存在一种怀疑：就在皮萨罗把古柯带回西班牙的五年前，教会差点下令禁止人们食用土豆，因为圣经里没有关于土豆的描述。也许西班牙人对古柯不感冒并不令人吃惊。这可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们真要是想投机发财，就应该忘记黄金国，对古柯申请专利，命他们的化学家研究古柯，分离出可卡因来，然后向欧洲的皇室大力推荐。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既然南美没有金子，他们只好凑合着找仅次于金子的东西。 最后他们找到了仅次于金子的好东西：银子。玻利维亚到处都是银子。西班牙人到来的一百年前，印加人就在波托西的山间发现了丰富的银矿，不过很快就停止了开采工作，因为波托西的群山轰轰隆隆地警告他们说这个地方不属于他们。尽管如此，西班牙征服后不久，山里的银矿就被再次发现，西班牙人开始了采掘活动。他们可赶上了大好的时机：波托西是世界上银储备最丰富的地方，银子就在那儿等着西班牙人去拾。一年之内一座城市拔地而起，有七千名印第安人在矿山干活，每个星期从土里凿下大约三吨重的银矿石。伴随着古柯历史这悲剧性的第一章，即将开始印第安人悲剧中令人哀伤的另一章节。 一开始印第安人还是很高兴的。银子很丰富，活也不十分辛苦，工资也还说得过去，还可以给自己留下一定数量的矿石。这可比这里的其他任何工作利润都高。他们还有技术：印加人发明了一种更好的方法来融化自己本土产的银子，比西班牙人的方法产量高。波托西的每一个人都迅速致富：从哥伦布到达的时间算起到1550年，矿山每年可以生产出七十吨的银子。历史学家帕德罗.西埃萨.德莱昂1549年亲眼看到了西班牙人国王的那五分之一份，每个星期估计都有大约价值三万到四万比索的银子。德国的探险家万.汉博德估计波托西最初七年里生产出了价值一亿两千七百万比索的银子。然而，随着矿层的发掘，矿山越挖越深，也越来越危险，印第安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到那儿去干活。波托西山也变得冰冷而不友善起来，矿山里黑暗，阴湿，十分的危险。没有古柯他们不愿意干活。 古柯对西班牙人来讲仍然还是个谜，不过他们还是明白了一点：把古柯卖给印第安人还是有钱可赚的。这是个关系重大的种植行业。只要还有辛苦的体力活要干——特别矿山的活——古柯就有市场。还有这样一种很大的可能性：随着矿山的挖掘，银子越来越难弄到——就需要费越多的劲来采掘，因此就需要越多的古柯。到1548年的时候，矿工们一年要消耗掉一百多万公斤的古柯，经济蓬勃发展起来，人人都发了财。拉巴斯城是在1549年作为把波托西的银子运送到海岸的路途上的一个停靠点而修建起来的，不过实际上这个城市大部分的财富是靠古柯赚来的，而虽然古柯交易进行的方向同银子行业刚好相反，却大大刺激了白银运往西班牙的过程。随着波托西的白银越来越少，印第安人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古柯才能采到银子，因此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繁荣起来。同时，印第安人从来没有用过硬通货，他们不信任西班牙货币，要求付给他们古柯（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冷战开始，当时的苏联利用这一点制造了各种麻烦）。因此，古柯不仅是个利润非常大的生意，现在还支撑着银矿和拉巴斯城。没过多久，它还支撑起了西班牙的国库。 就是在这个时候，教会决定禁止古柯。天主教认为，古柯代表着仅次于食人和鸡奸的一种最邪恶的威胁：它被用在异教徒的宗教仪式上，举行宗教集会之前人们嚼它，它还与所有各种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有联系。更糟糕的是，它似乎具有某种神奇的作用，可以赋予印第安人精力——具有这种作用的植物不正是撒旦窗口的花坛里剪下的枝条吗？最重要的是，任何妨碍印第安人全心全意接受基督教的异端邪说都是危险的，必须被连根铲除。 教会拉开阵势，决定对古柯表示反对，于是发起了一场关于古柯的辩论，这场辩论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最初的反对意见出现在1552年的利马第一参议会上，还伴随着有关萨满教的仪式和祭祀，宗教狂热，纵欲以及其他更糟糕的描述。人们向国王请愿，还进行了一些严肃的争论： 这种植物有关邪教崇拜，是恶魔的杰作，似乎只有通过恶魔的诡计才能获得力量；没有任何优点，只能缩短那些印第安人的寿命——他们好不容易才拖着毁坏了的身体逃离了森林——这种东西唯一的用途就是用来促进印第安人的迷信行为——每一个称职的法官都会断定它根本不具有任何真正的优点——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反对服用麻醉品的战役，同以后所有的反对服用麻醉品的战役一样，大家都争先恐后跑过去赶这个时髦。皇室甚至还做了个声明，证明国王认为古柯是“undelusiondeldemonio”（魔鬼的幻觉）。尽管如此，形形色色的古柯支持派的说客迅速令他认识到，古柯是秘鲁除了白银之外的第一大产业，没有古柯，没人愿到矿山去干活。于是他驳回了教会禁止古柯的要求。 这并没有阻止教会再做尝试。十五年后，利马的第二参议会直接要求禁止古柯生产。这一次他们又直陈古柯的各种危险：具有麻醉性，会带来恶魔的影响，是异教徒的东西。据说在“古柯勒”（古柯种植园）里干活的女人要么不育，要么生下的是畸形的怪物。显然，这一招显然不见效。西班牙贵族蒂耶格.德.郝布理称古柯为“一种魔鬼发明出来要彻底毁灭这些土著的植物”。这里非常巧合的是，这个“魔鬼”在西班牙人到来五千五百年以前就给这些土著提供了这种植物，可是西班牙人到达时亲眼看到的，只不过是他们刚刚开始自己的彻底毁灭的过程。郝布理并没有想到这些。 然而西班牙的神职人员以自己简单的方式为印第安人的切身利益着想。这时他们甚至注意到印第安人正在以惊人的数目死亡，其中一些人的确是因古柯而死。古柯种植园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下与在印加人的手中一样危险：那些生活在低地种植园的人非常容易生病。历史记载种植者会染上各种各样常见的疾病，尤其是黑热病，即“安第斯人病”，这种病会造成可怕的面部毁容，最终导致死亡。 由于有这么多的危险，到十六世纪中期的时候，西班牙人允许印第安人在“古柯勒”里一次只干上五个月的活。据估计，还没等这短短的规定时间过完，百分之四十的印第安人就会在那儿丢掉性命。安东尼奥.德.朱尼格给国王的信中说：“在种植这种植物的土著中每一年都会有许许多多陛下的臣民死去”。菲利普国王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早期的声明称古柯是“魔鬼的幻觉”，现在改为说“数不清的印第安人因为古柯生长地的酷热和疾病而死去。许多人因为从寒冷的气候跑到那里去而丢掉性命，其他的人生了病，身体非常虚弱，以至于永远无法康复。” 鉴于“古柯勒”里的死亡率太高，菲利普在此之前就下过命令，要求不得强迫那里的任何印第安人干活——但是这个规定根本没人理会。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在那里劳动，死在那里。他知道这些。那么这一次可以禁止古柯了？看起来很有可能，直到行政长官胡安.德.莫迪耶泽告诉他“上帝从来不做没有理由的事”——因此古柯是个好东西，因为没有古柯，印第安人就不愿到矿山里干活，白银生产就会停止。尤其是他的那五分之一份也要拿不到了。古柯生产的问题再一次触及它真正的本质：金钱。菲利普拒绝禁止古柯，不过下令进行进一步的改革，还委任了个新总督弗朗西索.德.托雷多去负责这些改革事宜。 托雷多想要制止这种剥削，就对印第安工人在古柯勒里停留的时间作了限制。这种姿态是正确的，可他接下来制订的一条规定则会带来可怕的后果。1573年他决定把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工业重新组织起来。托雷多认为要是能把印第安人方面的生产力提高上去，就能提高国王的那五分之一的利润，也就能让自己大大获得皇帝的宠信。但是怎么才能让印第安人多干活呢？他决定重新引进米塔税——传统的以劳役形式交纳的印加税。尽管不允许把印第安人当奴隶使，这个作法却名正言顺，因为它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谁的利益不猜也知道——当然不是为了印第安人的利益）。 他在1573年宣布，所有年龄在十八到五十岁之间的男子都必须每六年为西班牙政府工作。根据他在1570年下令进行的一次人口普查，有1，677，697个印第安人符合条件。他命令这些人站出来。托雷多的米塔税同印加的米塔税概念并不一样——这只不过是为西班牙帝国的利益组织廉价劳力的手段罢了。将之称为“米塔税”，是为了借印加帝国的光，让它有点连续性：意思是印加头领已经倒台了，西班牙头领天衣无缝地把它接收了过来。这样一来，西班牙就实实在在成为印加人合法的继承人：他们也懂得欣赏保护费的威力。 托雷多并非毫无人性。为了保证印第安人不被过分地剥削，他制订了一项特殊的条款：必须让他们工作一个星期，休息两个星期；付给他们合适的工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要过得去。他们从村子来干活要付给他们路费，只允许他们工作一定的时间。 不幸的是，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西班牙人实施的米塔税制度要比以前的印加人残酷得多，很快变成了一种制度化形式的奴隶制。分配给工人们的工作份额根本不可能完成，付给他们的工资也少得不能再少——工作份额还一直在提高，到了十八世纪，份额高到他们不得不把家里人拖来帮忙。与此同时，分给他们种庄稼的土地也被偷走了，他们不得不支付高得近乎勒索的费用来购买食物和住所，结果他们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就只有债务了。 印第安人每六年只需工作一年的规定本来是要保证他们的工作量不至于太沉重，但是实际上这个规定只不过促使他们的老板逼他们干更重的活。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耗尽工人所有的力气，因为下一批新的工人年底就会来到。试图逃跑的印第安人抓住后要遭受鞭笞。尽管托雷多规定征收米塔税只是暂时的措施，米塔税直到250年以后的西门.波利瓦的时候还是一直没有停止实施。到那时它会造成数千人——也许是数百万人——印第安人的死亡，他们为了一个遥远得无法想象的帝国而一直干到死去。即便是普通的西班牙人也认识到这种作法的不公平性： 付工资的作法还不如根本不给工资，把他们放在家里当打了烙印的奴隶；因为奴隶主还会给自己的奴隶饭吃，给他们衣服穿，病了还会给他们治。然而他们让印第安人像奴隶一样干活，却没有给他们食物和衣服，生了病也不管他们；因为给他们的玉米不够填饱肚子，发的工资也不够买衣遮体。 弗里普.郭曼—波马.德.阿雅拉，选自《征服印加》，约翰.海明，1970 尽管印第安人并不欣赏米塔税，可是它还是效果非凡，波托西的白银产量直线上升。到1577年的时候城里有大约两千西班牙人，监督两万多印第安矿工干活，到十七世纪早期时波托西成为美洲最大的城市——很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从1556年到1780年，由于米塔税的作用，印第安工人从地里挖出了大约21，500吨的白银运回到西班牙。到十八世纪初，法国人也行动起来，派出大型帆船满载着欧洲的奢侈品开往新世界，来交换著名的波托西白银。古柯也开始支撑起了法国的国库。 米塔税在经济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没有古柯，它根本就行不通。嚼着古柯，印第安人可以干更重的活，需要的食物却更少，这对矿主而言就意味着更多的金钱——对国王而言也意味着更多的金钱。很多情况下，印第安人没有古柯干脆就不愿干活。这种情况并没有阻止利马的第三参议会再次试图禁止古柯。不过却成功地阻止了国王认同参议会的作法。这也不是第一次。尽管教会公开对古柯表示敌意，却最终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自己屡试屡败的结果，不再阻止对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叶子进行的交易，因为它自己也上了工资花名册：对古柯征收百分之十的税——由印第安人购买古柯时支付，这些钱最终很快装进了主教们的腰包。既然现在教会也分到了一杯羹，就很乐意从另一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了，于是便忙着考虑诸如印第安人在复活节斋戒期间嚼古柯来抑制饥饿感是不是非常大的罪恶（不，不是“非常大的罪恶”而是“可宽恕的罪过”），和该怎么看待那些在做弥撒之前大吃巧克力的人之类的比较紧迫的问题。金钱上的细节敲定了之后就可以像平常一样作生意了：矿主对自己提高了的白银产量很满意，教会对自己的百分之十也很满意——这一点在1609年就有人意味深长地指了出来： 古柯对劳工的巨大用途和功效展现了出来：因为吃古柯的印第安人变得更加强壮更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他们常常有了古柯就十分满足，可以整天干活而不吃东西——古柯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库兹克天主教教会里的主教，教士和其他牧师的收入都来自从古柯叶子上征收的什一税，许多西班牙人都发了财，还将继续在古柯贸易中获利。 瓦勒拉，1609 大约在托雷多征收米塔税的时期，又有了另一项发现，可以进一步提高了白银的产量，同时会大大提高古柯的需求量和印第安人的死亡人数：在秘鲁的华卡维利卡发现了水银矿。自从1571年以来，人们发现了一种效率更高的精炼白银的新技术，用的就是水银——这种技术可以保证从同等数量的矿石里提炼出更多的白银来。 因此巨大水银储备的发现对西班牙人而言可是个大好的消息。对印第安人而言可就没那么理想了。事实上印加人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在此发现了水银，并设法进行了开采。可是虽然人人都知道水银色泽美丽，形态灵活多变，却没有人发现它能有什么用途。还有，当在矿里干活的人一个个开始死去的时候（水银含有致癌物质），印加人便命令把矿山的通道封死，禁止任何人在公共场合提到水银。这样便在一百年之内把水银从印第安人的头脑里完全抹掉了——甚至连个词都没有留下。 直到西班牙人找到水银。托雷多听到华卡维利卡的消息后简直欣喜若狂，米塔税马上运用到了这项开采工程中来。 随着开采过程的继续进行，西班牙人开始注意到矿工一个一个接连死去。这毫不奇怪：波托西的情况极度恶劣。在发现水银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矿山的通道就深到矿工不得不垂直下降三百米才能到达矿层。没有灯，没有通风设备，常常发生塌方。矿工在低下摸索着前进，只有拇指上绑着的一个小蜡烛照路（他们还被迫自己掏买蜡烛的钱）。矿工常常在一周开始的时候下到矿层里去，心里很清楚，只有到换班的时候——在一周结束的时候——才能出得去。 危险的不仅仅是采矿。一旦矿山采出运到地面，就得打碎研成粉尘状，好用来提取白银。这个过程导致许多工人变成了残废。粉尘充斥了肺部，他们便得了硅肺病，这种情况一遇到营养不良，常常会致人死命。在华卡维利卡，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粉尘本身——他们要提取的就是这种矿物质——有毒。水银矿石危险到运送矿石到地面的骡子都活不过一年。情况很快变得非常清楚，在水银矿服米塔役就等于判了死刑——仅有的几个度过了采矿时期活着出来的人再也不能干其他任何活，也永远无法康复。因为矿工们开始死去，所以需要更多的矿工。再次起草的米塔税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最初的服米塔役的年龄限制取消了。活越来越多——要开采的矿层越来越多，活也越来越辛苦——干活的人越来越少，因而服役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 古柯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矿工们因为营养不良，无人照看，往往购买古柯，因为在地下，古柯要比那些从矿主手中买到的昂贵又没有营养的食物能更好地支撑他们，还因为古柯可以麻木他们，让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疼痛和不幸。西班牙人现在已经十分了解古柯的功效，把古柯卷高价卖给工人，让他们脚不沾地地工作四十八个小时才换班。德里昂这样评价古柯贸易的价值： 古柯在秘鲁是如此地受到重视，在1548，1549，1550和1551四年间，除了这种香料外，人们从来没有在树上采摘过根茎或是其他任何东西，因为它是如此地受人尊重。那些年里，他们很重视从库兹克，拉巴斯和布拉塔分得的八万美元，这些钱或多或少都是由古柯而来。人们把古柯带到波托西的矿山里去卖，这种植物的种植和叶子的采摘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结果古柯现在都没有以前那么值钱了，不过它永远也不会变得没有价值。西班牙有些人靠生产古柯，在印第安市场上拿古柯交换其他东西，卖出再卖出而发财致富。 《帕德罗.西亚兹.德里昂的十七年之旅：穿越神秘的秘鲁王国》，（第九十六卷），1553 古柯使得他们对这个民族的奴役更加方便。人们对死亡人数的估计各不相同。有一种说法是，从1560到1620年间，波托西的采矿业和水银炼银业每年都会夺去了一万个印第安人的生命。许多人认为这个数字太高，不过这似乎有统计数字支持：1683年的人口普查确定印第安人的可劳动人口在仅仅十年的时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五。米塔税的适用范围扩大了，两次服米塔役之间的间隔时间缩短了，从六年缩短到了一年。 何赛.德.阿克斯达神父曾经陪伴托雷多穿越美洲大陆去参观波托西城，他在给西班牙国王本人的信中写到：“许多人相信，剩余的印第安人不久都会灭亡”。多米尼亚的历史学家赫瑞格.德.罗埃萨这样写到：“我必须建议信奉天主教的陛下，可怜的印第安人正在被榨干，正在灭亡。一半的人已经消失，要是不对这种情况加以补救的话，八年之内所有的一切都会结束。” 他们的话并没有多大帮助。米塔税在波托西还要再继续两百五十年。 第2章 德·加希耶疯了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碰上某个人，不知怎么地，他还没开口说话，你就知道大家会成为朋友？书也是这样。有些书，你看见有人在公共汽车上或是书店里或是图书馆里读，知道就是这本——就在那儿——就是你这一刻应该读着的那本书。不是你应该读的这一本，而是你必须得读的这一本。这种书，你在书店走过他们身边，他们会拍拍你的肩膀，你扫了他们一眼，就发现自己在琢磨，是不是很有意思啊？你不由自主就把他们买回家，好看看他们到底想要给你讲些什么，而从你刚一开始读的那一瞬间，他们就紧紧抓住你的衣领再也不松开。就是那些你刚一读完马上就开始读第二遍的书。就是那些你希望能细细品味却无论如何总是一口气读完的书。就是那些你圣诞节时买上了一大堆，送给所有认识的人，或是借给大学时期的老朋友，尽管你知道他只会飞快地扫一眼，然后仍给小狗磨上一个月的牙，等到你再要回来的时候，封底已经掉了下来，封面也被撕没了，从38页到46页也都不见了的那种书。就是那些让你接触到某种真正的知识的书。就是那些你拥有的书。就是那些拥有你的书。 威廉.戈尔登.莫尔提默的《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却不是这样的一本书。 相反，莫尔提默恰恰背道而驰。一开始你把它拿起来，马上就被吸引住了，可是只一会儿功夫，你就开始感觉不舒服，希望自己根本没有开始读才好——就像正看着恐怖电影，你忽然意识到这电影真是太吓人了，或是像坐上过山车到了山顶，车锵的一声向前翻倾，尽管这时知道自己绝对是毫无办法，你还是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可怕的错误，实在是非常想现在就下车。 莫尔提默总对你干些奇怪的事。他一会儿给你大讲《埃达》里的合声以及古柯糖的改进；一会儿你会发现自己一头扎在大英图书馆的书桌上，完全不知东南西北——不知道你在哪儿，到过什么地方，去了多久。尽管你笨重地起身去喝了杯咖啡，吃了块蛋糕后最终恢复了神志，它又让你脑子转了起来。其他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是的。图书馆里足足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有足足百分之五十的时间在自言自语：你可以在咖啡馆看到他们，一个人坐在那儿，双唇紧闭，争论某个中世纪的哲学论文或是别的什么东西的时候眉毛会上下飞舞，疯了似的汪汪叫，每一个人都那样。 一旦你在这个图书馆呆的时间足够长，脑子里就会想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也许在里面呆得时间太长会让所有人都变得有点异想天开。也许大英图书馆是建在古老的印第安人的坟地上的（这也许可以解释这里的钟为什么走得那么慢）。我给自己讲这些，可并不真相信。不过暗地里，我心里明白怎么回事。我小口小口品着茶，心里很清楚。莫尔提默正在搅乱我的脑子。 所以我坐在图书馆里，盯着房间里所有那些有幸不必读莫尔提默的读者看，最终我把注意力集中到坐在2242号座位上的一个长着褐色眼睛的年轻姑娘身上。我很好奇她是谁。想知道她在看什么。想到我的前女友，她一个星期前告诉我说，她觉得我应该知道她已经开始和别人约会了：和某个撑起斯托克城，会弹吉他，会给她买花，赚比我的工资高百万亿倍的钱，不会在公共场合自言自语地瞎逛的某个编电脑程序的小丑约会。好个宝贝蛋子。她想知道我是不是也在和别人约会。我使劲想找句合适的不冷不热的话来回答她，可是什么也想不起来：我不光没有和别人约会，五个月来我几乎没有和另外一个人类说过话。我差点和她谈起2242号座位上的姑娘，不过我估计这即便是对我来说也有点太可悲了。那书写得怎么样了?她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动身去哥伦比亚采访毒品大亨？我看着自己的脚，嘴里嘟囔着头骨环钻术。 这个过程我在出版商那里已经经历过了一次。我当时也是感觉自己像个傻瓜。其实情况是这样的：我已经在我的可卡因故事里钻了五个月，似乎并没有同贩毒集团或是反政府武装更接近点。可卡因的魔力都到那儿去了？这些麻醉品又都去那儿了？印加人，考古学家，哥伦布——这些都比我预计的要冗长得多。所以，在完全不知道任何事情的情况下，我傻呆呆地走回到座位上，等着2242号座位上的姑娘喝完咖啡回来，再呆呆地盯上她一下午。这就是读莫尔提默的书的好处。让你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还是你的道德。 没过多久，西班牙征服者和历史学家开始出现在书页里，毫无保留地向你揭示他们的秘密。这些资料给我开辟了一条从古柯到可卡因的逃生之路，因为只有古柯的证据充分，才会有人真正注意你的书，仔细地读你写的东西。 帕德罗.西亚兹.德里昂是西班牙人，出生在十六世纪早期，十四岁时就动身去往新世界赚大钱。他一到了那儿，就在臭名昭著的希博斯迪安.德.贝拉尔卡扎手下服务。这个人对待印第安人非常残暴，以至于他自己的手下对他处以私刑，还把他的尸体分给印第安人吃，因为“他用石弓和恶狗杀死了许多印第安人。上帝允许在一个地方对他判以死刑，并以印第安人的肚子作为他的坟墓”。德里昂于1541年他22岁的时候开始写作，他的巨著《帕德罗.西亚兹.德里昂穿越神秘秘鲁王国的十七年之旅》的第一卷在十二年后写成。书中记载着有关各种各样的奇妙的农产品的消息，其中包括土豆，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古柯的消息。 在我到过的所有印第安地区，我都发现一点：印第安人很喜欢把草药或是植物根茎放在嘴里——卡里城和波帕雅城所属的大部分村子里的居民到哪儿嘴里都总是含着小古柯叶子，叶子里还放上一种混合物，这东西装在他们随身带的葫芦里面，是用某种像泥土一样的石灰石做成的。整个秘鲁的印第安人嘴里都一直含着这种古柯，从早上起来到晚上躺下睡觉都不拿出来。我曾经问一些印第安人，为什么老是在嘴里含着这些叶子（他们并不吃去，而只是含在牙齿之间），他们回答说这样可以让自己感觉不到饥饿，还会感觉到精力十分充沛。我的确相信古柯有一些这种功效，尽管这个习俗也许只适合这些印第安人一样的人。 《帕德罗.西亚兹.德里昂穿越神秘秘鲁王国的十七年之旅》，第九十六卷，1553 下一个出现的是奥格斯丁.德扎拉特，他是秘鲁第一任总督的皇家审计员，1555年写有一本经典之作：《新奇愉快的秘鲁发现史》，书中提到人们对古柯比对金银还要尊重，但是实际上没有给我提供什么新的信息。他的同事桑迪兰却给我带来了转机：他的书写在扎拉特之后八年，显然他当时就在当地陪着教会的权贵——这些人正准备禁止古柯——因此第一次出版了对这种草药比较全面的描述： 在这个王国（秘鲁）里有还有另一种可以从中获利的财富，也是各种方式中最糟糕的，对印第安人的危害也最大，这就是古柯，一种像“祖查玛”的草药。印第安人无论是干活还是走路还是做其他任何事情，嘴里都含着它，这也是他们最古老的习惯，甚至在印加人征服他们之前就开始了——由于古柯对他们而言非常珍贵，因为那种想象，在西班牙人进入这片土地后他们所有人都开始使用古柯——这已经并现在还在继续夺去无数个印第安人的性命。 桑迪兰，1563 无论是持反对意见还是支持意见，对早期使用古柯的大多数报道都非常相似，描述这种叶子的模样以及印第安人是怎样看起来像牲口一样在嘴里含着古柯叶子；给用来辅助咀嚼过程的石灰末起各种各样的名字，讲述印第安人相信古柯可以给使用者带来精力。但是莫尔提默让我特别注意到一则叙述：尼克拉丝.摩纳兹的叙述。摩纳兹是个西班牙医生，以报告从新世界来的产品为己任，这些产品要么是非常稀奇古怪（例如犰狳），要么可以用作药物。由于住在西维尔，他能够保证得到所有新到物资的消息，因而在1577年出版了标题为《来自新世界的快乐消息》的文集。摩纳兹早在四百年前就对古柯的种植进行了第一次非常详细的描述，常常被引证为是第一次从植物学的角度谈到古柯。幸运的是图书馆里有一本1596年的译本。我在第三本书上找到了古柯，标题可真干脆：记录从我们的东印第安地区带来的，的确用作医药用途的东西的医药历史的第三部分——这里记载了许多具有伟大秘密和优点的药物。显然古柯在这一点上小有名气，因为摩纳兹开篇就谈到他对古柯早有耳闻，一直想搞到一点。可是他还会说些什么呢？ 印第安人对古柯的是使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有很多用途，出门旅行时用它，在家时可以用它来满足需要，他们这样用它：取来扇贝或是牡蛎的壳放在火上烧，再研碎，烧了之后的残渣像是石灰，非常小的粉末状，他们拿来古柯叶子，放在嘴里嚼，一面使劲嚼，一面拿贝壳制成的粉末混在叶子里，他们多用些叶子少用些粉末做成面团，用这个面团做成小圆球，把圆球放着晾干，他们用时，拿一个小球放在嘴里，嚼它：把小球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尽量吸里面的汁液，吸完了，就再拿一个放在嘴里，就这样，所有的时间都在嚼小球，在路上旅行的时候就这样，尤其是路上没有肉吃，或是水不够的时候。因为嚼这种小球可以让他们感觉不到饥饿和干渴，他们说他们的确获得了物质，就好像的确吃过饭一样。另外一些时候他们用它是为了找乐子，即便不在路上干活，他们还是爱嚼古柯，把古柯卷放在嘴里，从一边转到另一边，直到里面一点水分也没有了，然后再嚼一个。 《快乐消息》，摩纳兹，1577 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把它视为经典文本来引用，它只不过在重复别人已经说了八十多年的东西。他的拼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他怎么能拼出“获得”这个词，却不会用“他们”呢？我的拼写检查软件简直要爆炸了。他和那些故弄玄虚的连锁旅馆似的，几乎每一个词的结尾都要加上个“e”。让人感觉十分做作。我提醒自己说，他写的要是真的那也许就不能说是“做作”，所以硬着头皮往下看。一般说来，下面的内容变得有趣了些，因为他们不光开始问古柯是什么，还谈到它有什么功效，这种功效是不是确有其事。对古柯能够恢复人的精力的作用是否只是人们的错觉的争论将还要风行三百年。也许这种古怪的习惯真的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阿克斯达（1590）清楚地认为它有不寻常的地方： 他们说古柯赋予他们勇气，令他们感觉非常愉快。许多人板着脸说这是迷信，不过是人们的想象而已。就我而言，说实话，我不会劝自己说这只是想象而已，相反，我认为古柯确有其效，可以给印第安人带来力量和勇气，使得他们可以几天不吃肉，只要有一小把古柯就行了，或是具有其他类似的功效。 《印第安地区的自然史和道德史》，1590 阿克斯达的有趣之处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位愿意公开说古柯确有其效的高级官员，还在于他愿意像耶稣会会士那样去做。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神职人员的说法是，古柯是“魔鬼的幻觉”。二十六年后，基督教的宗教裁判所勉强放过了秘鲁，却抓住了墨西哥，对印第安土著服用麻醉剂的作法非常注意，发表了表示反对的声明。然而阿克斯达明确表示支持古柯；也许他几次去波托西矿山的经历让他对此深信不疑。不过他也并非永远正确。就在同一章节，他提到一种卑劣的秘鲁饮料，非常受当地人青睐，可是它“令人讨厌——有一种尝起来令人很不舒服的泡沫——”。这种令人讨厌的饮料正是热巧克力，当时正一路飞奔来到欧洲。 尽管古柯获得了一些推崇者，古老的关于古柯的迷信还是没有消失，而且恰恰在教会最盛行。在教会开始向古柯征税后过了一百年之后，我们还是找到有关它邪恶的影响的报道，也正是由于这些报道被后来的评论家盲目地引用，才使得视嚼古柯为危险的容易上瘾的习惯的荒诞说法——这种说法直到今天都没有消失——广为流传。 我想要宣布，秘鲁在所有这许多的幸福之中，不幸拥有古柯这种植物（被那些恶魔的臣子用来犯下滔天罪恶，做尽邪恶坏事），真是不幸，真是极大的罪恶——无数瘾君子的迷途都是因为把古柯放进了嘴里（它不能吃也不能喝）——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很快变成了乞丐，讨来的所有的施舍都只用在了维持这种恶魔般的罪行上。 我们的主人国王能不能下令，无论在什么地方找到这种害人的植物，都要把它连根拔起，甚至连有关它的记忆都不许保留？要是能从这片领土上根除掉它，会带来极大的好处：将令恶魔丧失他收获的大批的灵魂，帮上帝一个大忙，无数的男人和女人都不会死去（我说的是西班牙人，因为古柯对印第安人不会造成任何害处）。 阿尔赞，1674 西班牙的评论家和牧师在讨论古柯有关的好处时，另一群思想家开始关心起一个更加紧急的问题来：古柯到底是什么？植物学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分类学也即将出现。古柯应该处于哪个位置？莫尔提默告诉我，第一次尝试给古柯分类的是在布鲁克尼提斯。我不知道“在布鲁克尼提斯”是什么意思，不过很快就找到了：里奥纳迪.布鲁克尼提斯，十七世纪的植物学巨著《植物图解》的编撰者。尽管图书馆里有这本书最近的译本或是再版的机会微乎其微，我还是在图书馆的电脑查询栏中打上了“布鲁克尼提斯”，结果马上出来了：有1692年的第一版。你不得不佩服大英图书馆：它的确是花了太多钱太多时间才建起来，它该死的大钟也走得很慢——不过里面的确藏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书籍。《植物图解》真正拿到后，我找到了那一页，是这么写的： CocaPeruianaHernandezapudRecc.302.ArbustaproNuminibushabita,Mamacocaevocata(hocest)MatresCoca1DeaeCocaeNierembergfol2304-tab339. 《植物图解》，1692 布鲁克尼提斯到达在讲些什么？我又反复读了几遍，还是没有变得更聪明点。唯一能猜出的就是结尾的（fol2304-tab339）可能指的是张图解。我飞快地轻轻翻动书页，直到找到fol2304-tab339，即304页的339号标签，里面画着十一种不同的植物。哪一个是古柯？它们在我看来都一个模样。也许哪一个都不是。为了以防万一我把图片影印了下来。后来一个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人给我破译了这段文字，说这种植物在秘鲁叫作“妈妈古柯”，它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古柯。我找到了半个名字。我找到了“古柯”。如果莫尔提默所言不虚的话，那么第一次把古柯在植物学上归为“高卡”属是在六十年之后，在帕瑞克.布朗恩1756年编撰的植物学文选《牙买加的自然历史》一书中。古柯1756年在牙买加干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再一次，屏幕上出现了我要找的这本书：“书架号X2194765，属珍本。借阅请按F4”。我又回到了珍本阅览室。 布朗恩的《牙买加的自然历史》最后来到时，已经破得不成样子：它是放在盒子里拿来的。不过这么说对它有点不公平：《牙买加的自然历史》是像尸体放在棺材里一样放在盒子里送来的。盒子很大——大约有百科全书两倍大小——重得让人生疑，图书馆理员取下它的时候砸在了自己的身上。“我刚刚把你的盒子砸在了我自己身上”，他一边把盒子从柜台上推过来，一边面无表情地对我说。 我向他说了声抱歉，把它抱在怀里搬到了我的桌边。一打开盒子，我发现它可能原本就是个棺材：里面的书碎成一片片，书脊也破了，封皮呈粉末状，我一碰，手指头上就留下了红色的污迹。这本书已经苟延残喘了很长时间，历经很长很长时间地慢慢地死。还有一种老年人家里才有的强烈的臭味。 《牙买加的自然历史》有五百多页，一点五英寸厚，完全成了碎片。书里有很多牙买加植物的图片，还有一只大死蜘蛛，可把我吓了一大跳。和布鲁克尼提斯不同——他的书虽然要古老得多，可是曾经做过修复——《牙买加的自然历史》可真的看得出它的年纪来。它太古老了：它出版的时候乔治二世还在作国王，美国的独立战争还在二十年之后。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时候《牙买加的自然历史》在大英图书馆的书库里就已经呆了差不多六十年。 书里有索引，可是既不是按数字顺序也不是按字母顺序排列。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我的那一页（第278页——可也没多大用，因为书上没标页码），找到了我要的那点东西： 高卡1：红木，或硬木，叶片椭圆形 这是一种植株很小，但很美丽的树：叶片呈椭圆形，背面有两条纵向的细长叶脉，这两条叶脉构成叶片合拢起来时所能露出来的部分的最大范围。花聚集成小簇生长，密密麻麻长在枝条上。树皮内层呈肉色；材质呈棕红色。被认为是极好的木材，因为树的大小很合适，高度很少超过十六或十八英尺高，直径很少超过五到六英寸。 《牙买加的国内史和自然史》布朗恩，1756 这听起来可不太像古柯，尤其是“十八到二十英尺高”那部分。脚注上说见插图38的图二，看上去是有一丁点像古柯叶子，不过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这根本不是古柯：这是对属于高卡属的任何植物的第一次分类。无可否认，它对“高卡”这个名字（从字面上理解是“红色的根”）的来历还是给了我一点启示，可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对我有用的东西。莫尔提默搞了个恶作剧，我上当了。其间图书馆理员很生我的气，我手上沾满了红色的污迹，我身上还发出一股老年人家里的臭味。我合上了书，很想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读过这本书。也许一个也没有。慢着，也许有一个——我愿意他是莫尔提默，他到伦敦来搞研究，在我之前拿过这本书。也许他也和我一样仔细——他到的时候这本书也已经有150岁了。也许那时就得对它小心翼翼。也许那时它已经装在了盒子里。也许它已经发出老年人家里味道。也许那个蜘蛛就是他放在里面的。也许是莫尔提默弄坏了书脊。这个混蛋。 事实是，其实到十八世纪的时候还没有从植物学上对高卡古柯进行分类，这表明尽管旧世界知道古柯和它的作用，却对它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了解。这是因为西班牙声称南美洲是自己的殖民地后，就宣布不允许非西班牙的民族进入这里。其他欧洲人只能从书上了解新世界的各种奇迹；还有许多意义重大的书被列为保密书籍。 可是西班牙并没有费心派科学家去新世界考察。虽然决定自己不去讨麻烦搞什么科学考察，他们还是要等到两百年后才同意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到南美大陆上去，还只能在他们严密的监视下进行。获得他们许可的这次考察活动——即将把古柯带到旧世界去的考察活动——然而与植物学考察无关。它可不是要收集一些植物而已，而是有更高的目标。这次的旅行旨在测量地球的形状。 一段时间以来，人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还存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地球是浑圆的吗？这个问题对很多诸如航海之类的实际问题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要是地球不是浑圆的，那么一个纬度的距离就会根据你在地球上的地点不同而发生变化。这种不确定性会令航海家非常急躁：一度也许就意味着能发现一个新的岛屿，和发现不了它之间的差别——或是意味着是驾着船穿越一片风平浪静的海面，和把船一头撞在山上之间的区别。 1734年十二月，法兰西学院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要派两只探险队到地球上不同的地区去——一个去赤道，一个去拉普兰（尽量接近南极的地方）——去测量一个纬度的距离有多长。两个队回来后，把他们测得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过还有几个问题没解决。第一个就是法国人在赤道地区没有占据任何领土。这第一支探险队到哪儿去找一块平坦的，地形不那么复杂的，而且还比较安全的地方来测量？理想的地点就是厄瓜多尔的奎托，可是奎托自发现后就一直不对外国人开放。研究院于是向西班牙国王发出请求，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他们很快就获得了许可，测量工作要花多少时间就可以在秘鲁呆多久。现在这第二个问题就变得格外紧迫了：谁有能力来领导这样一只探险队？ 自告奋勇的当然不乏其人。当法国公众知道本国的科学家要第一次拜访南美大陆的时候，人人都想去。排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少年老成的年轻数学家，名字叫查尔斯.玛利亚.德.拉.康德曼。他是个神童，29岁的时候就进入了法国科学院。伏尔泰和他很熟，说他具有“强烈的好奇心”。 这两个人是在一次晚宴上认识的。法国的国家审计大臣想要通过博彩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于是举行了这次晚宴，他们两人刚好坐在一起。康德曼是位才华横溢的统计学家，他在餐巾上草草演算了一下就知道抽奖的组织者印的彩票数量不足。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伏尔泰，并解释说谁要是把所有的彩票都买下来，就一定能赚上一大笔。伏尔泰——大概是因为多喝了几大杯的仙迪酒——决定试一试，最后结束晚宴时赚了五十万法郎。这次的事情加固了他们的友谊，每当康德曼需要帮助的时候，伏尔泰就肯定会为他打通关系。所以当出现一个真正的肥差的时候（例如带领一支探险队到赤道上去测量一个纬度的距离），伏尔泰特地私下里去见国王，并向国王提到他知道干这个工作的理想人选，这并不完全是巧合。由于采取了这一步骤，再加上自己本身就很富有的康德曼又从自己兜里掏出了十万里弗投入到这次考察中来，他成功地得到了这个工作。 北部的探险队必须得等到夏天才能动身，到赤道去的这一组则在1735年的春天出发了。康德曼召集了最棒的一组科学家来协助自己，包括一位天文学家，一位数学家，一位植物学家，还有一个表匠。陪同他们上路的还有两个年轻的西班牙海军军官，他们的任务是要确保这些人不是来搜集情报以便将来入侵南美的法国间谍。一班人马在1734年的十一月到达南美，他们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上新世界土地的科学探险队。 这是个不祥的时刻：它开始了一项即将持续大约45年，只有当所有的参加者都死去的时候才会真正结束的使命。这是一项将把古柯引向科学的使命。康德曼在自己的书中叙述了这项使命的历史，书的名字叫《南美洲内陆地区游记精选》，这本书的第一版就安放在大英图书馆里。写得很不错。你应该读读。真的。要是你有兴趣，它就在978.K.31那儿。 他们刚一到南美就分开了。康德曼独自步行前往奎托；其他人宁可坐船去。也许他们应该再考虑考虑，因为整个旅行所作的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康德曼在他史诗般的步行途中作出的：他在“卡欧丘”树中发现了一种有弹性的粘粘的物质，好像可以用作任何用途。他毫不迟疑地亲自用这东西给他的科学器材做了套防水服，由于对这东西的表现很满意，于是采取了一份卡欧丘树的树脂样品。他对这种神奇的，富有弹性的物质开始产生了兴趣。 几年后，约瑟夫.普瑞斯特勒注意到康德曼的一块口香糖可以用来擦掉铅笔写的字，就给这东西起名字叫作“笔擦”（即橡皮）。尽管卡欧丘树（“哭泣的树”）的树脂以前就有人注意过，可是是由于康德曼的描述才激起了公众对它的兴趣——打开世界橡胶市场的功劳也应归功于他。他还偶然拾到一些含有当地人称为“布拉提诺”的矿石的岩石。出于好奇，他把这些石头带回法国，惊奇地成为了白金的发现者。 真正的测量工作开始于1735年的中期，即将继续八年时间。然而就在1739年，探险队得知一个毁灭性的消息：前往拉普兰的人马——比他们去的地方要近得多——完成了测量工作，已经安全返回法国。他们的测量非常地充分，没有赤道上的测量结果也能证明地球的形状。大家都感到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自己远离家园，在丛林里生活了四年，考察得到的结果竟然毫无价值。祸不单行的是，队里的一个成员死于疟疾，而测量结果无用的消息传来后，队里的医生偏偏又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打死了。 探险队于是藏身在一所修道院里。此时事情似乎已经糟糕到了不能再糟的时候，祸事再次发生。队里的植物学家，约瑟夫.德.加希耶——法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家族的一员——一直在搜集保存各种南美本土植物标本，想要带回国进行研究分类。他把这些标本都交给一个佣人保管。他五年来搜集到了许许多多的新物种，并荣幸地给所有这些植物都起了名字。他很有可能会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植物学家而被载入史册。可是在探险队藏匿在修道院的时候，这个佣人把所有搜集的标本都丢掉了。一听到这个消息，加希耶就疯了。 1743年他们的工作终于完成了，可是情况继续恶化。数学家决定不回法国了，在利马大学找了个工作。他的堂兄娶了个十三岁的当地小姑娘。表匠也已经结婚，决定留下来。队里还有一个成员也疯了。制图员搭脚手架时架子倒下来把他砸死了。医生当然早就死了，而加希耶还在什么地方围绕着赞努西行星转。 到了三月份，他们离开法国已经八年了——康德曼决定现在该是暂时停止考察的时候了。由于他是队里唯一一个既没有疯也没有变成当地人的幸存者，他只好独自踏上旅途，路上航行驶过整个亚马逊河。他于1745年二月回到家时疲惫不堪，身无分文。各种各样的热带疾病和旅行中的严酷经历让他部分失聪，一条腿也瘸了。尽管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四十位永久院士之一，他也永远无法恢复昔日的活力。他这样写到：“至于我，摩.拉.康德曼，您把我当作半个人就行了。” 这是个令人悲伤的故事。但是还比不上植物学家加希耶的故事悲惨。历史上说约瑟夫.德.加希耶再也没有从失去所有搜集的标本的打击之中恢复过来。他搜集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历史这样说，只是因为康德曼回来后是这样写的。真实的情况更加离奇。 测量工作完成后，加希耶想要同康德曼一起回巴黎，可是康德曼坚持要沿着亚马逊河走，这条路线漫长而又昂贵，加希耶没有这么多钱，当时又发着高烧，于是，不知道是不愿意还是没有能力借钱给他，康德曼一个人动身回家了。加希耶起身前往利马解决自己的资金问题。 办完这件事情后，他还是忍不住进行几项自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他对金鸡纳树（奎宁的来源）特别感兴趣，于是就折回到康德曼丢下他一个人走的旅途，一路边观察边沿路采集样本。就在这次艰苦的长途跋涉中，他对橡胶进行了意义重大的研究。可以理解的是，加希耶意识到自己在同一个地方采集到了太多的植物标本，于是整个这段时间他总是把标本和所作的笔记寄回家去。不幸的是，大多数都没有寄到。更糟的是，到他结束旅行的时候，他又一次一文不名，不得不在奎托当了医生。 可是正当他凑够了钱的时候暴发了天花，由于他是城里仅有的几位西医，地方当局禁止他离开。为了对他坚持要离开的决心表示感谢，主人把他软禁在家里，对任何帮助他逃跑的人施以严厉的惩罚。他只好靠研究传染病来消磨时间。 加希耶最终在1747年获准离开奎托，前往利马去搭乘回家的船。去利马的路上他又对白桂皮树（从树皮里可以得到肉桂）进行了研究。他再一次把所有的标本都寄回了家——大部分又再一次丢失在路上。 他1748年到达利马，偶遇当初探险队的另一个成员戈尔登。出于某种原因，这两个人又开始了另一次穿越安第斯山脉的艰难跋涉，以便能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过冬。路上他们又到了波托西，考察了那里的银矿，接着又去了华卡维利卡的水银矿。加希耶在拉巴斯停了下来，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植物系，他非常兴奋，决定让戈尔登一个人赶路，自己留下来对它进行研究。 到1749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云加斯山谷研究古柯——以前他只是听说过这种植物。可是他再一次用光了所有的钱，只好在1750年被迫回到拉巴斯当医生。拉巴斯的州长对他非常感兴趣，坚持要他住在自己家中——接着就不允许他离开。 加希耶接下来从事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活动——最著名的是修建桥梁。四年后，他筋疲力尽，身无分文又被囚禁，终于设法劝得州长允许他离开。就在这时，灾难再次降落在他头上：他得知到自己的绝大部分植物标本和笔记都在去往巴黎的路上丢失了。他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还从来信中得知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兄弟都去世了。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这也许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再一次当了医生——其间他给巴黎的亲戚写信说，植物学同医学一起毁了他的生活，他决定放弃这两门学科——来当个数学家。这一次加希耶永远地疯了。 穷困潦倒之际，他在利马找了个小房子，这个垮掉了的人在里面还要再呆上十年。最后，一群法国旅行者听说了他的困境，给了他回家所需要的钱，强行把他送到回国的船上。他于1771年七月到达巴黎的家中——他离开家已经三十六年了。来接他的是他两个还健在的兄弟，安东尼.劳瑞和伯纳德，他连他们两个都认不出来了。 即便回到了巴黎，好运有没有降临到他身上。离开利马前他不愿意提前把他后来收集到的标本寄回家，而是把这些东西留在一个信得过的仆人那里，说他走后一定会派个可靠的人回来护送这些东西回法国。在这期间，这个仆人去世了，所有这些东西，包括他写过的所有的学术论文，都同仆人的私人物品一起烧掉了。要不是加希耶的精神已经完全垮掉了，单是这一个悲剧也许就会把他彻底毁掉。 他在索邦神学院任职，尽管法兰西学院选他为院士，他从来没有去过那儿。他也一直没有恢复神志。约瑟夫.德.加希耶死了，正如他的自传作者简短地写到的那样，八年后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后”离开了人世。我们对他最后的印象倒是很适合他：加希耶，年老体迈，饱经风霜，一个人呆在寓所里，“clouedanssonfauteuil”——直接翻译过来就是“钉在安乐椅上”。不过也许我翻得有点不对。 所有这些和古柯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很大。加希耶所搜集到的所有这些标本绝大部分没有能够到达欧洲。有一种到了法国。它就是古柯，就是今天还呆在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那一株植物，陪伴它的还有加希耶最初给它画的图。各个植物学家一直分析来分析去，给它起了各种名字的正是这株植物，直到1786年，法国生物学家让.凯沃利尔.德.拉马克把它归类为高卡古柯。这个名字一炮打响。既然科学家已经知道自己在找什么，而且到南美大陆的旅行也比以前容易得多，对古柯惊人作用的进一步报道不由蜂拥而至。 唐.赫伯立特.瑞兹从1777年到1788年穿越了秘鲁和智利，做出了如下报道：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坚信古柯和烟草一样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用来令印第安人开心的植物，但是实际经历让我改变了这种毫无根据的看法。我看到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似乎无色无味的死气沉沉的叶子的确具有奇妙的功效。此外，古柯是一种药效已经得到证实的治病良药。将它煎煮或是沏泡，可以治疗痢疾，止住腹泻，并能治疗妇女产后月经不调；将它研成粉末混入白糖，可以治疗胃酸过多，还可以强健牙齿。 《DH瑞兹的日记》，ＲＥ斯古尔兹译，1998 不幸的是瑞兹颇有见地的话并没有引起注意：他的日记丢失了两百年，等到人们在二战期间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被炸毁后的废墟利再次发现它时，后来其他远不如他博学多闻的旅行者早已超越了他。 德国的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保于1801年到达秘鲁，马上开始着手研究这种可以带给印第安人精力的叶子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要研究一下这种活性成分是怎么回事，还是件新鲜事：科学刚刚开始逐步接受生物学的因果关系，接受事情并非变个魔术就能发生的事实。洪保想知道是什么使得古柯能够令人精力倍增的。显然，可能的答案只有两个：要么是古柯叶子具有某种能让人精力充沛的自然特性，要么是石灰具有这种特性。 在对这两个成分进行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错误的一个，得出的结论是石灰具有这种特性。然而正是对古柯的用途所作的报告——例如洪保的报告——才使得人们对围绕这种古怪的草药展开的争论有了更加广泛的评价，并认识到科学可能会在这方面激起人们普遍的兴趣。大众传媒甚至也谈论起来这个奇怪的习惯，想知道——南美印第安人的秘密是什么呢？ 我们确信存在这样一个非常异乎寻常的事实：他们知道了这个秘密，在一起实践了好几个星期；经历了极度的疲乏，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精力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他们不需要屠夫，不需要面包师，不需要啤酒工，不需要酿酒师，不需要燃料，不需要厨房用品——要是现在大卫教授旅行回来，愿意思考一下这个课题，我这里有一些重要的材料可以供他试验使用。要是他发现了一种没有重量上，体积上，还有价格上的所有不便的，暂时的抗饥荒法，或是食物替代品，即便是在我们这片幸福的土地上，也有成千上万的人会把自己的祝福献给他；因为有了这种东西，任何人都也许都能像秘鲁的印第安人那样，时不时地不用吃饭，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生活和工作一个月。无论伦敦的市议员怎么想，这都将是人类智慧所能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绅士杂志》，1814年九月 尽管如此，这位英国的化学家兼电化学的先驱翰弗瑞.大卫显然不读《绅士杂志》。他没有研究古柯，反而发现了电解法，忙于用这种方法来发现钾，纳，钡，锶，钙和镁；他还顺带着研究了笑气的麻醉特性。 要是印加人给他讲过，那他一定会来琢磨琢磨古柯。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古柯。与此同时，各种把古柯描绘得无所不能的报告如潮水般涌来。这些新书并不是为旅行者或是科学家准备的学术性文章，而是面向普通读者——面向那些对新世界之谜和古柯之谜着迷的读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热心。对这样一种不太体面的习惯（而且是由环球旅途半路上遇到的一群野蛮人发明的习惯）的天生的反感会时不时浮现出来，尤其是那些无论如何都很难容忍印第安人风俗习惯的人所作的报道。其中最出名的，也是首位真正的反古柯战士，就是德国的自然学家普皮格，他很早的时候就对印第安人和古柯有一种天生的倾向性，当时他对困扰嚼古柯者的问题是这样写的： 消化器官程度或大或小地不断变得虚弱——这种虚弱首先袭击的是不幸的“嚼客”。病人的这种抱怨一般被称为消化不良，可能一开始并不要紧，开始很快就达到了令人警觉的程度。接着出现胆汁阻塞，辅以所有的上千种的痛苦的症状，这些症状在热带气候下会很快恶化。接下来的是黄疸病和神经系统的错乱，伴随着头疼，精力的极度衰竭，病人很快完全丧失胃口；眼白呈铅色，接下来完全无法入睡，这又会加重这不幸的个体精神上的抑郁，病人这个时候尽管已病入膏肓，却还是无法抑制地要使用古柯，而且还会渴望喝白兰地。他的胃口变得非常没有规律，有时完全不想吃东西，有时又会贪婪地暴饮暴食，特别喜欢动物性食物。这种悲惨的状况会就这样拖上几年，直到最后痛苦地死去。 《智利，秘鲁和亚马逊河流域的人种》，1827.32 普皮格是从哪儿得到这些信息的，谁都猜不出来：没有其他人报道过这些症状。这些报道肯定不准确，这一点玻利维亚和秘鲁几百万嚼古柯的人都可以证明。尽管如此，他的这种个人偏见（他承认自己不管是对印第安人还是对古柯都没花什么时间）还是会影响公众对古柯和嚼古柯行为的看法。后来，当可卡因分离出来，知道它很危险，而且还会上瘾的时候，反古柯纵队的人马上就提到了普皮格，于是死了很久的普皮格又从档案里冒了出来，悄声细语地说：“我早就跟你说过”。 即便是普皮格这样的报道，读者们也还是十分着迷。既然南美洲最终对外界开放，各国便派遣植物学家到那里去看个究竟。普皮格之后仅仅六年，他们中最伟大的植物学家，英国人理查德.斯布卢斯进入了亚马逊流域。当他十五年后最终从森林里冒出来时，身边带着大约两万份物种标本，所有这些标本他都运回到国内，放在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里。 同大多数旅行者一样，斯布卢斯对印第安人嚼了古柯就可以不吃不睡连续走上好多天的能力很感兴趣，他第一次描述了古柯在亚马逊流域的使用，从而为人们认识这种叶子提供一种独特的见解。 可是斯布卢斯收集的物种最终还是引起了争议，因为英国皇家植物园从他那儿继承的植物之中有一种便是古柯树，人们匆匆给它分了类——分得不对——便展出了。因为这是欧洲的第一株古柯树，皇家植物园的这棵树（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它）变成了送往欧洲各地其他植物标本集中古柯枝条的来源，这些标本集给古柯的分类也都同样不正确。这可让植物学家们头疼，因为后来发现他们称为“玻利维亚古柯”的植物并不是生长在玻利维亚，而是在哥伦比亚，而高根古柯——以西班牙给哥伦比亚起的殖民地名字命的名——倾向于长在玻利维亚。（这个问题最终在1982年由提姆.布劳曼解决）。 我决定给英国皇家植物园打个电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许从最初的那株植物上剪下的一个枝条正在展出。也许我可以给它拍张照片，或是摸摸它的叶子，或者就只是看看它。即使他们没有这棵树，也一定知道许多和古柯有关的事情，所以我一定能有所收获。最重要的是，这可以让我在图书馆外面呆上一天而不必感到内疚。实际情况并非如我所愿。我同皇家植物园的谈话很简单，切题，还点缀着诸如“无可奉告”之类的短语。 问题在于——我也许早就应该料想到的——这种家庭旅游常去的景点并不热衷于宣传自己拥有一种产生麻醉品的植物。一点也不热心。事实上，我打电话得到的反应很像我给白宫打电话，告诉新闻办公室我正在为《雪茄客》杂志作一期专题，问能不能和克林顿总统聊上几分钟时所期待的反应。一点都不热情。 接我电话的是一个名叫埃尔维斯的家伙（不是真名），他马上对我的任何问题都警惕起来。我问为什么，他说他很关心和他谈话的人是谁。我想不出个比较好的办法来在电话里证明我的身份，所以就硬着头皮问下去：植物园里有古柯吗？埃尔维斯想了一会儿。不，没有。这个，其实，有，有古柯。不过没挂标签。不想给它作广告。事实情况是，这棵树现在正在生病。病的很厉害。埃尔维斯不太清楚它得了什么病，但似乎十分肯定的是，等到他当天下午去看它时，它肯定已经死了。他本人种过古柯，但不清楚什么时间种的，在哪儿弄的种子。他为了种古柯还从农业部搞到了一张许可证，但不清楚什么时间申请的，怎样申请的。 当我问到古柯到底在哪儿展出，我想去看看时，他拒绝告诉我。埃尔维斯告诉我的是，他不在时我如果要他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指给我看，他会“非常生气”。 我换了个策略：以前的那株古柯，就是最早的那棵怎么样了？谁也不知道。他告诉我，这里一直到1984年都有一大丛古柯树展出，开始它的生长很不稳定。每年它都长得郁郁葱葱得，可是一到春天，奇怪的是，刚好同游客高峰期巧合，它的叶子就全都不见了，树就开始衰败。到冬天的时候它又恢复了过来，等到下一次的游客高峰期一来，叶子就又开始消失得无影无踪。 毫无疑问他们很担心。如果来英国皇家植物园参观的普通游客为了得到毒品都不顾一切地想要剥光展品的叶子，那么要是某个打电话来的疯子想要自己拥有一整棵古柯树，又有什么干不出来的？也许他们以为我要跳上车横冲直撞地去抢劫那个古柯标本。或是天黑以后偷偷摸摸溜进来，偷走他们最宝贝的财产去倒卖。不管是哪种方式，我都是坏消息，他们不想给我看他们的古柯树。我的确想无声无息地，秘密地出现在那儿，怀揣着一张画着古柯叶子的图，这样我自己就可以认出哪棵是古柯树了，不过我还是不想惹得埃尔维斯大发脾气。 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古怪事情发生在那些在热带植物温室里问太多问题的人身上呢？我想象自己被绑在棕榈房后面的某个小屋子里的一把椅子上，手腕上捆着园丁用来牵住攀援植物不让它往上爬的绿色的塑料带子，嘴上还贴着结实的园艺用的胶带。埃尔维斯退后站着，某个来自西瑞塞斯特，长着茶壶色的皮肤，穿着威林顿长统靴的肉头肉脑的家伙手拿着修剪树枝的大剪刀，裂开缺了牙的大嘴，带着疯子般的土里土气的狞笑向我走近，“我们要不要像对付上一个那样对付他？”肉头肉脑的家伙会这样问。埃尔维斯会点点头说，“好的，杰斯若，让斯特立特费尔德先生见识见识我们是怎么给黑眼苏珊剪枝的”。我会拼命把头左右摇晃，试图透过胶带说：“不要。求求你了，不要见识黑眼苏珊。” 我作了一个星期的恶梦。我的同屋告诉我，如果我现在就开始害怕了，那等到了哥伦比亚，我的问题就会更严重。我想莫尔提默是不用受这个罪的。 第3章 从古柯到可卡因 1859年，克莱曼.马克翰姆为了获得金鸡纳树的种子去了南美（从金鸡纳树里可以提取奎宁）。一到了那儿，他就无法不注意到古柯。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对印第安人消耗的古柯数量大感吃惊：估计南美大陆古柯的年产量大约有13，700，000公斤。面对产量如此庞大的一种作物，他开始相信古柯里一定另有奥妙，自己还试了试。 我嚼古柯，不是常常嚼，而是非常频繁地嚼——它除了能产生的那种令人愉快的安抚的感觉外，我发现我能长时间节制饮食，却不像其他情况下那么感到不舒服，还可以带着轻巧灵便的感觉爬上陡峭的山崖，大气都不喘一下。这后一种作用应该推荐给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和普通的步行旅游者。 《秘鲁与印度之旅》，1862 历史没有记载到底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有没有采纳马克翰姆的建议，不过显然，欧洲旅行者把古柯推荐给步行游客用作娱乐用途的时候，也就该是对古柯进行某些严肃的调查研究的时候了。显然古柯并不仅仅是一群野蛮人为了嚼叶子而嚼叶子的一种植物：到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报道来证明它的确具有增强精力的作用，这说明它的功效是真正存在的。不过几乎没有谁意识到这样一种研究已经正在进行之中。正是这次的研究最终分离出了这些不同寻常的叶子里含有的活性成分，并为世界带来了可卡因。 很久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进行从植物中分离天然的化学成分，将之用于医药学的工作。1805年F.W.塞提纳从鸦片中分离出了吗啡。1817年发现了番木鳖碱，1820年发现了奎宁和咖啡因。1821年科学界把这些产品——由植物产生的，对身体具有不同功效的氮基有机化合物——统称为“生物碱”。1828年分离出了尼古丁，1833年分离出了阿托品。更多的物质还在路上。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猜测，人们最终认识到这些稀奇古怪的植物并不是有什么魔法，而是里面含有活性成分，这些活性成分作为药用，会对身体产生特殊的功效。人们还认识到，如果这些活性成分可以运用化学方法分离出来，就会成为功效强大的药物。 1708年，有机化学的奠基人海尔姆.布尔哈弗把古柯纳入了他的经典著作《医药学》里。他说，因为这种植物的汁液里面含有某种化学成分，才会使它具有所有这些神奇的功效。尽管当时他还不知道怎样用化学方法来研究出这种成分到底是什么，他的见解还是有助于发动人们寻找适用所有这些能够产生麻醉品的植物的有效原则。阴差阳错的是，虽然是古柯最先激发了他的想象力，然而古柯的生物碱却是最后一个被分离出的。 关于古柯的化学组织，性质和反应，存在好几种理论。冯.洪保认为，这种增强精力的作用不是来自于古柯，而是来自于和古柯一起嚼的碱。法国植物学家威戴尔认为，古柯里含有诸如咖啡碱，甚至是咖啡因这样的柔和的刺激成分，并分离出了一种他认为就是这种成分的脂状物。与此同时，德国化学家费德瑞克.歌德克声称已经分离出了这种成分，方法是蒸馏干燥的古柯残渣，然后对得到的东西进行提炼。他还设法拿出了一些晶体，他称之为高卡素，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复制他的试验，所以也没有人对他多加关注。 瑞士专家JJ冯.托斯古迪花了四年时间在玻利维亚旅行，曾委托拉巴斯大学进行一项重复试验。那里的化学家用新鲜的古柯叶子重复了歌德克的实验，告诉他他们成功地分离出了高卡素，并把一份样品给他寄回了欧洲。然而当他回到家后，把样品拿去给一个化学家进行检验，人家告诉他这只不过是石膏粉而已。他受骗了。（几年后有人声称这是由一个合情合理的错误造成的：当时本应该寄给他的样品找到了，的确是高卡素。不过这个时候一切都太晚了。） 无论叶子里面的是什么，似乎极其难以提取。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要分离古柯里的活性成分，问题不在化学方法上，而是因为古柯叶子本身十分缺乏。古柯在欧洲生长得不好，从南美运来的叶子在路上就变质了，所以作实验用的古柯叶子非常短缺。仅有的那点可以拿来作实验的叶子总是很不新鲜，里面只含有一丁点或是根本不含可卡因。科学家们需要有人能供给他们可靠的高品质的古柯。在命运离奇的曲折迂回之下，他们即将得到这样的古柯——这要承蒙奥地利军方的好意。 1856年奥地利皇帝佛朗兹.约瑟夫一世决定派诺瓦拉号护航舰绕地球一圈，向世界展示奥地利海军的威力。诺瓦拉号这次环球旅行带了352个人，其中包括7个科学家。其中一位便是卡尔.施科泽博士，他最后出版了对这次航行权威性的叙述，这本书罗罗嗦嗦，乏味得要命，与之相比，目前为止我所读过的其他东西似乎都算得上绝对有趣。 《诺瓦拉的旅行》很方便地压缩成大得出奇的三大本，讲述的是这艘船周游世界的故事，细节多得能折磨死人，连莫尔提默都躲得离它远远的。我随便翻开一页看下去，发现了许多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诺瓦拉号起航的时候装了1，500升的醋，95天后就吃完了，装了16，000份泡菜，也只吃了299天。正当我准备把手指从这些烦死人的东西中抽出来时，施科泽做了件不同寻常的事：他谈起了有趣的事情来。他说，就在动身前夕，一位德国科学家找到他，要他帮个忙。这位科学家碰巧正是这个世纪最著名的化学家之一费德瑞克—沃勒。沃勒成功地分离出了铝和铍，发明了乙炔，还第一个合成了尿素——这是第一次有人设法从无机物中创造出了有机化合物。也是沃勒检验了托斯古迪那份玻利维亚来样本，发现它其实是石膏。这件事一点也没有惹得他不高兴，反而激发了他的兴趣，所以他才有了对施科泽的请求。他想要古柯。要很多。面对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同他自己一样的科学家——的请求，施科泽同意了。 施科泽对古柯一无所知，但是他在秘鲁碰到了一位名叫康拜尔的苏格兰人，这个人告诉他，自己曾经见过一个印第安人一天步行了145公里，中间没有停下来休息，除了古柯和几粒玉米外什么也没吃。走完了路，这个印第安人接着头朝下倒立了半个小说（常见的作法，可以休息双脚，重新分配血液），然后很快喝了杯白兰地，马上又动身步行回到九十里外的家中。施科泽对此非常感兴趣，所以当诺瓦拉号经历了漫长的两年零半年的旅行回到家后，他行李中除了其他23，700份科学标本外，还有一个标明属于施科泽的大箱子，里面装着13.5公斤重一大捆古柯。 在哥廷根大学，沃勒把这些古柯叶子交给了自己最有前途的博士生，阿尔伯特.尼曼。尼曼把对他的分析记录了下来，这本令他在1860年获得了博士学位的薄薄的巴掌大的小册子就躺在大英图书馆里。书名是《论古柯叶子里的新有机基》，书中描述了他在1859年夏天为了分离古柯中的活性成分所做的每一个步骤。第一步是将古柯叶子放在含有微量硫磺酸的百分之八十五的酒精溶液中清洗，然后把酒精蒸馏掉，留下一种粘粘的物质。再从这种物质中分离出一种脂状物，然后把这种物质同苏打重碳酸盐再三摇动，使之混合均匀。然后再把这样得到的混合物进行蒸馏。最后得到的是一种纯粹的，由完美的棒状晶体组成的，白色的固体，他发现这种物质可溶于水，极易溶于酒精，可瞬间溶于乙醚，而且经过进一步的化学分析后，证实这种物质的化学公式为C32H20NO8（实际上是C17H21NO3）。这就是古柯的活性成分。和给其他生物碱——吗啡，番木鳖碱等等——的命名的方法一样，他给这种新化合物起名为可卡因。 尼曼为这个古老的迷提供了答案，可是迎接他伟大研究成果的却是世人异乎寻常的沉默。尽管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却再也无法知道自己研究成果的全部价值，因为他一年后就去世了，年仅26岁。 可是就在尼曼分离出可卡因的同一年，一位意大利医生写的一份论文引起了轰动。1859年，也就是尼曼的古柯叶子从秘鲁来到法国的那一年，保罗.曼泰加扎本人在秘鲁逗留时日后回到了米兰。他的论文从一个搞科学研究的人的角度来写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提醒科学界注意可卡因的潜力。当然，他写的是古柯，不是可卡因，不过从古柯叶子里分离出这种生物碱的时候，古柯和可卡因被认为是一码子事儿。 曼泰加扎遵循早期所有伟大的医生的传统，总是为了确定各种药物的效果而在自己身上作实验，他对古柯也是这样。得到的结果非常令人惊奇。就医学而言，他宣布古柯在治疗“早晨起来舌苔厚，胃气胀，牙齿发白”很有用。古柯增强精力和令人兴奋的能力不是反映在他的医学分析中，而是反映在他的散文里——在他试图描述出不断提高的剂量对他产生什么样的作用的时候，他常常忘记语法规则，有时甚至根本就忘记自己在说些什么。曼泰加扎的论文在1859年出版，文章充满热情，神志不清，语无伦次，但还是说明了关键的一点：他爱上了古柯。 用上2.4打兰（6.12克），人开始变得越来越脱离外部世界，一头扎进一种幸福的喜悦之中，感觉自己充满活力，浑身有着过多的生命力——我本性极其不适应任何类型的体育活动，但是用到12克剂量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异乎寻常地灵巧，有一次我双脚一跳，竟然跳到了高高的写字台上，还跳得信心十足，连桌上的台灯都没碰倒。还有几次我感觉自己可以跳到邻居的头上去。不过一般说来，这种突然的发作只是一瞬间的欲望，人很快就回到一种快乐的昏昏欲睡的状态，只想这样过一整天，手指头都不想动一动，没有一丁点想要改变什么的愿望。在这种醉酒般的状态中，人一刻也没有失去自我意识，而是享受着这种完美的懒洋洋的状态。这时人会叹长气，有时会放任自己无意识地大笑，想要告诉别人自己的感受，却又无论如何找不到词——要么就是说得语无伦次。我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为了让别人听懂我的意思，我不得不说得极其缓慢，音节和音节之间要间隔好久。 “经历古柯”，曼泰加扎，引自《可卡因论文》，安德鲁斯和所罗门 接下来曼泰加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一天内嚼的古柯剂量最大时有18打兰（54克），最后的十打兰是夜晚服用的，隔一小时嚼一次。这是唯一一次我经历古柯麻醉感的极限，我必须承认自己发现了那种超越其他一切已知的肉体快感的快乐——我嘲笑所有那些注定生活在泪水山谷里的可怜的凡夫俗子们，而我驾着古柯叶子的翅膀，飞翔着穿越过77，438个世界的空间，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精彩。一小时后我非常平静地写下这些话，手丝毫也没有颤抖：上帝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令人类没有能力终生维持古柯的这种功效。我宁可拥有古柯而生活十年，不愿没有古柯而生活100，000（我还要在后面插上一大串儿的零）年。 曼泰加扎，引自安德鲁斯和所罗门 两年后，一位M罗西耶重复了曼泰加扎的实验。他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我们自己常常嚼点剂量适中的古柯，马上感到身体和精神都兴奋起来，这对我们熬夜工作可帮了大忙。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注意到类似的效果。我还要给您讲讲其他人的经历：V.A.先生是巴黎皇室的一位律师，他也使用古柯，不过不是嚼，而是吸，每次得通宵完成工作的时候都吸上六到八片的古柯粉做的片剂。他说：“我们总是发现（服用过古柯后）第二天一早一点也不感觉累，反而还很想出去溜达溜达——” 有一个人对曼泰加扎的论文尤其关注，他是科西嘉的一个化学家，名叫安杰洛.马里亚尼.安吉罗，他1860年搬到了巴黎来，想寻求生财之道。他马上看出古柯的潜力，意识到可以从这里赚大钱。从那一刻起，他一心一意了解所有关于古柯的事情：显然古柯有市场，可是市场在哪儿？很明显，欧洲人是不太可能去嚼古柯叶子，所以要由他来找到另一种欧洲人能够接受的方式。 他决定把古柯放在饮料里，很快就找到了一种完美的中介：葡萄酒。葡萄酒有一种可以掩盖住古柯的味道的强烈的天然味道，又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在巴黎又很便宜，人人都买得起。葡萄酒里还含有酒精，是可卡因一种良好的溶剂。把古柯和葡萄酒混在一起，让酒把古柯叶子里的生物碱过滤出来，再把叶子残渣去掉，剩下的就是一种真正有优势的口感很好的酒精混合饮料了。 他找到了一种合适的波尔多葡萄酒后，马上开始寻找上好的古柯叶子。他很快意识到印第安人最喜欢的（最苦味道最冲的）就是最好的。弄到一些这样的叶子后，他接着便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巨大市场的古柯饮料，并于1863年以“马里亚尼”的名字开始投放市场。 为了把他的酒推向市场，马里亚尼想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大打宣传战。除了在新闻上定期作广告外，他给当时知识界的精英和各界名人送去了一箱箱免费的葡萄酒，征求他们对这酒的意见。他的精明之处在于，他要求收到酒的人寄给他一张签名照作为回报。马里亚尼首先瞄准的是戏剧界，因为有谣言说他的酒对声带很有好处，所以这第一批的酒就到了法国戏剧界的重要人物那里。不过他很快就开始寄给更出名的人了。 此刻他还没有意识到感谢信和推荐信正在雪片一样地飞来——还有一大堆签名照片。现在很难弄清这些名人回信是只是为了表示收到了礼物，还是他们真的对这种产品印象深刻，不过结果都一样：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男人和女人寄来了一大堆的信，这个现象本身显然就是在提倡人们喝马里亚尼葡萄酒。马里亚尼叫人把这些信印在廉价的纸上，作为免费增刊夹在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里。他们大约出版散发了五千多万份这样的传单。很快，人人都听说了“马里亚尼葡萄酒”。 从1894年到1913年，他把这些信件编成一系列相册出版，共有十三卷，大英图书馆里放着一整套。每一页上都画着一位名人的轮廓像，下面是他们的照片，签名以及他们对马里亚尼葡萄酒的评论。 在马里亚尼伟大的古柯推销广告中有许多名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路易斯.布莱里奥（1909年飞越英吉利海峡的第一人），他这样写到：“我事先身上带了一小瓶马里亚尼葡萄酒，它可帮了我大忙。它增强精力的作用在穿越过程中一直支撑着我。”电灯泡和留声机的发明者托马斯.爱迪生也同样对它印象深刻，还有挪威作家亨瑞克.易普森。 在法国，卢米埃兄弟，安东尼，奥古斯特和路易斯（他刚刚发明了电影）大力推荐这种酒，还有数学家彭加勒，他神秘地写到“20马里亚尼＝100T”。罗丹在信上签上了“您的朋友”，刚修建自由女神像回来的奥古斯迪.巴托迪说，如果他早一点认识马里亚尼葡萄酒，自由女神像“就会达到几百米的高度”。 在英格兰，儒勒.凡尔纳开玩笑说：“既然一瓶不同寻常的马里亚尼酒就能保你活上一百年，那我还不得活到2700年！不过，我倒不反对！”HG威尔斯更听话：他没有写信，而是用铅笔给自己画了两幅漫画，一幅很悲伤，一幅很高兴，分别标上“喝马里亚尼之前”和“喝马里亚尼之后”。 马里亚尼接着进一步开拓市场，送了一箱子酒给美国总统威廉姆·迈克尼，总统的秘书写信说总统对这种酒已经非常的熟悉。他接下来给教皇里奥十三世寄了一箱子，得到一封回信和罗马教皇颁发的一枚特别的金奖章，奖励他的发明。与此同时，还有报道说美国内战的著名将军尤里西斯.S.格兰特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里，每晚上床睡觉之前都要喝上一茶匙马里亚尼葡萄酒，这足以支撑他写完自己的回忆录。 机缘巧合的是，巴特博格公主正在尼斯城，有人送给她一套《肖像》后，她谈到自己的母亲将会非常喜欢这套书。马上就有一套送了过去，于是马里亚尼便收到了一封给他本人的感谢信，信中说维多利亚女王认为这些书“是她的藏书中最好的”。（真是巧合得离奇，我后来在洛山矶寻找这个最棒的发明家的时候，碰巧找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最初的那几卷书）。读者都被镇住了。显然，世界上的许多头号人物都在喝马里亚尼葡萄酒。于是销量一路飙升。 没过多久马里亚尼就发现自己富得流油。尽管他办公室设在巴黎的保勒万.郝斯曼大街上，他在塞纳河畔的钮利区开设了世界上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古柯博物馆，它是一座由设计师建造的巨大的宫殿，里面有许多温室（他喜欢种植古柯，还把古柯标本免费送给各个植物园），还有熟铁铸的立柱和新艺术派的装饰品，他就在这里接待来访者。 马里亚尼第一个看到古柯巨大的市场潜力的，认为它是一种让人们感觉很舒服的无害的兴奋剂，然而他也打开了释放这一洪水猛兽的闸门——而且再也无法关上。继马里亚尼葡萄酒成功之后，很快一大批其他各种古柯产品便紧跟其后，包括帕特.马里亚尼（止咳糖），马里亚尼药剂（含有加量可卡因的止咳糖），马里亚尼灵丹（比马里亚尼葡萄酒的度数高的酒）和马里亚尼茶（不含酒精的饮料）。 然而在保守的英国，古柯引起的争议更多，也更难受欢迎。1870年一位名叫克里斯蒂森的苏格兰医生对古柯具有的兴奋作用进行了一次不太专业的试验。他派自己的两个学生不吃东西不喝水走上十六英里的路。当他们筋疲力尽地回来后，他喂他们喝了“两打兰”的古柯溶液，注意到“饥饿马上完全离他们而去，所有的疲惫感迅速消失，他们接着又到王子大街轻松愉快散了一个小时的步。” 接下来他自己尝试了古柯——他先是不吃不喝步行24公里，观察了一下自己天黑的时候又多累，过后又嚼着古柯如法炮制地走完同样的路程。他告诉《英国医学杂志》，试验的结果令人非常吃惊： 我惊奇地发现，所有的疲惫感都消失了，我不但可以十分轻松地，而且可以非常灵活地继续走下去。我毫不困难地一个小时走了六英里半，发现接下来可以轻松地保持每小时四英里半的速度，然后一次跨过两个台阶，飞快地走到我三楼上的更衣室。 1876年他带着一群学生登上了本.沃里奇山的山顶（980米高），到达山顶的时候只嚼点古柯。“我马上感到所有疲惫都离我而去，我轻松地走过长长的下山的路，感觉好像年轻的时候常常在山间游荡一样”。八天后他又重复爬了这座山，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于是克里斯蒂森得出的结论是“嚼古柯不久可以消除极度疲劳，还可以使人避免疲劳。可以延缓饥渴感；但是最后人的胃口和消化并不受影响。不论是在偶然试验中，还是在试验后，身体都没有受到伤害。” 这些本事值得一提，不仅仅是因为克里斯蒂森是英国医学协会的会长，还因为他当时已经是78岁的高龄。 这种热情并没有得到所有的人的高度重视。《英国医学杂志》的对手《柳叶刀》就毫不客气地这样写到： 我们同时代有人一心想着古柯，想的方式真的似乎很糟糕。这种妙不可言的植物已经抹杀了那种能够表扬人们说真话的一般的礼貌——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对古柯叶子所作的试验毫无意义，其他任何人解释——这些每周一载的，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人们提供真实信息的文章——也都毫无意义。对这些文章的解释很简单——他们让古柯叶子迷了心窍。 《柳叶刀》，1876年四月第一期 大洋彼岸的美国对古柯的判决也十分相似。 我过去的八年来一直在谈古柯，我要说的是，人们不遗余力大肆谈论的它的那些用途都是“胡说八道”。古柯可以减轻口渴，一定程度上可以止住口渴，但是嚼颗子弹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我认为它同烟草一样无法止住人的饥饿。同时我还要建议我的医学同胞们不要认为已经在古柯叶子里面找到了长生不老药。 《ＧＡ病房医疗记录17》，1880；497 克里斯蒂森的试验可能招来了一些同行的嘲讽，但还是激起了其他人极大的兴趣，人们纷纷刻意模仿他。很快开始出现了许多报道，讲述类似的通过古柯来提高体能的事例。一群登山者在蒙特.布兰克山重复了克里斯蒂森的试验，报道说他们尽管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可是上山下山都没有什么困难。一位加拿大的医生在多伦多长曲棍球俱乐部参加艰苦的比赛之前给他们嚼古柯叶子，特别指出这种叶子可以支撑他们漂亮地完成比赛。克里斯蒂森的试验还产生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出名的可卡因瘾君子——我们在下一章里会看到。 古柯不仅仅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更多身份模糊的代理人也在琢磨它。他们关起门来躲在门后推测：既然古柯可以使人吃更少的食物却行动效率更高，那它岂不是可以很好地补充军队的口粮？这个主意并不新鲜：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早就已经指出许多将古柯用作军事用途的可能的方法。1599年，瓦尔加斯.马祖卡谈到马格达雷那山谷部落里的勇士嚼了古柯后能够不吃不睡作战整整三天，还谈到他们发现古柯对必须整夜不眠来值班的守夜人意义重大。 1793年，唐.佩德罗.诺拉斯克.克雷斯波博士建议在一般的海军口粮中增加古柯（鉴于我们现在对古柯营养价值的了解，这似乎是个非常明智的建议）。当时有关古柯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古柯可以使秘鲁的军队忍受可怕的艰难处境。托库迪和秘鲁博士西勃利托.乌纳钮都曾经谈到，玻利维亚的军队使用了古柯后，可以在“最寒冷的高原”上行军，还谈到在1771年的拉巴斯围城之战中，，当时人们到了吃“各种东西，甚至吃动物皮毛和令人恶心的动物的”地步之际，古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英国人乔治.菲兹罗伊.寇尔在秘鲁呆了两年，于1873年写下了有关“秘鲁步兵在食物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承担着繁重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杂役”的文章。秘鲁军方的首席外科医生托马斯.毛瑞诺.Y.梅兹本人说古柯给了他“一生中最的一些最愉快的时刻”，这也是对秘鲁军队对待古柯的态度进行的公正的总结。 与此同时，米勒将军——一名英国军人——同秘鲁军队打了九年仗，直到1826年才忽然注意到他的手下嚼了古柯后表现出来的出众的体力： 他们每天行军的成绩真是令人吃惊。向导可以走很长的路程，速度为一天二十到二十五里格——他们上山下山比骡子和骑兵还快，他们作为向导和骑兵一起行军，骑兵经常得在后面喊他们，叫他们放慢点速度。我们了解到，一个八百多人的军营一天可以前进十三到十四里格的路程，路上落伍的不超过十到十二个人。 《米勒将军在秘鲁共和国任期的回忆录》，1828 一位法国医生查尔斯.甘泽在试过用古柯来治疗食欲不振后提出，古柯也许可以供应给军队，这一点1861年法国科学家波尔迪尔也强调过。他在翻阅过当时所有有关古柯的论文后得出结论说，古柯应该用于军队和工业领域，因为“它在这些地方可以充当滋补品和兴奋剂”。 不过，即使古柯对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士兵很有帮助，那它对英国的步兵又有什么用呢？一位医生认为，要是早给军方提供古柯，那1842年的阿富汗大撤退中对16，0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的大屠杀就完全可以避免。1893年，陆军元帅亨利.伊弗林爵士在英国军中的作战士兵身上对古柯的功效进行了试验。试验结果写成一份题为“对巴克夏郡和威尔特郡军事演习的报告”的文件，提交给了军队总司令： 这次试验的目的是利用古柯叶子来减轻口渴。一次给每个参加试验的士兵大约八分之一盎司的叶子，让他们混合少量的熟石灰一起嚼。除了几个人对古柯的味道表示抗议外，其他的人都声称从这种叶子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口渴的感觉马上就减轻了。 引自《古柯和可卡因》，马丁戴尔，1892 这些试验从来都没有正规地记录下来过，我们以为，他们也很快就放弃了试验。1883年夏天，一位名叫西奥多.阿斯肯布兰地的医生在巴伐利亚军队里进行的一系列试验却并非如此。阿斯肯布兰地不仅仅只是让士兵嚼古柯叶子，而是把试验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他是个德国人，他对在哥廷根大学工作的沃勒和尼曼的研究工作十分熟悉，了解他们在分离古柯里的生物碱过程中的所有冒险行为。他给士兵的不是低等的古柯叶子，而是真正的精华：可卡因。他说“我的研究是要来证明，古柯叶子里的生物碱可卡因就是曼泰加扎，毛瑞诺Y梅兹，尤纳涅博士，万.托库迪等等所说的那种具有‘不可思议的性质’的物质。” 1883年的秋天，在第二炮兵营进行的军事演习中，阿斯肯布兰地给士兵服用了可卡因。试验结果大有希望： 试验对象LT是一年的志愿兵，在行军的第二天离开W地的时候由于精疲力竭而虚脱；天气极其酷热。我给了他大约一茶勺水，里面滴上了20滴的可卡因溶液（0.5/10）。几分钟后（大约五分钟后），他自己站了起来，轻松愉快地走完了到H的几公里路程，背上还背着个包。 ——阿斯肯布兰地，1883，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他总结说： 尽管这次的研究不够全面，剂量也不够完全准确，当然也算不上最终证明了可卡因的特性，但是我还是希望它引起了军方的注意，促使他们对可卡因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相信自己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它不同寻常的用途。 阿斯肯布兰地，1883，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正是这份报告触发了可卡因流行的潮流。因为——阿斯肯布兰地并不知道——维也纳一个学医的年轻学生正在寻找新的研究课题，他的目光落在了可卡因上。正是他的研究制造了第一个可卡因瘾君子，和随之而来的把可卡因用于娱乐的潮流，还释放出了他的一位同代人所说的“人类第三大劫难”。他的贡献在于，他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古柯和可卡因的历史进程。的确，如果要把将可卡因介绍给现代社会的功劳归功于某一个人的话——无论是用在医学上，还是用作非法用途——这个人都应该是一个29岁的医学专业的学生。 他就是西哥蒙.弗洛伊德。 第4章 人类第三大劫难 威廉.格尔登.莫尔提默ＭＤ的《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一书是人类已知的最强有力的镇定剂。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不过当时并不知道。在图书馆里呆了八个月后，我开始感觉有什么地方很不对头。 莫尔提默令我生疑：他这本书枯燥得折磨人，却又如此有条不紊，还伴随着错综复杂的前后参照，他怎么能写得这么轻松随意，意味盎然？这可说不过去。举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第三页的第五段： 尽管别人可以指明道路，但是仗还是必须得大家自己打。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这世界也许看起来就像我们为自己塑造的那样——作曲家维勒把这个思想表达得非常有诗意，他说：“世界只存在于我们的心灵和观念里”。这种塑造如果是由虚弱的双手来完成，或是受到混乱的大脑的影响，那它可能并不总是很对称。一种敏感的想象，如果音调调得很尖利，会在不和谐的环境中发出刺耳的声音，而如果这是一种已知的无能造成的，那将显得更加明显地刺耳。 《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威廉.格尔登.莫尔提默ＭD 这家伙吃了什么药？我愿意冒险猜上一猜。随着我艰难地啃完这本书，有一点也随之越来越明显：莫尔提默对古柯和可卡因的热情并非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慢着，它的确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可是还加上了其他的东西。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在仔细查看书的卷首插图页，发现莫尔提默把这本书献给了马里亚尼葡萄酒的发明者安吉罗.马里亚尼的时候。为什么？莫尔提默是古柯葡萄酒迷？还是说他就是个替人捉刀的傀儡，是马里亚尼找来的二表弟三表哥，专门来鼓吹他的酒和酒里的成分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莫尔提默是个古柯的狂热爱好者——也许还是可卡因爱好者——而且，也许因为这一点，他才培养了那种强烈的渴望，酷爱描写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细节，这才写出了那种枯燥无味得折磨人的东西，折磨得石灰能从墙上吱吱往下掉，折磨得屹立了几千年的罗马式拱顶开始呻吟，不再硬撑着，干脆倒塌下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使用者对此会十分习惯：这是一种典型的伴随着过量服用可卡因而出现的特点——对细节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无意义的重复，注重细枝末节。积习成癖的可卡因瘾君子所有的症状在莫尔提默的作品中都暴露无遗。那他是个可卡因瘾君子吗？还是说他不过是个维多利亚风格的作家？ 莫尔提默并没有详细讲述弗洛伊德的故事。也许他对此了解不多。他应该有所了解，因为可卡因作为娱乐药剂出现，如果要找一个人来对此负责的话，那就是弗洛伊德。当然，回到1897年莫尔提默写作的时候，这个角度并没有那么吸引人，原因很简单：弗洛伊德当时还很不出名。还有一点，那就是这个故事实在是非常有趣——一定是这个特点让他不愿写下这个故事。 莫尔提默没有兴趣，我可是被吸引住了：弗洛伊德——一个医生，心理分析学的创始人，一个十九世纪的全面发展的不爱说话的小子——为什么要对二十世纪最嬉皮的麻醉剂的出现负责？我转而向欧内斯特.何赛1953年的那本厚重的自传求助。何赛羞答答地给这一章起名为“可卡因趣事”，他似乎认为这一切的开始要追溯到弗洛伊德早年在大学里做研究的经历。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我从来没有想到弗洛伊德上过大学。我的意思是，显然他上过大学——我只是从来没有多想弗洛伊德的受教育情况。想想看，我对弗洛伊德真的是一无所知。 我赶紧翻到前面两章，他早年的工作让凯斯.理查德夜晚在外度过的时光过得可真是快活消遥，我想了解这个家伙的生活。 弗洛伊德夫妇雅各布和阿玛利亚于1860年搬到了维也纳。大儿子西哥蒙在学校非常聪明，很有希望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他是大儿子，最受父母宠爱，也是家里唯一一个拥有自己卧室的人。他很快就在卧室里把他压倒一切的热情所在——书——直堆到天花板。他对知识的渴求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他常常在自己房间里吃饭，好多留点时间来读书。 1873年他决定成为一名医生，于是来到维也纳大学，作为一名搞研究的学生在厄恩斯坦.布鲁克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他在那里爱上了医学研究。他开始涉及新的神经科学的研究，花上很长时间研究小龙虾和其他软体动物的神经细胞。他最终脱颖而出，只不过其成就有点让人拿不准：他成为第一个找到美洲鳗的生殖器的位置的科学家（如果有什么科学研究算得上比较要紧的话，这也算一项吧）。毫无疑问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他的成名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同寻常的计划之外的事情发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1882年四月的一个晚上，弗洛伊德回到家，正准备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去继续自己的研究，忽然听到餐厅里传来的说话声：他妹妹请了几个朋友来喝茶。其中有两个女孩他不认识，玛莎和米妮.伯内。弗洛伊德上楼梯的时候透过开着的门扫了一眼，看到了玛莎。玛莎正在削苹果，碰巧也在这一刻抬头看了一眼。她小他五岁，个子不高，长得娇小玲珑，人也聪明得要命，她吸引了他的目光。只需要一眼就够了。在家人的惊愕的目光中，他走进了餐厅，坐了下来，并进行了自我介绍。就单身汉弗洛伊德而言，一切都结束了。两个月后他们定了婚。 玛莎的家人并不同意这门亲事。弗洛伊德家既没有钱也没有名望，尽管他们自己也不是非常富裕，但是他们出自一个倍受尊重的家族。为了体面些——可能还希望玛莎能够找到更符合条件的人——玛莎被送到汉堡附近的万德比克那里和她母亲一起生活，直到弗洛伊德能养得起她的时候再让他们结婚。这样的举措给他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他住的离她很远，既花不起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买那必不可少的火车票定期去看她。 他没有安全感，感觉很痛苦，甚至预见到她会撕毁婚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挣到足够结婚的钱。但是怎么挣？弗洛伊德认为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发现某种可以轰动医学界的东西，使他可以同时名利双收：美洲鳗的生殖器是一回事，和玛莎结婚则是另一回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实验室呆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的第一个真正的发现，就是一种用氯化金来维持神经组织的新方法，可这个发现没能给他带来什么经济收益——尽管两份新出的神经学杂志，《大脑》和《神经疾病和精神疾病杂志》都对此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道——而且很明显他永远也没办法靠这来赚钱。他接着就有了主意。他四月份给玛莎写信，告诉了她自己的想法： 我一直在看有关可卡因的东西，有些印第安部落靠嚼古柯叶子来抵抗穷匮和苦难，可卡因就是古柯叶子的基本成分。一个德国人（阿斯肯布兰地）已经把它用在了士兵身上，事实上也报道说可以增强精力和忍耐力。我自己现在设法弄到一些，想用它来治疗心脏病和神经衰弱——也许其他人也在研究它；也许什么结果也得不到。不过我当然还是要试一试，你知道一个人只要坚持，就迟早会成功。我们仅仅需要幸运地成功一次，就可以考虑成家的事了。 1884年四月21日，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弗洛伊德从当地的一家名为“天使”的药店订购了一克的可卡因，在四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周收到了药。尽管他很关心药的价格（他把数量计算错了，最后花了他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收到药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吞下二十分之一克。很见效：他对钱，研究项目和生活的感觉好得多了。他想知道是不是可卡因能用来治疗精神忧郁症。此外，既然它可以消除饥饿感，他认为也许还可以用它作胃部麻醉剂。 弗洛伊德又服用了一些。显然，他有了重大发现，并对此抱有极大的热情——也许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别忘了他此刻正像风筝一样精神恍惚。他坚持自己的理论，认为可卡因也许可以用来治疗胃部疾病，于是就给一个患胃粘膜炎的病人服用了一些；结果效果非常好，他便开始把样品转让给朋友和同事，要他们也试一试。他又订购了一些，还寄了半克给玛莎，要“让她结实点，给她的面颊增添点红润”，还建议她“制成八小包或是五大包药剂”。 向朋友和亲戚转让可卡因样品，他的这种作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鲁莽的。正如他的自传作家后来所写的那样，“他硬把可卡因塞给朋友和同事，给他们自己用或是给他们的病人用，他还给了自己的几个妹妹。简而言之，凭我们现有的认识来看，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公共危险人物”。当然，他不知道这种药真正的潜力，而他和朋友们也都是为了娱乐才服用它的。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理解大大提高了：他开始不服药就感到很难受。他有一年多没有见到玛莎了，她长时间不在身边加剧了他天生的抑郁倾向。可卡因提供了完美的解药，他便立即倾心于它。他在1884年计划在夏末的时候到万德比克去，还兴奋地给她去信说： 我来的时候，我的公主，痛苦将离你而去。我会把你的小嘴亲得红红地，把你喂得胖胖地。而且要是你早熟的话，就能看出谁更强壮些，是个吃得很少的小姑娘，还是身体里含有可卡因的棒小伙子。我上一次情绪很消沉的时候又服了些可卡因，小小的一剂就把我带到了妙不可言的兴奋之中。我刚才还在收集美妙的文字，想给这种神奇的物质写一首赞歌。 1884年六月二日，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他由此写出的论文，ubercoca（“关于古柯”），最终于1884年六月在一家德国医学杂志上刊出。他以后再也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最近一个历史学家这样说到：“这篇文章一点也不像弗洛伊德的风格，出了好多小错误，名字都写错了，时间和地点也很混乱，文章起的标题也不准确，甚至还在可卡因公式上犯了个错误”。今天读到这篇论文的人一定会同意他的自传作家——不折不扣的弗洛伊德支持者——所作的分析，即这是部不同寻常的作品： 这篇文章的语气——在弗洛伊德后来的作品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它把客观性和个人热情的感受奇怪地结合了起来，就好像他爱上了文章的内容本身。他用的短语在科学论文中很少见到，例如注射可卡因后动物表现出来的“最棒的兴奋感”，和用上“一份”而不是一“剂”可卡因。 《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他事先就把这篇文章称为是“一首赞歌”，这倒是清楚地表明了他这一阶段对可卡因的看法。当然事后可以看出，很明显，他对这种药的热情一部分来自于其医学潜力，某种程度上也来自于他自己尝试这种药而体验到的愉悦之感——弗洛伊德正在神游天外呢。 他把论文交给印刷商后就动身到万德比克去看玛莎，指望回来的时候能够获得有利的评价，他这种新药也能获得可能的未来。事实上，等他九月末回来的时候，可卡因已经比他以前所能想像到的出名得多——不过出于不是他所期待的原因。因为就在他去玛莎那儿度假的时候，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发生了，一切都改变了。 弗洛伊德在继续他对可卡因的研究的时候，同一位名叫卡尔.考勒的同事一起做过几次生理学试验。考勒是个眼科实习医生，比弗洛伊德小十八个月，有一点非常出名：他对医学着迷到近乎厌恶的地步。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止疼药，这已经成为他后来的痴迷之所在。由于当时完全没有局部麻醉剂，他学做的眼部手术是根本不用止疼药的，手术过程包括把病人用带子捆在床上，把嘴塞上，把眼睛强行掰开，然后就动刀了。这对病人是一种折磨——对医生也很难算是件轻松的事。此外，一些眼科手术在手术过程中还要求病人积极地参与进来，可能得转转眼球，眨眨眼皮，或是告诉医生自己能看到什么。可是，没有用麻醉剂就拿手术刀把病人眼球切开，你再要他们干什么都不太可能。 非常严重的手术中可以用乙醚来让使病人完全失去知觉，但是这个办法一点也不理想：这对体质弱的病人会非常危险，病人醒来后常常会感到非常恶心。要是他们恶心，那么呕吐的时候手术部位的针脚会撕裂开来，就必须得再做一次手术。因此做眼部手术的手术人们宁可不用麻醉剂，而衡量眼部手术质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医生手术的速度有多快。 考勒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用包括吗啡和三氯乙醛溴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做试验，想找出能够消除疼痛却又不必让病人失去知觉的神奇的药物组合来。巧合得出奇的是，他同弗洛伊德的合作将要带给他的恰好是这样一种药物。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弗洛伊德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试验的这种药物正是他一直以来正在寻找的那种物质。 这两个人在一起度过了许多个下午，相互给对方服用可卡因，并用一个功率计来测量服药前和服药后的肌肉力量。在试验的过程中，他们既注射也服食适量的可卡因，据弗洛伊德说，有一次考勒嘴唇上沾了一些可卡因，告诉他说感觉嘴唇麻了。弗洛伊德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显然他自己完全没能领会这种药效的重大意义。考勒也没有。在弗洛伊德在万德比克同玛莎度假的期间，考勒继续进行可卡因的试验，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猛地一下意识到这种麻木感的重要性。数年以后，他叙述了当时那一刻的情形。 有一次我的另一个同事安琪尔医生用铅笔刀的刀尖挑了一点（可卡因）与我一起尝尝，他说“这东西怎么这么麻舌头啊!”我说，“是啊，每个吃过这东西的人都注意到这一点”。正是在这一刻，我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现在我口袋里装的不正是我几年前一直在寻找的局部麻醉剂吗？ 《古柯》，1885，派德制药公司 考勒跑出房间，穿过院子，径直跑到斯迪克教授的病理解剖学院的实验室，告诉值班的实验助手葛埃内医生他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试验。三十五年后，葛埃内是这样讲述这件事的： 考勒医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儿，里面装着些白色的粉末，他对我，斯迪克教授的助手，说的大概是下面这些话：“我希望，其实是我期待这种粉末可以用来麻醉人的眼睛”。“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我回答道。接着我把几粒这种物质溶解在少量的蒸馏水里，从水箱里选了一只比较活泼的大青蛙，用一块布按住它，再将一滴溶液滴到它两只突出的眼睛中的一只里——大约一分钟后，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到来了——我毫不犹豫地认定它具有历史意义。这只青蛙可以让我们触摸甚至弄伤它的眼角膜，没有一丝反射行为，也没有试图保护自己——而它另外一只眼睛哪怕是对最轻微的触摸都会产生通常的反射行为——在兔子和狗身上进行的相同的试验都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在必须前进一步，在人身上重复这样的试验。我们相互掰开眼皮，把溶液滴到对方的眼睛里。接着我们又把一面镜子放在面前，手里拿着一只铅笔，试着用铅笔头来碰眼角膜。我们几乎同时很肯定地说，“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们甚至可以在角膜上按出一个窝来，却感觉不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接触，更不要说任何难受的感觉或是反应了。就这样，局部麻醉剂的发现完成了。我非常高兴，因为是我第一个祝贺考勒医生成为了人类的大恩人。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考勒也许的确是人类的大恩人，可是他当时仍然只是个不拿工资的毫无名气的实习医生，该怎样让世界注意到自己的发现还是个问题。由于他没有钱到海德堡眼科协会的下一次例会去宣布自己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便事先起草了一份发言稿，宣布自己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局部麻醉剂，然后把稿子交给前去参加会议的一个朋友，约瑟夫.布莱特尔医生。 1884年的九月十五日，当布莱特尔在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论证了可卡因具有麻醉特性后，大家不由瞠目结舌：考勒，一位来自维也纳的年仅二十七岁的实习医生，竟然解决了医学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等到弗洛伊德九月晚些时候从万德比克回来的时候，他的朋友已经成了国际知名人士。 印加人——要是还有几个幸存下来的话——是不会对他们这些发现感到吃惊的：他们数世纪以来一直在利用古柯止痛的特性。考勒也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可卡因具有麻醉作用的人：他只不过是第一个充分认识到了这种特性的重要性。他这篇论文刚一发表，就凭空冒出了许多医生，都声称自己早就知道可卡因是一种局部麻醉剂。要是把其他所有曾经提到可卡因具有令身体麻木的作用，却没有衡量出其重要意义的人列出一个单子来，那么这张单子会列得很长很长，而且上面尽是杰出人士：就连弗洛伊德本人都在《关于古柯》一文中谈到它可以用作止痛剂。他提交论文后还专门告诉同事里奥博得.孔尼斯坦说可卡因也许可以用作诸如沙眼之类眼部疾病的止疼药。据报道孔尼斯坦还给一位有这种症状的病人试用了可卡因水溶液，结果发现情况弄得更糟糕。后来才知道他用的溶液浓度超标十倍，因此造成了眼部疼痛。 与此同时，在巴黎的一位名叫葛日尔的法国医生数年以来一直给喉咙痛的歌剧演员开马里亚尼葡萄酒当局部止疼药，而且还总是劝任何愿意听的人，告诉他们说古柯具有麻醉作用。安吉罗.马里亚尼后来想争取让人们承认葛日尔的发现，不过他的动机与其说是无私助人，不如说是出于裙带关系：他是葛日尔的堂兄。 早在1880年就有一位名叫瓦西里.冯.安瑞普的俄国医生明确提到可卡因也许可以作为局部麻醉剂使用，还在《欧洲生理学杂志》上就如何使用它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观点从来没有人注意到，或是发现它。机缘巧合的是，接替安瑞普研究职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西奥多.阿斯肯布兰地——他的研究工作当然又激发了弗洛伊德的兴趣，因而间接地导致了局部麻醉剂的发现。没有人肯听安瑞普说些什么，这一点首先就足以把他打入了未被承认的医学先驱的行列。考勒成了英雄；安瑞普什么也不是。他1925年死于巴黎，死时仍全然默默无闻。 弗洛伊德认为自己的情况非常不幸。所有的工作他都做了；考勒只是凭一时直觉（他也欣然承认其他人的确做了许多基础工作——还特别提到了弗洛伊德）。是他引起医学界的对这种药的注意，别人却抢走了所有的功劳。这种情况一定非常令人恼火，因为恰恰是这种发现能够让他和玛莎结婚并马上在维也纳安定下来。 没能认识到可卡因的潜力，弗洛伊德找不到什么好的借口：他已经研究了几个月，甚至还对孔尼斯坦说过它也许可以用作治疗眼部疾病的止疼药。然而他没有完成从可卡因作为一种可以导致身体麻木的药物到可卡因作为麻醉剂的跳跃。他后来——非常无情地——把自己的失败归咎在未婚妻玛莎身上： 我可以追溯一下往事，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没有早年成名是我未婚妻的错。当时可卡因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但是我研究得很深入，因此我在1884年从默克（供应弗洛伊德可卡因的那家达姆斯丹的公司）得到了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的生物碱可卡因，并研究其生理反应。就在我进行这项工作的期间，出现了一个机会，使得我可以去看我的未婚妻，我和她已经分别了两年了。我匆匆忙忙结束了对可卡因的研究，满足于从书本上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并预言说很快就能够找到进一步利用可卡因的方法——考勒因此而被认定是局部麻醉剂可卡因的发现者，这种麻醉剂后来对小手术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我对未婚妻中断了我的研究工作毫无怨言。 引自《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这肯定是有记载以来的想要将过失推诿到别人身上的最无奈的努力之一。真实情况其实不是这样。弗洛伊德同玛莎分别的时间不是“两年”，而是只有一年。到万德比克的机会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如他未明言的那样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他也根本不是“匆匆忙忙”地结束了研究：其实他是在六月中旬把《关于古柯》送到印刷商那里去的，接下来他并没有直接去看玛莎，而是等到了九月份才去。弗洛伊德修建的借口之墙掩盖了他对自己没能成为局部麻醉剂的发现者有多失望；他后来私下里也承认，自己没有把研究工作进行下去完全是出于“懒惰”。 尽管如此，他当时并没有显得过分沮丧。他坚信这种奇迹般的新药一定有可以派上很多用途，认定这条路上还将会出现更多的荣誉。可是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除了作为局部麻醉剂外，再也为可卡因找不出什么合理的用途了。考勒的确偷走了弗洛伊德一鸣惊人的机会，不过随着事情离奇地发展下去，弗洛伊德很快就有理由为此而感谢他。 这次发现后过了六个月，弗洛伊德发现父亲意外地来了，还告诉他说自己的一只眼睛很疼。那天下午考勒碰巧在弗洛伊德家里，于是提出要给他看看，马上就确诊他患了青光眼。就在第二天，弗洛伊德，考勒和孔尼斯坦给弗洛伊德的父亲做了手术，挽救他的视力。麻醉剂用的就是可卡因。 弗洛伊德的父亲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的高兴的人。医学界注意到可卡因的麻醉作用后，开始对这种药痴迷起来：好吧，这么说它可以用来麻醉——那么还能做什么用呢？似乎什么都用得上它。弗洛伊德在研究如何用可卡因治疗神经衰弱和精神忧郁症；其他人认为可卡因可以解除糖尿病，哮喘或是梅毒的痛苦。到处都在报道它在外科的用途，从切除扁桃腺手术和产前阵痛到拔牙和痔疮手术，都说它可以在手术过程中减轻疼痛。以前报道过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在苏格兰高地所做的颇为滑稽的试验的《英国医学杂志》非常高兴地说： 盐酸可卡因，新型局部麻醉剂 盐酸可卡因目前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这种注意力任何不属于第一流治疗药物的东西是很少能够获得的。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发现新的局部麻醉剂的消息赢得了普遍的满意，人们为此而欢呼——显然，我们拥有一种价值极高的新药，可以帮助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来完成其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减轻病人的痛苦。不仅仅是整个外科神经痛领域似乎经得起它的考验，而且作为各种手术的局部麻醉剂，尤其是用在眼部和喉部的外科手术，以及妇科手术中，目前，这种最后加入我们的治疗武器库的成员立刻给我们展现出了极其广泛的应用领域。 《英国医学杂志》，1884年十一月二日 这种新药是个奇迹，似乎什么事情都能办到，至少有一个年轻的医生是靠它而一举成名的。医学论文里忽然到处都充斥着年轻医生在自己身上试验这种药物，报告其作用的故事。可卡因还能作其他什么用途？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能用上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眼科医生赫曼.克纳普，他订购了一些可卡因，拿到后紧接着就把它涂满了自己的舌头，抹在了耳朵，眼睛和嘴里。接着又把它喷到肺里，喷进鼻孔里，然后（也许超出了职责的必要）又给自己的阴茎注射了满满一针管可卡因。他发现自己变得面色苍白，失去了感觉。在一次用意良好开始带有性虐待狂色彩的试验中，他把一系列的导尿管和“其他器械”（可以想像竖笛或是长号之类的可怕画面）插入了自己的阴茎，想要发现疼到什么地步。“为了试验完整的缘故”，他对自己的直肠重复了这次试验。 他骄傲地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做过”的试验。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与此同时，美国的医学新闻界还报道了人们成功地把可卡因运用在尿道手术，切除向内生长的脚趾甲，牙科手术，妇科切除手术，甚至在‘用电解法去除一位女士上唇长的多余的毛发’的手术中。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对可卡因的非外科手术用途的报道中还可以找到其减轻男人性无能，和治疗女人手淫和色情狂的报道。 克莱弗兰德的一位医生声称用可卡因治好了两例耳鸣患者。《纽约时代周刊》报道说：可卡因在纽约已经成功地应用到一些新的领域——包括治疗枯草热，粘膜炎和牙疼，现在还在试验用它来治疗晕船——所有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可卡因能够治疗我们所听说过的最厉害的伤风头疼病”。 其他的报纸也都同样热情洋溢，尤其推崇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即可卡因也许能够渐渐使得酗酒者和吗啡瘾君子戒掉酒瘾或是药瘾。 《波士顿医学杂志》报道说：“适量使用古柯不仅有益健康而且大有裨益”。《治疗学学报》评论说“无论有没有鸦片瘾，人们都感到想要尝试一下古柯。情绪低落时用上点无害的药物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神经学协会得知就连“一个抑郁寡欢，沉默寡言的病人，背负最深沉的哀痛或是悲伤的人”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也会停止抽泣，高兴起来。制药公司纷纷开始推销可卡因药物，来治疗各种各样从晕船到枯草热的疾病和不适——有糖剂，有香烟，有止咳药，有感冒药；可卡因的应用范围没有任何局限性。 正如医学报告指出的那样，到1884年下半年的时候，再没有任何人对可卡因对身体神奇的滋补作用抱有任何的怀疑。可是究竟为什么这种药物会有这样的疗效，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大多数的试验新手知道这种解释是他们理解不了的，所以也并不费心去琢磨这种药究竟在干什么，或是怎么干的。甚至连弗洛伊德和曼泰加扎这样的先行者也完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科学要开始撬开可卡因神奇魅力的秘密，还要再等上一个世纪。 在新泽西的布鲁克黑文镇，别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同弗洛伊德他们一样致力于可卡因研究的人。诺拉.弗可夫博士是个身材娇小的美国人，说话带着西班牙口音，讲起话来速度足有一小时一百英里，是世界上一个精英科学家小组的成员，专门研究可卡因对人类大脑的作用。她过去的十七年来的研究使得她对这种药物的“犯罪手法”有独特的见解，现在她已经达到的高度是，她实际上能够解释为什么十九世纪末可卡因会令大家感觉非常美妙。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可卡因会让人这么快乐。 在纽约城东六十五公里的地方，弗可夫二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在给志愿者服用可卡因。我们在她的办公室例坐下来后，她告诉了我自己是怎么研究上可卡因的。事情还要追溯到1984年她还在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大学学习的时候：“我接诊了许多呈献出可卡因兴奋状态的病人，我们还在急诊室见到几个病人——这种情况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此我开始对他们进行研究，从开始进行第一次研究的时候，我就惊奇地发现过量使用可卡因的人的大脑会出现严重的变化。他们的大脑非常混乱。” 弗可夫在这一阶段寻找的不是可卡因在大脑里的作用机制，而是要找到证据证明这种药物对上瘾的人的大脑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她发现严重的瘾君子常常呈献出类似中风患者表现出的症状，包括面部某些区域瘫痪。弗可夫得出结论认为，因为可卡因造成血管收缩——这也是它为什么可以用作有效的局部麻醉剂的一个因素，因为血管收缩可以减少手术部位的出血——从而造成大脑内供血不足。 “血管的直径大小在调节大脑血流量方面非常重要——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大脑对氧气非常敏感”，她这样解释道，“因此实际情况是，可卡因造成了血管收缩，而血管一旦收缩，紧接着就会造成血液根本无法通过，这时人就开始出现各种症状。” 这个发现很有意思，但是这只是个开始。比她的实际结论还要重要的，便是她在研究中所用的方法。在她寻求证明可卡因在服用者身上会产生类似中风症状的的过程中，弗可夫采用了以前从来没有人试过的方法：她拍下了人的大脑在可卡因作用下的照片。给人类的大脑拍照，这在弗洛伊德的时代需要把人头顶削去，所以我们也没法责备他没想到这个主意。给大脑拍照而不干扰其正常活动，需要有一台非常特殊——也非常昂贵——的名叫PET（即正子放射型电脑断层摄影）扫描仪的照相机。 PET有点像一种警方行动：给被窃车辆安装一个定位发射仪来监控其所在位置。将特定的分子同一台放射性发射器（正电子源，所以才有这样的名字）连接，然后再注射到人体内。当这些分子通过血流进入大脑的时候，带了标签的这些分子会发射出自动导引的信号，扫描仪便把这些发射的信号记录下来，从而提供了一系列的图片来表明这些特定的分子在任何既定时间所到达的位置。你几乎可以给任何东西加标签，然后就可以观察它是如何经过大脑的。 弗可夫一开始是给水加标签，把氧分子改成是O15。接着就开始摆弄使用可卡因过程中可能参与进来的分子：葡萄糖，后来就是可卡因本身了。她的工作第一次具体地演示了可卡因在人的大脑内运行的方式。弗可夫说，整个运行过程的关键在于一种叫做多巴胺的负责神经传递的化学物质。 电路是通过机械的转换来进行物理连接，就像铁路上有许多个连接点一样。然而大脑却没有可以移动的部位。相反，大脑的电路连接靠的是通过化学方式相互交流的连锁线路：当细胞A想同细胞B连接的时候，它不是在物理意义上接触B，而是释放出神经传递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几乎同一时间就可以被细胞B接收，产生新的信号，信息就这样一环一环接替传递下去。这些神经传递物质中的一种就是多巴胺，它就是为什么可卡因让人感觉非常好的关键。 在大脑的边缘区域——控制情感的区域——可以找到多巴胺。从进化的角度看，这些区域发生进化是因为它对诸如人之类的动物非常重要，可以使其能够进行某些物种繁殖行为（性交，进食），相比之下的某些其他非物种繁殖行为则是诸如跳下悬崖，把肢体插入脱粒机里等等之类的动作。多巴胺就是那种能让你的身体知道什么事情同物种繁殖相关的物质，它在身体里所产生的反应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称之为“快乐”的东西。多巴胺通过打通快乐线路来让你感觉很好。不仅仅是很好：让你感觉好极了。因此多巴胺对可卡因让人感觉很好的方式负责 事实上，在合适的位置上有更多的多巴胺就意味着更多的快乐。尽管人们各有各的口味，某些物质似乎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人的多巴胺值。巧克力，大热天喝上一杯冰冻啤酒，或是洗个热水澡，这些都能提高你的多巴胺值。不过，这些刺激物产生的快乐总是非常短命，因为多巴胺刚一产生，马上就被一扫而光，吸收起来以备下次利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块巧克力吃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却不能让你整个下午都感觉棒极了。大脑提供的多巴胺只够让你知道这是件乐事，接着就开始把它吸收殆尽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些方法可以人为地大大提供你的多巴胺值：通过药物。吸上几支大麻香烟后再吃巧克力，味道会好极了，这是因为大麻提高了多巴胺的分泌，所以吃巧克力的时候有更多的多巴胺在那儿。诸如鸦片之类药劲儿更强的药物，可以强行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涌向大脑的快乐中心——从而产生强烈的快感。 但是可卡因比这些东西都要机灵。可卡因并不仅仅是提高大脑里多巴胺的分泌，而是阻止大脑对多巴胺的再吸收。它找到一种叫作“多巴胺搬运工”的分子，把它捆绑起来，使之无法起作用，从而阻止多巴胺的再吸收。随着更多可卡因的摄入，更多的多巴胺搬运工忙碌起来，也就有更少的多巴胺被再吸收，因此就有更多的多巴胺再你的快乐线路上游荡——你的感觉就会更好。 弗可夫是第一个在她的PET扫描仪上目睹这一运动过程的人。她指出，可卡因刺激下的多巴胺分泌的顶点刚好同正在服用可卡因的瘾君子所说的“欣快感”完全吻合。她还指出，可卡因服食者一般使用的可卡因剂量可以锁定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全部多巴胺再吸收区域。再猜猜看。这就是为什么可卡因让你感觉非常快活。 当然，弗洛伊德和他的同事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他们现在正在别处忙活呢。 除了可卡因的麻醉作用之外，人们最兴奋的莫过于它可以用来治疗鸦片和吗啡上瘾的潜力了。在美国，人们对用这种简单的药物来治疗麻醉品上瘾的想法极为激动，因为内战之后，数不清的士兵回到家乡时都染上了鸦片瘾（因而人们委婉地称有吗啡瘾的人是得了“从军病”）。当时对这种上瘾的人仅有的治疗方法要么是实行冷火鸡疗法（即突然完全停药），要么是下半辈子仍然当个瘾君子。因此，当1878年五月WH本特利医生在给《治疗学学报》的一封信中最早提出这个想法后，美国医学杂志上纷纷出现了一系列报道，建议说可卡因可以用来治疗吗啡上瘾。医生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弗洛伊德也是其中之一。真的可行吗？本特利引用了四个用可卡因消除了鸦片瘾的例子，还补充说他还治愈了三个“酒鬼”。美国各地都有报告支持他的观点。 希望能测试出可卡因是否能够把瘾君子从吗啡身边拉开，亚特兰大的一个人有尤其充分的理由。这个名叫约翰S彭伯顿的中年药剂师是一名联邦战士，曾经参加了内战，然后在1869年当了药剂师。和他那一代的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也是个吗啡瘾君子。彭伯顿花了好多年时间泡制出了治疗各种疾病的专利的药物。除了骄傲地作为“BBB”（植物补血膏），“三效护肝片”，“全球之花止咳糖浆”和“印第安女王染发素”的发明者之外，还有一样发现可以让他声名远扬。 他在1880年也看到了有关用可卡因治疗吗啡上瘾的报道。他读过《英国医学杂志》上的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的登山冒险试验。他还注意到马里亚尼葡萄酒有多畅销。马里亚尼可是发财了：到这个时候他在纽约，伦敦，巴黎，斯特拉斯堡，布鲁塞尔和日内瓦都设立了销售中心。他甚至还在埃及设了办事处。彭伯顿开始对古柯进行试验，最终在当年晚些时候泡制出了他自己的马里亚尼葡萄酒，“法国古柯葡萄酒”（“理想的滋补品和兴奋剂”）。产品于1881年投放市场，彭伯顿很快就对一个记者吹嘘说“我相信我现在的产品比马里亚尼的产品要好得多”。 彭伯顿甚至还抄袭了马里亚尼的广告战术。他的广告告诉愿意上当受骗的人说世界上有2000名最伟大的科学家都喝“法国古柯葡萄酒”。他仍然在寻找治疗吗啡上瘾的药物，所以还用了这样的推销广告：“对那些不幸染上了吗啡瘾或是鸦片瘾，或是过分依赖酒精刺激的人而言，法国古柯葡萄酒证明是他们伟大的福音”。不过，法国古柯葡萄酒没过多久就遇到了麻烦。 188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亚特兰大投票通过禁酒令，决定从第二年的七月开始禁止销售酒精饮料，这下可让彭伯顿搁了浅。法国古柯葡萄酒是不允许再生产了，他放弃了酒精，开始寻找新的成分来调配这种饮料的味道。他还决定给它换个名字。可是古柯酒里没了酒，又到哪儿去找个合适的名字呢？他的会计弗兰克.M—鲁滨逊建议说应该用它里面的两种主要刺激成分：古柯叶子和可乐果来命名。他灵机一动，决定改变可乐果的名字的拼法，好让这个名字在标签上看起来更加吸引人，这样，可口可乐诞生了。 广告上说这种饮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治疗药物”，是“一种理想的神经刺激物和滋补品”。可口可乐以糖浆的形式卖给给药剂师，销售时添上水装在六盎司大小的玻璃杯里卖。很快就发现可口可乐糖浆混上苏打水味道更好，这一点有助于提高它作为治疗药物的名声（嘶嘶直冒泡的饮料当时正流行，这些泡沫似乎让人回想起保健按摩来）。渐渐地，这种饮料开始流行起来，但是对彭伯顿而言，它流行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1891年他把可口可乐卖给了艾萨.葛瑞格.坎德勒。这个人以前是医学专业的学生，他注意到药剂师比医生赚的钱要多的多。在这宗有史以来最精明的金融投资中，坎德勒花了2，300美元的好价钱买下了可口可乐的权力和配方。当他38年后去世的时候，这个总是想要比医生赚的多的医科学生身价高达五千万美金。 可口可乐的成功令四面八方兜售药物的骗子们茅塞顿开，很快铺天盖地而来的是数目多得荒谬的模仿品：自行车可乐（专为自行车手准备的），“迈卡弗古柯葡萄酒”，“印加可乐”，“咖啡可乐”，“唐医生可乐”，“诺拉牌无麻醉剂美味可乐”，“爱德可乐”，“考斯可乐”，“芹菜可乐”，“尼科牌复方诚信可乐”，“坎佛特可乐精”，“匹兹堡可乐精”，“万尼可乐”，“洛克可乐”，“奎娜可乐”，“秘鲁古柯葡萄酒”，“萨普森医生牌可乐酒”，“萨克里弗和凯斯公司的牛肉，葡萄酒和可乐”，“兰波特公司蛋白脢酸铁古柯葡萄酒”，“玛尔丁牌可乐葡萄酒”，“里耶比格的古柯牛肉大补丸”，“可口可乐”等等，等等，等等。阿拉巴马洲伯明翰城的一家公司干脆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投放的产品为“麻醉剂可乐”。所有的产品都声称，无论是作为一般的滋补品，还是作为治疗从抑郁和疲劳到“那些女性特有的精神紧张状态”的所有症状的药物，自己都有绝妙的功效。 既然可卡因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令鼻腔发干，人们于是认为它能够在治疗诸如枯草热和哮喘之类疾病引起的鼻窦不适方面有特殊的用途。许多这样的药剂都制成了鼻烟状——也许因此而导致通过鼻腔摄入可卡因的潮流。“塔克医生的特效药”，“阿兹玛牌膏药”，“瑞诺牌枯草热鼻粘膜炎药”，“尼奥复方达米阿那精”和“潘恩芹菜复方药剂”其实就是一些用于鼻腔的药粉，这些江湖药里起作用的成分根本就是可卡因。到二十世纪头几年的时候，美国拥有高达五万多种无处方药物、酊剂和药粉，直接向公众出售，所有这些药物里都含有能令人上瘾的麻醉剂成分。 但是可卡因并不仅仅只能在专利药物里买到：全世界都的药柜上都能买到各种浓度的可卡因水制剂和纯盐酸可卡因本身。第一家从事可卡因商业生产的工厂由德国达姆斯丹的默克公司经营，1879年总共生产了50克。继考勒的发现之后，可卡因的价格直线上升，三个月的时间里从6马克一克一直涨到23马克一克。在美国，只有底特律的派德制药公司生产可卡因，价格就更贵了，从2.50美元一克涨到了13美元一克。 这些公司刚一认识到这种无害的生物碱大有市场，就买上开足了马力进行生产。从1881年到1884年，默克公司总共生产了1.4公斤的可卡因。1885年他们生产了30公斤。很快，更多的制药公司开始生产可卡因，价格便开始下跌。接着下跌。从1885年的二月份到十月份，默克公司的价格从23美元一克直跌到1马克一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价格战打成了平手，价格跌到了如此之低的程度，以至于直接从柜台购买纯可卡因成为越来越平常的事情；在美国的一些州，酒吧招待员甚至为客人提供掺有可卡因的小杯威士忌。 可卡因看起来像是全世界医生的救世主。然而除了可以在外科手术中用作麻醉剂外，它实际上什么也治不了：它只是让人片刻功夫感觉很不错罢了。还有一个问题，可不仅仅是让人担心而已。因为在可卡因群体的心中，情况变得有些不妙。 早在1885年一月的时候，就有开始有报道谈到可卡因的副作用——人们大为震惊，因为最初大家认为它是完全安全的。第一份报告谈到病人面部失去颜色，出冷汗，然后晕倒。接下来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症状：病人完全昏厥过去，全身出现痉挛。似乎某些情况下使用可卡因很有可能造成中毒反应，情况还会十分严重。据说一个俄国医生为一个小姑娘做小手术前给她用了23滴可卡因溶液，结果她马上就死在了手术台上。这个医生后来自杀了。所有的药物都有副作用，可卡因的药性也一定会有波动，使得人们对剂量的计算带有很大任意性，因此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太令人吃惊，不过有一个问题要严重得多——正如弗洛伊德很快意识到的那样：他亲眼目睹了这种药物是如何夺去了他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恩斯特.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生命。 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是恩斯特.布鲁克教授实验室的一名助手，是一个聪明，英俊，魅力超凡的医生，以个人魅力和能言善辩而出名。人人都喜欢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弗洛伊德也不例外，并且几乎成了他的门徒。他是这样描述他的： 他是个最杰出的人，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教养在他身上都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富有，接受过各种体育训练，神采奕奕的五官带有天才的印记，英俊，感情健康，多才多艺，对所有要紧的事都具有独具创意的判断，他一直是我的理想，我不和他成为朋友就无法安下心来，我从他的能力和名声里体会到纯粹的快乐。 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当弗洛伊德发现他这位不同寻常的朋友的斯多葛哲学的时候，对他的崇拜达到了新的高度：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几年前在一次试验时出了事故，结果造成手部感染，从而导致他右手拇指的一部分被切除，而这又引起手术部位长出了神经瘤——神经末端异常增生——这种情况会非常疼痛。尽管做了好几次切除手术，这些神经瘤还是不断繁殖，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更疼。每做一次手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情况都会恶化一次。 尽管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还是很快就疼得夜不能寐。深夜，当整个世界都睡着的时候，弗莱舍尔马克索夫会坐着读书度过凌晨的时光，靠研究数学来转移注意力。当自己无法解决的数学问题都研究光了时，他就开始研究物理学，而一旦物理问题也变得太容易，他就自学梵文。弗洛伊德把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一生描绘成“永无休止的疼痛和慢慢靠近死亡”的过程。不过，他很快就要知道，弗莱舍尔马克索夫默默忍受着的痛苦并不是他唯一的秘密。 为了麻木疼痛，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开始给自己注射吗啡，而且很快就发现无法控制自己摄入的药量。等到弗洛伊德出现的时候，他已经不可自拔地染上了毒瘾。弗洛伊德于1883年十月发现了这个秘密，在给玛莎的一系列信件中记录下了这件事： 我非常悲伤地问他，所有这一切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说他的父母都视他为了不起的专家，只要他们活着，他就会坚持工作。一旦他们去世，他就会自杀，因为他认为自己也不可能支持多久——[两个星期后]他不是那种靠空洞的安慰的话就能接近的人。他的状态完全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令人绝望，你根本没办法反驳他。“我真受不了”，他说，“明明以前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都要比别人更轻松，现在无论做什么却都要比别人多花上两倍的力气。我所忍受的痛苦，没有别的任何人能够忍受。”他补充道。我非常了解他，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1884年四月的一天，弗洛伊德整夜未眠，照顾弗莱舍尔马克索夫。他洗着暖洋洋的热水澡，却处于绝望的痛苦之中。弗洛伊德后来在信中说他无法描绘那天夜晚的情况，因为这和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就像是“奏响了每一个最深沉的绝望的音符”。可是就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他有了个主意。 弗洛伊德首先注意到可卡因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也看过本特利医生关于可卡因可以治疗吗啡瘾君子的报道。他坚信可卡因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唯一的出路，是在两个星期后。当时他去他可怜的朋友的寓所看他，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家里却没有人应答。弗洛伊德把门砸开，发现他的朋友“疼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弗洛伊德建议弗莱舍尔马克索夫试试可卡因，绝望之下，他愿意试任何东西，“像个快要淹死的人那样抓住了可卡因”。效果似乎很神奇：反复服用几剂后，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吗啡摄入量渐渐下降。 弗洛伊德现在变成了可卡因可以治疗吗啡瘾的支持者，开始在报纸和讲座中提到可卡因在这类病例中具有近乎神奇的功效，并推测说可能可卡因总有一天会清除所有的“醉鬼收容所”。他在来年向精神病学协会宣读的论文中谈到了对弗莱舍尔马克索夫进行的可卡因疗法，说这个过程仅仅花了二十天的时间，还说“没有出现可卡因上瘾的情况；相反，还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这种药物的反感。” 但是没过多久，情况就大为不妙起来。到1885年四月，距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第一次尝试可卡因一年的时候，他的情况急转直下。弗洛伊德后来才知道他每三个月要用掉价值1，800马克的可卡因——等于每天用上整整一克的可卡因——而且还是静脉注射。他开始出现可卡因中毒的症状。先是昏厥和痉挛一阵阵发作，接着是举止越来越古怪。很快就出现奇特的错觉：弗莱舍尔马克索夫被一个念头困扰住：他觉得自己的皮肤下面有昆虫和蛇在爬，于是花上很长时间把自己关起来，专心致志地想要把它们都抓出来（这些触觉幻想是可卡因中毒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因为它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才被发现——“可卡因虫”）。 卡尔.考勒也目睹了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痛苦经历，他这样写道，“我同他一起度过不止一个夜晚，看着他在妄想之中把想像中的虫子从皮肤下挖出来”。到六月四日的时候，情况危险了顶点，弗洛伊德再次培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度过了一个夜晚。他后来说这次经历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夜晚”。他立即写信给玛莎，警告她说他认为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可能染上了可卡因瘾，她在服用他寄给她的那些样品的时候要千万小心，以免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她的身上。 在这么大的可卡因剂量的作用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经历的副作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吗啡的副作用还要严重得多——让他坚信自己必须得停止服药，可是他很奇怪地发现自己办不到。弗洛伊德无意之中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可卡因瘾君子。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现在不仅仅是服用可卡因：他又回到了吗啡身边，以很大剂量同时注射这两种药物。他发现——正如继他之后的许多人再次发现的那样——鸦片和可卡因可以混合得好极了，一种药物“升”恰好能抵消另一种的“降”。就化学意义而言，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是在一脚猛踩汽车油门，一脚死死踩住煞车，他发明出了“速度球”，即极其危险的可卡因和吗啡（或是鸦片）混合的鸡尾酒，这东西在下个世纪一度非常流行——也是让喜剧明星约翰.贝鲁西于1982年丢掉性命的那种混合毒品。 弗洛伊德最终明白了情况的严重性，他非常沮丧。那一年晚些时候他写道，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身体对这种惩罚已经忍受不了多长时间了，他会——希望是在——六个月之内死去。其实他还要再忍受六年。弗洛伊德的后半生将一直把他悲剧性朋友的照片挂在书桌上方。 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可能是第一个染上可卡因瘾的人，不过很快就有了其他人。开始有谣言流传说有可卡因瘾的人因为渴望可卡因而发疯。这些流言在医学界传播得很快，因为瘾君子们通常都是医生自己（药剂师和牙医也损失惨重）。记者们在医学杂志上相互交换有关可卡因的恐怖故事。一个报道里说一位医生在可卡因的影响下“发了疯”，在大街上被逮捕。另一则报道更是令人担忧——由布鲁克林的JB马迪森提供——“一个医生想要给病人开份处方，结果却写信要州长来送自己去坐牢”。可卡因似乎能让你做出各种奇怪的事情来。可卡因有危险的消息在英国由《英国医学杂志》披露出来，这家杂志还刊登了自己的故事警戒世人： 来自美国通讯员的报道： 可卡因在这个国家几乎被用在一切事情上；但是我们已经发现我们治疗学宴会上的这朵甜美的玫瑰也长了苦涩的利刺。芝加哥的一个可怜的家伙（是个医生）由于急于想要研究出可卡因奇妙的特性，变成了一个瘾君子，还把自己和家庭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自己服用可卡因不说，还给妻子和小孩吃，残忍地拿他们的身体来测试它的麻醉作用。他现在呆在救济院里，在那里他可能会很快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英国医学杂志》，1886年二月二日 整个美国的吗啡瘾君子都染上了可卡因瘾，而他们的医生由于以身试药也都上了瘾。可卡因瘾的浪潮席卷了美国的中上层社会。后来发现上可卡因瘾的人不仅仅有医生和牙医，还有他们的妻子。 十九世纪的科学家和医生们不明白为什么可卡因会让自己感觉这么好，同样，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可卡因会奴役自己。这时还展开了一场严肃的辩论，探讨可卡因究竟会不会有可能让人上瘾。这场辩论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有一些顽固的科学家仍然坚持认为它不会让人上瘾。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论点似乎很合理，因为可卡因不像海洛因，服用者停药后身体上并不会引发什么明显的症状；可卡因服用者也不需要像有鸦片瘾的人那样进行冷火鸡疗法。同样，尝试这种药的人中只有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会继续下去而出现问题。这可能同可卡因的价格有关：由于可卡因很贵，人们一般只在特殊场合才用它，其间用得又比较有节制，因此很难上瘾。然而，在可以买得起大量可卡因的人中间，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那么多名人有可卡因问题，而我们认识的人中间却一个也没有）。当价格跌到人人都买得起的时候，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出现的提纯可卡因那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可卡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很稀罕——还很昂贵——稀罕到上瘾的情况真是非常少见。因此，医学界比较嬉皮的成员也许就得出结论说可卡因不会让人从身体上上瘾。他们勉强承认说，也许它会让人从心理上上瘾。不过要这么说，巧克力也会让人上瘾——让那些意志力薄弱的人上瘾。 为了人们不把这种让人上瘾的新物质的到来归咎于他，弗洛伊德为自己开脱时，用的也是这个观点。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可卡因的确是一种可以让人上瘾的药物。摆脱它魔爪的关键也正是赋予它魅力的那种分子。它就是多巴胺。在新泽西的布鲁海文，弗可夫博士解释了原因。 可卡因拦截大脑里的搬运工，提高与快乐相联系的区域里的多巴胺的浓度，因而会产生了强烈的阵阵快感。这就是常说的“上冲”感。然而，当可卡因最终从大脑系统退去，搬运工分子开始打扫多余的多巴胺的时候，快乐线路就停止了燃烧，欣快感便迅速消失。这就是常说的“崩溃”。由于“上冲”得如此猛烈，而紧接着就是“崩溃”，这一过程使得人情绪上发生更加深奥的变化。此外，因为你天然的多巴胺水平已经被耗尽了，现在你会感觉比用药前要更糟糕，而且还会产生强烈的想要再次兴奋起来的欲望。如此一来，你便会进入科学家所说的“渴望”的状态。当然，唯一能够把你的多巴胺分泌量提高到先前的水平，好让你感觉好些的东西，就是更多的可卡因了。威廉.巴若福斯在《一封头号瘾君子的来信》（1956）中指出：“对可卡因的渴望会非常强烈。我会整日整日什么也不干，只是一个药店接一个药店地拿着处方买可卡因。” 如果你有了更多的可卡因，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狂欢的模式中：服用可卡因，等它的药劲儿过去，渴望可卡因，接着服用更多的可卡因。这就像个反馈环：可卡因让你感觉非常好，所以你服得更多；药劲儿过去后剩下的多巴胺更少，所以你感觉很糟糕；所以你还得服可卡因好再次高兴起来。紧接着这一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药是一种兴奋剂，这就是说服可卡因的人做大多数事情都倾向于比平常要快，无论是说话还是吸烟。不幸的是，有一件事他们也比平常做得快：服用可卡因。所以问题不断升级。 动物研究给我们演示了这种狂欢模式的运行方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进行了一个著名的试验，用的是两组老鼠，一组可以无限制地得到可卡因，另一组可以无限制地得到海洛因，两组老鼠都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两组都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药。不同之处在于，海洛因是一种镇定剂，老鼠吃了后就想睡觉，所以吃起来还有些节制。而可卡因是一种兴奋剂，起的作用刚好相反。两天之内，海洛因一组的老鼠的行动就形成了规律：吃海洛因，睡觉，四处溜达溜达，进食，吃更多的海洛因，再回去睡觉。与此同时，可卡因一组的老鼠在吃可卡因。这就是它们的所有活动。可卡因不会让它们感觉想要睡觉或是吃饭。只是使它们感觉想要吃更多的可卡因。当它们最终筋疲力尽倒下来的时候，才会暂时停止吃药，但是刚一醒来，它们就马上又开始吃起可卡因来。试验进行了一个月，最后海洛因一组的所有老鼠都染上了严重的毒瘾，不过相比而言还算健康：他们还在正常地进食，清理毛皮，喝水。可卡因一组的所有老鼠都死了。 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科学的测试方法，来确定某一种特定的药物让人上瘾的程度有多高。不过，常见的确定一种药物上瘾潜力的试验是把动物放在笼子里，训练它们撞击拉杆来获得小剂量的药物。一旦动物明白只要撞击拉杆就可以得到一点药物，吃了后会感觉非常好，它们撞击拉杆来得到药物的次数就会增加。动物学会了更加频繁地撞击拉杆，撞击的次数会再次增加。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动物觉得得到的药物抵不上撞击拉杆花的力气为止——这样试验者就知道动物为了得到该药物愿意花上多大的力气。 在这类药物的上瘾潜力的测试中，可卡因总是胜利者。最近有消息说，一次试验中的一只黑猩猩为了得到一点可卡因，竟然撞击拉杆一万三千次，只好最终放弃了试验。无可否认的是，兴奋剂通常会在这种测试中产生最令人惊奇的结果，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可卡因表现不凡。但是也不是非常好：一万三千次的撞击比其他人类已知药物作用下记录的撞击次数只不过高上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一百六。 另一次在密歇根大学进行的试验是让黑猩猩自由地获取可卡因。试验向人们展示了它们一旦明白怎么回事后，想要得到可卡因的心情迫切到什么程度。学会自己服用药剂后，黑猩猩马上对彼此和周围包括食物和水在内的一切事物都视而不见，在五天的长长的狂欢中只是服用可卡因，连觉都不睡。到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它们变得如此激动，以至于有些黑猩猩把自己的手指都咬掉了。然而它们还是继续撞击可卡因拉杆。当发现它们显然宁可饿死也不愿放弃可卡因的时候，人们停止了试验。威廉.巴若福斯解释了这种感觉： 我们这时得到了一些C（可卡因）或是RX。把它注射到静脉里，孩子。你可以闻到它正在进来，你的鼻子和喉咙感觉清爽冰凉，接着一阵纯粹的快乐直冲向大脑，点燃了那些和C有关的区域——吗啡的快感体验在五脏六腑。打了一针以后你可以倾听自己的身体内部的快乐。但是C是穿越大脑的电流，C瘾是只有大脑参与的狂欢，不需要身体不需要感觉参与的快乐。受C控制的大脑就变成了“疯狂弹球游戏机”，在极度的电动兴奋下闪烁着红红蓝蓝的灯光——十分钟后，你还想再来一针。 《赤裸的午餐》，1959 诺拉.弗可夫在布鲁克黑文镇发现了另一个因素，也许可以解释这种可卡因引起的狂欢行为。她的PET对可卡因瘾君子进行了扫描，发现他们刚好位于在眼睛后面的大脑区域——就是人们所说的前额脑区底部——出现了奇怪的异常现象。一般认为大脑的这个区域决定着刺激物的重要性：决定任何既定时刻某一刺激物有多重要。你饿的时候，食物拥有第一位的优先权。你不饿的时候，食物就会被忽视。大脑里的某个地方必须对所有类似刺激物的价值加以判断。你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你的前额脑区底部就会不停地反复评价你目前的食物，将之按重要性先后排列，然后你吃饱了，它就会把优先权从“吃饭”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这样你就会停下来不吃了。可是如果你的前额脑区底部受到某种损伤，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你破坏了大脑的这一区域”，弗可夫说，“那么你就会一直吃下去。你无法注意到食物的重要性已经改变了。那些大脑的这一区域遭到破坏的动物就是这样：它们就只是吃啊吃。” 前额脑区底部的功能紊乱一直都与诸如强迫症——身体无法控制地重复进行某种活动而无法停止下来——这样的情况相联系。弗可夫的研究表明，滥用可卡因会对这一区域造成损害，从而指明这种药物控制瘾君子的另一种方法。“如果你扰乱这一区域，就会看到自己是怎样陷入某些类似的情形之中，例如服药不再能够带来快乐，可还是戒不掉。这就是为什么可卡因瘾君子们会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为了找快乐。”——你明白这种情况会变得有多危险。 弗可夫的研究最近又在可卡因瘾君子身上发现了一项更让人警觉的倾向。她通过给捆绑多巴胺搬运工的化学物质甲基芬尼定——就像可卡因一样——加上标签，用扫描仪给它摄像，设法测量出可卡因服用者相对于非瘾君子的可能的多巴胺值。结果令人担忧。可卡因服用者不光是服药后不久多巴胺值异常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会导致他们反复使用药剂），而且在上次服药三个月后，他们的多巴胺值还是异常低。可卡因通过人为方式大大提高他们的多巴胺水平，从而造成他们的身体的快乐系统因为使用过度而降低了敏感性。现在，其他可以产生多巴胺的刺激物（如巧克力，咖啡，冰啤酒）都不再能够使得他们释放出从前那么多的多巴胺了。对于服用可卡因的人而言，一切事物能够带给他们的快乐都减少了。一切事物，也就是说，更多的可卡因除外。 见过弗可夫几天之后，我碰巧遇上了另一位神经学家，哈佛大学的汉斯.布瑞特博士。和弗可夫一样，布瑞特也在给瘾君子们服用可卡因，可卡因劲儿上来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不过，和弗可夫不一样的是，他的扫描仪要大得多，名字叫“磁振造影仪”，可以拍下大脑内部活动的运动中的画面，而不仅仅是及时拍下一张张单独的照片。但是当时他对可卡因本身并不感兴趣：他的目标要大得多。布瑞特在动机情感神经科学中心工作，过去一直（现在仍然）在寻找神经学的圣盘：人类动机本身的根源。可卡因只是个起点。 在人类所有决定的中心，存在一个负责的系统，将我们遇到的一切事物按照简单的轻重缓急的顺序进行分类。布瑞特七年以来一直在试图弄清楚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试图解释究竟是什么使得人们想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为此，他将志愿者放进扫描仪里，给他们服用他认为能够促进强烈的动机反应发生的刺激物，然后监测他们大脑特定区域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在1993年这项研究开始的时候，布瑞特决定寻找涉及习得和奖赏的神经线路。“我们正在映射人类的动机线路，”，他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采取迅速却又卑鄙的方式，就是要看看牵扯到快乐本身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问，‘最有可能袭击这一系统的会是什么？劲儿最大的是什么？’可卡因。这是已知的最能让人上瘾的物质了”。 布瑞特召集了一批瘾君子，把他们放进扫描仪里，给他们通过静脉注射可卡因，药性发作后，让他们每一分钟都按照“上冲”，“欣快感”，“崩溃”和“渴望”来给自己的感觉划分等级。一开始，想到他也许会把我也放进扫描仪里，也给我来上点可卡因，我很激动，不过很快改变了注意，因为我听到了这个剂量有多大：“我们给他们的是狂欢派对式的剂量，”他说着话，咧开嘴笑了起来，“我是说，你和我——用上这么大的剂量，说不定马上就会得冠心病。”我那天不是特别想得冠心病，因此他告诉我说按规定他只能给登记在册的瘾君子注射可卡因，我也没觉得特别失望。 布瑞特从以前对动物的奖赏线路所做的试验中发现，他要找的是大脑边缘系统中的各种区域，即可卡因起作用时影响到那些区域。结果证明他的论断对极了。不仅如此，他还记录下了可卡因快感消失时大脑的反应——并指出一些可以解释“上冲”感产生的原因的区域同样涉及产生“崩溃”的过程。布瑞特第一次成功地拍下了活动中的人类大脑奖赏结构的画面。下一步要用不同的刺激物来重复这个试验，看看可卡因试验中看到的情况是不是同用其他奖赏试验的情况一样。等到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试验过赌博，吗啡和性吸引力，所有这些试验麻醉的都是大脑里的同一区域。 布瑞特发现的正是大脑接受感官刺激并决定该刺激是好是坏的机制。而可卡因的作用，便是影响这一机制。“涉及人类习得过程的就是这一大脑系统，基本上就是它在对我们说，“瞧，这种刺激非常讨厌；让我们知道它讨厌”，或是会说：“这种刺激很有好处；让我们知道它有益”，布瑞特说。“可卡因影响的恰好是这种习得信号——所以它强迫我们习得一种关于奖赏的新信号——非常强大的一种信号。” 他解释说，可卡因就是用这种方法劫持了大脑的动机系统。进行决定过程的整个等级结构被重新排序，诸如性和食物之类的传统奖赏方式被降格，可卡因被放在了最上层。要忘却这一结构也不容易。事实上这种忘却是在完全无意识的层面上进行的，这在许多试验中都已经得到证明。 如果你不断给瘾君子可卡因，与此同时像布瑞特那样持续监控他们的多巴胺水平，就会很快发现奇怪的事情：他们的多巴胺值在注射可卡因之前就开始往上窜。由于可卡因以上述方式作用于动机系统，大脑不光记录下了可卡因带来的愉悦体验，还记录下了与这种体验有关的所有的感官信息。就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样，瘾君子下意识地记住了表示可卡因马上就要到来的指示物并做出反应——甚至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也会做出反应。对他们而言，可卡因具有如此优先的地位，重要到想到与之相伴的众多的其他任何刺激物，他们的多巴胺系统马上就剧烈活动起来。如果那时还不给他们用药，他们的大脑就会引发对可卡因的可怕的渴望——事实上就是告诉他们这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不在那儿，他们最好想想办法。 任何数量的暗示都会提醒大脑想到可卡因——从瘾君子常常买可卡因的街道拐角，到看起来有点像可卡因的一小堆白糖或是面粉——都能引发这种渴望。其他的奖赏不是这样。都不同于可卡因。 “巧克力就不是这样，”布瑞特说，“巧克力本身也许是一个奖赏性的刺激物；性也是，同某个人聊得很痛快也是。这些都是奖赏。但是这些奖赏都不会改变大脑的神经化学性质。” 关于多巴胺，弗可夫也说过类似的话：你每一次服这种药，它都会强行把越来越多的多巴胺塞入这一系统，大脑再三领会到这才是快乐的感觉。其他一切带来的快乐都被降低了。因此大脑一直不停地在重新进行安排，将其他令人愉悦的刺激物产生的正常反应抛开——不重视它们。整个大脑被重新改组。 如果布瑞特和弗可夫没弄错的话，可卡因的确从根本上——在超越有意意志的层次上——改变了人的大脑，那么传统的“道德”权威的声音——告诉人们不要再使用可卡因，要是他们不听，就威胁他们——就没有任何意义。认为“这是违法的”的观点不可能产生任何作用：叫可卡因瘾君子不要使用可卡因，就像训练一条曾被打得半死的狗看见你扬起胳膊而不向后躲一样。服用可卡因不是由人的意识来决定的行为。毫无疑问，这些反应经过很长时间后是可以忘却的。只是不太容易。 布瑞特批评起那些把药物上瘾和缺少内部驱动力等同起来的人毫不留情，“持这样的观点的人会说，‘这同道德毅力有关’或是其他类似的话，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我认为，用‘道德观念’和‘只要能说不’这样的话来谈论这件事的人，简直错得离谱。我差不多要说这种人就是白痴。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让“可卡因不会让人上瘾”的观点见鬼去吧。 当然，对药物上瘾得出这些解释的科学同十九世纪晚期的那些走在前面的外科医生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由于用可卡因作实验而染上了毒瘾。此外，承认染上药瘾是件很令人尴尬的事，许多上瘾的病例无论如何都被迅速隐瞒了起来。其实，他们掩盖得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直到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位外科医生威廉.奥斯勒爵士的私人日记泄露给新闻界之后，当时最著名的一宗病例才在一个世纪之后暴露出来。 奥斯勒是剑桥大学的高级医学教授，1919年去世时把自己所有珍贵的医学藏书都遗赠给了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他的藏书里有一个皮面装订的小册子，用一把小巧玲珑的银钥匙锁着，看上去也没有书名。奥斯勒称这本书为“历史的秘密”，并告诉他的图书馆理员威廉.弗朗西丝说，书里的内容直到1989年才能公开。这本书由奥斯勒本人亲笔写成，记录的是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基金会的内幕，里面还包括令人大为震惊叙述，讲述的是该基金会四个创始人之一，“现代外科之父”的威廉.霍斯德医生的亲身经历。 霍斯德也许是他这一时代最有才华的外科医生，是全体美国人的英雄。他曾是耶鲁大学足球队队长，1870年开始行医，非常有名气，1889年一群赞助人决定建立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时候便聘请了他和奥斯勒来领导外科。接下来的三十年中，这两个外科医生一起奋斗在外科领域的最前沿，直到今天，霍斯德还因为最先提倡在外科手术中使用橡胶手套而为人们所怀念。 他于1884年23岁的时候成名，因为他当时发明了神经阻断麻醉法，这种方法是以特殊的方式将可卡因注射到神经细胞周围的区域，使得沿着这条神经的部位产生局部麻醉。卡尔.考勒发现可卡因可以用作局部麻醉剂，但只是用在眼部，嘴部和鼻腔内部的粘隔膜部位；运用神经阻断术，霍斯德可以将可卡因用在身体的任何部位。然而，他在完善神经阻断术过程中染上了毒瘾（有人认为他是美国第一个染上可卡因瘾的人）。到1886年的时候，他的毒瘾大到一天需要两克可卡因，状态也差到不得不完全放弃行医。紧接着，他神秘地失踪了。 实际情况是，他的一个朋友威廉.威尔奇绑架了他。这位朋友租了艘帆船，雇好了船员，把他放在了船上，强迫他踏上前往迎风岛的旅途，试图治愈他对可卡因的依赖。六个月后回来时，他似乎成了惊弓之鸟，正如他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的那样，“才华横溢，性格开朗外向的他似乎不再才华横溢，性格开朗了”。他住进了罗德岛州的巴特勒医院，试图完成他的戒毒过程再干干净净地出来。可是，等到他1889年住进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很奇怪地改变了许多”。没有人真正明白为什么。 然而，这个带着银钥匙的皮面的小册子会揭开这一切的真相。尽管按要求图书馆理员必须等到1989年才能公布书的内容，他还是在1958年就决定出版它，因为书中提到的每一个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他自己第二年也去世了。这本书的内容最终于1969年刊登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奥斯勒在书中写到1893年前后的事情时披露说，霍斯德设法治疗自己可卡因瘾的方法，不过是用另一种麻醉剂：吗啡来替换可卡因。正如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从吗啡转移到可卡因，霍斯德从可卡因转移到了吗啡。正是吗啡和可卡因的混合物改变了他的性格。 奥斯勒还揭示了更深层的情况：大约1890年的某个时候，他注意到霍斯德出现严重的战栗，马上意识到他其实已经染上了吗啡瘾。在他的追问下，霍斯德承认了一切。他说，戒掉可卡因瘾太难了，他还发现要摆脱掉吗啡瘾也简直不可能，一天最少也得三克。威廉.霍斯德也许是他同时代最才华横溢的外科医生，后半生一直没能摆脱掉毒瘾。他在一封信中提到自己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在自己身上作实验——给神经注射可卡因——的过程中，可怜的豪尔和我另外两个助手也都染上了可卡因瘾。他们至死也都没能恢复过来——” 整个美国出现了众多的药物上瘾的病例，这要归咎于可卡因治疗吗啡瘾有效的传言。然而，就像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例子那样，用可卡因治疗吗啡瘾只不过是暂时拿一种让人上瘾的药来替换另一种，结果常常是受害者对两种药物都产生极大的需求量。 但是这种谣言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像我们今天听起来那么愚蠢。人们在十九世纪晚期对药物对身体的作用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可是他们知道吗啡是一种强效镇定剂，而可卡因是效力同样强大的兴奋剂。于是人们就推测，后者的刺激作用也许可以抵消前者的镇定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类似的误导性的理论导致了为有海洛因瘾的人注射安非他明的作法——从而引发了全世界都要品尝一下非法的“安非他明”的滋味）。很容易犯的错误，你也许会这么想。但是这真的是个错误吗？ 1995年，在德国的特宾根大学，奥布瑞特.黑斯克姆勒揭示了这个故事更为阴险的一面。有关可卡因能有效地戒除吗啡瘾的报道源于《治疗学学报》。黑斯克姆勒发现，这份杂志完全归底特律的派德制药公司所有。事实上，《治疗学学报》与其说是一份医学杂志，不如说是全美国医生的免费时事通讯——一份唯一目的就是给派德制药公司的产品作广告的杂志。猜不到吧，派德公司是美国唯一一家生产和销售可卡因的公司。同古柯历史上的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一样，与其说它与可卡因本身有关，到不如说是与一样比它阴险得多的东西有关：金钱。可卡因能治疗鸦片瘾的整个故事从头到尾都不过是一系列的谣言，是一场精明的销售战的骗局。作为广告，它效果好得令人吃惊；可是作为医学报告，它完全是伪造的。 弗洛伊德一开始研究可卡因的时候，首先在“首席外科医生办公室”的索引条目——一一个全面列出美国出版的报纸上的有关任何题目的报道列表——下查询“可卡因”。他在这里发现了刊登在《治疗学学报》上的许多文章，他并不知道这些文章不符合医学逻辑，于是照单全收，丝毫也没有怀疑其可靠性。他在《关于古柯》一文中引用了七篇文章来证明可卡因能够治疗鸦片瘾。所有这些文章都出自《治疗学学报》。当1885年四月派德公司找到他，提出给他24美元，要他对他们的可卡因进行书面认可的时候，他甚至还是没有起疑心。他拿了钱，对他们的一些产品做了测试，得出结论说这些产品同默克公司的产品一样好，这样一来，他就是在用自己的名字来支持派德制药公司。他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把自己拖进了这趟混水。 1885年弗洛伊德的一个同事阿尔布莱特.艾伦麦尔在德国的一家医学杂志上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警告说可卡因上瘾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弗洛伊德拒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到1886年初的时候，有了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经历，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有某些颇具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可卡因可能会有危险。但是，他争辩说只有注射可卡因才会上瘾，而他从来没有建议任何人注射它。这不是真话：他在1885年特别建议说“以每剂0.03克到0.05克的剂量皮下注射可卡因，就不用担心药物会积聚起来”。这一点被他悄悄地掩盖了。朋友和可卡因的支持者们都在帮助他：他的老同事奥博斯坦勒在哥本哈根的会议上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亚伯拉罕.林肯手下的前军方外科首席医师威廉.哈默德（他本人也是个坚定的可卡因狂）在《纽约医学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可卡因并不比咖啡或是茶更有害，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真正可卡因上瘾的例子。在纽约神经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十分轻视关于可卡因会上瘾的传言以及上瘾引起的过激行为： 我在四个不同的日子给自己注射了可卡因。先生们，那些可怕的反应我一点也没有，也没有进行任何暴力行为的倾向；嗨，我甚至不想去实施谋杀！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 其他医生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随着越来越多的瘾君子的出现，一个强大的反对可卡因的组织出现了，他们认为过量服用可卡因比服用吗啡害处还要大。可卡因让人感觉非常快乐，所以人人都喜欢它，要得更多，这与吗啡可不一样。还有一点不同于吗啡的是，可卡因不需要用注射器，因此使用起来更容易——导致人们更快地上瘾。与此同时，人们知道吗啡瘾君子用药的同时还可以过着比较正常的生活，而可卡因瘾君子似乎只能发疯。1886年五月，艾伦麦尔发起了对可卡因最恶毒的攻击，他尤其指责弗洛伊德释放出了继鸦片和酒精之后的“人类第三大灾难”。到了这时，医学新闻界携起手来反对可卡因瘾，《纽约医学记录》引用了圣路易斯城的查尔斯.H—修伊的话，大意是说“可卡因瘾比吗啡神经症害处还要大，它是频繁用药的必然结果，它的奴役比鸦片的奴役要残暴得多”。现在就连弗洛伊德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可卡因。 发现局部麻醉剂的荣誉属于考勒，然而出了问题，承担过错的却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判断极其值得置疑：要么是他的研究完全不计后果，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有资格如此毫无保留地推荐一种危险的新药。他给一个病人用上大剂量的可卡因，结果病人马上死去——他后来写道，这是一次招致“严厉批评的”事故，——这时他的情绪就更加低落了。到1887年初的时候，他在《维也纳医学杂志》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这种药物的最后一份报告，报告里引用了很多哈默德的话。他同意可卡因有毒的说法，但认为只是在注射时才有毒——再一次，论文的参考书目里忽略了那篇他专门推荐过这种作法的文章。他坚持认为可卡因在戒掉鸦片瘾的过程中很有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他还声称可卡因只会让某类性格软弱的人上瘾。除了那些不幸的前吗啡瘾君子，“可卡因没有制造一个受害者，没有一个单因为可卡因受害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清楚事实真相，后来他的文章称1887年“是我一生中最失败最黑暗的一年”。他1885年三月的那篇建议人们“毫不犹豫”地注射使用可卡因的论文从来没有出现在他已出版的论文集中，他把自己的那份底稿也毁掉了。此后，弗洛伊德再也没有发表有关可卡因的文章，似乎完全放弃了这个课题。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走着瞧吧。 古怪的是，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使用会在100年之后产生轰动效应。为了纪念他建立精神分析学一百周年，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决定举行一次专题展览来庆祝他一生的成就。展览包括一个名为“可卡因趣事”的专题，部分展品是从曾经属于卡尔.考勒的一堆旧书稿中精选出来的。这些东西是考勒的女儿在1969年从一个缎带系着的纸盒子中发现的，她还因此给《心理分析季刊》写了篇有关她父亲发现局部麻醉剂的文章。1995年她把这些东西遗赠给了这家图书馆。 然而图书馆馆长不知道的是，盒子里的东西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材料：考勒还在盒子里给后人放了件小小的有关他的发现的纪念品。因此，第二年三月份，当一个研究员手捧着一个上面有考勒手写的德语题字的小信封走来的时候，手稿阅览室的部门主管不由大为吃惊。这个研究员把题字翻译了出来：“我于1884年八月用来进行第一次可卡因试验剩下的第一剂可卡因”。第一个信封里面还有个小信封，上面用另一种笔迹写着：“分两次服用”。里面还有一小块纸，打开一看——是一小撮可卡因。 在国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发现了可卡因，这可能是任何地方的任何图书馆所能发生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了。部门主管喊来了图书馆的总监察员，总监看了一眼，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小堆麻烦，便马上给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打电话，FBI火速赶来，接管了这个信封。分析之后发现，信封里的可卡因过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失去了药性，于是调查局便很周到地把信封还给了图书馆，直到今天它还躺在手稿部的书库里。也许弗洛伊德观当时就在上面某个地方注视着这次惨败，禁不住哈哈大笑。 尽管可卡因具有危险性的名声越来越大，可是公开销售并没有停止。围绕着这种药产生了如此多的激动情绪，以至于不仅制药公司和东奔西跑的销售商支持人们使用它，在英国还有外行群体为它作广告——最著名的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使用麻醉剂的消息最先出现在《波西米亚丑闻》（1886）里。华生说“可卡因和野心在他身上交替更迭”，还让人摸不找头脑地提到“这种药让人昏昏欲睡”。大概福尔摩斯的创造者阿瑟.科南道尔爵士本人此时还没有尝试过可卡因，只是知道有人最近发现它可以作麻醉剂，便以为它和吗啡一样有镇静作用。这种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我们在后来的故事里发现福尔摩斯为了打发无聊服用可卡因。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 “我认为这药对身体没有好处。可是我发现它具有卓越的刺激作用，还能清醒头脑，所以它其他次要的作用就关系不大了——我的大脑，”他说，“最厌恶停滞不动。给我问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或是给我最复杂的分析，才能让我处于适合我自己的状态。我可以不用人工兴奋剂。但是我痛恨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我渴望精神上的兴奋。 《四签名》（1890） 人们一直以为身为眼科医生的科南道尔最早听说可卡因是在考勒最初的论文发表之后，从狂热的医学新闻界上了解道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其实他对可卡因的了解已经有一段时间。科南道尔在爱丁堡大学学医，师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一位毒物学家，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正是那个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拿古柯做过登山试验，试验结果刊登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克里斯蒂森。毫无疑问科南道尔认识他。事实上，自传作家们常常说他是福尔摩斯本人的性格背后的影响因素之一，至少影响了他的一些显著特点（对毒药着迷，天性一丝不苟，具有丰富的法医知识）。有些人甚至提出克里斯蒂森可能就是福尔摩斯的死对头莫里亚提的原型。科南道尔写作的时候第一轮可卡因上瘾的情况还没有出现，所以在他看来，福尔摩斯的业余爱好就算是有些古怪，也没多大坏处。福尔摩斯很无聊，可卡因似乎治疗起无聊来非常有效。长期服用可卡因有毒的消息当时并没有广泛公布出来；接下来的一年左右时间还是不会公开。在此之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继续服用可卡因。 夏洛克.福尔摩斯不是第一个在可卡因上找灵感的文学形象。1971年刊登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一篇文章让我们了解到另外一宗——也许还要更加出名——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可卡因的例子，它把全世界的读者的魂儿都吓掉了，同时也令人难忘地记录下了可卡因的刺激作用以及带给人灵感的作用。事情发生在另一个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身上。 史蒂文森小时候从母亲那里传染了肺结核，一生都在生病，可是到1884年的时候，他病得更厉害了。事实上，他的病重到医生命令他带着家人住到伯恩茅斯去，因为那里新鲜的海洋空气对他的肺有好处。他的新医生托马斯.斯科特对他的身体状况非常震惊，命令他卧床静养，绝对什么都不能做，连说话都不行，免得出现“肺部大出血”。可是史蒂文森需要钱，出版社也在等着他的下一本书。到1885年夏的时候，情况变得非常可怕。 长期以来，史蒂文森都想写一本有关人性两面性——人内心善与恶的交锋——的小说，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叙述方式。现在他连话都说不成，躺在床上，一天比一天更灰心。一天夜里，妻子范妮忽然被他的声音吵醒，发现他在睡梦里呜咽：他作恶梦了。她唤醒他，他却因此对她大为光火：“为什么叫醒我？我刚有了个很棒的恐怖故事！”这个梦显然对史蒂文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就开始了写作。他写啊写。他不睡觉，一步也不离开桌边。他写啊写。事实上，他写得非常快，三天里就写出了长达八十五页整部小说——平均一天写近三十页。这是项惊人的成就——尤其是对他这种身体状况的人而言。 三天过后，史蒂文森把小说手稿交给范妮，征求她的看法。她下午把手稿送到他那儿，告诉他说自己觉得应该再多点寓意。半个小说后她回到楼上，吃惊地发现他坐在床上，盯着壁炉里的一堆纸灰发呆。他把整部稿子烧掉了。他不理会妻子的抗议，又回过头来工作，又一次三天之内写完了小说。范妮谈到： 这本小说涉及的工作量令人瞠目结舌；一个像我丈夫这样的健康状况的病人竟然能在六天之内独自写下了60，000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奇特病例”，《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971年四月五日 这本书交给了出版社，第二稿就直接送去印刷。等到下一周斯科特医生来给史蒂文森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上次还病得连话都说不了的这个人竟然在床上坐了起来，对着他傻笑：“我写了一本耸人听闻的通俗小说”。什么书？就是《化身博士》。 史蒂文森这样一个身体虚弱得连话都说不了的病人，怎么会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他是如何做到六天六夜不合眼的？为什么《化身博士》的写作风格同他其他的作品截然不同？也许因为他写作的时候服用了可卡因。可卡因可以带给他精力，驱动力和连着熬上六个通宵的狂热劲儿。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主题：哲基尔博士是个医生，他发现一种神奇的药物，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邪恶的人——海德先生。哲基尔是个生活严谨的人，海德是个纯粹的坏蛋，胆大妄为，干尽哲基尔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切坏事。海德最终把一个老人打死了，却一直都隐藏在受人尊敬的哲基尔博士的身体里。 奥斯卡.王尔德后来这样写道，“哲基尔博士的转变读起来让人感觉很危险，很像是《柳叶刀》上的试验”。他只说对了一部分：它不只是像《柳叶刀》上的试验，明说了吧，难道听起来不像是可卡因试验吗？ 史蒂文森当然尝试过吗啡，因为斯科特医生曾经给他开过吗啡，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服用可卡因的记录。《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指出，有力的间接证据足以让人们有信心地认为是可卡因给了他写这个故事所必须的精力。但是不止如此。她在研究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曾经给范妮.史蒂文森的儿子写过信，问他这种情况实际上有没有可能。他知不知道自己的继父是否用过这类药？就在文章发表之前她收到了回信，没办法把这个内容加进文章里，不过还来得及加上个脚注。不，他不知道继父写《化身博士》的时候是不是服用了可卡因，不过他的确想起了一件事：他母亲一直极度关心史蒂文森的健康，所以总是喜欢读《柳叶刀》，想看看里面能不能找到对他有用的新的治疗方法。 “我妈妈简直就粘在了《柳叶刀》上——这是世界上她最不该读的东西，因为这本杂志是为任何想要愚蠢地试图涉足高技巧领域的外行准备的”，可是她还是一直在读它，“想要同医学发展保持一致，以便找到任何也许能够帮助史蒂文森的蛛丝马迹”。 《化身博士》写于1885年十月。那一年英国的医学报纸一整年都淹没在各种有关这种从一种已知的兴奋剂古柯中提炼出来的神奇的新药可卡因的报道中。那年的冬天光《柳叶刀》就刊登了22篇关于可卡因的报道。可卡因真的提供了《化身博士》背后的灵感和动力吗？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不过这难道不是非常可能吗？ 正如哲基尔的神秘药物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同时代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也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可卡因的麻烦之中。华生有一次告诉我们说，福尔摩斯整整三个月每天注射三次可卡因，结果他的胳膊和手腕处“布满了数不清的针眼针疤”。他显然不赞成福尔摩斯服用可卡因，还提醒他戒掉药瘾，但是他除了说这也许会导致福尔摩斯“身体永久性虚弱”之外，也找不出什么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华生在1888年没有提醒福尔摩斯可卡因有上瘾的危险，或是提醒他可卡因有毒，这一点非常合理地说明科南道尔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过量服用可卡因的危险，或是对此不太在意。如果他对可卡因有这么多了解，那他就会认识到任何三个月来每天静脉注射三次可卡因的人都已经染上了极重的毒瘾。 尽管科南道尔没有这么说，许多福尔摩斯评论家还是从这位世界最伟大的侦探后来的冒险经历中找到数不清的蛛丝马迹，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长期持续使用可卡因，再加上华生离开了他（结婚了），福尔摩斯显然陷入了绝望和——也是更危险的——无聊的泥沼之中。据说他服用可卡因达到了渐渐出现妄想症的程度。正如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开始感觉到自己的皮肤下面有虫子，福尔摩斯也开始觉察到所有的事物中都有犯罪活动发生。可卡因让他坚信——如果大多数人用了足够的可卡因的话，都会相信——他周围有有关巨大的错综复杂的阴谋，但是只有他才能看到。根据评论家的说法，福尔摩斯1890年消失在莱辛巴赫瀑布前的最后一次冒险，《最后一案》，正是他的妄想症发展到很深程度的例子。 《最后一案》的故事围绕着一个罪犯头头展开，他狡猾得连福尔摩斯都无法跟踪他。当然，华生很幸福地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他疯狂，激动——身体消瘦——的前同事兼朋友意外来访。福尔摩斯冲进房间，马上要求关上百叶窗，迅速在屋里飞奔了一圈，检查是不是都关好了。问他为什么这样，他承认说自己害怕有“气枪”袭击，也没有解释什么，就告诉华生说他不能走前门，必须从后面的花园翻墙走。接着他的妄想症露出了端倪： “你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莫里亚提教授？”他问。 “从来没有”。 “唉，真是见了鬼了！”他叫了起来，“这个人渗透了伦敦的每一个角落，却竟然没有人听说过他——” 福尔摩斯的幻觉同所有妄想症的阴谋理论一样，具有两个典型特征：阴谋复杂得可怕而且很重要；整个世界都很幸福地丝毫没有注意到它。福尔摩斯证实了这个看法：他妄想出了许多有关这个难以捉摸的幽灵般的莫里亚提的细节： “多年以来里我一直都意识到这个犯罪分子后面隐藏着某种力量，某种深藏不露的组织力量，它永远挡着法律的道，庇护作奸犯科的人——他是罪犯中的拿破仑，华生。他是这个伟大的城市里一半的邪恶和几乎所有未被发现的罪恶的始作俑者。他是个天才，哲学家，抽象思维思想家。他有第一流的大脑。他呆在那儿一动不动，就像个蜘蛛坐在它的网中间，但是这张网有一千条射线，每一条射线的每一次轻微的颤动他都了如指掌。” 《最后一案》，科南道尔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福尔摩斯外从来没有人正经八百见过莫里亚提。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我们已经知道福尔摩斯此前已经染上了可卡因瘾——还有他后来回来后不再使用这种药——便可以提出这种看法，即实际上莫里亚提并不存在，他只不过是这个让可卡因弄坏了脑子的侦探想象出来的人物。就像别的瘾君子从皮肤下面抓想象中的虫子一样，福尔摩斯在抓他凭空想象出来的敌人。 换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还可以当成个寓言来读：瘾君子福尔摩斯被他阴森森的死对头莫里亚提追踪，而莫里亚提或是代表可卡因，或是代表毒瘾本身。福尔摩斯两年半后回来，他的身体健康得多，也不再服用可卡因，这就说明华生对他在瑞肯巴奇瀑布失踪的叙述是误传，是想要对公众隐藏真相：也就是说福尔摩斯是离开英国道瑞士的某个地方戒毒去了。人们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个疗养院（尽管一部新福尔摩斯小说《百分之七的溶液》中提到，福尔摩斯得到当时世界级的可卡因专家西哥蒙.弗洛伊德的亲自治疗）。这次失踪回来之后，华生还是很担心福尔摩斯的安全会受到这种药的威胁： 我开始害怕这种无所事事的时期，因为经验告诉我，我同伴的大脑异常地活跃，如果不给它什么东西琢磨是很危险的。我多年来渐渐让他远离了这种一度威胁到他杰出的职业生涯的疯狂的药物。现在我知道，正常情况下他不再渴望这种人为的刺激物，但是我也非常清楚，撒旦并没有死去，不过是睡着了—— 《失踪的中卫》 据推测福尔摩斯还是重新回到可卡因身边，致使他再一次被迫离开犯罪调查工作——就是著名的从1895年十一月到1896年冬天这“失踪的一年”，接着他故态复萌，于1897年三月到1898年夏天再次没有解释就失踪了，当时华生说带他去康沃尔进行“修养治疗”，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福尔摩斯最终早早隐退，定居在撒希克斯，最终摆脱了可卡因，经常游游泳，拍拍照片。没有证据表明他后来是否旧病复发；也许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最终吸取了教训。 夏洛克.福尔摩斯并不是唯一一个理应明白是非不让自己冒可卡因之险的人。因为随着第一轮可卡因上瘾的浪潮席卷西方，吗啡瘾君子，医生和专业人士都幡然醒悟的时候，另一个人——完全熟悉这种药的种种危险的人——仍然同可卡因纠缠不清。这个人已经有了一次从可卡因那里死里逃生的经历，但是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似乎还是奇怪地与可卡因交织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可卡因给大多数医生制造了数不清的问题的时候，单就这个人的经历而言，它也许最终要对他最重要的发现，也是二十世纪科学中意义最重大的活动负责。这门科学就是精神分析学，这位科学家就是——还是——西哥蒙.弗洛伊德。 第5章 弗洛伊德的渴望与恐惧 依常理推测，经历了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可卡因上瘾的事情之后，弗洛伊德停止服用可卡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对可卡因的依赖程度大大超过他自己所了解的危险限度，甚至在1891年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悲剧性的死亡之后还在继续服用。1885年七八月份的时候，他获得了去巴黎学习的奖学金，在著名的神经学家马丁.夏尔科门下求学。 十月份到巴黎后，他提出为夏尔科将医学论文翻译成德文，从而迅速打进了他的内部社交圈。从此他便可以参加这位伟大教授著名的聚会，巴黎城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就聚集在这里进行社交活动，交换意见，公开展示自己的博学。弗洛伊德吓坏了——他给玛莎写信说他在这些场合靠服用可卡因来帮助自己放松。因此我们发现，他出去参加宴会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打上白领结，戴上白手套，换件干净衬衣，小心地梳理一下我最后剩的那点头发等等。再来点可卡因，好解开我打了结的舌头——” 但是弗洛伊德并不是只在这种场合才服用可卡因。平常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特别是觉得孤独，思念玛莎的时候他都服用可卡因。这种药可以使他变得饶舌，他似乎很喜欢这个症状，两个星期后写信告诉玛莎说： 刚才服的一点点可卡因让我变得非常健谈，我的小女人——[两页后]——我在这里傻乎乎地向你承认，亲爱的，真的是没有其他任何原因，只是因为可卡因我才说了这么多的话—— 《弗洛伊德致弗乐士的全部信件》，1886年二月二日，引自马森（编），1985 在正式的场合，可卡因是唯一能让他保持清醒的东西。这封信接下来谈到他另一次夜晚同巴黎社会上的女性老前辈们外出，他说，这个夜晚“无聊得让人要爆炸，只是那点可卡因才让我忍住了”。不过第二年九月回到维也纳，同玛莎结婚后，他对可卡因的依赖减少了：既然他的未来已经很稳定，他似乎不再需要这种药了。然而这就结束了吗？他的自传作家希望我们这么认为。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其实他继续服用可卡因的真实情况要更加离奇——而且更加隐蔽。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实际依赖程度一直不为人知，直到他结婚五十年后，他的一批私人信件在柏林的一家古书店出售，这一真相才显现出来。这些写给柏林的一个名叫维亨.弗乐士的年轻医生的信件，让人们惊奇地了解了他当时的思想过程。信件集中在1887到1904年间这两个人之间奇特而又颇有成果的友谊上——围绕着两个人都服用可卡因而发展起来的友谊。有人说，正是这种友谊促使弗洛伊德有关性欲的理论的到来，并最终产生了精神分析学本身。然而按照弗洛伊德的要求，这些信件本应该毁掉。它们能幸存到今天，是一系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的结果。 1936年，弗乐士的遗孀把弗洛伊德写给弗乐士的信交给了一个德国书商，委托他卖掉。他把信带到了巴黎，碰巧拿给一位名叫玛利亚.波拿巴的希腊兼丹麦公主看。波拿巴又刚好是弗洛伊德最亲近的弟子之一，她马上意识到这些信件的价值，便花了100英镑把所有的信都买了下来。接着她写信给弗洛伊德，告知他信件的存在。他回信说非常感谢她把它们从市场上买了回来，并要求她把信毁掉，因为这些信里包含有令人难堪的内容：“我们的通信是你所能想像到的最亲密的那种。要是落到了陌生人的手里，那将会令我极其难堪——我不想所谓的后人了解任何一封的内容。” 但是波拿巴不愿意烧掉它们，还透漏说当时买信时他答应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些永远不能还给弗洛伊德家族。她于1937年把信寄存在维也纳的罗斯奇尔德银行保管，但她刚办完这件事，德国就入侵了维也纳。罗施尔德银行是犹太人开的，有纳粹在城里，它里面的东西也不太可能安全，所以她利用自己可以自由进出的王室身份，再次领回了这些信件，把它们偷偷带到巴黎，但三年后巴黎也陷落了。 波拿巴迅速逃往希腊，把信留在了丹麦公使馆。这些信再一次被偷偷运走——这一次是放在扫雷舰里——到了英国。为了以防船在途中被鱼雷击中，这些信都用防水材料包了起来，还系上了“浮标”。幸运的是，它们一路安然无恙。它们在英国又呆了十年，一直没有发表。 弗洛伊德的家人最终设法获得了这批信的保管权，但他们却进退两难：该怎么处理它们呢？显然弗洛伊德本人不想公开这些信，但是这些信记录下了他在极富创造力，撰写他最著名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思想，毁掉这些独具一格的记录难道不是犯罪吗？他们最终硬着头皮于1954年出版了这些信，书名叫做《精神分析的起源》。 研究弗洛伊德的学者兴奋得要命：这可是他发表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梦的解析》——这一时期内心最深处的思想。这简直像拿到莎士比亚在塑造麦克白这一时期所写的私人日记一样。一位专家说这就像“找到了一首伟大的诗歌最早的也是最粗劣的那些底稿一样”。但是他们越研究这些信，就越来越明显地感到有些部分不见了。这些信被删节过。实际上共有284封信，书里只包含168封。人们很快假设说这种删节是为了保护某种见不得光的秘密。既然许多失踪的段落显然包含涉及可卡因的内容，那么人们推测说弗洛伊德的家人是在试图隐藏他对可卡因的真实依赖程度。不过这种推测是真的吗？弗洛伊德和弗乐士之间实际发生了什么？ 弗乐士是位耳鼻喉科专家，只比弗洛伊德小两岁。他于1887年来到维也纳，两个人马上一见如故：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是研究医学的犹太人，都有不断添丁增口的一家子人要照顾。两个人都极其野心勃勃。他们俩十月份开始通信，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弗乐士的妻子爱达不久就开始忌妒起丈夫同弗洛伊德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弗洛伊德完全让自己的新朋友迷住了，决定以他的名字来给自己最小的两个孩子起名（这证明不太合适：他的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孩。） 至关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和弗乐士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征：他们俩都梦想着通过全新的反传统的理论来让医学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他们花上许多时间，给对方寄去许许多多材料，设想出各种各样有关医学和科学的不合情理的理论。不过他们从不相互批评对方的努力，每一个都毫不吝啬地赞扬对方，他们俩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两人小分队，专门支持对方古怪的理论。人们后来发现，这个小团体不仅建立在不断热情地赞扬对方的工作的基础上，还建立在两个人都服用可卡因的基础上。 弗乐士有一种理论——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发现”了一种综合症——认为身体所有病痛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鼻子里的某个部位。他说鼻腔是身体本身的一个微观世界，反映着病人的健康状况，并对此负责。他把这个发现称为“鼻反射神经官能症”，并宣布说这一定会让医学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坚持认为，从此以后，医生不需要对身体出现的症状进行局部治疗，而是应该治疗鼻子。治疗鼻子，还有什么药能比他的新朋友弗洛伊德发现的可卡因更好的？ 弗乐士很快就声称他治愈了一百多例病人，从抑郁症和胸部疼痛到头晕，头疼，心痛，背痛和胃部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疼痛——都简单地分析了一下是鼻子里究竟是哪个部位在作怪，然后涂上可卡因。这是一次突破。 医学界对弗乐士的理论看法并不高。他在有关鼻反射神经官能症的关键著作——《鼻子与女性性器官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讨了鼻子内部同身体其他部位，特别是生殖器的关系，这本书在医学新闻界颇受冷遇： 这本书——同医学和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关系——读者在不少的地方都产生这样的印象：作者跟自己开玩笑——考虑到出版商这份选题广泛的书单上也包含了很好的科学作品，把这本丢脸的作品剔出去对他们而言应该不难办到。 维也纳医学周刊，1897，引自《弗洛伊德致弗乐士的全部信件》，马森（编） 弗洛伊德对此恕不认同：他不仅坚信鼻反射神经官能症真实存在，而且坚信他自己得的就是这个病。这一时期他正忍受着抑郁症断断续续的发作，还伴随着心痛和粘膜炎。（弗乐士有同样的症状；这两个人都有粘膜炎的问题）。请来了各种医生给弗洛伊德做检查，可是没有一个能指出症结所在。有人建议说是他抽烟引起的，接着有有人说是他先天心脏就有问题。没有人能肯定到底怎么回事儿。然而鼻反射神经官能症似乎给出了答案。弗洛伊德小心翼翼地给鼻腔内部涂上了可卡因，不一会儿他就感觉好多了。这点证据对他而言已经足够了：弗乐士是个天才！从此以后，两个人之间的通信就神秘地围绕着各自的健康状况展开——尤其是——围绕着对方的鼻子转。下面的细节很直观：—— 某种很奇怪但是并非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用上了可卡因，上一次可怕的发作马上就结束了；此后情况一直不错，出了大量的脓——[就在第二天]——自从上次用过古柯碱之后，有三种情况继续同时发生：1）我感觉不错；2）我排出了大量的脓；3）我感觉非常好—— 《弗洛伊德致弗乐士的全部信件》，1897年四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引自马森（编） 对于严重的鼻反射神经官能症，单用可卡因是不够的：肿块和鼓起处必须被切除。所以当弗洛伊德的症状发展到无法忍受的程度时，弗乐士会到维也纳去看他，给他的鼻子动手术。弗乐士自己的鼻子也同样要动手术。两个人术后都反映说感觉好些。可卡因被用作手术中的麻醉剂，术后又用来麻木手术部位的疼痛感。这类手术间隔期间发作的小小不适和精神抑郁两个人都是自己治疗的，当然还是用可卡因涂在鼻腔内部。 弗乐士没有意识到的是，可卡因很容易通过黏膜，尤其是鼻黏膜转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都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把这种药涂在病人的鼻腔内部，就保证了病人的身体能够吸收它。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尽管可卡因对他们的症状没有任何疗效，他们还是会反映说感觉好多了。弗乐士不了解这些还情有可原，弗洛伊德应该对此了解得很清楚。他对这种药有足够的经验，应该知道关键的两点，也就是说，可卡因能诱发非自然的快乐和健康的感觉（还记得弗洛伊德信里写的“我感觉不错——我感觉好极了”），以及可卡因可以非常容易地通过鼻子来吸收。也许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原因是以前这种药他都是服食，而现在他是涂在鼻子里。另一个更不可宽恕的解释可能是他的情况太糟糕了，以至于没办法正常思考。 弗洛伊德和弗乐士因为不断使用可卡因而进入滥用毒品的怪圈。可卡因似乎的确能一段时间里消除他们鼻子的问题。但是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可卡因是一种血管收缩剂和气管扩张剂——它减少靠近皮肤表面的血管的血流量，并扩张呼吸通道。结果，鼻子堵住了的人，例如弗洛伊德，服了可卡因之后就会感觉呼吸容易多了。但是，可卡因的药劲儿一过去，血液就回到了皮肤表面，造成毛细血管膨胀，发痒。毛细血管开始发炎，鼻部充血又回来了——比以前更严重。与此同时呼吸通道又关闭起来，病人产生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因此，用可卡因来治疗这些症状倾向于导致重复治疗，因为用药者不得不靠一直给鼻子涂上可卡因来避免旧病复发。但是重复使用可卡因会损害鼻腔通道，而鼻腔通道的损害又会以粘膜炎和鼻塞的方式表现出来。 可卡因根本不能治疗弗洛伊德的粘膜炎问题，反而是这种病的根源。弗洛伊德和弗乐士都没能用可卡因治愈对方：只不过感觉治好了。这一点他们两个都没有意识到。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依赖和他与弗乐士的关系令他的朋友感到不舒服，后来还成为令他颇为尴尬的根源，但却为他提供了创造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医学遗产所需要的环境。可卡因可以让服用者充满无限的自信和——正如曼泰加扎和哈默德试图在古柯的作用下写作时所发现的那样——各种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大多数的想法不过是任性的幻想，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许对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弗洛伊德而言——它们可能真的会通向令人兴奋的新地方。在弗洛伊德职业生涯中的这一时刻，他正处于用某种全新的东西来替代十九世纪的心理学理论的边缘。他要提出的，是大胆的，反传统的，当时没有其他医生能想到的思想。尽管完全是以误导的方式，他的朋友弗乐士还是给他提供了鼓励，认为他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同时，可卡因给了他颠覆传统思想所必须的有深度的想象力，和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全都错了的自负。就这样，弗乐士和可卡因结合起来，成为弗洛伊德一生发展最关键时期的催化剂。 好了，就是这个论点。不过，真是这样的吗？ 我在图书馆以一本EM桑顿写的《弗洛伊德的错误：弗洛伊德与可卡因》的书为起点。桑顿认为可卡因不仅为弗洛伊德提供了提出新理论的推动力，而且认为没有可卡因，他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从表明上看，这个观点有点愚蠢：说弗洛伊德加上可卡因就产生了精神分析学是一回事，说弗洛伊德减去可卡因就什么也没有，这可就是另一回事了。真的吗？我决定弄个明白。 我的第一站是汉普斯蒂德的弗洛伊德博物馆。弗洛伊德曾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去世，所以我估计他们应该略知一二。不过我还是有所保留：别人告诉我说就是这里的那些家伙删节了弗洛伊德写给弗乐士的信件原件，他们要是发现我想宣传弗洛伊德有可卡因瘾的话，就决不会帮我的忙。后来发现并非如此。这些人不但不是删节那些信件的人，他们还非常乐意帮助我。我偶然路过博物馆，想和他们聊聊麻醉剂，他们便邀请我进来，领我四处转了转，然后给我一堆书，让我坐在桌边看——最上面的就是桑顿的那本书（让他们害怕我写有关麻醉剂的看法见鬼去吧）。不过他们的确提醒我说，严肃的弗洛伊德学者对这本书非常怀疑。“是.是的”，我会意地说，还摸了摸下巴。我想让他们明白，我也是个严肃的弗洛伊德学者。他似乎相信了我，给我端来一杯草药茶。 我在弗洛伊德的房子里呆了两天，细细查看了他们的藏书。离开之前，我问他们还可以和谁谈谈弗洛伊德，于是得到了一小堆世界各地的弗洛伊德专家的电话号码——以防我在什么地方卡住了。当然，我随即就卡住了。 从我所搜集的资料来看，弗洛伊德一直坚信鼻反射神经官能症是真的，直到1895年三月的一天，他接待了一位名叫爱玛.艾凯斯坦的年轻女士。她患有歇斯底里症，这种病非常棘手——似乎诊断为鼻反射神经官能症很合适。他知道弗乐士在这一领域颇有专攻，所以喊他来会诊，两个医生都认为，应该给爱玛动个可卡因麻醉的小手术，取出她鼻子里的肿块。弗乐士做完手术后就回家了，两个人都以为这个病例到此为止，但是爱玛很快就开始出现严重的流鼻血现象。 两个星期后，她的鼻子里散发出一种腐臭的味道。显然是手术出了问题。弗洛伊德请来了另一位专家，这个人清理了爱玛上次手术部位附近的区域，发现她鼻子里有一小截线头。他拉了拉线头，结果发现后面还连着半米长的医用纱布。他接着把整截纱布扯了出来，结果却出了意外。弗洛伊德在给弗乐士的下一封信里讲述了这件事： 片刻之后血大量涌了出来。病人脸色变得苍白，眼睛鼓了出来，脉搏也没有了——这时异物取了出来，我明白了一切——随后我马上面对面看到了病人——我感觉恶心。给她包扎好伤口后，我飞奔到旁边的房间，喝了一瓶子水，感觉糟糕极了—— 《弗洛伊德致弗乐士的全部信件》，1895年三月八日，马森（编），1985 他们给爱玛草草包扎了一下，但是她有一段时间还是很危险。六个星期后，弗洛伊德给弗乐士写信说她的鼻子再次流血，这次的情况非常严重，要不是包扎得非常迅速，她三十秒内就死了。这一对儿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他们自己明白。同代的一位专家写道，这件事对弗洛伊德的震动非常大，他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相信鼻反射神经官能症的存在。弗洛伊德此前一直坚信爱玛的病根出在身体上——出在鼻子上。事实上，他现在意识到，这是心理病症。这是他向发现无意识领域走出的第一步。 这似乎合情合理：弗洛伊德的脑子里有可卡因，错误地在身体上寻找疾病的病源，以及可卡因在爱玛身上造成的可怕的错误。这可能让弗洛伊德意识到了什么。然而真的是这样吗？现在该是用上我的弗洛伊德专家的时候。 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彼得.斯威尔士。斯威尔士现在在弗洛伊德世界里有点传奇色彩。他是搞弗洛伊德研究的人中比较特立独行的年轻人，还是滚石乐队的前私人助理，被视为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他对傻瓜毫无耐心，还不时对那些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人发起刻薄的攻击。他没有学位，也不是精神分析家，却一直令弗洛伊德研究学界怒不可遏，因为他总能发掘出“丢失的”关于弗洛伊德的材料来揭弗洛伊德的短（他还挖掘出弗乐士的一份声明，说弗洛伊德曾密谋要杀害他，还翻出了证据来证明弗洛伊德和玛莎的妹妹米妮有性关系，把弗洛伊德.弗乐士之间的关系搅成了一潭混水。）也许是因为这些颇有争议的理论和他无法容忍持不同意见者的缘故，他同其他人之间发生过多次争吵。在弗洛伊德档案馆，詹尼特.迈尔考姆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弗洛伊德研究学界发生的明争暗斗有详细的描述，她提到，据了解斯威尔士曾写过一份长达45页的材料来谩骂他不喜欢的人。弗洛伊德博物馆也曾悄悄告诉我说他有一次给一个人寄去过一封血书。我拨了他的号码，做好准备见识一下他的火药味。 一点火药味都没有。斯威尔士原来是个安静的，乐于助人的家伙，尽管他承认说，弗洛伊德学术界有许多“梦游者”，不过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他非常高兴地给了我其他人的名字，告诉我说应该同他们谈谈弗洛伊德和可卡因。我听说过1981年《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面用到了他的研究，于是问他值不值得一读。他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吗？似乎没有多少——“是他妈的失败之作”，他说。显然，他尚存些许昔日的魅力。 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他向我解释了一些有关弗洛伊德的基本知识，建议我给其他学者打电话，一个星期后再找他，免得他忘了把一些相关的数字交给我。在此期间，我找到了《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那篇文章。情况从这里开始变得非常令人费解。因为从《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看，爱玛根本就无关紧要。相反，他们引用了弗洛伊德另一个病人，伊玛的例子。 伊玛是弗洛伊德梦的主题——这个梦显然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真正的诞生。弗洛伊德在他的第一部大作《梦的解析》里记录并分析了这个梦。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个梦全都与可卡因有关，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可卡因是如何直接带领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 在这个梦里，弗洛伊德在一次聚会中，伊玛走到了他身边。他给她做检查，发现她喉咙里面有一些难看的伤疤。然而在解析这个梦的时候，他指出他检查的其实不是喉咙，而是鼻子：“她鼻甲骨上的伤痕唤起我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担忧。我当时常常使用可卡因来减少鼻腔讨厌的脓肿——”。伊玛一直在用可卡因。她被诊断出发生了感染——显然是因为在以前的治疗中给她注射了一系列包括三甲胺（弗洛伊德对这种化学物质表述得非常准确，还说“我看见它的化学公式以黑体字出现在我面前）在内的化学物质。按照《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个梦的重要意义不在伤疤上，而在他命名的这种化学物质：三甲胺。 十一年前，他在《关于古柯》中谈到提炼可卡因过程中古柯叶子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味：三甲胺的味道。联系就在这儿。这就是连接一切的关键。这就是引导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那种认识。三甲胺。 咦？三甲胺和这些有什么相干的？我现在可是完全糊涂了。我于是给一个弗洛伊德分析家打电话，斯威尔士告诉我说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可卡因有过一定研究。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伊玛意味着什么？突然，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让一大堆精神分析学上的比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古怪的事还要古怪一万倍的东西给埋到了脖颈。竟然还发生在我最古怪的日子里。 他拿起了话筒，我便开始作自我介绍，但是他打短了我的话。“我知道你是谁，”他说，“我听说过所有关于你的事情。我会给你打回去的。”我给他我的号码，开始道歉说不该在不方便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挂上了电话。半个小时之后电话响了，是他。“这方面你应该找彼得.斯威尔士。”我解释说是彼得.斯威尔士建议我给他打电话的，但是他根本不听我在说什么。“我帮不了你”，他说。不过接着他就有了主意。“我跟你说”，他说，“最好的办法是你把东西先写出来，然后寄给我看，我再告诉你我的看法。”我说我的问题不是要找人校对文章，而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动笔。说什么道理都没用。也许我应该仅仅问他几个有关伊玛注射药物的梦的问题。但这个办法也没多大用。他已经挂上了电话。哼。 我给另一位专家打电话，这次打到了荷兰。他根本就拒绝同我讲话，除非我给他寄一份完整的个人简历来，再加上一份书面文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想和他联系。我问他是不是非得这样不可。“是”，他说。接着他解释说研究弗洛伊德的专家倾向于比较小心谨慎，因为他们都趋向两个极端，要么认为弗洛伊德的伟大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要么认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服用了太多的药物。每个人不是支持弗洛伊德，就是反对弗洛伊德，没办法分辨出每个人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我问道。“我不会告诉你的，”他说着话，就挂断了电话。 情况更不妙啊。我给剑桥的一个教授打电话，问他有关弗洛伊德的事情。他要求我告诉他自己读过哪些书，和谁交谈过。我告诉了他。“是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别的人了”，他说。我解释说我还是稀里糊涂地不大明白，还问他对桑顿的书怎么看——书里说的是真的吗？“你认为是真的吗？”他问我。我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他打电话。那些事实怎么回事——有没有被歪曲？“你认为它们有没有被歪曲？”但关键是这个论点：弗乐士，鼻反射神经官能症，伊玛注射药物。这个论点站得住脚吗？“你认为站得住脚吗？”他问道。 噢，老天！我是在和一台只会把我的问题搅个乱七八糟再抛出来问我的机器说话！也许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起作用？那伊玛注射药物的梦呢？它又意味着什么？三甲胺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你知道三甲胺是什么吗？”不——不，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最后还是回答了一个问题。“三甲胺，”他说，“就是散发出腐烂的种子的那种味道的化学物质”。接着他挂了电话。 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这里有一个梦，显然能证明精神分析学的发现在于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但是没有人愿意解释是什么原因。两个专家压根就拒绝和我通话；一个专家就在此刻无疑在给我起草一封血书；我从剑桥大学得到的所有信息不过是三甲胺是发出种子在腐烂时发出的味道的那种物质。我感觉自己是在飞快地一圈一圈地兜圈子。 绝望之下，我扯出一张A3纸，在上面画满了箭头和方框，试图总结一下自己的发现。所有这些解释起来可能会含糊不清，但在我看来，事实还是非常清楚的。 从1884到1896年，至少有十二年的时间，弗洛伊德在定期服用可卡因。尽管很难确定服用可卡因对他的工作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还是可以肯定一点：肯定有某种影响。考虑到他这一时期正在为《梦的解析》做基础工作，认为可卡因在他形成这些理论的过程中起到某种作用的看法还是合情合理的。至于起到多大的作用，人们看法不一。 有两点证据指明弗洛伊德服用可卡因与他发现精神分析学之间有具体的关系：爱玛的病例和伊玛的梦。二者都清楚地指出，一是弗洛伊德本人服用可卡因而且把可卡因用在病人身上，二是他对医学怀有某种古怪的想法，这些想法在他的头脑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了。弗洛伊德迷们争论说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可卡因在他后来的思想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诋毁弗洛伊德的人说这些证据清楚地意味着可卡因起了重要作用。问题是：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有可能，但还是没有确实的证据。最关键的证据——伊玛注射药物的梦——没有说服力。分析学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一直在分析这个梦，绝望地试图把它榨出汁来，好看看它里面是不是含有别的东西。可要是它里面没有包含什么东西呢？再次翻阅这些论文，我忽然意识到，最有可能的，是这些家伙正在试图解码事实上根本没有加密的东西！也许——震惊，恐惧！——伊玛注射药物的梦仅仅就是个梦而已。直截了当地看，我不得不承认除了我们已经知道之外，再也证明不出别的什么来：也就是说它只能证明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建议病人也使用可卡因，这对他当时的思想也许产生了某种影响。再多往前走一步就纯属猜测——就是最可憎的那种把阴谋理论化和循环制造诡计的作法。 几个星期过后，我唯一可以真正肯定的是，同研究弗洛伊德的人纠缠，需要聪明得像是坐在空气管子上，或是把冰激凌藏在内裤里一样。这就是说：越傻越好。 我陷入了困境。无论我对弗洛伊德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一定会得罪某个人。要是我说可卡因同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毫无关系，斯威尔士和他的人马会咬住我不放。可要是我得出结论说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背后隐藏着可卡因，那么弗洛伊德博物馆和整个弗洛伊德研究群体都会对我群起而攻之。弗洛伊德写给弗乐士的信，爱玛差点送命的经历，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伊玛的梦——无论如何，这可能就是他们不愿意公开的那些东西。 要是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呢？也许我现在应该收手：谁知道那些在精神分析学的博物馆里问太多问题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呢？我想象自己被带到弗洛伊德博物馆下面的某个秘密的地窖里，被捆在椅子上，手腕上绑着精神分析学家用来牵引他们的爬藤植物的绿塑料带，嘴上贴着结结实实的精神分析的胶带。弗洛伊德家族的一个不露面的代表埋伏在阴影里，某个维也纳的精神病患者穿着黑色的套头毛衣，戴着镶金属边的圆眼镜，面部表情怪异，双唇紧闭，拿着个带有绝缘性能极好的橡胶柄，还连着截电线的大号不锈钢圆棍走到我身边：“要不要像对付上一个那样对付这一个，嗯？”这个澳大利亚人会这样问。弗洛伊德家的人会点点头：“对，奥托。让詹姆斯先生见识见识我们是怎么安插克劳非德检测仪的。”我会拼命把头左右摇动，试图透过胶带说：“不要，请不要啊。不要克劳非德检测仪——” 我做了一个星期的恶梦。我的同屋建议说我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害怕的正是专业人士的帮助。 第6章 春药？毒药？ 19世纪末受到可卡因引诱的医生，并不是只有弗洛伊德一个。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服用可卡因有上瘾的危险，它的销量还是直线上升。可卡因是当时唯一一种医用局部麻醉剂，各种新的应用方法一直在被不停地发明出来：1884年威廉.霍斯德完善了神经阻塞麻醉法；第二年，雷纳德.康宁发现了部位麻醉法；1892年卡尔.路德维西.斯雷恩提出了通过皮下注射实施浸润麻醉的观点；1898年奥古斯特.比奥发明了最危险的麻醉法：腰麻，即将可卡因直接注射到脊柱的椎管里去。 所有这些方法都很危险，有些极其危险。现在哪一种都很少用到，不过，要是你在牙医那儿打上一针麻药，就会对霍斯德的神经阻塞麻醉法熟悉起来（今天，可卡因很大程度上已经由人工合成的麻醉剂替代，这种麻醉剂能达到同样的麻木效果，却不会产生快感）。 尽管可卡因的合法用途一直在增加，但真正赚钱的，还是那些药效平平的虚假的治疗性专利药物。考勒发现局部麻醉剂后掀起了对可卡因的狂热，任何含有可卡因的东西都一定会有市场：不明就里的读者看到有关这种神奇的新药的报道后，就想要自己的药里也含有可卡因。《纽约时代周刊》在1885年报道说，在其麻醉作用被发现后，可卡因的名气大震，甚至“如果有人说自己牙疼得只有牙疼的人才懂，身边就会有人大叫‘抹点可卡因吧！’”。专卖这种骗人的药的商人注意到这一点之后，马上在他们的老配方里增加了可卡因，让这些药更加神通广大，还泡制出各种各样以可卡因为基础的产品来垄断新的市场。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古柯和可卡因药的出现，他们不得不想出更加有力的强行推销方法来轮番上阵。有秩序的推销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推销，没过多久，这些虚假产品的广告商就开始求助于一个能保证卖出任何东西的要素：性。他们用这种方法穿透了也许是所有古柯神话中最古老的一个：可卡因能改善你的性生活。 古柯可以当春药的观点并不新鲜。印加人当然拿它当春药，有关它壮阳特性的报道在1794年就打动了旧世界。当时唐.伊波里托.乌纳聂在他的航海日记里耸人听闻地报道说，“——这个嚼客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却还能挥洒连正值壮年的年轻人都借以自傲的雄风”。正如1999年“伟哥”在世界市场上畅销所证明的那样，任何能让人相信可以治疗性无能的药准保都能找到巨大的市场。再没有什么比期待能以某种方式改善自己的性能力的药物更能驱动一般顾客更快地往药房跑的了。一百年以前也是这样。有些古柯药的推销策略更狡猾，例如迈特卡尔菲的古柯酒，它们总有一条额外的好处：“老年人会发现它具有超出其他任何药的足可信赖的壮阳作用。”同样，奈尔公司的复方达米阿那精“是一种春药，能令衰弱的两性生殖器官恢复生殖能力”。就连可口可乐都开始采取行动，吹嘘说自己是“最棒的性器官强壮剂”。 可口可乐从此便一直与性保持着奇怪的关系。1909年在田纳西州进行了一次针对该公司的审判，政府方面老练的证人使出了浑身解数想要陪审团相信，可乐会刺激男孩子手淫。与此同时，这种饮料在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女性中非常受欢迎，原因是有谣言说它是一种有效的杀精剂。据说性交后用可口可乐作清洗剂，可以防止怀孕。 关于可卡因可以用作壮阳药的话题人们谈论得实在太多了，结果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这许多的说法都自相矛盾。一方面吹捧说古柯饮料是生殖补药，另一方面又赞美可卡因具有完全相反的功效，例如《英国医学杂志》就报道说： 杰弗森医学院的派文教授最近给他的学生展示了一个女性深度色情狂和手淫的治疗病例，在给病人的阴蒂和阴道用了可卡因溶液后，最令人满意的结果出现了。派文教授认为，以这种方式使用可卡因，这还是第一次。 《英国医学杂志》，1886年三月二十日 《英国医学杂志》以前也曾报道说古柯是春药，这一点上文中并没有提到。在美国，有关古柯在性能力方面的功效的报道也非常混乱。威廉.哈默德哀叹说可卡因不能治疗手淫之类的病，即便是给小得只有四五岁的孩子用上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也不行。一位美国医生维克多.维克在他1901年出版的课本上让人们注意到可卡因在治疗性无能方面的混乱，他指出“内服可卡因毫无例外地会在五十六岁的老人身上产生性冲动——[但是]这刚好与美国海军方面的H威尔士博士的看法相反，因为威尔士博士声称他注意到可卡因有降低性欲的作用”。我们也许很幸运地看到，威尔士博士最终认识到，无论可卡因有什么样的功效，它都不会降低性欲——否则的话，美国海军也许现在还一面喝着加可卡因而不是加溴的茶，一面还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航行着。 有关可卡因能否壮阳作用的争论一直在继续。这也许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因为麻醉剂和性总是连在一起的：麻醉剂让你感觉好极了；性让你感觉好极了；二者人们都只在特殊的场合才会纵情享用；二者都是儿童的禁忌。性让人快乐。麻醉剂让人快乐。你不是人类学家也能把二者联系起来。 然而，这种联系仅仅是道听途说，还是真有几分道理？有一种说法是，可卡因既然可以引起瞳孔扩大，那么就可以令使用者显得更加性感（瞳孔扩大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性诱惑；十九世纪的维也纳妇女在赴激情约会前常常把致命的茄属植物的汁液滴到眼睛里来扩大瞳孔。这种植物因为能够以这种方式使妇女更加迷人，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名字：颠茄——意为“美丽的女人”。）这种东西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总比没有强。 接着，我在大英图书馆找到了一些参考资料：1886年，一个名叫比利特的德国牙医报道说，口腔手术前，一些女病人在施用可卡因后表现出强烈的性唤醒。一本有关麻醉剂的瑞士教材同样报道说女性身上出现了如此强烈的性唤醒，以至于男人都没有能力满足她们。一个筋疲力尽的男人是这样说的： 我整个夜晚都在施展雄风，大力神干七天的活和这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我刚一睡着，就马上就被唤醒，要接着来满足我那贪得无厌的伴侣。可卡因究竟让女人性无能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完全可以在我身上检验出来。高潮接着高潮，每一次都令这种欲望更加强烈。即便性能力最强大的男人也最终不得不放弃满足这样一个女人的愿望。我别无良策，为求自保，只好逃之夭夭。 汉斯.梅尔，德尔.卡肯尼斯密斯，1926 这篇文章说，可卡因对女人的效力强大到令她们所有的端庄稳重消失得无影无踪，开始向房间里的任何男人调情。甚至连“以前从来没有这方面经历或需要的年轻女孩”都会体验到强烈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感觉”。如果不能马上得到满足，这些不幸的姑娘会最终求助于同性恋。（此后还不断有人宣称——误导性地——说在可卡因的作用下，男人和女人都会求助于同性恋）。在美国，年轻女人也同样被这种药唤醒。一个牙医报告说他给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拔牙前注射了可卡因，这个姑娘： 温柔地合上双眼，似乎在体味最愉悦的兴奋的发作，伴随这些动作的同时，她还半痴半狂地说了些让我瞠目结舌的话。 《医学短讯》，1891，引自《可卡因》，斯皮兰斯 接下来便是可卡因在动物身上的效果。有报道证实说，公狗在施用可卡因后，阴茎无法控制地勃起，母狗则突然对所有的示爱来者不拒。密歇根大学1968年的一篇博士论文记录了这样的试验结果：一个学生花费三年时间喂常受虐待的实验室老鼠吃可卡因，并监控它们的性行为。他得出的结论是，可卡因可以让公鼠比通常情况下射精更频繁。 也许把可卡因当作壮阳药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我怎么才能肯定呢？最明显的办法就是自己试试看。单作为新闻记者的任务而言，这主意还不错。接着我意识到，我爸妈很可能会读到这本书，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有关可卡因和性的问题，我该问谁呢？接着我不由灵机一动。我掏出电话本，开始给魔术师埃迪打电话。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魔术师埃迪是个毒品贩子。不过他不仅仅只是一个毒品贩子。他是我认识的唯一的一个毒品贩子。关于麻醉剂的事情，埃迪忘记的东西比你我所有知道的还多。不过，说老实话，魔术师埃迪忘掉的一切，也比你我知道的所有的还多。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别忘了他四十年来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专业贩毒。他第一次运送毒品，是从阿富汗运到印度。现在他把毒品从欧洲大陆运到英国去。作为经营进出口生意的个体户，埃迪也许是英国唯一一个真正认为开通海峡隧道这主意不错的人。“简直就像每天上下班一样，”，他说，“你瞧，就像每天坐地铁上下班似的”。没错，对埃迪而言就是这样——只不过别人不会带着装满大麻的手提箱上下班。“我就是这样，”他说着耸了耸肩，你马上明白他说的是真话。 和所有的好毒品贩子一样，埃迪住在伦敦南部的一栋非常老朽的房子里，房子老得简直就靠长得满墙满窗的的树丛捆在一起。去看一次魔术师埃迪，简直就像去拜访隐居天外的郝薇香小姐——只是这个郝薇香小姐永远在抽一根巨大的，卷得松松的，气味辛辣的香烟。我有一次问到他的过去，他告诉我说他原来是个木匠，然后目光移向远处，手里摸索着一盒火柴。“跟耶稣基督一样。”他想了会儿后又补充了一句。 埃迪一直都在琢磨着要写一本关于伦敦十五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研究的书。要是他能写出来，可真是件惊人的成就，因为埃迪记忆力的半衰期勉强比金鱼的短一点。他谈话的时候，常常一句话说到一半就停下来，四处看看，皱起眉头，然后就会问，“抱歉——我刚才在说什么？”这使得同埃迪的谈话有点很难往进行下去，还有个原因就是他说的是那种介于押韵的伦敦俚语和胡言乱语之间的语言。打电话给埃迪询问有没有货的顾客总是会听到一通长篇独白，大讲气象情况，土地的颜色和“农场主的女儿”的状况。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是警方窃听的话，可以迷惑他们。这办法也许起作用：肯定能把所有人都弄得云里雾里。 埃迪只贩卖大麻，所以我怀疑他帮不了我什么忙。我曾经问他对可卡因怎么看，他换上一副厌恶的表情。“太贵了”，他说，“我是说，就像个雪球。你知道吗？这么大的雪球——”他比画了一下。“你把雪球扔到空中——”，在这儿他做了个扔的动作“——会怎么样？”他看着我，就好像我应该说点什么似的，所以我说，“我不知道，埃迪。会怎么样？”接着是长长的停顿。“对不起——我刚才在说什么来着？”他问我。 埃迪一直威胁说要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搭档——一个名叫奈杰尔的神秘的照明技师。埃迪向我保证，他就是给滚石乐队提供可卡因的人。他的工作就是拎着那个装有可卡因的手提箱，他胳膊下夹着个小包跟着乐队周游世界，就像拎着美国核武器的发射密码，跟着美国总统到处跑的那个家伙一样。 当然啦，我急着想见到奈杰尔，可是无论我什么时候问起他，他都是神秘地没有空。一个月他长了带状疱疹；下个月又出门旅行了。接下来他同“狂街传教士合唱团”一起忙录音——“我还认为他是个照明技师，埃迪”，我说。他干巴巴地看我一眼，“你以为工作室里就不需要照明了，伙计？” 我在寻找可卡因和性的真相时，又去见埃迪。当然，奈杰尔还是没空。更糟糕的是，埃迪正想找人聊天。他打开冰箱，拿出一个装满大麻的塑料袋。“咯拉拉邦人，”他说着话，像个鉴赏家似的嗅了嗅袋子。“总是把它放在冰箱里”。他卷了一支足有伦敦的杭格路那儿的单程回旋交通系统大小的大麻烟，问我在想什么。我解释说我需要了解有关可卡因的东西，他换上了一副迷人的面孔。可卡因和性，我补充说。他对可卡因和性有什么了解吗？ 埃迪忽然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他放下还没点着的大麻烟，抬起头来。“我知道你从哪儿来的，”他说，“现在性——性是可卡因的一大好处。”为什么？埃迪举起前臂，攥紧了拳头。“感觉一下。”他说。我顺从地捏了捏他的手腕。“像只公鸡。公鸡，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但是可卡因实际上能干什么？我想知道。“整夜，”他说，“整夜地玩。像只公鸡，像只兔子。”那女人呢？我问他——可卡因对女人有没有什么好处？他扬起了眉毛，点着了大麻烟，深深吐出满肺的烟，这一口烟足以灭绝博帕尔城。“女人？”他说，“管她们呢！” 事实上，无论是内服还是从鼻孔吸入，可卡因都会产生兴奋，但并不一定非得是性兴奋；这既要因药而异，也要因人而异。然而，如果作为性药局部使用的话，结果就大不相同了。正如考勒多年前发现的那样，可卡因是一种局部麻醉剂——它可以麻醉神经末梢。因此，局部使用，它也许可以让人比较持久，却不太可能增强感觉——它只是带给人昂贵的麻木感（冰激凌要便宜得多）。对女人而言，局部使用可卡因的效果就更加令人吃惊了，因为阴道是一种黏膜组织，可卡因透过它吸收起来很容易。因此它也许可以作为理想的局部用药，但关键的两点不行：第一点是，要求性行为前实施这种麻醉的，通常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第二点是，把可卡因推入体内会造成极大的危险。 身体能吸收的可卡因数量决定于它所到之处的黏膜层的大小：就毒性而言，用鼻子吸食可卡因要相对安全，因为鼻腔内部的表明面积相对很小。而阴道和肛门的吸收面积要比鼻子内部大得多得多，所以，吸食时很安全的一剂可卡因，如果塞进身体的其他入口，可能会非常危险，甚至会致命。这正是早期的医生不明白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早期医学报纸上归咎于可卡因的死亡病例才大多数都是因为做生殖手术造成的。医生不知道这么多的可卡因会吸收得这么快，所以他们给实施手术的身体入口涂上了大量的高浓度可卡因。 这些病例中最著名的要属那个不幸的外科医生考勒姆林了。在给一个女病人腐蚀溃疡面之前，他用上了1，530毫克的可卡因。所有这1，530毫克的可卡因都被她的身体吸收，不到一个小时她就死了。甚至在今天，美国大医院的急诊室还不时收治因为性行为中身体内部吸收可卡因过量的女病人——这些女人错误地判断以这种方式自己可以承受的可卡因量，因为她们惯常的作法是通过鼻子吸食。每一年都有许多人因此丧生。然而，性药的吸引力就是这么大，从来都不缺少自愿尝试的人。 随便问哪个医生，都会告诉你可卡因不是春药；同吸食这种药的人谈谈，他们很可能会给你刚好相反的答案。服用可卡因最常提到的一个理由就是“性”，所以这里面肯定有文章。但是究竟有什么文章？当然，可卡因的价格是一个因素：就像好的香槟酒一样，可卡因因为价格昂贵而味道尝起来格外好。也许那些说可卡因改善了性能力的人看到了他们想看的东西。当然，富人也给可卡因添加了特殊的味道，我们都知道，富人的性生活比我们其他人的要有意思得多。他们的伴儿也漂亮得多。第一流的，毒品刺激下的纵欲狂欢的神话总是很有效，还很难驱散。也许还牵扯一种暗地里的激动：有了可卡因，就自动会让人变得更加兴奋，原因很简单：可卡因是非法的——正像有人说的那样，“偷来的糖格外甜”。可卡因还是一种社交药：在夜总会里同陌生人分享几口可卡因，你们就会自动找到共同点。 然后就是可卡因是兴奋剂这一简单的事实：你吸了可卡因，就会兴奋。你感觉自己所向无敌，对难堪或失败的害怕根本无关紧要。这一点，自称是“英国最邪恶的人”的阿雷斯特—克劳利表达得最清楚。他在1922年写下的下面这一段话漂亮地说明了可卡因对写作风格的作用： 直到塞了满嘴的可卡因，你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亲吻。一个吻从一个阶段达到另一个阶段，同巴尔扎克和左拉，罗曼.罗兰和DH劳伦斯，以及其他的家伙写的那些小说里的吻一个样。你永远也不会觉得累！你一直保持在四档上，发动机像只胡子上沾着星星的小猫一样咕噜咕噜叫着。这吻每一刻都不同，却又总是相同，永不停止，你会发疯，那就发疯好了，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一点也不无所谓，我为你感到非常抱歉，无论什么时候，你只需找个像露那样的姑娘，和很多的可卡因，就会明白过来—— 《毒枭日记》，克劳利，1922 也许解释这种有关可卡因壮阳作用的混乱状况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它和酒精饮料比：酒精饮料有催情作用吗？它可是常常出现在正式的圣诞节晚会上，对不对？我的一个朋友喝了龙舌兰酒之后，总是会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赤身裸体而告终；我的另一个朋友一闻到这东西的气味就会作呕。龙舌兰酒是春药吗？不是，不过如果只考虑酒精饮料可以释放人压抑的情绪这一点的话，它倒是可以当作春药的。但要是喝了太多的酒精，那显然就只能抑制性欲了。看出问题来了吗？可卡因也是一个道理。 尽管瘾君子同医生对可卡因是否有催情作用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大家都同意，归根到底，要是服用的可卡因量足够大的话，就一定会对性能力造成伤害。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化学上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不过从使用可卡因者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原因只不过是对性本身失去兴趣。说简单点，可卡因能比性带来更多快乐，尽管一开始使用可卡因是为了性，但最终想要满足渴求可卡因的强烈欲望会取代进行性行为的欲望。 对实验室动物进行的所有试验所得到的结果也是如此。给哺乳动物安装上仪器，可以让它们为自己弄到小剂量的可卡因，结果所有的动物都完全忽略了性行为，一心扑在可卡因上。重复过量使用可卡因，对人类对动物最终都会导致性无能。 十九世纪末的人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可是他们知道可卡因能让人感觉好极了，似乎还能治疗许多其他药物都无能为力的疾病。大批的古柯和可卡因新产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继古柯葡萄酒和补品之后，出现的是家庭常用的止痛剂：止咳滴剂，止咽喉疼的锭剂，止牙疼滴剂，所有这些利用的都是可卡因的麻醉作用。可卡因新药流行起来，药越新，就越吸引前来购买的公众。接下来各个公司竞相提出各种奇特的使用可卡因的新方法。随着“古柯宝拉”（“一种用于咀嚼的膏体，能够强效滋补肌肉和神经系统，减轻精神疲劳和体力不支，为使用者补充额外的脑力和体力，没有任何不好的后效”）的到来，咀嚼可卡因也成为了可能。早在1885年，派德制药公司在给古柯香烟作广告时就保证说他们的产品可以缓和咽喉痛，减轻精神抑郁——这也是可卡因文学中第一次提到人们可以吸食这种药。他们还在散发给美国医生的广告单上引用了《治疗学学报》的一位通讯员的经历，即特拉华州威灵顿城的“M医生”： 在自己身上作实验的时候，他感觉有点精神沮丧——换句话说，有些忧郁——因为家人不在身边，家里空荡荡的。饭后，他吸了几支这种香烟，“忧郁”的感觉马上烟消云散—— 《古柯》，1885（派德制药公司） 学报接着提到他们的古柯产品成功地治疗了消化不良，胃气胀，疝气，胃痛，肠痛，歇斯底里症，臆想症，脊柱痛，原发性痉挛，神经异常兴奋，严重的急性感染造成的肢体无力。尽管这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实话，但派德制药公司提出吸食可卡因的想法，的确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主意。但是，出于我们后面要谈到的原因，吸食可卡因的习惯在这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不太流行。专利药制造商开始泡制复杂的以可卡因为基础的药物，然而不久他们就意识到根本没必要用古柯叶子。简单得多的办法，就是直接把一定量的可卡因倒进你的产品里。值得指出的是，治疗鼻窦和黏膜问题的药物里的可卡因含量特别高。把可卡因当作治疗呼吸系统问题的灵丹妙药来卖，这简直就是天才的想法：正如弗洛伊德发现的那样，可卡因能很快（但只是暂时地）令鼻窦干燥并打开呼吸通道，似乎是治疗过敏症和鼻塞的理想药物。骗人的江湖假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大作广告说自己能治疗从哮喘和枯草热到流感，从咳嗽和感冒到一般的呼吸不畅甚至打鼾的各种病症。塔克医生牌特效药，阿格钮牌药粉，昂格鲁.美国人牌黏膜炎药粉，比尔内牌鼻烟，瑞诺牌枯草热与粘膜炎用药以及阿兹玛牌膏药只不过是一些用于这些目的鼻烟和喷雾剂。因为制造商知道可卡因的作用开始的时候会使顾客的各种症状消失，所以他们大可放心地为这些产品打包票。 出售治疗粘膜炎的药时，通常会附有说明，要求病人继续服药直到病愈——这种建议十有八九会产生问题，因为药里的活性成分是什么都治不了的只会让人上瘾的兴奋剂。这些药的药性还非常强：后来人们分析了“塔克医生特效药”，发现含有百分之一点五的可卡因；“古柯宝拉”更厉害，含百分之二点五的可卡因。“奈尔牌复方达米阿那精”含百分之三点五，而“阿兹玛膏药”则大大一跃，含量达到百分之十六。“阿格钮牌粘膜炎药粉”里的可卡因含量高达百分之三十五，但无可非议的冠军当属“瑞诺”牌枯草热和粘膜炎药。它由密歇根的恩.瑞诺医生生产，含有高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药用纯可卡因（尽管包装上并没有提到里面含有任何可卡因成分）。这些药物售价为大约五十美分一包。令人毫不吃惊的是，这些药卖得好极了，刺激了唯一目的就是扩张的新的可卡因产业的诞生。 最初世界上只有两家公司生产可卡因：达姆斯丹的默克公司（供应弗洛伊德的那家），和底特律的派德制药公司（后来买通弗洛伊德给他们的产品写书面证明）。继考勒的发现之后，可卡因的价格扶摇直上，两家公司都意识到，要是想赚大钱，就得尽快生产出大量的可卡因来。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古柯叶子在从秘鲁运来的路上很容易腐烂，甚至连派德制药公司和默克公司都发现不太可能保证有大量的古柯供应。 与此同时，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每一家药物公司都在试图得到可卡因，很快情况就明朗起来：谁控制了古柯贸易——能保证得到大量高品质的古柯叶子——谁就能赚大钱。首先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派德公司。他们认为，显然必须得派个人到南美洲去把事情打点妥当。 因此，当阿卡普尔科号邮轮于1885年一月十日从纽约港向着智利的阿瑞克方向出发时，它的上甲板上站着一个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亨利.赫德.鲁兹比。尽管鲁兹比刚刚大学毕业，对古柯并不精通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南美，但最后证明他是派德制药公司理想的代表人选。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合格的医生和多才多艺的植物学家，而是因为他具有另一种更重要的品质：创新精神。 最终到达了玻利维亚之后，鲁兹比马上就发现了问题的性质。他从自己的植物学研究中了解到，古柯无法在北美生长，但是需要运输的古柯叶子数量巨大，而且价格昂贵，常常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发霉了。他开动脑筋琢磨这个问题。很快，在拉巴斯城的一家肮脏的旅馆里，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鲁兹比的主意是在玻利维亚把古柯叶子加工成粗制的可卡因，然后再把这种产品——它可比古柯叶子劲儿大得多——运到美国去进行最后的精加工。这个主意很有前途，不过有一个关键的缺陷：可卡因的提炼过程非常复杂，必须在正规的制药工厂进行，但是玻利维亚没有合适的设备。鲁兹比又想了想。要是能找到更简单的从古柯中提炼可卡因的方法呢？那事情就容易多了。他对这个提炼可卡因的新方法的主意感到非常激动，于是决定自己来找到它。 在这个想法的刺激下，他马上开始着手这个计划，从当地的市场买来了几大袋子古柯叶子，在旅馆二楼的空房间里进行试验。正如所愿，计划进行了几天后，和鲁兹比同居一地的人吃惊地听到几声歇斯底里的叫声，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一直在进行一种复杂的提炼过程的最后一步，需要把古柯叶子溶液放在纯酒精里蒸馏。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仪器，他只好自己进行改进，把一个铜制的蒸馏器放在敞开的炭火上，再把酒精倒进蒸馏器里。可是这个蒸馏器不是用作这种用途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裂开了，里面的具有爆炸性的混合物泼在下面燃烧的火苗上。一眨眼的功夫，所有的东西都烧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鲁兹比抄起仪器——忽忽冒着火苗子的燃烧着的酒精和所有的东西——径直从窗户扔了出去。火球跌落两层楼，落到了大街上，点燃了旅馆的走廊，最后才在地上的鹅卵石上燃烧殆尽。谢天谢地当时没有人从旅馆前面走过。 经历了适当的磨炼之后，鲁兹比很快又开始了，这一次用上了好的化学方法，再加上运气好，找到了他一直要找的东西：从古柯叶子里提炼可卡因的新方法，可以得到状态稳定的可卡因。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非常简单。他发明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制药工业所用的方法。它的基本步骤是，把古柯叶子放在硫酸溶液里浸泡一段时间，泡出里面的精华，然后把叶子舀出来，剩下的便是一种暗棕色的汤。接下来把这种汤同酒精充分混合摇匀，让酒精滤出溶液里的生物碱。然后再给这种酸里加上诸如小苏打之类的碱，便会沉淀出一种白色的浮渣样的物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基础膏体，再对这种膏体进行过滤干燥，里面便含有百分之四十到六十五的可卡因。 在南美，这种膏体便是可卡因交易的标准单位，而不是可卡因氢氯化合物本身；可卡因巨头们很少购买古柯叶子——他们成公斤地购买古柯膏。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同鲁兹比发明这种方法的原因一样：因为古柯膏很稳定，容易运输。别忘了，100公斤的古柯叶子（足以装满一辆普通汽车）可以制造出大约1公斤的古柯膏（可以填满一品脱的瓶子），它的优势太明显了。 鲁兹比的新方法很快导致古柯叶子贸易崩溃：作古柯膏生意要便宜得多，根本就不值得再去进口古柯叶子。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种植地区附近冒出了许多制造可卡因的小工厂，很快，除了古柯生长的对方，在哪儿都很难找到古柯叶子。这样一来又有了一种反弹：由于再找不到什么古柯叶子来进行试验，科学家们便认为古柯叶子和可卡因本身是一回事儿：古柯叶子当然同可卡因一样危险，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在特点了。就这样，当可卡因的形象在公众的意识里发生了改变，被视为是洪水猛兽，古柯也与之同命运。对嚼客而言，他们的祖先历代都嚼着这种无害的叶子，可是他们现在发现自己被归类为瘾君子。不过，最初的时候，古柯贸易的繁荣曾令南美人极为兴奋。 秘鲁在早期的可卡因贸易中表现尤为突出。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这里种了几千年的古柯，所以他们不光有种植园，还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有一点，从1860年尼曼分离出可卡因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增加生产来满足国际上对古柯激增的需求，二十五年后，秘鲁终于等到了机会。 可卡因粗加工工厂纷纷出现在胡安诺科山谷附近（这里是五百年前的印加古柯产业的家园，现在仍然是古柯贸易的所在），看起来，这个十分落后的国家似乎第一次可以真正赚点旧世界的钱。有一段时间的确如此：市场需求非常大，致使秘鲁的古柯产业扶摇直上，到1900年，秘鲁每年出口了一万公斤的可卡因膏——由一百多万公斤的古柯叶子制成。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秘鲁和玻利维亚的专家认为他们可以无限期地赚到钱，因为古柯除了南美哪儿都生长不了。他们错了。因为尽管鲁兹比是可卡因进入医界后第一个进军南美的医药公司代表，其他的更加偷偷摸摸的来访者已经在探索古柯的潜力，在南美洲浓密的热带雨林中劈出路来，从所到之处窃取了大量的植物标本。 在园艺偷盗领域遥遥领先的是英国人。直到十九世纪头十年晚期，世界上最贵的药一直是奎宁——已知的唯一治疗疟疾的药，英国殖民地印度真正的灾难之源便是疟疾。奎宁来自于金鸡纳树的树皮，当时这种树只有南美洲有。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英国皇家植物园急于伸手弄到一些，于是派出一系列探险队进入南美的丛林以便获得种子好进行移植。 金鸡纳树的种子和枝条很快被送到伦敦，人们研究之后便把它们送到锡兰和印度。一旦新的金鸡纳树种植园结出果实，奎宁的价格便一落千丈。这对英国人是好消息——对南美洲的奎宁产业可就不是没那么好了。几年之后的1876年英国人还对橡胶故伎重施（从巴西偷来橡胶移植到锡兰）。他们此时已经把这一招用在了古柯身上。1870年英国皇家植物园把古柯树苗送到锡兰，牙买加，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英国殖民地圭亚那和印度，希望它们能在某个地方能够生长得不错。事实上，他们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长得很好，英国人的古柯很快开始同秘鲁古柯争夺世界市场的注意力。 在锡兰，古柯作为商业作物的兴起得益于另一种主要作物咖啡所遭受的打击。一种毒性特别厉害的菌类十五年内横扫了大约40，470公顷的咖啡。显然，人们需要一种能够抵御咖啡枯萎病的新作物。古柯成为了这种作物。英国杂志《新商业植物》颇有见地地指出，“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欧洲市场将主要由东方供应”。到1912年的时候，单是锡兰就拥有近1，600公顷的古柯。然而就全球范围而言，这简直不算什么：英国人从来都没有真正生产过这么多的古柯，原因很简单：其他产品利润要大得多，种植起来也要容易得多：例如鸦片。也许带头从秘鲁盗窃古柯种子是英国人，但是秘鲁人真正要提防的却不是他们。真正欺骗了秘鲁人的，是荷兰人。 同英国人一样，荷兰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古柯种植园。他们最初在雅加达东南部的别腾扎格建立的“土地庄园”（“政府植物园”）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不过等到一家比利时公司，赫曼.林登公司于1876年发售一种新品种古柯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爪哇，苏门达拉和玛杜拉群岛都开始种植这种新品种的古柯。这一点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这种古柯就是贾瓦高卡属的图克西里斯古柯。图克西里古柯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它具有很高的生物碱含量（重量高达百分之一点五），而且因为它的可卡因提取过程很特殊，这一点使得它在欧洲古柯叶子市场上不那么受欢迎。 这都是德国人插足这一领域之前的事情。1898年，一家名叫费博沃克的德国化学公司偷偷摸摸地找到一种从图克西里古柯里提取可卡因的新方法。他们马上对这种提取方法申请专利，有谣言说这种方法可以提取出荷兰人的种植园传说中的“含百分之一点五可卡因的植物”——这种作物碰巧一年可以收获四次而不是三次——里所有的可卡因。荷兰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含量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叶子含量高一倍——使它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无敌。 唯一的问题是，由于图克西里古柯的提取过程非常麻烦，必须得把古柯叶子而不是粗制的可卡因膏送到欧洲去，这使得它很难受欢迎——也给秘鲁人赢得了一些时间。然而，一旦运输上的问题得到解决，它便垄断了市场——可以将它装在巨大的容器里从印度尼西亚运到费博沃克进行加工，然后再运到世界各地。但是，正当德国人以为他们把整宗生意都打点好了的时候，荷兰人显然并不受德国专利法的约束，在爪哇建立了自己的图克西里古柯加工工厂，开始生产出他们自己的可卡因，把德国人完全踢出了生意圈。加工商最终在1900年同印度尼西亚的古柯种植园主一起成立了一家名叫荷兰可卡因工厂的公司。爪哇可卡因大量涌入了世界市场。 国际上的制药公司购买初步加工过的可卡因进行深加工，然后把产品运送出去——数量越来越高得离谱。而且，当德国人的提取方法专利于1903年到期的时候，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都参与了进来，亚洲的可卡因生产便一发不可收拾。到1920年，单是爪哇一个国家一年就生产出了1，650吨的古柯叶子。默克公司，就是给弗洛伊德和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提供可卡因，首先开始了可卡因热潮的那家达姆斯丹公司，从1887年到1913年产生出了超过七十五吨的可卡因，从1906年到1918年平均每年生产四吨。 所有的这些发展都导致了欧洲和美国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可卡因，结果造成价格崩溃，可卡因在市场上更容易买到——因而上瘾的人就更多。问题几乎马上就暴露了出来。早在1885年，弗洛伊德的同事艾伦麦尔就指责他“释放出”了这种药。很快，另一位坦率直言的医生路易斯.莱文也加入了声讨的行列。莱文接着写出了他这一时代对麻醉品的权威性论述《梦想国》，他在文中记录了早期可卡因瘾君子们的命运： 一个瘾君子吸入了3.25克的可卡因，便把自己武装起来，免受想像中的敌人的攻击；另一个急性癫狂发作，从船上跳进了水里；还有一个把家具和陶器打得粉碎，还袭击朋友——这些不幸的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的有生之年完全由不得不服用的下一剂可卡因来测量，每服下这样一剂药，他们生与死的悲剧就朝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前进一步——只有比率非常小的瘾君子能恢复过来，其他的人都会旧病复发。 《梦想国》，莱文，1924 这些不幸的人中的大多数要么是医生，要么是想要戒毒的吗啡上瘾者。人们很快都认识到，想用可卡因来治疗吗啡上瘾是个严重的错误——弗洛伊德自己最终也承认说这种方法就像是“要撒旦来驱除魔鬼”。到1887年底的时候，《纽约医学记录》总结这种疗法是“没有哪一种历史这么短的医学方法能像可卡因这样造成了这么多的人受害。我们担心可卡因上瘾只能带来凄惨的未来。”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原因的话，这种警告也许本会使得上瘾的人停止使用可卡因，让它不再出现在公众的意识里，这个原因就是：人人都注意到，可卡因会带来快乐。尽管早期的人员死亡大多是因为“医疗原因”（不论这种说法会多么误导人）上瘾而致，《医学记录》1885年十一月份的一篇颇有预见性的报道已经指出了以后的发展方向： 对一些人而言，再没有什么比沉溺于可卡因更令人心醉的事情了。可卡因能减轻疲惫感，消除精神压抑，产生愉悦健康的美妙感觉。一开始的时候，药物的后期效果非常轻微，几乎无法觉察出来，但是不断沉溺于可卡因之中最终会产生一种不得不满足的渴望；个体接下来会变得紧张，发抖，失眠，没有胃口，最后沦落到可怜的神经衰弱的状态。 《医学记录》，1885年十一月28日的社论 到1900年，由于娱乐目的过量使用可卡因而导致死亡的病例超过了因医学上的倒霉遭遇而导致的死亡的人数，显然，一种新的药物上瘾问题即将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成立了一个“毒瘾习得委员会”，这个机构比较了它所收集到的从1898年到1902年一来所有有关药物上瘾的资料。委员会指出，美国的人口四年间上升了百分之十，而可卡因进口量则上升了百分之四十（这还不包括诸如派德之类的公司在美国生产的可卡因）。与此同时，外科手术中使用可卡因作为麻醉剂的情况也迅速减少，因为人们发现了诸如普鲁卡因之类的更安全的人工合成麻醉剂。 在1890年，随着可卡因最初的繁荣，美国对可卡因的需求大约每年一吨。十五年后这种需求——本应该更小，而不是更大——达到了七吨多。然而市场很容易就吸收了多余的量。委员会给全国的制药商发出了调查问卷，结果发现每家公司平均有五个瘾君子，据此据估计全美国总共大约有200，000个瘾君子。同一年，《英国医学杂志》报道说光是辛辛那提城就有大约10，000人染上了可卡因瘾。 美国人还是最近才明白可卡因上瘾是个严重的问题。尽管还没有针对可卡因的联邦立法，全国各个州已经开始自己采取行动。奥尔良在1887年开始行动，禁止销售没有处方的可卡因。蒙大钠州于两年后，纽约于1893年都紧随其后采取了行动，接近1900年的时候，许多美国本土地区都禁止可卡因。 然而，仅仅限制可卡因销售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人们从专利药里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它。此外，各种惩罚措施也执行得不严格，人们很容易就能够贿赂药剂师买到可卡因。而且，由于美国各州在药物立法上没有达成一致，可卡因在一个州是非法的，而在另一个州则非常合法。有些规定可卡因合法的州干脆进口更多的可卡因，然后穿越边界运到另一个规定可卡因不合法的州去。当地的执法人员很快就发现，随着上瘾现象不断蔓延，要控制可卡因供应简直不可能，所以干脆放之任之。只有医学界似乎还是对此十分关注。 医生一度认为需要对可卡因和鸦片的销售加以管制。医学界认为可卡因的害处尤其大，因为他们在它身上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到1901年的时候，美国百分之三十的可卡因上瘾者仍然是牙医）。医学协会对含有可卡因的江湖假药的持续热销——还有它们使用虚假广告手段——尤其感到愤怒。为了追求越来越高的销售量，这些生产者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引用著名医生为他们的药作担保时说的话，然而这些医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药；或是引用根本就不存在的医生说的话。被治愈的病人也同样都是虚构的。就连医学行业本身也被这些大众制药行业当作了目标：据说医生嘲笑专利药是因为人们一直生病，就能保证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记者们写出了各种各样的有关可卡因和专利药的危险的文章，但是没有人愿意听。直到一个专题系列报道揭开了整个医药行业的黑幕。 1905年春季，《考利尔国家周刊》的编辑威廉.哈普古德认为该是发起反击的时候了。他对美国各个级别的记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后，雇用了他所发现的笔头最犀利的雇佣文人，一个名叫赛谬尔.霍普金斯.亚当的文学界的彪形大汉。接着他为他所有的活动买单，要他尽可能多地揭露这些骗人的假药的真面目。亚当把目标对准了最出名的264种江湖假药，每种都买了些样品送到私人实验室，化验它们里面到底含了些什么。正如所预见的那样，这些药里主要含有两种成分：为了让药物好看或是尝起来口感好的无害的色素或是调味品，和具有上瘾作用的麻醉剂。他问科学家这些产品是不是真的能治疗任何人们期待它们能够治疗的疾病。答案永远都是不能。 很明显，亚当并不是在瞎胡闹，如果他的报告见报的话，制造这些假药的人就很有可能丢掉一大笔钱。因此，在他的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注意到有人跟踪。还有人试图贿赂他，甚至还发生了一起著名的敲诈阴谋（有人暗示说——当然是捏造的——他与一位朋友的妻子有染）。亚当没有被吓倒：他马上雇用了自己的私家侦探，让他们去跟踪那些跟踪他的私家侦探。接着他发现了这些人为谁工作，反过来便敲诈了这个人一笔，因为他碰巧发现这个人同别人的妻子有私情。亚当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的报道于1905年刊登在《考利尔》上，人们发现他显然还是个直言不讳的人： 美国大骗局 容易上当的美国人今年花了大约七千五百万美元购买专利药。作为这个数目的回报，美国人吞下了数量巨大的酒精，数量惊人的鸦片，麻醉剂和各种类型的五花八门的药物，范围从药力强大的危险的心脏镇定剂，到暗地为害的肝脏刺激物不等；而远远超出所有其他成分的，便是纯粹的假药。 《考利尔国家周刊》，1905年十月七日 如果亚当对除了染了色的水和草药提取物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药”感到气愤的话，那么他对那些含有麻醉剂的药就是怒不可遏了。这些东西不但不能治疗广告中专门提到任何疾病，而且极其危险，可能会造成用药过量或是药物上瘾。1898年的《波士顿医学与外科杂志》中谈到的一个著名的病例，一个人对本特利牌粘膜炎鼻烟上了瘾，每天药吸上三到六瓶，直至他破产为止。（本特利鼻烟非常受欢迎，有些圈子把使用可卡因说成是“抽点本特利”）。亚当说，销售这些药的人参与了“一宗可耻的交易，它令无辜的婴儿神志不清，让我们的小伙子成为了罪犯，把我们的姑娘变成了妓女——无情的贪婪设下了这个圈套，死亡是这桩生意的同伴”。 人们认为亚当的“美国大骗局”系列报道非常重要，以至于《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又印刷了五十万份，作为公共教育服务的形式以成本价销售。情况看起来对这些专利药和江湖药的制造商大大不利。然而，尽管他们还不知道，其实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亚当还强大的敌人：一个真正的福音教的十字军战士，他的名字叫哈威.华盛顿.伟利。 伟利直到今天还是个迷。他出生在印第安纳州，参加过美国内战，接下来开始学医，不过从来没有真正从事医生职业。1883年他被任命为农业部的主药剂师，他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认为所有可食用的产品都应该标上标签说明它们所含的物质，这样公众才会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这个想法非常合理——可能也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唯一合理的想法。 伟利是个非常糟糕的科学家，极其固执己见，根本没有办法负责任何公共卫生部门。说他的试验是“业余水平”还算是溢美之词。这些试验不仅没有什么计划性，进行的时候还无可救药地存在偏倚：他对任何既定试验的结果如此有把握，以至于他只做那些他知道一定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的试验。有时候甚至连这些试验都得出了他不喜欢的结果，他干脆不理会这些结果。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1997年指出的那样，伟利对美国的反对服用麻醉剂运动方面的政策具有深刻的影响，因为他是第一个赞成“零容忍”立场的人，还是第一个通过“伪科学”来把丑化麻醉剂的科学家。 然而伟利真正的兴趣不在麻醉剂上，而在食物上。他最开始是着手“证明”安息香酸（水果中发现的一种天然防腐剂）有毒（其实没毒），从而使得它被禁用。他对这次的胜利洋洋得意，接着开始对更大的目标实施一系列越来越愚蠢也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的计划。伟利在实验室里的能力似乎完全可以与他在实验室外的能力相媲美：他是第三个在华盛顿拥有摩托车的人，却很快成为华盛顿第一个把车撞坏的人。 然而他能大显身手的地方，是搜集公众的支持。为了安息香酸的计划，伟利曾经召集了十二只天竺鼠，称它们我自己的“试毒小分队”，喂它们吃各种各样的垃圾来观察它们的反应。公众根本不知道他的试验方法有多么粗劣，对他的作法非常欢迎。试毒小分队！妙极了！伟利成为美国食物安全卫士，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他，所以当保护公众免受药物里的危险成分的危害时机到来时，公众同样需要他。 尽管伟利不是个药理学家，他还是决定来对付江湖假药。从1902年开始，他开始制订一项法案，这项法案不是禁止麻醉剂本身，而是要求专利药生产商在药瓶上列出药里的所有成分。如果一种药里含有可卡因，那它必须明确说明它里面含有可卡因。这种作法实际上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些药关键的卖点之一常常就是它们的“秘密配方”。强迫他们揭示配方很可能会砸了他们的买卖（可口可乐发明之后的一年之内冒出了数不清的模仿可口可乐的产品，而可口可乐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秘密配方）。1906年二月，伟利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纯粹食物与药品法”。议员们决定对它展开辩论。 碰巧正在这一关键时刻出现了一本书，促使参议院迅速通过了这个法案。《丛林》是一本揭露芝加哥的美国肉类加工产业内幕的书，作者是一个名叫阿普敦.辛克莱尔的信仰社会主义的改革家。书中详细地揭露了美国人吃的肉制品的真相，还披露了诸如此类的细节：屠宰场满地跑的都是老鼠，工人把抓住的老鼠同牛肉一起直接扔进肉类处理机里。公众怒不可遏，“纯粹食物与药品法”在参议院顺顺利利地通过，并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1906年六月签署生效。 这对江湖假药产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许多古柯制造商破产了：人们根本就不想喝什么振奋精力的补药，因为他们发现药瓶上写满了“毒药”这个词。一些厂家设法从配方里去掉可卡因，换上其他什么成分。另外一些厂家试图据理力争：安吉罗.马里亚尼于1906年声称马里亚尼葡萄酒里只含有“无限少的微量”可卡因，应该受到这项法律的豁免。他后来还辩解说，拿可卡因来代表古柯，就好像拿氢氰酸来代表桃子（氢氰酸是桃子上的小麻点中所含的毒素）。这是个空洞的比较，不过其实他说中了要害：把古柯产品同可卡因产品混为一谈是不公平的。 不幸的是，“纯粹食物与药品法”没有对那些含有大量可卡因的专利药和那些只含有微量可卡因的药物区别对待。伟利真正的敌人不是可卡因本身，而是那些不诚实的药商，因为他们闭口不提自己的产品里含有可卡因。他说：“我们不关心数量——数量多少绝对没有任何区别”。他错了。那些立法者不明白的是，古柯叶子以及由其制成的滋补品相对无害，因为人们通过服用它们而可能吸收的可卡因数量非常少。但是有一些可卡因专利药却含有数量相当多的纯可卡因，因此危险性极大：关键问题不在可卡因本身——而在剂量上。伟利似乎从来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关键的是，“纯粹食物与药品法”也没能对禁止可卡因销售本身进行立法：一方面古柯酒和古柯兴奋饮料的制造者纷纷破产，另一方面人们仍然可以走到美国某个州的药店，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买到纯盐酸可卡因。 “纯粹食物与药品法”成功了，因为它在一年之内取消了市场上大约三分之一的可卡因产品和古柯产品。然而它也失败了，因为被取消的这些产品并不是那些真正造成危害的产品。最先倒闭的就是那些生产低浓度古柯补品的公司，它们只有两条路：要么从产品里去掉古柯，要么抛弃这种产品。哪一条路都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些原来计划着数不清的其他江湖假药的公司很快就放弃了可卡因：犯不着费这么大劲儿。 那些生意完全依赖着古柯的人发现自己有了麻烦。安吉罗.马里亚尼专门为美国市场引进了一种不含可卡因的马里亚尼葡萄酒，可是卖不动。与此同时，治疗感冒和哮喘的药在全国都卖得非常成功。制造商在药瓶上贴上了标签，提醒顾客里面含有可卡因，但还是和以前卖得一样好。 这项法案的确从市场上取缔了许多含有可卡因的媒介药物，然而它对真正的可卡因上瘾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可卡因瘾比较大的人根本不服用古柯补药——他们要么使用高浓度的鼻烟和喷雾剂，要么使用纯可卡因。显然，要把可卡因从街上赶走还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然而伟利跑到一边忙着对付另一种有隐患的药物，咖啡因，所需的压力从哪里来呢？答案并不遥远。从世纪之交开始，在报纸和广播报道上开始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最终导致美国人全面禁止可卡因。这次运动靠的是激发美国人最深的偏见——再捕获他们心低最深处的恐惧。他们的法宝就是种族主义。 第7章 黑人、苦力、英国人 新闻上刚一开始出现有关可卡因上瘾的报道时，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不仅是因为可卡因有这种迷人的作用，还因为上瘾的人属于中上层阶级这一点让他们的同代人兴奋得发抖。这些人常常是医生和医学专业人员，这些可怜的令人悲哀的人充分享受了可卡因，却失去了一切。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由富变穷的故事，讲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的故事，这便使得它更具吸引力。染上可卡因瘾的人被描绘成悲剧性的人物，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常常被称为“不幸的人”或是“受害人”。 但是，随着可卡因上瘾的故事越来越常见，读者对他们失去了同情。可卡因上瘾不再令人感动：只会惹人烦。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卡因涌入美国，价格也随之下降，就有更多的人买得起它——造成可卡因使用者所属的阶层没有那么突出。新闻报道开始强调的不是“不幸的人”，而是“上瘾的人”和“可卡因狂”。这些受害人得到的同情更少，因为公众认为他们染上药瘾不是因为医学研究而造成的不幸，或是因为在工作过程中以身试药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为了寻找快乐服用可卡因造成了。这样一来，瘾君子的形象从出现了问题的具有悲剧色彩却又受人尊敬的绅士（或是淑女），渐渐变成了坏的，自私的，危险的——而且还可能犯罪的——瘾君子，或是“可卡因狂”。 这样一来，可卡因第一次同犯罪联系了起来，二者之间建立了明显的因果关系，直到今天还有人这么认为。随着可卡因价格越来越便宜，数量也越来越多，发动这场可卡因狂热的人们开始躲得离它远远的，最终害怕了起来。不久，可卡因和犯罪之间的联系就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了。1911年，哈弥尔顿.莱特——美国反对服用鸦片运动的领袖，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是个酒鬼——的新发现让《纽约时代周刊》的读者大为震惊： 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市负责执行州和市的制药法的机构都一致认为，滥用可卡因直接刺激人们去犯罪；它或许还是增加犯罪级别的所有因素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非法使用可卡因是最难对付的，习惯性地使用可卡因会暂时提高犯罪的能力，结果他们为了拒捕，会毫不犹豫地实施谋杀。 《纽约时代周刊》，1911年三月12日 可卡因似乎不仅有诱导暴力和犯罪的倾向，而且可能会导致使用者对自己施加暴力。《汉普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可卡因地狱里的八年”的文章，讲的是一个名叫安妮.梅尔斯的女瘾君子的故事。梅尔斯回忆起对可卡因的渴望驱使自己采取绝望的手段： 由于可卡因一开始的效果是盗窃癖，所以我不停地惹麻烦——我故意拿起一把剪子，把一颗填满金子的牙齿撬松。接着我拔出了这颗牙，把它砸开，拿起里面的金子就往最近的当铺跑（血从我脸上流了下来，浸湿了我的衣服）。我把它卖了八十美分。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这篇文章的作者克里夫兰.墨非特——这个人有一个名声不太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篇报道之前他就曾经因为预言摩托车“永远也不会在美国流行”而被记载下来——进一步把可卡因同犯罪联系了起来： 让我来指出“可卡因狂”所犯的罪行不仅仅反映在他们疯狂地渴望得到可卡因之上，还反应在服药之后的疯狂的愉悦——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在新泽西州的爱斯伯瑞公园杀死小史密斯.玛丽的凶手就供认说自己是可卡因上瘾的受害者，还有芝加哥警察局的副警长告诉我的一桩尚未破获的谋杀案，种种疑点都指向可卡因——这种新罪恶，可卡因罪恶，也是我们要对付的最严重的罪恶，已经证明它是犯罪分子和最不同寻常的暴力行为的制造者。 《汉普敦杂志》，1911年第一期 犯罪的确令人惊恐，然而后来发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种族思想。如果白人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会犯罪，——那么，黑人服用了可卡因后会干出些什么来呢？大多数人认为黑人不服用可卡因就已经非常疯狂。从1900年左右开始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已经在跃跃欲试了。这个答案如此可怕，以至于很快就获得了动力，《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道说“有报道说南部某些地区的黑人开始对一种新的恶习上瘾——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或是染上“可卡因瘾”。这会导致什么后果？没过多久，公众就发现： 美国某些的确的黑人使用可卡因的情况简直就是骇人听闻——问题地区的警官告诉我们说，瘾君子们被可卡因弄得发狂，他们要得到可卡因真是易如反掌。 《美国制药杂志》，1901年，引自《可卡因之战》，埃迪等，1988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服用可卡因呢？《英国医学杂志》解释得很清楚。据这份杂志说，一切都开始于新奥尔良，那里的工人轮换班给蒸气船装卸货物，需要持续工作长达七十个小时不停止。黑人搬运工发现可卡因可以使他们干得更起劲，时间更长，吃得却更少，反过来又把这种习惯传给了种植园的工人，工人们马上就喜欢上了可卡因。没过多久，正如波托西城的西班牙工头一样，庄园主们发现可卡因对维持秩序非常必要： 今年，如果不能保证在附近某个地方买到可卡因的话，许多亚祖河边上的种植园里的黑人就拒绝干活，据说有些庄园主在种植园的供应物资中储备了可卡因，就像定量分发威士忌一样定期给黑人分发可卡因。 《英国医学杂志》，1902年十一月28日 黑人不光是服用可卡因，而且用得很多，乔治亚州的华生上校——一个热切的反对服用可卡因（和可口可乐）的活动家——在《纽约论坛》上报告说：“我去过亚特兰大的蒂卡杜大街上的一些黑人酒吧，老板们告诉我说因为黑人染上了卡因瘾，弄得他们简直要关门大吉。” 整个美国有关黑人滥用可卡因的报道都是刻意捏造出来的，目的是要吓唬北方那些头脑狭隘的中产阶级白人。他们已经读过有关可卡因对诸如医生和律师之类受过教育的白人造成的可怕后果——但是黑人！该死！他们连喝酒都不能让人放心。没过多久，美国白人的偏执狂思想开始表现在报纸上。华生上校接下来还说： 勿庸置疑的是，可卡因能很快影响到大脑，导致南方的精神病院里塞满了不幸的受害人。一个人在某段时间内习惯性地使用可卡因，会在精神上变得不负责任。没有人能够长时间服用它还能保持精神健康。这是一种最糟糕的伤害大脑的方法。 《纽约论坛》，1903年六月21日 华生的结论非常坚决：“南部各州有色人种犯下的许多可怕的罪行”，他这样写道，“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可卡因瘾上去”。与可卡因有关的黑人犯罪事件在整个二十世纪头几年急遽增加，与此同时，有关他们的犯罪行为的故事里增加了越来越多的暴力，也越来越不可信。这里面最著名的，便是由真正的公正报道大师——爱德华H威廉姆MD——在《纽约时代周刊》上的打着“黑人可卡因狂成为南部的新威胁”的旗号下所作的报道。这是那种让你读了就忍不住大笑起来——接着就意识到其实一点也不好笑——的报道。读着他的文章，你就能在头脑里勾勒出他的形象来：一个看上去很严厉的家伙，长着一部修剪得很整齐大胡子，戴着金属框的眼镜。他的表情就说明了一切：一个严肃的家伙，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一个忧心忡忡的人。他当然很清楚如何给自己的故事开个好头： 几年来一直有谣言说南部麻醉剂上瘾的情况在增加——这些闪烁其辞却又总是持续出现的谣言提到，吗啡和可卡因之类麻醉剂上瘾的现象正在成为加在某些地区的有色人种身上名副其实的诅咒。对这些所谓的情况进行的报道，有些读起来像是那些耸人听闻的小说的作家所作的最狂野的想像。有关用可卡因寻欢作乐和“吸食可卡因派对”，后面跟上大宗谋杀案的故事似乎像是最低级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但就事实而言，许多这类报道一点都不“低级”。疯狂的可卡因使用者在密西西比州一次杀了九个人，北卡诺林纳州死了五个，田纳西州死了三个——这些都是事实，没有任何想像的色彩。既然这些令人憎恶的证据后面有精神病院，警察局，监狱和教养所的记录作证，我们只能坚信服用麻醉剂已经成为南线某些地区的种族威胁。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是的，威廉姆说：南方的麻醉剂上瘾情况比北方要严重五到十五倍。他们服用的是什么？可卡因。可卡因会让你怎么样？产生幻觉和妄想。它还造成使用者对无辜的路人进行危害生命的攻击。但是可卡因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作用：—— 可卡因会产生其他几种情况，使得可卡因狂成为特别危险的罪犯。这些情况中的一种，就是暂时对强烈的攻击具有免疫力——即便受了致命的伤也不会倒下。子弹射进了身体的重要部位，会造成正常人当场死亡，却不能阻止“可卡因狂”——无法阻止他的向前冲或是削弱他的进攻。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威廉姆还引用了一位南方执法警官给他讲的一个案子作为例子。这个警官是北卡罗林纳州的阿西维尔的警察局长利尔里，他曾经试图逮捕一个“杀气腾腾到处跑”但“迄今为止没有造成伤害的黑人”。然而，因为可卡因，事情没能按照计划进行。当英勇的利尔里局长通知这个可卡因狂他被逮捕的时候，这个人拔出了刀向他袭击，刺中了他的肩膀。利尔里马上作出反应： （利尔里）拔出左轮手枪，把枪口放在这个黑人的心口上开了枪——“想要一枪毙命”——但是这一枪连让这个人晃一下都没有。第二枪穿透胳膊击中了胸部，也几乎没起什么作用，没能拦住黑人或是阻止他的进攻。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利尔里意识到自己无路可走，最后不再浪费宝贵的子弹，把手枪装进皮套里，拿起大棒把这个人打死了——显然这是唯一具有他想要的效果的工具。他被自己刚刚杀死的这个“黑人可卡因狂”的超人力量吓坏了，马上跑回家，他所能想到的唯一能确保自己安全的事情是：给自己找只更大型号的枪。整个南部的执法警官都换了枪支。 这个故事令人恐惧，但是糟糕的还在后面。威廉姆还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让人警觉的事实： 射击的准确性不受可卡因的影响——实际上可能还提高了这种准确性——阿西维尔附近的“可卡因黑人”让五个人当场毙命，每个人只用了一发子弹，我相信，这个记录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我怀疑近几年是否有人能跟得上这种射击记录——可卡因使用者的这种致命的准确已经成为南方警界不证自明的公理。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超人般的黑人，子弹打不死，无法超越的枪法？报刊文章上的“不证自明”这个词？怎么会有人相信这种垃圾？要想知道相信麻醉剂骗局有多容易，只需要回忆一下PCP（即苯环已哌啶，或是称为“天使尘”）的情况就行了。这种非法麻醉剂出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七十年代晚期的时候出现了大量有关PCP服用者的故事，说他们在药物作用下疯狂起来，可以完成不可能的壮举，如举起小汽车，肉身穿越砖墙而过，还有——对，——中弹后不死。在这类道听途说的基础上，PC——P一种医治牲畜的麻醉剂，一般会让人躺下来咯咯笑——被美国众议院于1978年归类为“人类所了解的最危险的隐患最大的麻醉剂之一”和“今天的街上最具杀伤力的麻醉剂”。一位国会议员站了起来，宣布PCP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结果是一片混乱。然而第二年匆忙召集的一个人种学研究人员被这种药给弄糊涂了：即便是在模拟试验中要求大量服用这种麻醉剂的人相互袭击，也什么都不会发生。为什么？ 即便要求PCP服用者进行攻击，他们打架的能力还是严重地受到这种药的麻醉作用的影响，结果几乎没有一起造成严重伤害的事情发生。一个服用者说：“我下楼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打架了”。 《天使尘》，HW费尔德曼（编），1979 愤世嫉俗的人也许认为这类故事中夸大麻醉剂产生的力量，只不过是警方为自己在麻醉剂执法领域的失败找的借口，不过公平点说，大多数愤世嫉俗的人也不会在半夜三更去逮捕一个手里拿着枪的歇斯底里的瘾君子。是不是很吃惊，这种吓人的故事是这种情形造成的？也许，对超人力量和麻醉剂产生的疯狂的恐惧只不过证明了即便在美国，执法的警官有时也会害怕。我不责怪他们。要是我住在美国，我也会害怕。 其实，瘾君子具有麻醉剂产生的超人力量的故事在麻醉剂神话的年鉴里非常普通。每当一种非法麻醉剂吸引了执法界的注意力的时候，你就可以保证对这种麻醉剂不利的最早的指控之一便是它会“让人实施暴力”。无论是否有证据证明是否属实，总有某个地方的某个在戒毒康复或是医学方面有某种可疑的经历的人会站出来声称它会导致攻击性。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美国第一位麻醉剂专员哈瑞.安斯林格的话： 据说那些已经习惯了使用麻醉剂的人用药后会最终产生一种狂暴情绪，在此期间他们会至少是暂时无法对暴力犯罪负责，或是倾向于实施暴力犯罪——一帮男孩把两个小女孩的衣服扯了下来，一个接一个地强暴了尖叫着的小姑娘。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杀死了自己全家五口人；明尼苏达州的一个人开枪打穿了路上一个陌生人的头；科罗拉多的一个作丈夫的想开枪杀死自己的妻子，结果打死了她的祖母，然后自杀了。这些罪行每一桩发生前，凶手都抽了一两支大麻烟。 《谋杀者》，安斯林格，1961 很可笑，是不是？今天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对不对？再想想看：1997年英国举行了一次倍受关注的有关大麻合法化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不应该合法化，因为（猜猜看）大麻令人们“好斗”。这些家伙哪儿来的这些信息？很简单，来自他们自己的偏见。如果你是执法界的人的话，这似乎就是个事实：麻醉剂令人们产生暴力情绪。就连大麻也一样。麻醉剂很危险，会导致暴力行为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1999年查尔斯.肯尼迪担任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要求皇家委员会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下大麻合法化的问题是不是值得讨论的时候，保守党的影子内政大臣安.韦德考姆在新闻媒体上痛斥他“不负责任”。显然，查尔斯对滥用麻醉剂问题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不但大麻合法化的问题不必考虑——就连讨论一下它的合法化的想法也是不可想象的。就在全国的警察局长和麻醉剂专家一致要求进行活跃的对话的时候，出于他自己才最清楚的原因，韦德考姆决定永远也不举行这样的对话：如果现实中有“皇帝的新装”情形的话，那么这就是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完美的例子。这种对待滥用麻醉剂问题的带有偏见甚至是尼安德特人式的态度，确保了反对麻醉剂和打击建立在麻醉剂基础上的犯罪的战斗永远也不会胜利。 实际情况是，执法界的用意是良好的，他们试图把公众从可怕的麻醉剂上瘾的灾难中挽救出来，因此总是一成不变地轻率地对待事实真相。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圣经许诺说存在永远的诅咒和地狱之火，那么为了让普遍没受过多少教育而又很矛盾的公众能充分理解某个信息，有时制造点实实在在的恐怖的景象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像这样把恶意丑化麻醉剂造成的问题是，人们很快就开始认识到警方没有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再告诉他们其他的事情他们也不会理睬，因为这些可能也不是真实情况。在治安维持会成员的带领下（这些人要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要么故意篡改事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卡因强烈的不良反应还会在美国一直继续到三十年代。前西班牙.美国战役中的战争英雄理查蒙德.皮尔森.哈勃森就是这样一个人。来看看他于1927年二月在他自己宣布的“麻醉剂教育周”期间在电台上读的广播稿： 我们现在知道，大多数光天化日下的抢掠，胆大包天的拦路抢劫，惨无人道的谋杀和类似的暴力犯罪行为都主要是由使用麻醉剂的人犯下的，这些人构成了我们令人担忧的高犯罪率的主要原因。麻醉剂上瘾比麻风病更具有传染性，也更难以治愈——这个问题决定了人类文明是否能永存，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引自《美国疾病》，大卫.穆斯托，1973 由于对滥用麻醉剂的危险——包括从“更多暴力行为”的危险到可卡因上瘾危险——的夸大，唯一合理的设想就是，警方在不得不处理这些罪犯的情况下，要求得到更多的保护。因此，直到今天，有关麻醉剂的立法还是倾向于围绕着两个关键的方面来进行：禁止使用非法物质，购买更多更大的枪支。这恰恰正是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待可卡因的办法。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对服用可卡因的院外活动集团不但打种族牌，还非常聪明地煽动另一必定会引起反应的领域：性。几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异常性行为是服用可卡因的结果——不管怎么说，那些广告商不就是大肆宣传这东西是春药的吗？哈弥尔顿.莱特博士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犯罪和可卡因的文章，文章警告读者说目前的可卡因消费量是合法的医药用途用量的十倍——我们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这种药——也许比其他任何麻醉剂都更加频繁地——被那些贩卖白人奴隶的人用来令年轻姑娘堕落，而且一旦养成了服用这种麻醉剂的习惯，这些女孩在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会沦落到妓女的行列里去。 《纽约时代周刊》，1911年三月12日 从性和可卡因只需要轻轻一跃就达到最具爆炸性的组合：性，可卡因和黑人。莱特（他因为“发现”脚气是一种细菌感染而出名；后来证明得脚气不过一种维生素缺乏症）于1910年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说“可卡因直接刺激南部和美国其他地区黑人犯强奸罪”。 这个恐怖故事还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 大多数南方白人女子遭受的袭击都是黑人狂热迷恋可卡因造成的直接后果。 ——文学摘要，1914年，引自《可卡因》，阿西雷，1975 黑人男子与白种女人发生关系？这足以使每一个敬畏上帝的美国人冲出去把自己的手枪换成大口径的。所有这些垃圾都是从哪儿来的？真的发生过嗜可卡因如命的黑人对白种女人进行性攻击的事件吗？ 耶鲁大学的大卫.穆斯托博士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研究麻醉剂立法史的权威，他的回答是，没有这样的事。事实上，华生上校声称的南部的精神病院和监狱都“住满”了瘾君子说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穆斯托博士引用的是乔治亚州的刑事机构所做的调查资料，该资料揭示的真实情况是，在2，100个被关押的黑人中，总共有——注意看——两个人是可卡因瘾君子。与威廉姆和莱特的报告相反的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卡因犯罪高潮。其实可卡因和麻醉剂上瘾只不过是一种可以很方便地解释南方的高犯罪率的方法而已，为南方的执法部门的失败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穆斯托还指出，可卡因历史上的这一特殊时期碰巧同南方的国内动荡不安的时期——还伴随着大量的种族主义犯罪和私刑——相吻合。可卡因是个很方便的替罪羊。此外，正如2000年夏天我们在哈佛广场附近的一家旅馆见面时他向我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反对服用可卡因的争论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原因。 在上个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政府没有权力针对宪法里没有专门列出的任何事情通过相关的联邦立法。这严重地阻碍了它的权力。“因而联邦政府权力一直很小，它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干预南方的作法，例如，取消黑人的选举权的作法”，穆斯托说。“在南方，人们强烈反对制定联邦法律来控制地方医疗服务行业。因为一旦制定此类法令并为宪法所许可，那就为选举人权力立法开辟了道路。” 政府里的鹰派对这种情形一点也不满意。因此，符合他们利益的作法便是，制造出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境来，好吓得南方人要求他们插手进来。一旦南方要求北方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一只脚就踏进了门里——从此以后，联邦政府就可以一帆风顺地插手南方事务了。“政府的一个方法，”穆斯托总结说，“就是让南方人对供应南方黑人可卡因的北方制药公司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黑人会对南方的白人实施暴力行为。如果让他们足够担心的话，他们就会支持通过控制可卡因销售的联邦立法。 把滥用毒品同少数民族联系起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鲜事。鸦片已经同东方人紧密联系了起来，当开始有谣言四处蔓延，说中国男人拿大麻来诱奸白种女人的时候，东方人就尤其遭受了斥责。大麻同样被视为洪水猛兽，并遭到禁止，因为有报道说墨西哥人服用大麻。这些大汗淋漓的拉丁美洲人不光吸毒，而且还——猜猜看——他们也同白种女人搞在了一起。我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外国人玷污纯洁的白种女人的概念总能煽动人们义愤填膺，然而难以理解的是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美国——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移民。反对服用麻醉剂的战士们使出浑身解数，把滥用可卡因同黑人和白种女人联系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少数民族同白种女人交往的景象打中了美国社会的心脏——这个国家的血脉。 这种策略的效果是不容否认的：二战前被用来激起中欧人对犹太人的憎恨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肮脏的外国人诱奸本土女人，污染了未来数代的血统。反犹太主义在美国的可卡因立法方面也起到了作用。《纽约时代周刊》1908年刊登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质问所有这些可卡因是从哪儿来的。是哪个不负责任的人把像这样的麻醉剂卖给了黑人？还有，到底是谁在购买销售两面交易发大财不讲一点道德的？你知道的：“无需怀疑，南方的每一个犹太小贩都随身带着这东西”。也许很幸运的是，还没等麻醉剂立法者的这种扭曲的倾向性进一步有所发展，一个人人都原因憎恨的天敌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可卡因上瘾的问题被归罪于“德国”的可卡因走私者。这些德国杂种没有什么下贱的事干不出来的。 上个世纪初的这些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的瞎话恰恰折射出上个世纪末的种族主义瞎话。当可卡因最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再次出现的时候，只有少数的精英人士使用（因为它的售价太高）。然而价格一降下来，它也失去了惟我独尊的形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它。它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国家问题，那些一开始使用它的人——那些富人，有魅力的人——马上就不用它了。相应之下，可卡因的地位降得越来越低，直落到社会底层，最后生产出了一种廉价又方便的人人都买得起的可卡因。这就是提纯可卡因。 今天，人们把犯罪高潮，各种各样的性犯罪和美国内部城市的瓦解都归咎于提纯可卡因。然而提纯可卡因问题的根子是阶级问题。阶级问题的根子是种族问题。实际情况是，如果富有的，微笑着的，长着一口完美的牙齿和漂亮的头发，有着好工作的白人吸食可卡因，就不代表它对社会带来多大危害。但是提纯可卡因——不幸的，穷困的，失业的黑人吸食的东西——就代表对社会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因此，一百年前北美地方偏见的高涨被人利用，当作推动力来驱使可卡因立法的马车开动起来。某种程度上，同样的偏见在今天还可以看得到，那就是把麻醉剂同疾病，麻醉剂同犯罪，麻醉剂同性，麻醉剂同暴力，最终把麻醉剂同黑人联系起来。正如我在为写这本书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再发现的那样，麻醉剂在今天正如一百年前那样同样是种族问题。不相信？那你就到布里克斯顿走一走，碰到开着宝马车的黑人，你就问问离你最近的过路的白人，问他怎么看待那个人怎么赚到这么多的钱买得起宝马车。如果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没有直接说“他贩毒”，至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麻醉剂很危险，还具有破坏性；少数民族被视为是危险的，具有破坏性。这二者之间一定有联系。还有犯罪？过去75年来美国所有的犯罪行为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归咎于麻醉剂，因为麻醉剂是一个没有能力责备自己的社会最方便的替罪羊。即便该解释这些麻醉剂为什么会存在的时候，该责备的仍然不是美国消费者，而是该责备种植这东西的外国供应商。在美国没有坏人——只有受害人。 可卡因偷走美国女人的贞操还不够，显然还在掠夺美国儿童的天真。《汉普敦杂志》报道说有才刚刚八岁的孩子服用可卡因。1907年一月的《纽约时代周刊》的一篇“警方追捕男孩可卡因吸食者”报道说，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由于不知道在城那边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纯可卡因，于是服用一种高效鼻烟药对可卡因上了瘾。他每次买上一盎司，带到学校卖给朋友来维持自己的药瘾。他上瘾上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他妈妈说，他放学回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她只好打得他“满地打滚”好让他清醒起来。 与此同时，哈威.伟利本人也披露了一些非常卑鄙的，只有“犹太小贩”才能想得出来的事情来：可爱的小贩在学校操场外面把可卡因卖给孩子，为了让他们尽快上瘾，就免费让他们品尝头几剂可卡因。这里我们再一次得到对事件的注解——是真是假还值得怀疑——这向公众证明了麻醉剂和服用麻醉剂的人的彻头彻尾的无法形容的邪恶。这里，可卡因再一次击中了美国的血脉——这个国家自己的未来。击中了美国人的心脏。同样，这个印象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伟利本人在“纯粹食物与药品法”之后的可卡因辩论中大大落后了。他坚信美国所有的产品中都不应该含有咖啡因，并以极大的热忱来追求这一理念——尤其是这还涉及到他最不喜欢的公司：可口可乐。其实，在1902年的那次令人难堪的法庭案件中就有证人作证，说儿童对这种饮料上瘾，成年人喝得太多后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此后可口可乐公司就自动把除去了他们饮料里所有的可卡因，不过还是把古柯作为它神奇的“7X”成分的一部分来给产品调味。古柯运到新泽西（后面还要讲到它）的梅伍德那儿的夏佛生物碱工厂，除去里面的可卡因成分，留下浆状的古柯叶子来调味。伟利对这还不满足：他想要彻底禁止这种饮料。他对这家公司发动了一场长期战争，最终设法让美国陆军在1907年禁止了可口可乐，理由是里面含有大量的可卡因，而且含的酒精量同啤酒一样多。军方后来认识到他在撒谎，便推翻了这项禁令，但是伟利还是不愿放弃。1909年他没收了四十大桶和二十小桶的可口可乐糖浆，还试图以产品里含有毒素（咖啡因）和虚假表现产品特点（里面不含可卡因）的罪名起诉可口可乐公司。这个案子于1911年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开庭审理，一连串的政府方面的证人竭尽全力劝说法官相信可口可乐对社会是个危险。 伟利笼络的那些科学家出示了证据，包括前面提到的可口可乐令男孩子手淫的报道，另外一个不是别人，正是亨利.赫德.鲁兹比本人的叙述（自从他尝试了美国南方市场后意见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证明说自己知道可口可乐糖浆有毒，因为他给一只兔子的肺里灌满了这种糖浆，兔子神秘地倒地死去了。除了双方都花了一大笔钱之外，案子没有任何进展。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伟利已经是大失人心，因为他认为，和咖啡因一样，糖精也应该被禁止。他为了这件事接近罗斯福总统，有一段时间一直给总统讲禁止这种有毒的化学物质的必要性，闹得总统乐不可支。他不知道的是，罗斯福本人是个大糖精迷，每天都要在咖啡里加上点——“任何说糖精有害健康的人都是傻瓜”，他说。哎哟。伟利再也没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1912年他被解雇。不出所料，他继续作战。他的可口可乐的案子在经历了九年的法律之战后最后在1917年告终。尽管实际上什么都证明不了，可口可乐还是同意减少饮料里的咖啡因。 尽管伟利有关食物和药物上瘾物质的悲哀的呼吁方向不对，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对可卡因上瘾问题采取措施。紧随其后的完全禁止麻醉剂的行动标志着一场运动的开始，而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人们通过了1919年的“沃尔斯特法案”——这就是禁酒令时代的黎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还导致了犯罪集团的产生，这种集团先是非法贩卖酒精饮品后来贩卖麻醉剂来绕过禁酒令。此类犯罪集团在麻醉剂和酒精饮料方面有走运的时候，也有不走运的时候，但他们最终要为多年后可卡因的再度出现负责。 与此同时，大西洋对面的英国对可卡因却几乎不关心。到1900年的时候，可卡因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无害的药物，常常同女人联系起来。事实上，出于某种原因，可卡因总是拥有很多的女性追随者，它现在的各种街头名字也许正是因此而产生：夫人，白夫人，白衣女人，姑娘等等。一百年前，它的追随者主要是女演员和妓女，她们服用可卡因是为了支撑他们完成晚间的表演（这简直是今天情况的很有意思的排演，因为现在妓女最常见的形象就是为了维持毒瘾而走向街头的人）。可卡因在上层社会还同“有艺术气质的”人——那些被认为非常虚弱而且情绪化的人——联系了起来。1901年《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还大大强化了可卡因的这种柔弱形象，文章称可卡因“在伦敦牢牢地站稳了脚，不是在一般人当中，而是在最聪明的人中”。这篇文章还保证说吸食可卡因一直是“一种贵族化的罪恶”。 我们可以在此假设，同美国的情况一样，可卡因首先袭击的是医生和牙医这个社会层次，因为他们对它早有耳闻，很容易就能得到它，更重要的是，他们买得起。最先付出代价的也是医生：《药剂师》杂志1901年的一篇文章显然知道自己在谈些什么：它指出“过去二十年来创造出的所有的恐怖事物中，吸食可卡因也许是最糟糕的一个”。然而在他们这一层次之外，可卡因是游戏：在这一阶段，尽管已经有人指出可卡因显然是个罪恶而不仅仅是社会习惯，还是根本没有人关注它。 英国对立法反对致人上瘾的药物的事情不太热心的原因之一是它从对中国出售鸦片的交易中赚了数量巨大的钱。印度帝国的全部金融产量的百分之二十是从麻醉剂贸易而来——这项收入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英国人为了保护这项利益不惜与1856年对中国开战。 因此，当美国人建议禁止鸦片贸易时，英国人并不热心。1909年美国在上海组织了第一届全球禁止服用麻醉剂大会，试图劝说其他国家禁止远东鸦片贸易。英国没有提到要停止自己的麻醉剂贸易，但也不想看起来太恶劣。因此，在经历大量的辩论之后，他们同意出席会议，但是他们在会上围着美国代表绕圈子，确保各国不会对任何重要事情达成一致。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回家了，晕头转向的美国人以为他们已经得到其他十三个出席国的认可，同意削减并最终停止“与不文明民族”的鸦片贸易。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办成。美国小分队说，各国一致通过了九项决议。事实上一项也没有通过。不过，就连英国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迟早必须面对鸦片贸易的问题。但是该怎样拖延这一决定？美国人已经决定还要再开一次会，这次是在海牙。英国人坐了下来，开始泡制新的拖延策略。 海牙会议在1911年举行，尽管英国人设法避免对有关减少鸦片贸易作出任何严格的承诺，美国人还是逼得他们同意，减少鸦片贸易也许是必要的。在接下来的会议中，英国强烈反悔前面的协议。一开始他们宣布说这次会议应该眼光放远点，不光要讨论鸦片问题，还要把可卡因问题包括进来。直到今天也没有谁敢肯定他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也许他们对全球毒品交易很实事求是吧。但是也有人指出，他们了解德国（美国毒品谈判中的盟友）当时是世界上头号可卡因制造商，所以知道这种作法一定会制造出麻烦来。果真如此。为了把可卡因问题包括进来，德国必须向大会提交其可卡因生产的所有细节。但是德国人不想把自己在全球毒品贸易中的商业利益暴露给竞争对手。再一次，一切都要往后延期。一位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说，海牙会议是“为隐藏完全的失败——挽回面子”。 然而，美国人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阻拦得了的，他们又组织了一次会议。这第三次会议上——还是在海牙——各国最终同意所有与会国家都尽量减少危险麻醉品贸易，目的是最终完全停止这方面的交易。所有危险麻醉剂从此都应该受到限制，只能用作纯粹的医学用途。这下美国人高兴极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要让那些没有参加会议的国家认可这项协议。这能有多困难？ 这次会议于1914年六月二十五日正式结束。三天后，斐迪南大公被暗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蓦地一下子，人人关心的都是相互残杀而不是相互拯救，国际禁毒努力搁浅了。 对英国而言，这场战争才真正将可卡因放到了重要位置上来。伦敦是从前线上下来的士兵度过长长的周末假期的第一地点，但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对旅游景点不感兴趣。他们想喝酒。令人毫不吃惊的是，伦敦西区的私人俱乐部和酒吧活跃了起来：注入这里的是金钱，故事，显然还有无限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钱留到以后再花。 当局意识到伦敦西区中心所发生的情况后，对勇敢的英国小伙子的健康非常担心，认为他们是在堕落。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治疗我们的战争英雄。此外，当他们开往前线的时候，他们也许会遭受宿醉的痛苦，无法正常作战。非法俱乐部遭到警方突袭并被关闭，妓女被包围逮捕。一项完全禁酒的禁令也被提了出来。当时差一点实施了全面禁令，不过还是规定酒吧和餐馆夜晚九点半必须关门，下午也不许营业，以阻止有人酗酒——这个习惯在整个英国一直继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王宣布说他和皇室成员在战争期间完全禁酒。 从前线上下来的士兵可是决不会效仿他的。他们要喝酒，喝很多的酒。他们夜晚九点半以后也不想回去。所以他们就这么办——就到那些警方想关闭的廉价的地下场所去。酒还是很贵，那儿还有可卡因：他们既然已经违反法律夜晚在外面逗留，那么来上一小点能让你熬上一夜还感觉很不错的粉末又有什么害处呢？饮酒俱乐部的秘密的性质特别适合进行毒品交易：秘密，淫荡，无法无天，还有钱。《晚间新闻》报在1916年对这一新潮流做了报道： 我上一周提到，吸食鸦片的狂热正在渐渐增长，现在我看到其他人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上面来。伦敦西区的波西米亚人一直听到一些有关现在发生的事情的黑暗的故事。但是更流行的是人们开始使用兴奋剂可卡因。它使用起来如此的容易——只需吸入鼻孔即可——前一天清洁工人在某个场所发现的女盥洗室里发现了满满两大桶扔掉的圆形的小纸盒——被遗弃的装可卡因的盒子。 夸科斯，《晚间新闻》，1916年一月三日 英国在1916年经历了它第一次真正的毒品恐慌。“有迹象表明，可卡因上瘾正在伦敦蔓延开来”，《晚间新闻》这样警告道。必须采取某种措施。要是我们的小伙子醉醺醺地从法国回来怎么办？刷地一下子，所有人都携起手来反对可卡因。新闻界有关可卡因的轰动新闻更是煽风点火。《每日年鉴》报道说，可卡因情况在过去六个月里已经恶化到“真正疯狂”的地步，《晚间新闻》认为，服用可卡因的作法正在“像野火一样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直到它毫无疑问地成为仅次于酗酒的最常见的服用麻醉剂的形式”。其他媒体的报道甚至更加耸人听闻： 伦敦处在可卡因狂热的魔爪之中 “吸雪者”的秘密可卡因聚会 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内，伦敦沦落为这种麻醉剂瘾的受害者——今天的伦敦有着大量的在针头上跳舞的人（吗啡狂），兴奋剂狂，可卡因狂和其他对乙醚，海洛文[原文如此]以及其他数不清的药物上瘾的人。不过，可卡因是最受欢迎的—— 《裁判员》，1916年七月二十三日 我们前线的小伙子面临很大的威胁：必须保护他们免受这种可怕药物的伤害。《泰晤士报》把可卡因称为是“比子弹还致命”的威胁（也许许多从前线回来的人宁可到可卡因那儿碰运气，也不愿找子弹：他们在可卡因这里的运气要好得多啊）。有报道说前线的战士在冲锋陷阵前会服用可卡因来镇定神经。法国方面报道说可卡因是早期飞行员特殊的心爱之物： 可卡因给服用它的一些空中斗士注入了冷静而清醒的兴奋感——兴奋剂中只有可卡因才能产生的这样的感觉——同时，它对他们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毫发无损。有人也许会说，可卡因令他们更加坚强，因为它摧毁了自己面临危险的想法。 引自伍兹，《危险的毒品》，1931年 许多飞行员在战斗中都服食可卡因，这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其他军队肯定在服用它。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的士兵就特别偏爱这种麻醉剂：给这些晕头转向的士兵看病的是不合格的实习医生，他们干脆给士兵分发可卡因和吗啡。呆在格利勃利的仅有的几个合格的澳大利亚药剂师后来讲述了他们是如何接到命令，在一场极其严峻的进攻前把军队的可卡因供给发给士兵。据了解，英国人也在战场上使用可卡因：1915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条广告，药剂师塞沃依和摩尔（“国王的药剂师”）通过邮购方式出售医药用品，除了其他药物外，还包括海洛因和可卡因。“给前线朋友的一件有用的礼物”，广告这样汪汪地叫道。但是可卡因对军队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泰晤士报》对此毫无疑问： 可卡因瘾：麻醉剂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对遭受神经紧张，承担艰苦工作的士兵来说，可卡因一旦用上了，就必定会变成可怕的诱惑。它会暂时消除他的不适，疲惫和焦虑情绪；会带给他虚假的体力和精力。但是它也会最终让他变成一个毫无价值的士兵，和一个毫无用处的人。 《泰晤士报》，1916年二月十二日 对军队首领而言，可卡因对军队效率带来的威胁太大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1908年的一项法案已经覆盖了可卡因问题，将之列入“毒药”一类，这样一来可卡因就受到了某些规定的制约。军方决定严厉地强制执行这些规定。1916年初，许多药剂师因为没有合适的原由便出售可卡因而受到起诉。塞沃依和摩尔（因为他们邮购的可卡因）和一家几乎不为人知的设在伦敦名叫哈罗德的百货公司都因为不遵守正确的规定出售可卡因而遭到起诉。但是，这也很难阻止这股潮流：俱乐部里服用的可卡因大部分来自于黑市，当时可卡因甚至不属于非法药物。 报道普遍是这样说的：英国军队里的可卡因瘾真正的根源在加拿大军队身上。尽管英国战前就可以买到可卡因，只有在加拿大人——他们自己也是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这个习惯——给英国人演示了服用可卡因有多快乐之后，英国人才上了瘾。弗朗西丝.切斯特是个早期的瘾君子，他在自传中写道，在他1915年同军营一起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整个伦敦中部很容易就可以买到可卡因——在沙夫蒂斯贝勒大道，藏在“伦敦风光”的明信片之间卖，五先令一包。问到的时候，小贩会告诉他“白雪”总是比吗啡卖得快。她称可卡因为“白雪”本身就显然说明她是从美国人或是加拿大人那儿学来的——这个词在这些人中已经用得相当普遍。同样，另一个早期的瘾君子塞西尔.德.莱诺写道，可卡因在1915年的时候整个伦敦西区到处都可以很容易地买到。他说，“从莱姆豪斯区到汉默史密斯区”一次卖给他一克可卡因——什么也不问——的药剂师，他至少认识有一打。 媒体把可卡因和鸦片描绘成狡猾的德国佬腐化英国战士的阴谋的一部分，最后在1916年五月，对任何被抓住为军队人员提供麻醉剂的人，军方将对之实行一项特殊的威慑令：入狱六个月。但是，要保护英国军队的安全，光这是不够的，因此，在1916年七月二十八日通过了《领域防务法案》（DORA）的第40B项，禁止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军方人员销售含含量超过百分之零点一的以可卡因和鸦片为基础的产品。这项规定最终变成1920年的危险药物法案——这标志着英国禁毒立法的开始。 在DORA法案通过三个月后，一个委员会聚集在内务部调查可卡因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可卡因的问题和未登记的牙医的问题（伦敦有大约七千名无照经营的牙医；限制向他们销售可卡因会有效地让他们倒闭），但可卡因上瘾的问题似乎更加吸引人。包括首相斯坦雷.鲍尔文在内的委员会长时间地讨论了人们服用可卡因的原因，它作为春药可能产生的效果，和“放荡的女人”利用它来麻醉英国军人并抢夺他们的财物的可能性。尽管这里面存在大量的夸张（“以前服用可卡因的人为了得到可卡因连谋杀都干得出来”，英国加拿大军士报告说），大家还是普遍认为，可卡因的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DORA是一项非常有效立法。 美国人自己最近已经制订了一项类似的立法。他们在可卡因上瘾方面已经比英国早了十年——哈瑞.安斯林格即将成为美国第一个麻醉剂专员，据他估计，美国有200，000人染上了可卡因瘾。《加拿大制药杂志》估计的数字还要高——有六百万人。因此，美国1914年通过了哈里森法案，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的禁毒立法，规定所有威胁麻醉品必须只能由合格的人员管理，这些人必须对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没有正确文件的情况下企图销售麻醉剂的，要受到长达五年监禁的或是2，000美元的罚款的惩罚。对销售可卡因所作的判决最终提高的1922年的5，000美金罚款或是十年监禁——比销售海洛因的量刑要高。 一战结束的时候，人们真正开始试图削减全球可卡因的消费量。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当时世界最大一个的可卡因生产国德国被命令必须服从海牙公约的协定。可是这对约束英国的可卡因使用情况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人们刚刚从战争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把可卡因用作娱乐用途变得非常流行。当然，能找到的可卡因的地方是伦敦：在西区，聚会永远开个不停，这里是毒品文化形成立足之地的理想场所。年轻又聪明的人群更是巴之不得在肮脏，常常还是非法的私人饮酒俱乐部逗留，他们在那儿肯定会接触到伦敦的黑社会。这是进行毒品实验最成熟的环境。尽管现在销售没有处方的可卡因是违法的，饮酒俱乐部里的厉害人物还是一定能接触到可以搞到些可卡因的人——如果价格出得合适的话。对许许多多有钱的年轻男子和女人而言，情况往往都是这样。也许是因为它人为造成的高价，可卡因多数情况下还是由专业人士服用。《每日邮报》是这样说的： 可卡因聚会早就已经成为伦敦西区的专业阶层的某部分人所追求的生活特色。它在战前就已经存在，尽管有法律限制，现在还是非常活跃——在伦敦的一些房子和公寓里，男人和女人，高级律师，政客，女演员，音乐厅里的艺术家和其他人聚集在一起吸食几剂可卡因，享受一夜狂欢。 《每日邮报》，1918年十二月十四日 可卡因仍然保持着它作为女人的麻醉剂的形象。在一系列涉及几个著名女演员服药过量的耸人听闻的案子发生后，它上了报纸的头条。这些案子中最出名的，就是伦敦家喻户晓的舞女比莉.嘉尔顿在1918年十一月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可卡因被认为是罪魁祸首，给她提供可卡因的一个叫雷吉.德.沃勒的纨绔子弟因杀人罪受到审判。这个案子在十二月大部分时候和来年一月让读者大为着迷。 女人作为可卡因魔爪的主要受害者的形象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最后还同美国人的一切归咎于“外国”的毒品贩子的观念结合了起来。据揭露，这些外国人的动机还是与性有关。既然英国没有什么黑人，那罪魁祸首肯定要么是德国人（他们是世界上头号可卡因制造商，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刚刚才同他们打了一场漫长而可怕的战争），要么是中国人。大家都知道中国移民吸毒——难道一天到晚躲在肮脏的小房子里抽鸦片的不是中国人吗？谣言很快就变得复杂起来：中国人开洗衣店和餐馆，引诱年轻的英国姑娘吸毒，以便利用她们来实施他们不正常的东方式的性行为。这些姑娘一旦对可卡因上了瘾，就无法拒绝任何事情。当这些邪恶的中国人招募到足够的人后，就把她们拐到海上去，显然是拐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作为被上帝抛弃的某个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似乎很合适），在那儿被卖作了奴隶。各个报纸愤怒了： 这是什么样的邪恶的魔力，竟然让这么多的姑娘和女人落入了中国人的掌握之中——？正是利用里面放了毒品的烟斗的引诱，许许多多的姑娘才被引诱进入了中国城黑暗的屋子里，变成了那些带来了他们东方罪恶的天外来客的玩物，有时候连他们的妻子都不是。 《裁判员》，1916年八月六日 人们一窝蜂地给毒品问题找替罪羊，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人都花在了向中国人兜售“东方罪恶”的事实则被很方便地忘掉了。中国人贩毒贩卖白人作奴隶的形象刺激产生了无数二流小说和电影，最出名的就是萨克斯·儒默的系列小说《魔鬼博士傅满州》。儒默最后写出了一本有关滥用可卡因的小说《麻醉剂》，讲的就是这样一个狡猾的阴谋。1922年的一部电影《可卡因》就用一幅中国女人的图片来作广告，尽管里面一个中国演员也没有。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下一个轰动一时的可卡因案子里——1922年舞女芙瑞达.埃普顿吸毒致死——就准保会有人发现，问题的根子出在中国人那里。这个倒霉蛋在瑞锦大街上开了一家餐馆，新闻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名人张”（“一个难以捉摸的，狡猾的中国人——是非法毒品交易后面隐藏的最具破坏性的人物，东方罪恶的头头”）。在法庭上，名人张否认了一切指控，但是没有用：他是中国人，他有钱，他有个听起来很邪恶的名字。他的餐馆和其他每一个中国人在英国经营的生意一样，是进行肮脏的贩卖毒品和白人奴隶生意的幌子。张被判入狱十四个月，然后被驱逐出境。 也许当时最重要的毒贩子最后在1923年被抓捕归案受审。这一次依然是个外国人。埃德加.曼宁是来自牙买加的一个“穿得很漂亮的黑人”，1919年发现他显然是在通过首都转移大量可卡因和吗啡，于是受到伦敦CID（英国中央情报部）的注意。据当时的报纸认为，最终杀死比莉.卡利顿的毒品就来自于曼宁。尽管他的同伙，意大利人卡罗.伊瓦尔多立即遭到逮捕，搜出了十三包可卡因（“足以‘毒倒’半个伦敦”，《世界新闻》说），曼宁还是“给警方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他一次还给警察局长写信，指责英国中央情报部骚扰他。“事实上，”曼宁写道，“我本性是个正拜[原文如此]的黑人，这使得我所遭受的迫害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现在简直令我的神经都要完全崩溃了”。这封信没起到多大作用，《世界消息》在1923年兴高采烈地宣布他被捕了： 邪恶的黑鬼抓住了 伦敦毒品交易头子，臭名昭著的西印第安人，熟悉各种高级地方和低级去处的家伙最后被刑事拘留。他这个星期在老贝利刑事法院被判刑三年——他的伏法为伦敦西区的夜生活除掉了苏格兰场有史以来所记录的最危险最声名狼藉的人之一。这个黑人是个财迷，他靠牺牲白种女人和白人姑娘的灵魂来赚钱。 《世界新闻》，1923年七月二十二日 与此同时，英国警方展开了一系列大胆的诱捕行动，在索霍区，便衣警察接近看起来有可能贩毒的人，试图向他们购买可卡因。他们发现这些可卡因大多数来自于私下里接受贿赂的合法的药剂师。然而，随着被捕的药剂师日益增多，可卡因供应开始减少，有胆量的走私分子开始利用新方法把可卡因带到英国来。塞西尔.德.莱诺本人就亲眼目睹了一次可卡因走私活动：小船在隐蔽的埃塞克斯河口把药卸下，装进小汽车里，然后直接运送到伦敦。他说，麻醉剂来自荷兰，巧妙地伪装成雪茄货物运输。如果运麻醉剂的是条大船，药便封入防水容器里，在船开进码头前扔到船外，夜晚的时候再用小渔船打捞上来。还有更复杂，那就是把带有防水包装的货系在一大块海盐上，货就会下沉，盐完全溶解后才会再次浮上来，这时海关和警方早就走了。 尽管英国警方一开始的时候打击可卡因很有效，清除了大街上的可卡因，但是这样一来，可卡因的价格就会提高，从而使得毒品走私更具诱惑力。有人问1922年逮捕的一个德国毒贩子为什么要走私毒品，他指出他在德国买的三十英镑的可卡因到了伦敦价值就超过三千英镑。随着警方的警惕性越来越高，毒贩子也设计出了新方法来绕过海关。1922年《晚间新闻》上刊登的一篇题为“可卡因走私者的惊人伎俩”的文章报道说，在最近的抓捕活动中发现，可卡因藏在鲜花，蔬菜，德国泡菜，墨水瓶，甚至是猎犬标本里（要不是涉案的女人在快要通过海关前打开了标本取出一些可卡因来给自己增强体力，她本来是可以逃之夭夭的）。与此同时，养鸟的人也在利用信鸽从欧洲中部地区走私可卡因：把可卡因系在鸽子腿上，然后放它们回英国。《晚间新闻》报道了一起把可卡因藏在木头的纪念碑模型里面的走私案子——这个计谋毫无品味，“只有德国人的脑瓜子”才能想得出来。 英国人愤怒了。国会里有人在大声呼吁：一位议会成员认为，贩卖可卡因的人应该遭受鞭笞，因为“这些外国人除了这什么都不怕”。法庭对他们也同样毫不同情：一个塞浦路斯人同一年走私了“6，000剂”的可卡因到英国，他犯了个大错误，竟然试图把药卖给一个药剂师——英国仅有的几个自己可以买到可卡因的人之一。“愚蠢”似乎不是个能减轻犯罪情节的合适的理由：“我真希望我们能枪毙你，你这个流氓，”地方法官咆哮着说，接着判了他尽可能长的入狱时间。 就在英国围捕伦敦的中国移民的时候，可卡因灾难横扫欧洲。塞西尔.德.莱诺1922年来到巴黎，他发现那里的“可卡因比我所到过的其他任何地方使用得都广泛”。十年前的医学杂志报道说，巴黎超过百分之五十妓女都使用可卡因。受打击最严重的地区是蒙特马特区以及巴黎周围的夜生活区：豪尔区，拉丁区和香榭丽舍上的几个非常时尚的场所。从巴黎警方1920年的记录可以看出，他们在巴黎没收了70公斤的纯可卡因，但是直到1924年，全国禁毒小分队只有八个人。 西班牙也遭受了打击，警方报告说，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出现了专门的“可卡因瘾俱乐部”。比利时也同样，当地的医生报告说可卡因服用者清楚地分为四类人：知识分子，身体有病的人，精神不稳定的人，和那些从事卖淫行业的人。在意大利，情况还要严重，一家主要精神病院的主管在1920年提醒人们提高警惕，因为由于可卡因造成的偏执妄想症，导致了入院人数大幅增长。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时的意大利人认为，一天用上五克可卡因才算时髦。 德国人也有了麻烦。因为无法保证一直可以获得充足的古柯供应，整个一战期间德国都在囤积可卡因。现在的德国筋疲力尽，负债累累，还要支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偿金。德国国内的黑市火爆；金融上的萧条和精神上的压抑使得人们必然会寻找某种能让他们轻松点的东西来调剂一下。囤积的可卡因开始神秘地消失——结果只是出现在大街上。从一条记录上可以看出，直到1920年非法的可卡因还可以在药店买到，不需要任何处方，量大到一次卖出一公斤。毒贩子买上大量的可卡因，掺入大量的杂质，然后按照其实际零售价值的七倍或是八倍的价格在大街上出售。精神病诊所一直在加班加点，因为有很多看起来很健康的德国青年由于可卡因引起的偏执妄想症而入院治疗，究竟有多少人，至今无人知道。一家德国机构从1916年到1921年因可卡因中毒而接纳的入院人数猛增了近百分之一千。就连瑞士也出现了问题。自从1916年军队开始撤退回国，后面就很快跟上了依附者——巴黎的妓女，她们还把吸毒的习惯带到了瑞士。瑞士精神病学家汉斯.梅尔在他1926年出版的经典之作《可卡因上瘾》中研究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瑞士可卡因上瘾的程度，描写了一百多个严重的上瘾病例（他曾经亲眼目睹了他的一个病人一个夜晚竟然服用了十九克的可卡因！）他注意到，今天的可卡因瘾君子所遭受的所有常见的症状，包括鼻炎，鼻孔之间的隔膜穿孔（最早的记载出现在1904年；“用鼻子吸”可卡因的方法可能在二十世纪之交开始于穷人当中，因为穷人买不起上层社会极其迷恋的注射器），以及心脏不适。他饶有兴趣地发现，正如多年以前的印第安人早就说过的，以及曼泰加扎在1859年提到的那样，可卡因的的确确对提高肌肉的能力和耐力具有耸人听闻的效果： 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个体能够具有相当的平衡和杂技本领，而这种本领需要他们的肌肉具有正常状态下他们无法达到的紧张度和灵巧性。我的一个病人完全处于幻觉中时候，能够像只猫那样灵巧地爬上一栋多层楼房的前墙。 《可卡因上瘾》汉斯.梅尔，1926 梅尔对一种特殊的可卡因副作用特别感兴趣：幻觉。弗洛伊德的朋友，阿恩斯坦.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是第一个体验到奇怪的幻觉的人——他感觉到有蛇或是昆虫在他的皮肤下面爬。产生幻觉的不只是他一个人。人们很快清楚这是可卡因中毒常见的一个显著特点，人们给它起名字叫马葛南综合症——这是以曾经在1889年研究过这种病的一个法国医生的名字命名的——不过人们更熟悉的是它在街头巷尾的名字：“可卡因虫”。一个德国医生路易斯.莱文报道了使用可卡因的人在妄想之中会怎样试图消除这些触觉上的幻觉： 外围神经的不正常感觉会导致病人相信自己的皮肤下面有动物。这样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病人为了清除身体里的异物，会造成自我伤害，而且在虚假的主观印象影响之下，还会伤害他自己的家庭成员。一个女人为了杀死“可卡因虫”，用针刺伤了自己。一个男人忍受着胳膊和双脚产生阵痛和疼痛感，以为自己正在遭受电刑。他认为自己可以看见连在自己身体上的电线。 《梦想国》，莱文，1924 马葛南本人也报道了许多自我伤害的病例，其中包括一个商人，他遭受着： 视觉幻觉（病人身边所有的物体似乎都在动），听觉幻觉（他每天夜晚都会听到可怕的敲门声），和触觉幻觉（他感觉自己的舌头上爬满了黑色的虫子）——他会看见跳到的黑影，感觉一群蜜蜂围着他，还有一只海龟给他打手势。在他看来。所有这些物体，包括马和狗在内，看起来都比实际生活中的小。他声称自己不得不呼吸一种闻起来很污秽的气体。不时有人拍他的肩膀，陌生的躯体还会爬上他的皮肤——他把针，钥匙和刀子插入自己的肛门，为的是——像他说的那样——呼吸一下，因为他的身体里充满了气体。 ——马葛南，1889，引自《可卡因上瘾》梅尔，1926 在上瘾程度不那么严重的人身上，可卡因产生的妄想没有那么严重：梅尔发现他的比较有技术头脑的病人吸了毒精神恍惚之际，一般会把时间花在发明不同寻常的机械机器和小机械上。他的一个病人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机器，可以在战场上把他的敌人一扫而光。其他许多病人一次又一次解决了永恒运动的问题，等到药劲儿过去了，发现他们只不过是在纸上涂下大堆的胡言乱语罢了。“一战期间”，梅尔指出，“法国战争部收到了可卡因瘾君子们幻觉之中研究出的大量方案。” 可卡因甚至还对苏联造成了伤害。一战之前，这个国家一直是个可卡因消费大国——一位俄国科学家瓦西里.冯.安瑞普是可卡因作为局部麻醉剂的未被承认的发现者，另一位科学家瑟格.科洛米尼因为用药过量造成了第一起可卡因死亡事件。但是可卡因并不仅仅只作专业用途。一份佚名手稿“可卡因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出现在一份巴黎流亡者的杂志《数字》上，它证实了莫斯科中层阶级曾经大量把可卡因用作娱乐用途（后来有人宣称这份手稿不是真的）。与此同时，莫斯科刑事机构在十月革命过后不久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这些机构里充斥着染上毒瘾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妓女。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革命期间的营养不良，或是物资奇缺，导致可卡因的“裁切”率越来越高），这些人鼻粘膜穿孔的比率比西方要高得多。据报道，这种情况在俄国军队中尤其常见。但是没过多久，苏联社会的毒品上瘾水平迅速下降。可卡因在苏联消失的原因很简单：暴力手腕，政治阴谋和镇压一起发生作用，保护新生的苏联免受可卡因之灾。正如西方二十年后发现的那样，毒品上瘾——同失业，无政府状态和宗教冷漠一样——只有通过天翻地覆的社会剧变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治疗。自从现代意义上的非法毒品中毒到来之后，滥用非法毒品真正的达到最低潮是在二战期间。在那之前，服用可卡因是整个欧洲以及远至澳大利亚和埃及都十分熟悉的消遣方式。然而如此巨大的可卡因世界市场需要与与之相应的巨大的可卡因供应。这些可卡因来自何处呢？ 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德国，至少一开始是。俄国的可卡因产业由大约十个公司组成，全都座落在法兰克福八十公里的范围之内。这些公司里最出名当然是默克公司了。早在1910年，它每年就大约产生5，3000公斤的纯可卡因——百分之七十五用于出口。在战后的不安情绪与毒品上瘾增多的影响下，你可能会以为德国人会放慢其可卡因生产的步伐。事实上恰好相反。可卡因在世界市场上是价值极高的一种产品，也是少数几种能够赚取硬通货的产品之一。 德国人大大提高了可卡因的生产。在一次又一次的非法毒品没收中都在装有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容器上发现了标有德国制药生产商的商标和标志。1925年的前四个月，光是德国一个国家就向瑞士出口了超过1，500公斤的吗啡，554公斤的海洛因和516公斤的可卡因。但是这些麻醉剂要到达的最终市场显然比瑞士远得多：这么多的海洛因足够供应瑞士合法的医疗需要再用上一百五十年。 德国这一招很聪明。尽管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认可海牙协议，仍有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慢一点。瑞士就还没来得及认可它——所以通过瑞士运输麻醉剂并不违法。到瑞士后这些药再前往何处，那就谁爱管谁管了——反正德国已经赚到了钱。当瑞士不得不遵守新的国际禁毒法的时候，这个漏洞便堵上了。不过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其他的漏洞。 从1921年开始，国际社会引进了一种新的系统来监控危险药物的国际运输。这个系统要求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具有进口和出口证明。出口可卡因之前，买方需要向卖方提交一份证明，说明你出口危险药物已经获得了法律许可。卖方国家要证实这份证明是否真实，然后提供这批药物所附的他们本国的出口证明。交易双方都必须的他们的药物交易进行精确的记录。人们希望，这样一来，只需要查阅这些记录，就可以追踪到世界上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国际毒品运输而不至让这些药不知所终。不幸的是，这个系统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从一开始，禁毒协定就只规定了一定数目的化学物质为非法药物。聪明的毒贩子意识到，只要把毒品转化成其化学变种，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证明。可卡因和海洛因被伪造成不违反法律的形态，公开运输到世界各地，等到达了目的地，再转换成海洛因和可卡因。 一家著名的瑞士药物公司的一桩生意轰动一时。它交易的是一种显然无害的叫作乙酰基丙酰吗啡的化学物质，直到1928年才有人指出，这种物质很容易就可以转化成吗啡。瑞士方面知道这种化合物并不违法，干脆把它邮寄到市场国。另一种绕开国际规定的方法是把可卡因从制造商那儿直接运送到该制造商在购买国设立的跨国子公司那里，而不是运送到购买者那儿。这样一来，可卡因尽管到了国外，可是仍然——从技术上讲——属于制造国的财产。这样就不需要任何进出口许可证。可卡因一旦到了国外，当然就进了当地的黑市。对这种走私行为的量刑很宽松：1925年在汉堡逮捕的一个贩毒集团承认他们在过去的两年里把“成百上千”公斤的可卡因转移到了世界各地。这个集团里只有一个成员被判监禁：入狱一个月。 渐渐地，随着国际立法和警方执法日益严格起来，此类的漏洞都被堵上了。不过最大的一个漏洞还是运行了近十年。1928年在鹿特丹城对一艘货柜式货船进行突袭搜查中查获了六十公斤的可卡因，这是第一次有迹象表明实际存在着一个会制造各种各样麻烦的庞大的国际走私组织。在调查过程中暴露了一个情况：形形色色的国际制药工厂都发现荷兰尚未认可有关麻醉剂进进出口证明的国际协定。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只要通过荷兰，危险药品交易合法起来。这六十公斤的可卡因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据披露，一家特殊的荷兰公司，即鹿特丹附近的波苏姆的那顿化工公司，在仅仅十八个月的时间内运送了850公斤吗啡，3，000公斤海洛因和90公斤可卡因——直接进入黑市。1927年，一家瑞士药物公司罗斯勒.费尔斯公司通过那顿化工公司运输了4，349公斤的海洛因。该年度全世界海洛因的合法市场也不过是1，700公斤。毒品运输的数量令人震惊：国家联盟秘书处总结说，从1924年到1929年的四年间，光是通过那顿公司直接进入黑市的可卡因就超过六吨。 那顿化工公司大多数的非法交易的路线都通过日本且经过中国。档案研究表明，从那顿公司运往日本的可卡因——据推测是为了供应国际上不同的分销商——被邮寄到中国上海连续编号的邮局信箱里，然后再进一步转寄。所有这些邮箱都用的是同一个地址，属于同一家公司所有。这些荷兰人一直都很狡猾。这个“世界毒品交易中心”完全用繁琐的官僚作风把自己包裹了起来，如果有案子上了法庭，也能设法证明那顿化工公司没有违反任何荷兰法律。只是在国际社会的沉重压力之下，荷兰最终从停止了毒品交易。这个时候，就连荷兰人也意识到可卡因是坏消息：有证据证明荷兰人在尝试自己的产品，全国到处涌现出了可卡因瘾君子，荷兰政府惊恐万状地读到，医学杂志报道说——震惊，恐惧！——可卡因竟然导致男人发生双性恋。国际立法上的最后一个漏洞也堵上了。 然而最大的毒品贩子只不过才刚刚开始采取行动。日本，尽管它参加了所有的反对可卡因的大大小小的会议，签署了所有的协定，还是要实施它自己的计划。 日本一开始是从德国和英国获得可卡因，但是一战爆发后，政府担心日本帝国的这种珍贵的药可能不够用。为了保护可卡因的供应线，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古柯种植园和精炼厂。日本开始在台湾种植古柯，还一直观望是否有机会购买荷兰人在爪哇的种植园。在国际社会进行禁毒立法后，这些种植园很快失去了价值：因为反对古柯的立法已经产生，可卡因的合法市场太小，不足以维持这些种植园。爪哇的古柯庄园主开始出现了亏损。他们便把种植园卖给了日本人。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年可以生产超过1，500吨的古柯——足以制造出15吨的纯可卡因。日本人开足马力增加生产。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南美洲购买土地（他们单是在秘鲁的种植园就最终达到大约3，000平方公里），在冲绳和琉璜岛播种新的种植园。 然而，美国制药巨头派德公司的名字再一次出现：日本在古柯种植和可卡因提炼方面的专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名叫高峰吉丈，他在1901年成为第一个分离出了荷尔蒙肾上腺素的人。此后他在派德公司——世界第二大可卡因制造商——工作，掌握了可卡因产业化生产的所有各种秘密。他带着所有这些知识回到日本，为一家名叫“三共株式会社”的日本制药公司充当顾问——这家公司碰巧一下子变成了日本最大的可卡因制造者之一。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继日本对可卡因贸易的大量投资之后，这家公司很快成为国际可卡因生产名单上的头号厂家。国际权威很快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正在进口——而且还在生产——多得它根本就用不完的可卡因。 日本1929年对外宣布的可卡因产量为320公斤。而他们实际生产的可卡因超过100吨。这些可卡因都到哪儿去了？ 正如英国人许多年以前发现的那样，日本人发现，中国大陆构成了一个近乎无限的上瘾药市场。因为英国最终减少了同中国的鸦片贸易量，日本便插进来把鸦片生意接了过来。他们还开始向中国人兜售另一种他们不太熟悉的麻醉剂：可卡因。也有人指出，最先把可卡因引进中国的是传教士，因为他们听到有谣言说可卡因可以用来戒掉鸦片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可卡因消费倒是可以归咎于美国的制药公司派德药厂，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它最先在《治疗学学报》上泡制出了这个神话。不管把可卡因引进中国的什么人，中国很快就加入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行列，成为了可卡因消费国，而日本则乐不可支地成为供应者。这一贸易背后的许多公司都属于国有公司。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便是其中最大的两家公司。他们直到今天仍然跻身世界最大公司之列。 非法向中国贩卖可卡因和鸦片赚来的钱可不仅仅是额外的红利。日本在1931年侵占了中国一大块广阔的土地，占领了东三省，建立了日本领地满洲国。中国此刻正在经历一场残酷的内战，而日本的财产必须得到保护，所以大量的士兵驻扎在了那里。在这样的一个外国国家维持一支军队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世界股票市场1929年已经崩溃，外汇大量短缺——这样一来，毒品交易似乎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办法。 很快，日本在中国领地上的收入的唯一真正来源便是毒品。根据日本二战以后的说法（当时他们在纽伦堡接受审判），中国的毒品贸易非常普遍，以至于等到他们到达的时候，他们想躲都躲不开。当然，中国的许多军阀本身都是靠向自己的军队出售麻醉剂发了财，包括蒋介石本人——国民党头子，后来的台湾总统。由于日本国内的政府在二战前的酝酿时期逐渐被军方夺去了权力，所以军方获得了掌握海外驻军的控制权，向中国人出售毒品便成为军方的头等大事。 日本在的这种非法可卡因交易活动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弄清楚。尽管如此，他们的交易量足以大到令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大感震惊，以至于要求美国的联邦麻醉剂专员哈瑞.安斯林格在对日作战取得胜利之后派出一队人马前往中国处理相关事宜。安斯林格的人马队这次行动的规模之大非常吃惊，而非法的麻醉剂交易也是日本在纽伦堡受审时要面对的指控之一。 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支持这种贸易，可卡因经常（有时甚至用战船）从生产中心运往中国。他们最后干脆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麻醉剂生产工厂，以便节约成本和毒品的运输时间。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欧洲的麻醉剂立法者还在对日本显然过于庞大的可卡因和鸦片消费量感到迷惑不解。然而很快，没收的走私可卡因揭露了事情的真相。这些毒品开始出现在亚洲地区，包装在上面印有日本制药公司名字的日本制造的盒子里。再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大英帝国的珍宝——印度——发现这些盒子更能制造恐慌的了。 印度从1883年起一直在尼尔吉里山区种植古柯，每年从马德拉斯向英国出口约1，800公斤的古柯叶子进行加工。然而印度的可卡因不是印度古柯的产物——先是从德国，接着是从日本走私进来的。有传说认为，滥用可卡因的现象最初于1886年出现在丙戈尔省的巴噶尔博尔，当时富有的地主开了些可卡因治牙疼，发现这种药具有让人愉悦兴奋的作用。服用可卡因的习惯很快沿着广阔的铁路网络蔓延到整个大陆，最后出现孟买，加尔各答和德里的贫民窟。印度可卡因消费的主题与伴随着世界其他地方可卡因消费的主题完全相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同一出版物摘录下来的简短的报道就可以看出。先是性： 在印度，人们发现大多数的受害者都错误地认为可卡因能够大大提高性交的快感—— 接着便是犯罪： 要是说绝大部分的侵占他人财物的犯罪都是那些习惯性沉湎于可卡因而不可自拔的人犯下的，这并不是夸张—— 还是同英国一样，可卡因常常是女人服用的东西： 在撒哈兰普，有些女人们常常到曼达尔（寺庙）去进香。她们内衣里有个秘密的小口袋，里面放着装有八分之一打兰可卡因的小瓶，到寺庙出售—— ——《可卡因及其败坏道德的作用》，AP巴尔嘎瓦，1916 到1902年的时候，据当地的一名医生凯拉丝.羌德.鲍斯的说法，可卡因夺去了大批加尔各答人的生命。鲍斯非常担心——有那么多的人染上了可卡因瘾，他说，很快政府就不得不给他们修建酒鬼收容所。他举了几个自己收治的不幸病人的例子：—— H，29岁，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说话没有头绪。他极其害怕遭到警察追捕，这种恐惧让他发狂。在大街上漫无目的闲逛的时候，如果他看见任何白色粉末，便会小心地拾起来放在舌头上咽下去，然后说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现在完全靠别人的施舍生活。 ——《英国医学杂志》，1902年六月二十八日 《英国医学杂志》刊登了这个悲剧性的报道。“如果这种邪恶要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理的话”，它认为，需要采取“制约措施”。这个问题特别难以控制，因为它太普遍了：所有的印度社会阶层都服用可卡因，富有的上层世袭阶级出于一时兴趣服用它，处于社会下层的最底层的穷人从街上买来信封装着的称为“里发发斯”的毒品，靠服用它来解除饥饿感。也许可卡因蔓延得这么快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人们总是把它同槟榔——全国上下都喜欢嚼的一种常见的轻微的兴奋剂——放在一起嚼。加一点点的可卡因会使得槟榔嚼起来的效果格外好——还令服药的过程不至于让人们感觉太陌生。可卡因常常作为槟榔卖给富人家——家里人发现这东西让他们感觉这么好，马上就会订购更多槟榔。据估计，大城市里每一千个居民中就有五到十个人染上了可卡因瘾，而德里城的这个数字高达每千人二十个瘾君子。 然而问题比任何人认识到的都要普遍。印度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受到可卡因灾难的国家：缅甸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缅甸国产税署的一位负责人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可怜的人会服用可卡因： 这些不幸的可怜人有了几个铜板，知道这点钱不够他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于是买上一小包看上去毫无害处的可卡因，混上一点点人们同槟榔一起嚼的石灰膏，把混合好的东西涂抹在牙龈上，慢慢地咽下唾液。对食物的渴望不翼而飞；一种很舒服的温暖的感觉弥漫在他虚弱的身体中；他感觉自己现在什么都能干——可卡因比鸦片或是吗啡的力量都要大；药劲儿过后的痛苦的感觉也更加尖锐；当了可卡因的奴隶，便成了真正的奴隶。它所带来的伤害之大，以及它会夺去人的生命的必然性，都的的确确令人胆寒。 《印度和缅甸的毒品走私》，安德森，1922 英国当局对东方的可卡因消费极其担忧。种族主义再一次起了作用：如果英国或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白人都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毒品消费，那这些不识字的土著又能怎么样呢？《英国医学杂志》认为“东方种族特别容易对神经镇定剂上瘾”。《泰晤士报》同意它的说法，还警告说可卡因只要三个月就能夺去一般印度人的生命。英国当局开始积极追捕拉加帕特的可卡因贩子，并详细统计整个大陆突击搜查情况。 他们的一份原始报告今天还保存在大英图书馆的东方和印度官方收藏部里。1912年到1913年的记录表明，单是孟买就没收了大约67.5公斤的可卡因。丙戈尔省查出了多达169感觉可卡因——光是加尔各答就占了154公斤。缅甸紧跟其后，查出了78公斤可卡因。直到1930年，印度当局估计他们查出的可卡因还不到非法进入印度的可卡因总量的百分之二点五。如果这个数字准确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出加尔各答一年大约要消耗掉近6，000公斤的可卡因——如此大的数目，使得可卡因在印度大肆流行，成为上个世纪没有宣布的大灾难之一。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时候，据估计有二十五万到五十万印度人定期服用可卡因。 然而单凭统计数字揭示的东西还是很有限。即便是在今天，毒品专家们还在费尽心机想要估算出每年实际上使用了多少可卡因。不过新闻报道中的脚注还是揭示了当局的担忧： 我很遗憾地报告大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非法可卡因交易有所减少——毫无疑问，我们的许多大城市存在严重的可卡因上瘾现象；只要瘾君子还有需要，就会找到现成的代理人心甘情愿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并通过非法交易牟取暴利。在我看来，除非文明世界施加公众舆论的压力，迫使国际社会对这种危险药物的生产和销售进行控制，否则的话，这种交易是永远无法彻底根除的。人人都知道，从可卡因的主要生产中心达姆斯丹[默克公司的老巢]到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大规模的广泛的毒品走私。 ——《联合省份报道》，1921 到1922年，从文件中的一个注释可以看出，查封的可卡因产地不再主要是德国，而是变成了日本，不断出现的脚注还证实了当时可卡因急遽膨胀的价格：合法可卡因的售价是一盎司30卢比，它在黑市上的价格高达150.200卢比。尽管查获的可卡因数量从1912年的322公斤下降到1936年的59公斤，这仍然只代表了毫发无损地进入黑市的可卡因的实际数量的极小的一部分。 日本对印度的可卡因贸易达到了如此猖獗的程度，以至于英国内务部在1930年派J斯莱特里先生，勋爵，到远东区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的秘密报告现在还放在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国家档案局里。斯莱特里发现，走私分子转移的大量可卡因上都标有富士鹤，佛或是大象的商标，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得到承认的生产商。有两次没收的可卡因上还贴有已知的诸如“保灵曼”之类的德国制药厂家的商标，但是这些都是很容易辨认的假货，因为上面的单词都拼错了。这些给斯莱特里明显的印象是，这些可卡因都源于日本，但是他从日本当局那里却无法获得任何帮助。 当我提出这次到日本访问的问题，并表示自己的调查不会超出询问的范围——日本政府——表现得一点也不热情——每一个案子得到的回答都是，关于这件事，我们没有任何发现，你们提供的细节不充分，不足以作为调查的起点。 《J斯莱特里先生的报告》，国家税务总局，1931 即便把特定的非法毒品交易活动的详细情况递交给日方，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26年在香港的一次查获毒品的行动逮捕了一个这个毒贩子，从他的小屋里搜出了一系列的电报，都是发给神户的一个叫伟基的家伙，或是从他那里发来的。所有这些电报都同可卡因交易有关。可是伟基的详细资料交给日本政府后，他们竟然奇怪地找不到他。可笑的是——他的电报还在不断地发过来。其他调查线索也同样被斩断：斯莱特里把一份印有富士鹤的可卡因包装纸拿去让人分析一下纸是谁制造的。他得到消息说这是日本的富士公司制造的，打包的线也是日本产的，这个情况后来确认是准确的。他把这个情况提交给日本当局，对方竭力告诉他说富士鹤公司和日本没有任何关系，包装纸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当听说印度大街上出售的可卡因掺假掺得非常厉害时，他们很认真地告诉他说那不可能是日本货，因为日本只生产百分之一百的纯可卡因。还有其他日本进行可卡因交易的证据，例如一个日本产的橡胶包里装满了可卡因，上面还有三共株式会社的封条，日本方面都宣布说是“假的”。 接下来日方领着他去参观一家可卡因工厂。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几间肮脏的屋子和一个上了锁的仓库。这个地方的大小似乎只能证明它只能生产少量的可卡因。斯莱特里对此并不惊奇：“我不相信他们领我看的工厂同可卡因生产有任何联系”，他写道。在一家新闻单位披露了日本在大连查获的一起价值470，000英镑的毒品案后，他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大连的警察局长告诉他说这个案子其实是在大阪查获的，但是当他赶到那儿去调查时，根本没有任何人听说过这个案子——他们说，其实这个案子是在神户查获的。不出所料，当他赶到神户时，也没有任何人了解任何情况。最后，他被这个国家无休无止的官僚主义弄得筋疲力尽，只好放弃调查回家去。 目前为止，我从日本内务部的朋友那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信息；但是我在那儿的受欢迎程度已经渐渐消耗殆尽。他们借口工作压力大，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日本；我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他们还叫走了译员，因为有人说别的地方需要他——就主动提供信息或是其他形式的合作而言，我对东京，神户和大阪警察局的采访证明完全是在浪费时间——《J斯莱特里先生的报告》，国家税务总局，1931 再回到印度来。尽管英国中央情报部在印度建立了专门处理可卡因问题的分支机构，印度当局逮捕这种秘密交易背后的罪犯还是有困难：很少能抓到罪行贩毒重犯，因为他们的毒品交易总是隐藏在其他——合法的——生意背后。同今天的情况一样，被逮捕的参与可卡因交易的一般都是低层次的走卒和中间人。真正的参与者很少暴露身份，他们会保证自己的双手干干净净。 缅甸的国产税署发现，贿赂和腐败的手段大大便利了大宗的可卡因运输，许多的可卡因没收案件都是毒贩子自己安排的——少量的“缴获物”使得情况看起来好像是人们在反对可卡因的战斗一直在取得胜利——这样执法机关就不会加大打击的力度。但是可卡因走私进入的国家不仅仅只有印度。隐藏在外国与政治部1922年的秘密报告里的一份档案里提到一个案例，讲的是警方抓住一个名叫西特兰姆.桑巴特.劳.吉克沃的印度公民把近一公斤的药用可卡因走私到英国来。吉克沃以200英镑的价格在维多利亚车站向一名便衣警察兜售可卡因，从而成为苏格兰场较为成功的可卡因诱捕行动的一名受骗者。 外国和政治部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它牵扯到一名印度公民，还因为这个人是个VIP（重要人物）。文件里的第一项包括路透社报道这个案子的一则新闻剪报，后面还跟着一个手写的问题：“这个人真的是巴鲁达的吉克沃的亲戚吗？”有人在下面草草写到，吉克沃其实不是“巴鲁达的吉克沃”的亲戚（他们指的是巴鲁达王公）。二十个签名证明事实如此。下一页上有一则新消息。同王公讨论之后，发现吉克沃其实是王公的侄子，是个“交了坏朋友”的高级律师。又有二十个签名证明事实如此。 无疑，吉克沃的皇室背景可以解释他被捕时彬彬有礼——当时的一家报纸报道说，当清楚意识到自己成为警方诱捕行动的受骗者时，他出语不凡：“噢，你是警察。可真不走运。没关系，我能理解。”判他入狱六个月。 第8章 好莱坞的宠儿 除了中国和印度，国际社会在禁止非法可卡因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是相当的成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时候，服用可卡因作为社会消遣方式的现象已经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报纸仍然定期吹嘘又一次的可卡因突击搜查行动，或是报道又一个麻醉剂狂死亡了，然而这些文章大多是警方的公关努力——查获毒品的消息会令他们竖立良好的形象。这不是说警方的活干得不好：到1928年的时候，美国所有的联邦监狱里的犯人有三分之一是因为违反了哈里森法案入狱的。吸毒者进了监狱，这一劳永逸地证明毒品会驱使人们犯罪。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些人不是罪犯，那他们呆在监狱里干什么？这是个事实上存在的观点，它证明了犯罪行为和吸毒之间所有更深层的联系都是正确的。没有入狱的吸毒者也被监禁在为瘾君子们新建的机构里。这种地方与其说是戒毒中心，不如说是军方的新兵训练营。自然没有谁非常渴望到那儿去。 但是可卡因从大街上消失，并不仅仅是因为警方的干预。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出现了安非他明——这是一种价格便宜，合法，显然还很安全的兴奋剂，实际上具有和可卡因一模一样的功效。安非他明插了进来，取代了可卡因，而且既然使用它不违法，那警察就给自己找点别的事干干。在美国，大麻成了他们的新目标。到三十年代的时候，纽约市长委员会总结说“可卡因作为上瘾药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这个委员会说得对：可卡因上瘾的问题的的确确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在大西洋两岸都消失了。在英国，据报道，吸毒的问题到1924年的时候就“逐渐减弱”，从记录上看，1921年到1925年间宣判了230宗与可卡因有关的案子，接下来的四年里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27宗。在如此严厉的刑罚之下，极少量的吸食可卡因的行为都非常隐秘，以至于七十年后，我们唯一能找到的有关吸食可卡因的资料，只有当时的流行文化提及的只言片语。当时的流行歌曲记录下了公众对可卡因的态度：孟菲斯陶瓶乐队1930年的一首歌“可卡因瘾蓝调”里唱到“——可卡因瘾非常坏——我所有瘾中它最最坏”。利德贝利曾录了一首“热舞之歌”，最初的歌词是这样的： 可卡因是给马用不是给人用的； 医生说它会要了你的命，就是不说什么时候要； 唱吧甜蜜宝贝，甜蜜宝贝，芳心归我好不好吗？ 让我吸一点吧。 另一首传统歌曲“可卡因莉尔”记录下了同名女主人公的命运： 一个冰冷的夜晚她去参加白雪聚会 路上她吸了一点儿马上就容光焕发。 嘻嘻哈哈的麦吉和醉醺醺的斯里姆 还有坎纳克.里兹和颜西.吉姆。 早上三点半的时候大家全都 像棵圣诞树似的精神焕发， 于是莉尔回家躺到了床上； 她又吸了一点，这下可要了她的命。 他们给她穿上可卡因衣裳抬了出去： 她戴着顶雪鸟的帽子插着朵鲜红的玫瑰； 在她的墓碑上你会看到反反复复的这一句： “她虽死犹生——一直都在吸可卡因”。 加里.戴维斯的“可卡因”是这么唱的：“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学我——喝点冰凉的威士忌，别搭理可卡因”。（这一段合唱部分的另一段歌词提到的是另一种人人皆知的现象：“可卡因：我的粘膜已经成为回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不光记录可卡因的危险性的歌，而且还找到了说它日益稀少的歌：“大步流星到纽曼先生那里，看到门上有块牌子说‘不再出售麻醉剂’”，“孟菲斯陶瓶乐队”这样唱道。其他许多艺术家都录制了这个曲子，或是其他类似的歌，有的歌名里干脆用上了“可卡因”和“搬家工”的字眼。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我大声喊我的康拉，嗨.嗨， 她抽搐着鼻子出来，鼻子疼极了—— 医生发誓说再也不卖可卡因给她了。 科尔.波特的“你给了我快乐”（1934）里面最初有这么一句“有的人从可卡因里得到快乐”，很快就改成了“有的人从西班牙买到了香水”。还有些歌是拿吸毒者开玩笑的：1938年那首经典的“乞丐米妮”刻画的就是歌名里提到的米妮“爱上了一个名叫烟鬼的一文不名的家伙/尽管他吸可卡因她还是爱他”。到这个时候，吸食可卡因显然已经被视为同伴身上不太受欢迎的特点了。 流行文学中也出现了对可卡因负面形象的描写：普鲁斯特在1928年的作品里描绘了几个堕落的人在同性恋妓院使用可卡因的故事，其中一个人物维克提斯.德.圣菲阿西因为可卡因而毁了容；让.考克多写到有人试图用可卡因来自杀。纳博科夫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清楚地描写了吸毒行为，并指出，这篇小说曾遭到编辑的拒绝，因为“我们不出版有关吸食可卡因者的故事”。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惊险小说里也不时提到吸食可卡因的人：一般是讲有钱的老太太为了毒品抛弃了一切。桃乐丝.赛尔丝描写了一宗有关可卡因的国际阴谋，最后导致悲剧和死亡。雷塔.伯克在《亲爱的毒品》里继续了这个潮流，描写女主人公克莱尔哀求男朋友罗伊说“给我点毒品吧，亲爱的！给我点可卡因吧！”，后来每个人都染上毒瘾死去。这些描写加深了公众对可卡因的负面认识。在美国，“毒品”这个词以前指的不过是任何类型的麻醉剂，现在有了新的含义。很快，“吸毒者”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词语，最终“毒品”这个词本身变成了“傻瓜”的同义词——因此《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才会有个叫“糊涂蛋”的。 然而，可卡因危险的一面再加上它越来越罕见的事实，更为它增添了某种有悖情理的神秘色彩。可卡因——罕见，危险，却又惟我独尊——总是能够吸引社会上的某些人：不但吸引严重依赖毒品的瘾君子，还吸引附庸风雅放荡不羁的那类人，以及心怀不满的见识不及金钱多的上层社会的人。欧洲就是如此。我们在柏林或巴黎的大街上很少听说跟无家可归的堕落者有关的事，却听到大量跟颓废的贵族进行狂欢和欧洲皇室稀奇古怪的性癖——包括他们对可卡因的使用。也许这些谣言有点道理，不过它们也许只不过是今天仍然非常常见的《嗨！》杂志综合症的一部分：总是认为富有又漂亮的人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就一定琢磨着干些肮脏的勾当。 真正琢磨着干些肮脏勾当的一群富人是纳粹党。过去的三十年里一直又报道声称德国纳粹的高级将领特别偏爱可卡因。据说赫曼.戈林是个专职瘾君子，也有谣言说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到英国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有人推测，德国统治结构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存在吸毒现象。这种说法有多大真实性？有几分吧。 没有证据表明戈林吸食可卡因。但是他是个吗啡瘾君子，他的吗啡瘾非常严重，以至于他在纽伦堡受审的时候，一天需要服用一百片的二氢可待因。虽然指控他使用可卡因的说法不成立，他似乎还是很有可能在周期性的突击节食期间使用兴奋剂（他体重严重超标）。比如说，他在1939年初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减了十八公斤，这很可能是使用安非他明或是可卡因。不可否认的是，他也可能是通过体育锻炼或是节食减的肥，但你要是对他的性格略有所知的话，就知道这不太可能。这一点我们永远也不会清楚。赫斯的情况同样不可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1941年的那个夜晚降落在苏格兰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 这么说，这些证明纳粹吸毒的证据似乎都有误了。只有一点除外。我在浏览有关第三帝国的各种各样的书籍，试图证实有关戈林和赫斯的谣言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本题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医疗记录薄》的书。这里的证据证明的不是纳粹统治的高层使用可卡因，而是它的最高层——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对可卡因颇为青睐。 希特勒毫无疑问是使用安非他明的。据他的贴身男仆海因茨.林格（二战后接受了审问）说，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提奥.默拉雷斯医生每天早上都会给他打一针“维生素”。打针之前希特勒睡意正浓；打针后他非常警觉，充满活力，急着要起床。显然这实际上不是维他命针剂，而是“兴奋剂”。随着战争的继续，元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赢不了，便越来越频繁地找来医生给他打针。亨瑞契.希莱姆发现这些针在希特勒身上几乎具有神奇的作用，他打完针就变得极其精力充沛，他的另一个内阁成员也谈到他打完针变得“高兴起来，话很多，还能一直熬到深夜不犯困”。 到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希特勒一天要打上两到五针。他间或还服用一些特殊的兴奋药片，分析后发现是“博维丁”——一种牌子的甲基安非他明。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希特勒服用的甲基安非他明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他夜晚睡不着觉，不得不靠镇定剂来帮助他入睡。用这些药的结果是，早上要喊醒他极其困难（联军在诺曼底登陆那天德军反应迟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唤不醒希特勒）。但是这些药还有其他的副作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可是出现安非他明中毒的迹象：发抖，易怒，失去理性。 希特勒非常有可能在服用安非他明期间穿插服用可卡因——一种几乎具有相同的作用的麻醉剂。要是考虑到1944年后他的医生曾不择手段的帮他戒掉安非他明这一情况的话，这种猜测就更可信了；因为戒掉安非他明的一种方法就是用可卡因来替换安非他明。不过，证明希特勒使用可卡因的真正证据来自希特勒的另一位医生，厄文.吉埃森医生。他曾在1944年七月克劳斯·冯·施道芬堡的暗杀行动失败后给希特勒处理伤口。吉埃森是个耳鼻喉科专家，希特勒抱怨说嗓子疼的时候给他用了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只除了一点：吉埃森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希特勒非常喜欢可卡因疗法，即便在他喉部的问题消除了之后还要求继续使用它。事实上，希特勒要求使用可卡因的次数非常频繁，以至于吉埃森不得不专门警告他不要再使用可卡因，以免上瘾。吉埃森最后干脆拒绝给希特勒增加使用可卡因的次数。好吧，希特勒说，还按原来的用药次数。那就把可卡因溶液的浓度提高一点好吗？ 除了第三帝国，还有一个地方仍然有可卡因，至少是暂时有，那就是好莱坞。当然，这里一度有大量的可卡因：艾利斯特.克劳里1916年到那儿进行巡回竞选的时候，不由大为震惊，说当地人是“挤满了为可卡因痴狂、沉迷于性事的电影狂”。（克劳里是许多同代人眼中的反基督教分子，要让他震惊可不太容易）。真实情况是，好莱坞有那么多的钱，还有那么多为了寻欢作乐什么都愿干的人，可卡因要是不在那儿流行，那才叫人吃惊呢。 早期的电影提到可卡因的地方也不在少数。道格拉斯—范朋克主演了一部名为《跳鱼之谜》的电影（1912年），是一部模仿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片，范朋克演的是那个脑瓜子醉乎乎的侦探可卡因.埃尼德（明白了吧？）同年的另一部电影《为了儿子》显然是可口可乐故事的翻版，讲述的是一个制药大亨发明了一种软饮料，里面含有一种神秘的让人上瘾的兴奋剂。他给这种饮料起名字叫多普可可，接着便靠它发了大财——包袱抖得很糟糕：他自己的儿子很快对这种饮料上了瘾，最后死了。再后来的一部电影《可卡因狂》（很像是大麻版的经典之作《大麻烟卷狂》）把可卡因上瘾讲述得如此荒谬，以至于评论家暗示说这是部拙劣的模仿秀，只有可卡因狂热爱好者才会欣赏它。 到三十年代的时候，人们甚至认为可卡因作滑稽片的题材很合适：查理.卓别林在《摩登时代》（1936）里扮演了一个倒霉的流浪汉，他从一个标着“鼻烟粉”的盒子里挖出了点粉末吸了几次之后，马上就变成了个超人。另一部无声电影《夺命之速》的内容简介是这样的：“几只雪鸟衔来了‘可怜粉末’或是‘快乐粉末’。然而奸诈的小贩则称它为‘娃娃陷阱’，因为它是儿童服用的一种毒品，促使他们以夺命之速开始步入万丈深渊！” 不过二十年代可是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丑闻，涉及好莱坞著名人士的行为不检，从而导致警方取缔了可卡因。例如1920年的“胖子”阿巴寇事件致使一名年轻女演员死亡。同年的另一起谋杀指控将楔石公司的喜剧女主演之一梅布尔.诺曼德同吸毒扯在了一起：据说她一个月要用掉价值2，000美金的可卡因。流言蜚语毁掉了她的事业。有人称，道格拉斯.范朋克在《三个火枪手》里的合作主演巴巴拉.拉.玛尔在她的大钢琴里藏有可卡因，靠它才能让自己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一直到她开始过量服用海洛因。到1923年的时候，《纽约时代周刊》报道是好莱坞的吸毒现象十分普遍，认为这一现象证明禁酒令和吸毒之间具有因果联系。 《时代周刊》说得没错。吸毒现象的确在二十年代禁酒令实施后有所上升。正如爱德华.H.威廉姆斯十一年前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服了可卡因的黑人会防弹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黑人给出的吸食可卡因的理由就是“因为我找不到其他东西，老板”（当时不允许南方的黑人获得酒精饮料）。毒品有吸引力，就是因为找不到其他东西。更糟糕的是，走私贩子混进了市场提供非法酒精饮料。这一行的利润非常大，很快就导致产生了暴力行为，还产生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这些集团的后代至今还在活动。主要的犯罪集团，比较出名的有艾尔.卡邦，“幸运的卢恰诺”，阿诺德.罗斯鼎，这些黑手党集团一开始都避开麻醉剂交易，因为这方面的刑罚极其严厉，而是进入走私酒，赌博和开妓院的行当。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意识到这才是真正赚钱的地方，马上就改换了门庭。 当局对好莱坞进行了严厉打击，成功地清除了一度十分猖獗的吸毒现象，在一开始轰轰烈烈的逮捕行动过后，一切都平静下来。不但可卡因越来越难找到，而且还出现了第一轮的杂志“新闻调查/小道消息”高潮，使劲儿往富人名人身上泼脏水。卖可卡因给电影明星简直就是可以上封面的那类出轨行为：即便是在好莱坞，也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 只有一些顽固派还在继续吸毒。电影演员塔卢拉.巴克海德就是其中一个——她在传记里谈到一次在纽约参加宴会的经历。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两个小玻璃瓶，吃完了饭，她拿起眼药水，往眼皮里滴了几滴，然后悄悄对旁边的人耳语说：“我滴错了眼药水。”同伴大吃一惊，建议她看医生，她一听就大叫起来，“我把可卡因滴到眼睛里去了，我可不会告诉医生或是别的什么人！”然后突然离开。据估计，那句人们常常提起的经典名言“可卡因不会让人上瘾。我再清楚不过了——我都用了好多年的了！”也是出自巴克海德之口。 她并不是唯一的可卡因狂。哈瑞.安斯林格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一个“持强凌弱”的明星，一眼就能看出指的就是埃罗尔.弗林。不断有人向警方报告说他试图从整个欧洲的医生那里获取可卡因——来治疗想像出的从“自卑情节”（！）到“无法治愈的痔疮”在内的各种症状。安斯林格把他带到警察局进行审讯，他拒绝承认自己有毒瘾，后来承认自己获取可卡因的真正动机是为了性（埃罗尔.弗林需要毒品还能有什么理由？）。 不过这种情况毕竟少之又少。可卡因渐渐步入低谷，新生的一代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麻醉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更加速了可卡因衰落的进程。不但供应和走私古柯的通道被切断，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忙于打仗，几乎抽不出时间来照顾非法毒品。整个欧洲百分之一百的就业率很好地解决了当地的毒品问题（英国从1940年到1943年也只有三起与可卡因有关的逮捕行动。） 然而也是这场大战使得人们明白非法毒品交易有多赚钱，从而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麻醉剂集团。这个集团的出现要归咎于“幸运的卢恰诺”。他自1942年起一直同美国海军情报部合作为战争出力，运用他广泛的黑社会关系来追踪布鲁克林造船业里的“间谍”，还帮助把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犯罪组织——黑手党家族——联合起来协助联军在1943年入侵西西里。作为回报，卢恰诺三十到五十年的服刑期可以很方便地被忘记，条件是他得回到意大利，永远不许回到美国来。1946年一月三日对他进行减刑，他回到了意大利，很快利用自己同意大利和美国的犯罪集团的关系，让战后的海洛因交易重获生机——五十年代，海洛因交易通过所谓的“法国贩毒网”在马赛达到了顶峰。接下来二十年的世界海洛因交易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由这个组织完成的。 到1952年的时候，美国染上海洛因瘾的人比战前高了百分之三百。尽管可卡因还没有列上菜单，但全球麻醉剂市场已经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利润，从而为可卡因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可卡因虽然步入低谷，但远远没有销声匿迹。 二战结束的时候，可卡因的确非常罕见：“到1948年的时候”，哈瑞.安斯林格报告说，“我们在这个国家进行的所有没收行动中几乎没有发现可卡因”。他所能找到的仅有的案例都是给马服用毒品：他在1961年的《谋杀者》一书中讲述了一个马主给他的马注射了一剂被称之为“霰弹枪”的药物：十四粒可卡因，三粒海洛因和其他各种兴奋剂的混合物。马打完针后变得非常激动，要五个人才能拉住它。尽管这匹马最后遥遥领先赢得了比赛，但它太疯狂了，以至于在前十个马身距离的时候就把骑手掀了下来。安斯林格的人发现马主决定要拿木质的球棍打它一顿，好好教训教训这匹顽劣的马的时候，他们插手了。但他们还是迟了一步。马主第一棍还没来得及打到马身上，就被他犯了偏执狂的马给踩死了。（这时脑海里不由出现“赏罚分明”这个词——） 尽管如此，吸食可卡因的苗头还是不时会复苏。显然，可卡因在四五十年代一直少量地埋伏在玩世不恭的黑社会：同安妮塔.欧黛在她的自传里提到自己吸毒一样，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一起演奏的爵士乐手米尔顿.梅西罗也在自传里就谈到自己曾经吸食可卡因。马克西姆X在自传里写道，他在四十年代的时候染上了可卡因瘾（可卡因几乎给他惹了大麻烦，那是他在一次狂欢后看到了自己的白人女友，便大逞酒后之勇，摇摇晃晃走过去给她打招呼——就当着她丈夫的最好的朋友的面）。同样，1949年似乎也出现了一次可卡因复兴。《时代》杂志的一篇独家报道“白色女神”称警方查获近一公斤的可卡因，就悄悄藏在外交官拉菲尔.文森特——古巴驻秘鲁领事——的皮包里。这不过是一个小打小闹而已。纽约警方报告说在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在城里查获了400盎司（15公斤）的可卡因，而一旦来源被证实，问题就蒸发了。 其实，禁止可卡因的命令执行得非常好，看起来似乎可以劝说秘鲁和玻利维亚也一起来禁止古柯生产。最初成为两个国家的骄傲和经济上的巨大希望的古柯产业，现在也开始衰落。从一开始，秘鲁在市场上的主要作用就迅速被荷兰人和印度尼西亚的日本人抢了过去。与此同时，人工合成的麻醉剂也诞生了，可卡因禁令开始发挥威力，可卡因的市场越来越小。就在此时，古柯还遭受着一系列被误导的“改革家”的猛烈抨击。 站在反对古柯总队前列的是教会，这也许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自从1552年基督教权威们没有获得国王的许可禁止古柯以来，他们一直对古柯恼羞成怒。现在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由于秘鲁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时候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传教士们越来越深入地穿透到秘鲁内陆地区，走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当地居民转变成基督教徒。领头的便是耶稣第七日复临论者，他们要求自己的新教徒保持完全清醒，劝告任何愿意听的人说该是对古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虽然耶稣第七日复临论者永远也无法对一项存在了4，500年的产业造成太大的威胁，不过有影响的大人物很快就行动起来。到二十世纪头几年的时候，秘鲁成立了一支强硬的自由派别，他们一致认为改善一贫如洗的印第安人的命运的时候到了。他们的看法很正确，大多数人的用意也是良好的，但是他们行动的方式却是错误的。为了试图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令这些人如此贫困，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智囊团，所有这些智囊团都断定，如果要消除贫困，首先必须处理古柯。 然而，要劝说政府采取行动，真正需要的还是严肃的证据。于是他们便开始着手找证据。正如此前此后的一切禁毒战一样，他们是不允许真实情况来干预他们的计划的。要是你要寻找它背后误导性的动机，伪科学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就是。因为这些证据一望而知根本就是错误的。自由战士要通过根除古柯开改善印第安人的命运，就好像迈克尔.杰克逊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治愈世界一样。 二三十年代在秘鲁到处都突然冒出了大堆的科学调查者，对古柯上瘾的可能性进行实验。这些人物中有许多都成了名，还在政治上获得了影响。所有这些人的教父就是卡洛斯.里基斯。里基斯具有某种重要的影响力：他不仅是合格的医学博士，事实上他还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过。他对古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古柯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东西，还召集了尽可能多的医学界的同事来对此表示赞同。他建议政府对古柯生产进行垄断，以此作为控制古柯的生产的手段。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反对古柯的浪潮开始了。 1936年利马大学的另一位科学家，卡洛斯.古德雷斯.诺列加为了证明古柯是坏消息，开始了新一轮的实验。很快得出了无可辩驳的实验结果。不管怎么说，对他而言是无可辩驳的。 为了支持他预先形成的结论，古德雷斯.诺列加继续对每一片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平均含量进行计算，还使用了一些具有高度欺骗性的数学运算，从而得出结论说秘鲁的嚼古柯者每年要消耗38，500公斤的可卡因。他为了证明古柯对国家造成了威胁简直费尽心机，还引用了早期诋毁古柯的资料——例如普皮格的文章——却对所有正面报道熟视无睹，最终总结说，长期使用古柯会导致精神失常。他的论点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他的推理却高度可疑。来看看下面这段话： 最近发现在古柯消耗量大的地区存在比率相当高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还发现，文盲人口的比率同古柯叶子的年消耗量之间存在着联系——80％染上古柯瘾的人，他们的智商都低于正常水平。 《经济植物学》5（2）145.52，1951 好吧，这么说嚼古柯的人大多不识字。可是，这难道就意味着他们不识字就是因为古柯？难道该责怪的不是他们受教育太少的事实吗？古德雷斯.诺列加的狗屁逻辑在他谈论智商问题的时候就更荒谬了：要是这些印第安人不识字，那他是怎么测试他们的智商的？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运用的“比纳智力测验”——一种书面测试方法——告诉他印第安人的“智力系数非常低”。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正如他说的那样，他们不识字：他们读不懂这些问题。作这种测试，要是他们的智力系数（不管到底是什么）不是零而是其他任何数目，那才是怪事呢。 古德雷斯.诺列加在报告的末尾还发出了惊人的致命一击： 一般说来，嚼客表现出感情迟钝或冷漠，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缺少意志力，注意力低下。他们非常多疑，害羞，不爱交际，遇事犹豫不决。进一步发展下去，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变成流浪汉。 《经济植物学》，5（2）145.52，1951 最后，又是老调重弹，与犯罪联系起来：古柯等于犯罪。诺列加在这里没有揭示的是——尽管他后来在别的地方承认——他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全部来自利马中心监狱。他百分之一百的研究对象都是从一家监狱里提取的，这样就保证所有的人都是“流浪汉”（后来有人透露说他的可卡因嚼食者“精神失常”的例子来自于利马中心精神病院）。按照这个标准，他甚至能在喝水的人和犯罪行为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来。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真地对待他的文章。毕竟研究古柯的专家少之又少，而这种植物又即将登上世界舞台。 1946年，在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苏联指责几家在秘鲁运营的美国采矿公司通过用古柯而不是用钱来支付报酬的方法剥削印第安人。美国的代表感到非常尴尬，因为他们发现苏联人说的是实话：许多公司，包括巴思科铜矿公司在内，的确是用古柯来支付印第安人的工资。当然，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印加时代甚至更早——古柯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物质，可以用来同其他产品进行物物交换，而且与现金相比，印第安人还是更喜欢古柯。俄国人对美国人的解释不感兴趣，毫不客气地拿他们在秘鲁的采矿贸易同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进行类比：他们说，这两种情况都是先进的国家通过向落后的国家输入麻醉品来对之进行控制。这种行为必须停止。它当然停止了下来，但是已经造成了伤害：不但所有的新闻都在讲古柯，就连秘鲁也被迫严肃地回顾自己的历史。联合国大会同古德雷斯.诺列加之流的信仰宣传活动结合起来，很快便取得了成果。 秘鲁驻联合国代表在四月二十二日向麻醉剂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议，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研究秘鲁的古柯问题。联合国很快成立了一个“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这时玻利维亚意识到秘鲁将要得到专业帮助，便同样邀请这个委员会去检查玻利维亚的情况。 你也许会希望联合国的委员会至少能够稍微做到不偏不倚。那你可要失望了。事实上，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主席霍华德.B.方德（当时制药业的巨头保威公司的副总裁，哈瑞.安斯林格的私人密友）到达利马时对这一点并没有明确表示。方德走过停机坪时，《商务报》的一名记者上前同他搭话。记者想知道，主席先生是否有时间回答几个有关他新任务的问题？当然有时间。《商务报》想了解什么？接下来便是这样的： 问：您认为嚼古柯的习惯对秘鲁山脉的居民有害吗？ 答：绝对有害。 《商务报》，1949年九月十二日，引自“好古柯，坏可卡因”，R罗曼洛，《社会科学在欧洲上演的滑稽剧》，XXI，64，1983 要想知道联合国委员会是否公正并不困难，因为它的主席对自己的研究项目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极大的偏见，还没有踏上初步的寻找事实的之旅，他便迫不及待地向新闻界透露此次调查的结论。由此看来，这个委员会最终在1950年拿出了一份对古柯表示反对的报告毫不令人吃惊。这份报告称，秘鲁超过一半农村人口——秘鲁和玻利维亚所有居民的四分之一——都是瘾君子。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强调说，要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就“必须限制古柯生产”。它还总结说，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就必须对印第安人征收古柯税，如果他们不交，就必须制订法令来对付他们。 就在这份报告出版的二十七年以前，即1923年，国家联盟就曾经命令安第斯山脉的各个民族立即停止非医学用途的古柯生产。当时秘鲁根本不理会国家联盟的命令，玻利维亚还明确要求他们从什么地方离开。这一次它们可是无路可逃了。 有几个人勇敢地探出头来，反对这个委员会的错误结论。其中最出名的两个科学家是卡洛斯.曼格（安第斯山脉生物学院的创始人）和秘鲁神经学之父，费尔南多.卡比西斯。他们在抗议过程中组织召开了一个后续的古柯大会，“秘鲁委员会”，目的是再次调查古柯叶子的情况。这第二个委员会的结论比较折衷，考虑得也非常周详，同第一个委员会的结论刚好相反，认为嚼古柯是一项没有害处——有时候甚至还大有裨益——的消遣。 这也没有什么用。联合国委员会有其国际上的影响力。这样一来，就连秘鲁都不得不表示服从，尽管此前它一直拒绝在要求其摧毁古柯贸易的国际法令上签字。1962年，秘鲁和玻利维亚都签署了“日内瓦禁毒单方公约”，要求两国自己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完成彻底清除古柯的任务。这个任务毫无意义，也不可能，执行起来还要花掉好几百万美元，而且要是真这么干的话，会有200，000秘鲁人失业。拉丁美洲对此大为震惊。哥伦比亚种植的古柯数量要少得多，在1947年就同意销毁这种作物，但直到这时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秘鲁和玻利维亚效仿哥伦比亚的作法。尽管大家普遍对根除古柯的法令置之不理，但各国签署了这一法令本身就会产生重要的后果。 这些错误地试图扫荡古柯贸易的努力，利用了人们长期把古柯叶子和可卡因本身混为一谈的事实。就在1906年美国通过“纯粹食物与药品法”的时候，当局就已经把这二者混淆了起来，因此起草出了禁止古柯酒和其他含有古柯叶子成分的药剂的法令，他们显然忘记这个事实：无需处方就可以在美国任何一个药剂师那里买到可卡因。当时专利药品行业之外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人们对可卡因上瘾和“可卡因狂”是如此恐惧，以至于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停下来对麻醉品立法者的这些激进的断言表示置疑。就连路易斯.莱文——麻醉剂研究领域伟大的先行者之一——这样的专家都落入这样的圈套，对嚼古柯者进行严厉的批评： 他们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表现得类似同吸食鸦片的人。他们会出现一种标志性的状态，身体极其虚弱，伴随有行为举止的逐渐改变。他们还没成人就变成了老人。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对所有的更加严肃的生命目标而言他们都毫无用处，沉湎于幻觉之中，完全受对毒品的热切的渴望支配，除了毒品之外，生命中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多高的价值。 《梦想国》，莱文，1924 秘鲁国内对古柯进行迫害的真正根源在德国人身上，因为德国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病学家埃米尔.科瑞普林曾写过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他在书中——在不具有任何古柯经验的情况下——下结论说古柯同可卡因是一回事。1913年一个名叫赫米诺.沃里迪赛的秘鲁青年医生在意大利休假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多亏了科瑞普林，沃里迪赛回国时坚定了古柯就等于可卡因的信念，一到了秘鲁，就马上开始建立秘鲁精神病学院——那里的学生死记硬背地记住古柯很危险的概念。卡洛斯.里基斯和古德雷斯.诺列加都是他的学生。 事实上，到四十年代的时候，“古柯”已经变成了“可卡因”的同义词。就连阿尔道斯.赫胥黎——凭借仙人掌毒碱和《众妙之门》而出名——这样的头脑开明的思想家也轻易相信了这一点。1958年，他在给LSD（麦角酰二乙基酸胺——一种迷幻药）的发明者阿尔伯特.霍夫曼的一封信中祝贺他最近分离出了二甲4羥色胺磷酸（迷幻药，又名“幻菇”），同时还对古柯的使用表示哀叹： 我现在是从秘鲁给你写信，这是令人最不满意也是最危险的能改变人的大脑的药物——古柯——的国度，印第安人仍然在消耗着大量的古柯—— 《解脱——迷幻药论文集》，赫胥黎，1977 这种混淆——古柯＝可卡因——似乎可以理解，似乎最终也不会带来什么可怕的严重后果。我看到所有这些论点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其实，哪一种断言都不对。首先，美国的某些人故意模糊古柯和可卡因之间的区别，别有居心地想要对二者都发起攻击；其次，这种毫无必要地丑化古柯的作法后来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麻烦。 巧的是，推动这场反对古柯的辩论力量大多来自美国，包括给诸如古德雷斯.诺列加和里基斯之流的“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美国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停止古柯贸易尤其热心，因为他们并没有插手世界古柯交易，所以削减古柯贸易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损失。而且，四五十年代的时候，麻醉剂方面的立法似乎非常成功，看起来好像真的可以永远停止这种贸易。再愤世嫉俗点，你就会说有人强行要人们接受这一观点，是为了获得政治资本：坦率地说，这样一来，安斯林格之流就能有事点干。这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种作法不仅完全没有必要（当时美国境内几乎没有什么可卡因），更重要的是，美国立法者试图取消古柯贸易，也就是在为一种危险性大大超过古柯贸易的交易打下基础——就像他们在禁酒令实施期间他们对待烈酒的效果一样。只是他们自己现在还不明白罢了。 但是古柯立法界还有比这更阴险的力量在起作用，这是我在华盛顿特区终于找到美国历史学家保罗.古丁博格之后才发现的。 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盼望能见见古丁博格。他1999年编辑了一本有关古柯历史的论文集《全球历史》，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本开辟新天地的书。我高兴得要命地找到了它，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还有没有更多这类资料，或是认识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其他人。两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是”。古丁博格似乎是目前世界上研究可卡因的少数几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之一。我马上把他当作了我的主要目标。我们利用电子邮件同了几个月的信，讨论我能拿什么来交换他的一些最新的尚未发表的研究资料。我们还漫不经心地交换了一些新的想法，大多绕着歌手麦克.殴菲德的《管钟》的二手带子转，还语焉不详地安排我到华盛顿后怎么同他见面。 然而，只有在他发现我到华盛顿的原因是要去采访禁毒沙皇巴里.麦克卡弗里将军的时候（这次采访最终没能进行），才真正产生了兴趣。《纽约人》杂志最近出版了西莫.赫许的声明，说麦卡弗里在海湾战争结束的时候曾下令处决100，000名十几岁的伊拉克士兵。古丁博格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说我见到麦卡弗里的时候会问问他。“天哪——不行”，他急切地说，“他也许会把你也杀了”。我对克林顿的禁毒沙皇是否会就这样杀害一个英国记者表示怀疑。“我不知道”，古丁博格说，“他以前就杀过”。从那时起，我们的谈话就围绕着麦卡弗里和他作为禁毒沙皇和所谓的大规模屠杀的凶手的相关的优点，以及我要是问他伊拉克问题，会让他多恼怒。每当我同古丁博格谈话，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巴里怎么样了？”我很快从我们不断的有关麦卡弗里的谈话清楚地认识到，古丁博格没有时间谈论传统的禁毒政策或其支持者，他的观点是，美国根本解决不了毒品问题，因为绝大部分的毒品问题首先就是美国胡乱干预禁毒领域而造成的。我后来了解到，他这话不无道理。 我们最后终于在他威尔逊中心的办公室见面了。中心离宾夕法尼亚大道不远，就在里根政府学校后面。 “巴里怎么样了？你问过他有关伊拉克的问题了吗？”他问我。 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大堆的影印文件——有西班牙语的，有法语的，有英语的：有警方的报告，政府的统计数字，智囊团的见解，报纸上的文章——所有的东西都同可卡因和五六十年代可卡因交易的起源有关。他花了六年时间从全世界的公共档案机构收集来这些东西，很多资料都是他本人请求美国政府解密的。一般情况下，你见到专家，希望他们能发表一些新的见解，但是他们谈到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你已经知道的。古丁博格不一样：他的所有见解是新的。 很自然，古丁博格非常警惕，想知道我打算拿他的研究资料怎么办。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这些尚未发表的论文交给我？我这本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基本的想法，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他说，“你是想报道自己亲身经历吧”。我否认了他的说法，但这种指责还是让我很难受。他接着问我，他给我这些还没有发表的研究资料能得到什么好处。这可有点把我难住了。“我的意思是，你打算赞扬我一番，对吧？”当然。他想要什么样的荣誉呢？他最后琢磨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说我是个大无畏的虚张声势的研究者，戳穿了DEA[禁药取缔机构]的重重谎言”，他说。“你能办到吗？”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假使我是个报道自己亲身体验的记者，那也许我就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么，要是这样的话，“——你能说我看起来像达斯汀.霍夫曼吗？”即便是作为一个报道亲身经历的记者，我也有点按捺不住了，然而我需要他的信息——他的确看起来像达斯丁.霍夫曼。有点像。就这一点达成共识后，我们直奔最近的酒吧，要了两杯啤酒，正经八百谈起可卡因来。或者说，他正经八百谈起可卡因来。我只是竭力跟上他的思路而已。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古丁博格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新颖的令人兴奋的关于可卡因的信息。他事无巨细地研究过一切有关的东西，几乎同所有重要的人都谈过话。他最后送我两份尚未发表的论文，两篇论文都把我听说的一切有关早期可卡因贸易的信息都掀了个底朝天。 最吸引人的那篇论文谈的是秘鲁的反对古柯的立法同可口可乐公司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同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斯蒂芬化学公司之间的关系。斯蒂芬公司座落在芝加哥（现在还在运营之中），是美国工业的无名英雄之一——因为在他们新泽西的梅伍德工厂的二号楼的中心，在荷枪实弹的警卫的保护和美国联邦当局的监控之下进行着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刺激产生了世界上利润最高的一种生意：斯蒂芬公司负责在制造可口可乐之前，除去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的工作。据估计，斯蒂芬公司最近一年要进口了大约175，000公斤的图克西里古柯，委婉地称之为“第五号商品”（这么多数量的古柯叶子可以制造出大约1.75吨的可卡因，价值约两亿美元）。然而由于可卡因的形象不佳，斯蒂芬公司便竭力保持低调。事实上，像它这么幽居避世，我敢说它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试图窥探可口可乐故事的记者或是历史学家提供过帮助或是接受过采访。可口可乐一直对自己同古柯的联系非常敏感——有时完全否认其配方中使用过古柯，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甚至干脆把取消了古柯（不含古柯的可乐最后变成了销售灾难，可口可乐公司——震惊之下终于恢复了理智——很快推出了“经典可乐”，使用的还是老配方，里面当然含有“第五号商品”了）。 没有哪个想写写可卡因的人能够获得可口可乐或是斯蒂芬公司的合作。就连古丁博格给他们写信都受到冷遇。不过这一点也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通过对大堆刚刚解密的公共档案进行研究，他拼出了一幅迷人的图画，勾勒出了可口可乐，全球古柯贸易和二十世纪的反对麻醉剂的立法之间的关系。不过要理解这种关系，就必须得稍微往回追溯一下，回到本世纪之交的时候。 美国二十世纪头十年的反对可卡因的立法确保可卡因的生产受到限制，允许制造可卡因的公司的数目也大大减少。美国的可卡因生产商迅速下降，到1930年的时候只剩下两家：默克制药公司的分厂，位于新泽西州的拉维市，和另一家新泽西的公司，名叫梅伍德化学制药厂（六十年代的时候被美国制药业的巨头斯蒂芬公司收购）。可口可乐1903年同这家初出茅庐的梅伍德公司（当时还是斯凯弗生物碱工厂）作了一笔生意，要它去掉可口可乐公司的古柯里的可卡因，于是这两家公司开始了实际上的合并。梅伍德替可口可乐公司把可能会令人难堪的可卡因挡得远远的，可口可乐公司则以家族形象制造并销售这种饮料。 从麻醉剂立法的观点来看，只剩下两家可卡因制造商的事实使得生活简单得多。联邦当局无需监管成千上万家拙劣的小制药公司，现在只需要同两家打交道就行了。其他所有要求进口古柯或是制造可卡因的请求都被遭到拒绝。同样，这样的安排对梅伍德公司和默克公司都很方便：既然竞争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竞争，他们便可以垄断美国市场——因为有联邦麻醉品局（在哈瑞.安斯林格的领导下）保护它们免遭任何潜在竞争的威胁。实际证明，梅伍德公司和安斯林格之间存在尤其互惠互利的关系。 在安斯林格看来，梅伍德和可口可乐公司在南美洲进行的反对古柯生产之战中是他宝贵的同盟军：因为他们在那儿有种植园，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同意向他提供新的进展情况，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各种他非常恐惧的有关古柯贸易的情报。此外，他们凭借自己强大的购买力，在秘鲁具有相当的势力，因而每当政府不愿意在麻醉品执法方面进行合作时，他们还处于合适的位置，可以去游说秘鲁政府。作为对这种支持的报答，安斯林格保证可口可乐不会遭遇不测，还确保无论国际麻醉剂立法方面签订什么新条约，里面都一定会包括几个条款，赋予可口可乐进口古柯叶子的权力。然而安斯林格对可口可乐的保护不仅限于此。他还阻挡其他潜在的古柯进口商（也就是说，潜在的竞争者）涉足这一行业。他还阻拦秘鲁政府对古柯产业实行国有化——因为这个计划将会提供可口可乐购买古柯的价格（他的办法是含沙射影地威胁秘鲁驻华盛顿大使：大致是这样说的，“古柯要是国有化，可口可乐就把所有的生意都从秘鲁搬到玻利维亚去”。古柯最终还是实行了国有化，但价格可是从来没有涨过）。 与此同时，安斯林格和可口可乐都密切地关注着里基斯，古德雷斯.诺列加和曼格在秘鲁对古柯进行的科学研究。不希望宣布古柯“无害”，安斯林格拥有尤为充分的理由：如果古柯不存在“危险”，那他要禁止古柯生产，就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麻烦。同时可乐公司也很有可能损失惨重，因为如果证明古柯完全无害，那就没有理由禁止人们把它进口到美国来，大堆可口可乐的冒牌货就会再一次充斥美国——实际上就会破坏他们对市场的垄断。不过还有个限制：要人们认识到古柯不受欢迎，这一点固然重要，但至关紧要的是还不能把古柯表现得太危险——要是古柯太危险，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软饮料里放上古柯呢？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点点负面的媒体报道，和大量的混淆是非。凭他们同联邦麻醉品局的关系，这一点他们可以办得恰到好处。正因如此，他们在支持安斯林格的同时，还灵活地缓和他的观点，以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口可乐同哈瑞.安斯林格之间的关系，古丁博格认为是“亲密无间，根深蒂固，无处不在”。这种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可口可乐和梅伍德公司能在这一敏感领域给美国政府提供很多东西，反之亦然。” 毫无疑问，联邦麻醉品局同可口可乐之间的这种“相互挠挠背”式的互利关系很长时间以来使得双方都非常愉快。事实上，他们的相互信赖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在六十年代古柯看起来似乎要被彻底根除的时候，联邦麻醉品局允许可口可乐在夏威夷建立一个古柯实验庄园，以便他们能够试着培育出可卡因含量比较少的古柯新品种来（不难看出，对可口可乐而言，完全毁灭古柯产业也是个极其糟糕的坏消息。） 这个代号为“阿拉克项目”的实验与1962年至1966年间在夏威夷的农业实验研究站进行。这个项目非常隐秘，甚至还让夏威夷州长签署了一份保证不透漏消息的合同。尽管阿拉克项目没能产生不含可卡因的古柯树来，还是有证据表明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直到研究站的收成神秘地遭到一种名叫“镰孢菌”的致命毒菌的袭击——后面会详细地谈到这一点。 古丁博格欣然承认，要准确地说明可口可乐同联邦麻醉品局之间的合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禁毒政策是不可能的。然而，的确确是联邦麻醉品局和可口可乐所采取的那些阻碍秘鲁发展古柯产业的行动，才最终导致非法的可卡因交易的产生，从而造成六十年代可卡因的使用缓慢地稳步上升。 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美国关闭了美国境内所有的可卡因生产厂家之后，秘鲁的古柯种植者发现自己的产品没有地方卖了。这个一度看起来会令秘鲁富裕起来的美妙的产业崩溃了。更重要的是，反对古柯的院外活动集团——联邦麻醉品局，联合国，可口可乐公司——开始显示出其威力，禁止古柯的压力让人无法忍受。秘鲁上下，粗加工可卡因的生产者开始孤注一掷地寻找用古柯赚钱的新方法。到四十年代晚期，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开始采取行动时，情况简直令人绝望。秘鲁是南美洲可卡因的唯一来源，人人都很清楚地认识到秘鲁的这一行业不得不关门大吉了。1949年，秘鲁最后一个可卡因制造商，名叫安德斯.阿维里诺.索伯伦的秘鲁药剂师最终宣布停产。联合国出台了对古柯叶子的报告，古柯马上被列为罪犯。安斯林格得意洋洋——不过也高兴不了多久。这是因为，对秘鲁的可卡因产业的铲除固然标志着半个世纪之前开始的反对可卡因之战的合情合理的胜利，它同时也标志着可卡因转入地下的起点。正如古丁博格所写的那样， 没有了合法的选择，或者说政治上的选择，野心勃勃的可卡因制造者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加入了绝望的农民的行列，最终同拉丁美洲的新的跨国毒品贩子会合起来。六十年代浸透着煤油的丛林“基础膏”[非法的粗加工的古柯膏，同今天丛林里生产的古柯膏一样]看起来特别像秘鲁古老的“粗制可卡因”[秘鲁古柯产业被列为非法产业之前出口到欧洲的产品]农民千百年来掌握传统知识证明了其来源。 《古柯与可卡因之间》，古丁博格，2000 秘鲁合法的可卡因制造商被国际的禁毒立法逼得破了产，从此转入地下，从而诞生了一项新的可卡因产业。没过多久，非法可卡因开始从秘鲁的丛林里向外渗透。警方逮捕了许多“巴勒若左帮”分子（对1949年纽约出现的可卡因死灰复燃负责），后来发现他们原来是以前受人尊敬的可卡因药剂师，因为最近的禁毒令失了业才干了这一行。索伯伦本人也一度成为美国当局的眼中钉，因为他把专家和配方送到玻利维亚去，教当地人如何制造可卡因，把大块大块的非法产品隐藏在全国各地，伺机便运输到美国去。 这种新的非法可卡因产业的危害要远远超过老的合法的可卡因贸易。既然可卡因工厂和古柯种植者不再光明正大地工作，联邦麻醉品局便无法知道可卡因从哪儿来，谁生产的。非法的可卡因交易开始了，尽管这一时期它发展得非常缓慢，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加速。因此，安斯林格在1953年报告说“非法市场上的可卡因非常罕见”的时候，他说的并不完全正确。事实上，正如古丁博格所说的那样，这一阶段的毒品正经历着“悄无声息的恐慌”。可卡因正在卷土重来。正因如此，我们那天夜里在华盛顿喝完了啤酒，古丁博格才会对我说，“整个五六十年代，秘鲁的可卡因生产一直在上升。是美国自己制造了可卡因问题。”到读完他的论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意他的看法。 第9章 卷土重来 没过多久，这种隐秘的交易开始把触角伸到其他国家。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那一点点可卡因都来自于一个国家，而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这个国家无论如何都一直成为美国可卡因产业的枢纽。如果你相信有些历史学家的话，这个国家还是二十五年后本可以让美国政府垮台的一系列事件的根源。它就是古巴。 理解古巴在世界可卡因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关键是它的位置——坐飞机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美国大陆。由于拉丁美洲呈曲线型围绕着加勒比盆地的南部边缘，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哥伦比亚沿着半圆弧形伸展开来——都很容易到达。事实上，如果你想为从拉丁美洲到美国的可卡因运输路线设计一个中途停靠点，要想找到一个比古巴更合适的地方简直是勉为其难。然而五十年代的古巴走私毒品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它良好的地理位置。 1952年，巴蒂斯塔夺取了古巴政权后，立即同美国的许多主要的黑帮人物做生意，其中最出名的便是本杰明.巴格斯.西格尔和梅尔.兰斯基。这个岛屿自二十年代以来便成为禁酒令时期的逃税者和纸牌高手的避难所，现在更是非法的寻欢作乐的天堂，是富人，有魅力的人的游乐场，这里酒吧和夜总通宵营业，赌博也合法。如果你很有钱，又是美国人——想要度过狂欢之夜——古巴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古巴的旅馆和赌场的首脑，也就是旅游活动的核心，便是西格尔和兰斯基。但是西格尔和兰斯基都是狡猾的生意人，他们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例如兰斯基当时把粗加工的鸦片从土耳其经由黎巴嫩运到西西里，由他的人在西西里加工成海洛因：他同“幸运的卢恰诺”一起成为法国贩毒网背后的主脑。而且由于他同巴蒂斯塔政权的关系非同一般，前往美国的海洛因都经过古巴，因为古巴政府的官员保证不会多管闲事。 海洛因在古巴永远都不会非常流行。当地人认为吸食鸦片既肮脏又昂贵。相反，可卡因更能激起他们的兴趣。大部分的古巴人认为可卡因是一种放纵的享受，而不是一种威胁。与此同时，想找乐子的有钱的美国人对可卡因的了解却又仅限于好莱坞电影上的古老而又迷人形象。它不需要脏兮兮的注射器和针头，价钱又贵得出奇，更使它显得唯我独尊，因此也就更受欢迎。它还能给人带来许多快乐。 可卡因市场开始发展起来，而对兰斯基的组织而言——他们可以精炼出海洛因，并且能绕过半个地球运过来——要想出些路子来弄到些这东西不算太困难。制造可卡因很容易，它的主要成分在许多拉美国家长得到处都是，而从古巴到这些国家又非常容易。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原产国。 一开始他选中了智利——据说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生产可卡因的师傅。一旦可卡因离开智利，便用飞机运输，或是经由秘鲁和玻利维亚或是哥伦比亚走陆路，而只要花点代价，哥伦比亚的官员非常乐意睁只眼闭只眼。智利政府也是心甘情愿另辟蹊径：智利的军队有一次甚至还担负了为美国的黑帮把可卡因运到古巴的任务。 就在安斯林格忙着宣布可卡因已经消失了的时候，可卡因网络正在整个安第斯山脉国家蔓延开来。到六十年代早期的时候，这个岛屿消费掉了世界上所有非法可卡因的百分之九十，因为古巴已经找到了新的供应者。1959年警方的一次诱捕行动追查出了古巴可卡因的来源，就在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城外的一家非法的黑手党控制的实验室。麦德林城具有悠久而著名的走私史，它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可卡因大流行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为了寻找新的可卡因来源，以古巴为基地的黑手党还偶然发现了另一个在现代可卡因产业最终起主要作用的国家：墨西哥。到1960年，墨西哥已经开始在当地的匪帮乔治.阿萨法.巴拉——“墨西哥的艾尔卡邦”——的密切关注下运输可卡因。同今天的墨西哥集团组织一样，巴拉的集团对走私海洛因更感兴趣，但显然这里有钱可赚，而可卡因在这方面也不比其他任何毒品差。巴拉最初是从秘鲁购买可卡因，然而1960年对墨西哥一家可卡因实验室的突袭检查证明他自己也很擅长提炼可卡因。这次让警方查获了14公斤可卡因和古柯膏的突袭，是古巴一个线人密报的结果。当年晚些时候又在克沃纳瓦卡发现了另一个秘密的实验室，这次是因为可卡因师傅计算错误，导致整个大楼发生了爆炸：正如亨利.鲁兹比八十年前就已经发现的那样，对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而言，制造可卡因可是个威胁的消遣活动。警方发现这个工厂背后有六个古巴人，而墨西哥人只有一个。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卡斯特罗1959年夺取古巴政权，把巴蒂斯塔轰了出去——一起轰出去的还有他的朋友西格尔和兰斯基。这些正派的生意人意识到，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可能不是最好的赚大钱的地方，于是便夹着尾巴匆匆撤回美国。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古巴难民潮，这些难民很快在佛罗里达建立了流亡者组织，发誓要对卡斯特罗实施报复。正如哥伦布把第一世界的传染病带到了第三世界一样，这些旅行家返回的时候也给第一世界带了一件礼物：可卡因。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头号毒品一直是海洛因。整个美国以致整个世界，毒品上瘾率一直在上升——这个前景让麻醉品立法者惊愕不已。然而真正让他们震惊的，还是新吸毒者同老吸毒者完全不一样。三四十年代的瘾君子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无法适应社会的中年人。新瘾君子都很年轻，受过很好的教育，在社会上也游刃有余。新一代的麻醉剂使用者正在出现。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吸食海洛因的巨浪，这毫无疑问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容易得到毒品，而毒品的充足供应则又要归功于法国贩毒网现在那精确无误的机制。但这也是另一个社会因素造成的结果：吸毒现象正在卷土重来。 正当可卡因在颓废的古巴高层社会翩翩而过的时候，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使得这种毒品到达之后马上就找到了稳固的立足点。五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新的一代刚刚成年，年轻人发现自己置身于独特的地位：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教育和足够的空闲时间，可以来质问他们的父母从来没有机会怀疑的这个社会体制。这一代人似乎很喜欢打破一切规则。在音乐，文学和诗歌方面，他们抛弃传统，青睐混乱的东西，创造出无法预见的，磕磕巴巴的作品来，让年轻一代着迷，让老一代怒不可遏。他们消化吸收的是新生的流行音乐和垮掉派作家快节奏的不被打断的作品，因而他们抵制从前为父母所接受的约束和限制，开始过自己的快速的不被打断的生活。媒体很快捕捉了这个潮流，没过多久，屏幕上的英雄就开始反映思想自由的新一代的生活态度。流行的英雄形象开始从局内人的形象——地方长官，警察，或是政客——转变成局外人的形象，即反抗地方长官，警察或是政客的人。1955年，詹姆斯.迪恩在《无因的背叛》里展示了该如何真正进行反叛。 也许是因为人们认为反叛思想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吸毒者的形象也开始改变。世纪之交的时候的瘾君子被视为是虚弱，没有勇气的个体，而五十年代的吸毒者则表现出一种不同的形象：反叛者的形象。他们违反联邦法律而不受惩罚，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写出自己的经历。同詹姆斯.迪恩一样，新一代的瘾君子成为美国青年对社会，对同伴，对父母，对权威，对自己的生活不满的象征。这个形象威力更大，因为巴罗斯和他的随从都很聪明，受过教育，而且见多识广。他们无法参与到社会中去：社会无法同化他们。这种不妥协的立场非常流行，没过多久，其他人就开始效仿他们的冒险行为，自己也开始吸毒。 然而直到此时，听说过可卡因的人还很少。就连无论到哪儿一切都准备得好好的的巴罗斯要弄到点可卡因也不容易，他写道，一个朋友最后从墨西哥给他弄到一点，这令他欣喜不已，因为“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用过什么好可卡因”。对他而言，可卡因只有作为”速度球”——直接注射到血液里的海洛因（或是任何合适的药劲大的麻醉剂）和安非他明（或是任何合适的药劲大的兴奋剂）的混合物——的一部分才有意思。兴奋剂让你飞起来，而麻醉剂让你慢下来。尽管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在1885年就发明了这种方法，但由于它需要静脉注射海洛因，这意味着它的吸引力还是受到严重的限制。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可卡因几乎只供染上海洛因瘾的人享用。巴罗斯讲述了1956年的真实情况： 可卡因使用者的标准作法是，一整夜不睡觉，隔一分钟注射一次可卡因，间或在针剂里混入海洛因，形成“速度球”（我认识的可卡因瘾君子没有一个没染上吗啡瘾的）。 《一封头号瘾君子的来信》，1956 对巴罗斯而言，速度球最让人担心的不是会要了你的命，而是注射频率常常越来越频繁，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趋势，最后很容易出现典型的可卡因或安非他明过量的症状：偏执症。巴罗斯对偏执狂非常了解： 你一天早上醒来，打上一针”速度球”，感觉皮肤下面有虫子在动。1890个长着黑八字胡的警察堵在门口，从窗户探进身来，饰有粗大浮雕图案的蓝色帽徽下面的嘴唇在狰狞地蠕动着。瘾君子们大步走进屋子里来，唱着穆斯林的葬礼之歌，抬着比尔.根斯的尸体，他身上针孔的伤疤闪耀着柔和的蓝光。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别有用心的侦探对着你的夜壶嗅来嗅去。 这就是可卡因的恐怖之处——休息一下，冷静下来，再注射大量的GIM[吗啡]。 ——《赤裸的午餐》，1959 到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五十年代末的反叛潮流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增长。婴儿潮出生的人来到了，空前多的富有的年轻人进入了世界各地的大学，为毒品泛滥提供了完美的孳生之地。与此同时，大众航空旅行时代的到来使得大陆之间麻醉剂的运输更加方便，人们从而也越来越容易买到非法毒品。新一代的十几岁的年轻人现在距二十世纪头几年的可卡因上瘾大泛滥已经隔了两代，所以没有什么第一手的资料来警告他们提防娱乐用途的麻醉剂的危险性。尽管父母告诫他们要远离麻醉品，六十年代的一代还是一齐选择对这类建议置之不理。 首先流行的毒品还是老一套：大麻，吗啡和海洛因，但是巴比妥酸盐和迷幻剂之类的新发现也不甘落后。然而可卡因仍然没有什么影响力。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1963年的报告说，“查获的可卡因大多数来源于合法渠道，从数量上看，现在还不足为虑”。可卡因大灾难的大本营亚洲的情况十分相似，也没有什么大风大浪：“有报告说查获有可卡因；但涉案数量不足为虑”，委员会报告说。同年，整个美国没收的可卡因也不足五公斤。 但是，其他各种毒品消费量都在上升，促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1961年在美国，白宫第一次就滥用毒品的问题召开会议，认为美国的确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LSD（麦角酰二乙基酸胺）被禁止。1965年，安非他明和巴比妥酸盐也成为非法药品。1966年，林顿.杰克森建立了“卡赞巴赫委员会”，建议从源头和需求两个层次来制止非法毒品交易。对毒贩子的刑罚再一次加重，但到了此时，这股潮流已经是无法阻挡的了。很快，抽大麻成为非常常见的消遣行为，就连吸大麻烟者的杀手或是暴力罪犯的形象也迅速崩溃，同时也打败了当代的麻醉剂联邦立法的重重条款。从1965年到1970年，因私藏大麻而被逮捕的人数激增了百分之一千，对美国大众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两百四十万的美国公民因吸毒而有意犯法。 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决定滥用毒品现象的“不断上升的病态现象”采取行动。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一项意在阻止大量大麻从墨西哥流入美国的轻率的计划。从表面上看，他这项代号为“拦截行动”的计划的愚蠢程度几乎可以等同于它的野心程度：尼克松派遣了超过2，000名海关人员到边境线，命令他们拦截并检查每一辆试图跨越边界进入美国的交通工具。拦截行动三个星期拦下了超过五百五十万名旅行者，每个人跨越边界的时间都要拖延上半天。然而尽管这次行动堪称和平时期最大的一次搜查行动，却没有查获哪怕是一份数量较大的大麻。作为一次禁毒行动，它完全失败了。 不过，在给墨西哥施加压力遏制大麻交易方面，尼克松政府还是颇有成效的。但是这也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副作用。首先，墨西哥的大麻产业搬到了哥伦比亚，而哥伦比亚很快就意识到可卡因优于大麻的潜在的优势，从而制造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此外，大麻最初的短缺造成追求非法刺激的人到别的地方寻找快乐。最后，一直在旁边等待时机的可卡因来到了。传统观点认为，可卡因在美国再次融入主流是在1967.1968年，因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和文学作品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提到可卡因的，不过其实可卡因出现的时间比这要早。约翰.考勒曼是1991年到1994年的禁药取缔行动的负责人，他回忆起纽约六十年代中期遇到可卡因的情况是这样的： 1965年出现了可卡因，但数量非常少，大多数来自于秘鲁，多由到达纽约的海员一次几公斤走私带来的。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大宗运输。我当时见到的最多的是五到六公斤。使用这种毒品主要是娱乐界的家伙：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这是一种带有标志性的毒品。 在英国，保罗.麦卡特尼报道说他第一次尝试可卡因是在他写“佩勃军士孤心俱乐部乐队”（1967）的时候——这张唱片甲壳虫乐队从1966年底开始录制。最初介绍麦卡特尼（现在是保罗爵士）接触可卡因的，是伦敦艺术馆的所有者罗伯特.弗拉泽，他也是——这也许很关键——个海洛因使用者。我们从这个联系上可以看出，可卡因是如何跨越“严重”的瘾君子和偶尔的吸毒者之间的界线的。 可卡因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在英国，但数量非常少：1951年对卡纳比大街上的爵士夜总会进行突袭检查时逮捕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海洛因瘾君子，身上带有少量的可卡因。可卡因基本上只为海洛因圈子里人所了解，甚至此时了解它的人还为数不多。从1957年对海洛因上瘾者所作的调查可以看出，英国的359个瘾君子中只有16个人尝试过可卡因。这个吸食可卡因的专门的小集团渐渐开始吸收新成员，到1959年的时候，英国有30个海洛因上瘾者尝试过可卡因。 使用可卡因的人在增加，这要部分归咎于现在臭名昭著的心理学家伊莎贝乐.法兰考夫人的行为——她是当时治疗海洛因上瘾方面的重要人物。法兰考认为，只有让瘾君子们能够通过正当的渠道而不是从声名狼藉的毒贩子那里获得他们渴望的麻醉剂，他们才能集中精力戒掉毒瘾。她理所当然地很快作为愿意开处方的医生而在上瘾者人群出了名，瘾君子们很快在她门前排起了长队。他们要求开的可卡因总是比实际需要的多，拿到药后，就跑到大街上卖掉。然而伊莎贝乐夫人开的不仅仅是海洛因。她还给瘾君子分发可卡因。尽管她很清楚这种药会让人上瘾，还是很乐意把它交给那些说自己需要它的人，而且很快还把它交给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可卡因的海洛因上瘾者（我们再一次看到可以用可卡因来戒掉海洛因瘾的老掉牙的神话）。人人都很喜欢伊莎贝乐夫人的可卡因。他们要得更多，而且都得到了。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海洛因瘾君子的数量已经达到1，729人。当然，413人尝试过混有可卡因的毒品。然而这也几乎不算什么问题——据苏格兰场认为： 瘾君子会偶然进行少量的海洛因和可卡因交易，来源一般都合法。在伦敦大约有400个这样的瘾君子，但是就伦敦西区而言，他们并没有造成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穿着制服的警察或是便衣警察专门负责侦查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 英国中央情报部，新英格兰场——PROHO305/10.1965年十一月二日 但是就在此时，正如巴罗斯在美国发现的那样，使用可卡因的几乎全是有鸦片瘾的人。麦卡特尼回忆起，1966年的时候，包括甲壳虫乐队在内的大多数熟人都认为可卡因不为人知，可能会带来危险，位于可接受的“软”毒品和会让人上瘾的“硬”毒品之间的分界线上。尽管甲壳虫的许多追随者十分乐意来试一试弗雷舍的可卡因，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尝试他四处吹嘘的“速度球”，就装在从一套化学仪器中偷来的一支试管里。因此，作为使用海洛因过程中的附属物的可卡因，同自身成为可供独立使用的毒品的可卡因之间的交叉似乎就发生在弗雷舍把它介绍给甲壳虫乐队的那一刻，至少对英国的一个社会圈子而言如此。他们使用可卡因，他们的朋友也使用可卡因，从而证明这种麻醉剂用起来没有什么严重的毒副作用：正如麦卡特尼回忆的那样，他对其他的甲壳虫乐手说，“‘别担心，哥们。我能对付它’。而且我刚好对付得了。” 可卡因一旦跨越了这道线——一旦人们把它视为可以拾得起放得下而不受什么惩罚的东西——它流行的机会就为时不远了。一旦诸如甲壳虫乐队这样的领导时尚潮流的人开始涉足可卡因，显然这个星球上其他所有三十岁以下的人都会模仿他们。 但是可卡因最早是从哪儿来的？弗雷舍最早又是从哪儿听说它的？根据哈瑞特.维呐的精彩自传《帅哥鲍勃》所述，把可卡因介绍给弗雷舍是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名叫比尔.威里斯的美国室内设计师，他拥有他自己所说的“绝对纯净的可卡因稳定的供应来源”。可能威里斯把弗乐士介绍给了自己的供应商，因为弗乐士似乎有充足的可卡因来介绍给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以及他们大部分的形形色色的追随者——包括年轻的玛丽安.菲斯福（第一次给她一条可卡因，她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一下子把弗雷舍所有的可卡因都吸了下去）。 比尔.威里斯本人第一次接触可卡因也不是在美国（当时可卡因在那儿还非常罕见），而是在他去意大利见的朋友那里。但是他们又是从哪儿弄到的可卡因呢？在寻找第一个再次发现可卡因的人的过程中，我决定给威里斯打个电话。后来证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开始，威里斯对同我谈话不太热情。接着发现他住在马拉卡克。房子里没有电话。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同我谈谈1966年那时的鲁莽岁月。后来发现他显然不会给我回信，我又换了个策略：给麦卡特尼打电话。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浪费时间：为什么保罗爵士愿意谈论自己三十五年前吸毒的事？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他不愿意。看，就是这样。 可卡因在国际舞台上再次出现，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诸如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这样的引导潮流的人在使用它，还因为它一直同另一类兴奋剂安非他明保持着联系。安非他明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引进的，同可卡因一样，它一开始也是作为神奇的万能药，春药和补品推向市场的。同可卡因一样，制造商吹嘘它能够治疗海洛因瘾——同样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还有一点同可卡因相同的是，军队也靠服用它来试图提高作战能力，结果二战时作战双方的士兵都大量服用它（它非常受欢迎，就连战时的流行歌曲都这样唱道：“是谁把苯丙胺放进了墨菲太太的阿华田里？”）。战争结束的时候，复员的士兵便把安非他明也带回了家，于是这种药开始在平民人口中间广泛使用，它可以提高行为能力，消除无聊之感，还能减轻体重，然而老百姓弄不到足够的这种奇妙的药片。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没过多久问题就出现了。尽管传统的看法认为安非他明完全无害，但是人们对它的广泛使用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包括对这种药的严重的心理依赖，精神抑郁症，循环问题和过量使用可卡因产生的那种偏执性幻觉。经常使用安非他明的多是体力劳动者，例如卡车司机，因为他们发现它可以让他们长时间保持清醒：六十年代早期他们常见的习惯作法是“西海岸转个圈”——司机开着卡车从美国的这个海岸跑到那个海岸，然后再跑回来，中间根本不睡觉。安非他明的确使得有些司机可以连续赶路；还有些司机给弄得晕头转向撞了车。不久，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药很危险，开始有人抱怨说应该对它采取措施。 由于医生在六十年代早期就意识到安非他明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开处方时开始限制这种药的数量。然而医生并不是安非他明唯一的来源。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安非他明类药物是作为解充血药出售的，用来减轻流感，哮喘和枯草热的症状，无需处方就可以买到一次性吸入剂形式的安非他明。到五十年代晚期的时候，那些找不到地方购买可靠的安非他明药片的人常常买这种吸入剂，把包装撕开，或是吃掉里面注满苯丙胺的药条，要么把药条放到水里煮沸，让里面的药溶解到水里去，然后把溶液喝掉。纽约营业到深夜的咖啡馆显然对这个过程非常熟悉，服务生和其他用餐的人闻到屋子里满是薄荷脑的味道时，会放任地对享用苯丙胺的人报以微笑。新一代的吸毒者是通过“无害的”鼻腔解充血剂认识毒品的。 六十年代的医生开始减少安非他明处方的数量时，警方也开始取缔毒品的非法来源，关闭迅速出现的大量非法的“安非他明工厂”。但是安非他明很难取缔，而且当人人都知道注射安非他明比吞食它产生的刺激要强烈得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开始迅速升级。六十年代晚期，美国的验尸官对大量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尸体迷惑不解：他们显然正处于风华正茂之年，怎么会早早夭折？随后的尸体解剖表明，他们的内脏器官衰老得像八十岁的人。这似乎就是静脉注射安非他明的真正问题：它会要了你的命。 与不断上升的死亡率相对应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使用安非他明的宣传战，警告年轻人说“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在数不清的知名人士的支持下，这场宣传战非常有效地改变了公众对安非他明的看法。让我们正视这一点：如果弗兰克.扎帕对你说一种药很危险，那它可能真的是坏消息。 安非他明失宠之际，可卡因正恭候多时要来取代它的位置。当反对安非他明的立法开始发挥效力，使得“上层”的市场门户大开，那么可卡因的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麻醉剂和危险药物局的发言人在1968年发表看法说，“可卡因走私——有极大的提高。直到1965年可卡因还不算大问题。现在它是个大问题。”待他作此番讲话的时候，美国海关查获的可卡因总量是45公斤，大大高于1965年的17公斤。到197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又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但是还没有人把反对安非他明之战同可卡因数量的提高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即将勾勒出接下来二十年的可卡因交易的前景。这一次，这些事件还是围绕着古巴进行。 并不是只有黑帮人物梅尔和西格尔对最近卡斯特罗政权下发生的转变不满。继美国黑帮人物被逐出古巴之后，古巴难民成群结队地逃离卡斯特罗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六十年代到达美国的难民每周都超过1，700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利用这些愤怒的古巴年轻人，于是便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召集起来进行训练——目的是要派他们替资本家们夺回古巴。当然，整个“猪湾行动”（即1961年企图推翻古巴政府的那次失败的行动）遭到惨败，结果大量接受过各种各样秘密行动技能训练的古巴人最后仓惶回到了佛罗里达。这些恶毒的反共产主义分子受过良好的训练，但是身无分文。他们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麻烦来。在倒霉的猪湾行动之后，这些出了名的2506旅的士兵们自己开始私下里同共产主义作战，把自己在中央情报局接受的训练运用到各种以前没有料想到的目的上去。一些人最后完全卷入了二十五年后的“伊朗叛军丑闻”之中，为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的一场毫无希望的革命运动运送武器和各种供给品，徒劳地试图推翻一个合法选举出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同其他此类秘密行动一样，这次行动既有悖道德和法律，而且还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但是2506旅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问题在于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太过投入。 要打败共产党，古巴人认为自己首先需要的就是钱。于是他们开始利用刚刚学到的秘密技能来贩卖麻醉剂赚钱。古巴流亡者成立了一家公司，这是一家地下贩毒集团，致力于筹集资金来打倒红色政权，无论是什么地方的红色政权——不过尤其针对的是古巴的红色政权。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打着伟大事业的旗号。只是不知怎么地，事情并不按希望的那样发展。随着美国的麻醉剂市场日渐繁荣，没过多久就赚进了成吨的钱，但是这些钱大部分都神秘地装进了个别古巴人的腰包。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涌入佛罗里达，这个秘密团体也在壮大，他们的麻醉剂销售网络也在随之扩大。任何在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比较活跃的毒贩子都会告诉你有关古巴人的故事：不管毒品是从哪儿来的，销售它们的一定是古巴人。他们经营着整个市场——由于他们在中央情报局受过良好的训练，要制止他们变得极其困难。 一位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在七十年代早期曾经同古巴贩毒网络有过亲密接触，他告诉我说，“是谁训练他们？中央情报局。他们把古巴人训练得这么好，结果你要是在南佛罗里达州进行麻醉剂交易的话，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便是找找看周围有没有反监视人员。他们竟然建立起了自己的反监视系统！他们可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我们把他们训练得可真不赖。” 美国禁毒官员直到麻醉品和危险药品局在1968年把所有的毒品情报汇总起来——忽然发现一切似乎都是通过西班牙网络进行的——美国的禁毒官员才清楚地认识到古巴人/2506旅网络的全部活动范围有多大。把古巴人同贩毒联系起来的是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位官员哈瑞.弗里特，当时一个线人没有预约突然来到他这儿，提出可以让他同一群正在把大量可卡因运进芝加哥的前古巴军官接触： 这最初是一个由古巴人发起的贩卖可卡因的活动，我们从芝加哥的那些古巴人手里购买毒品。接着他们把我们介绍给了住在纽约的古巴人，这些人又把我们介绍给了迈阿密的古巴人——[我们]对他们在迈阿密，芝加哥和纽约的活动进行了窃听，想把这些组织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所有的小组织都连接在了一起。 1970年六月，他们发动突然袭击，一个早晨就逮捕了150多个古巴贩毒集团的头头。他们中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曾经参与过猪湾的那次失败的行动。然而这也不过是贩毒网络的小小一隅。在接下来的二十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古巴人仍将掌管着可卡因产业。 古巴人擅长的不仅仅是运输和销售可卡因：他们在追踪新的可卡因来源方面当作也相当快。他们最初发现毒品来自智利——专业的可卡因药剂师就是在这里把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叶子精炼成可卡因的。在美国，没有一个人对这一情况有任何的了解。一位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杰瑞.史兹克说，“我们知道可卡因来自智利，因为他们所有的信使和管理员几乎都是智利人——[但是]谁也没想到南美洲会有秘密实验室。我们一直认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当时有个线人报告说有一个非法的可卡因工厂，一个月能生产13.5公斤的可卡因，一个官员说：“这不可能！”人们笑着把他轰了出去。 似乎人人猜得出是智利，但是这个国家在可卡因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也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决心要把介于古柯种植园和美国之间的中间人踢出去的古巴人就开始亲自同安第斯人联系。与此同时，智利人也开始寻找自己的销售商，想把古巴人踢出去。对于双方而言，这都是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双方雇来帮忙的被证明是所有毒贩子中最投入一类人，他们最终夺去了整个市场。当然，他们就是哥伦比亚人。 哥伦比亚是个天生就适合进行走私的国家。它具有辽阔的海岸线，大部分地区还不怎么发达，而且与巴拿马交界，使它可以方便地联系运河自由贸易区而从中获利。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哥伦比亚已经在走私方面久负盛名——走私电器和奢侈品，咖啡，酒，和绿宝石。哥伦比亚西北部的海岸线尤其适合走私。虽然地理位置和经验非常重要，但是哥伦比亚在争夺世界可卡因市场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法宝：大麻。最重要的是，优质的大麻。 整个六十年代，南美洲大部分的大麻都来自墨西哥，但是墨西哥大麻有问题。一开始它的质量就不太好。接着边境线不断出现新问题。还要冒着遇到穿便衣的缉毒官员的危险。位于所有这些原因之上的是墨西哥人自己，他们太靠近内陆了，简直就像是在地平线的那一边似的。艾伦.朗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曾经走私过400吨的大麻（罗伯特.萨博格的新书讲的就是他的生涯），他告诉我说，“他们根本就不好好做生意。他们有时候冒出来，有时候又见不着人影。你永远也搞不清楚他们什么时候会来”。这样的生意做起来有点麻烦。一般说来，你往墨西哥南部走得越远，带回来的大麻质量就越好——但是你做成生意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北美洲的毒贩子很快厌烦了标准的提瓦那大麻和墨西哥人昏头昏脑的经商才能，开始寻找其他的货源。哥伦比亚看起来很有希望。哥伦比亚的大麻以其劲儿大而出名，哥伦比亚人在走私方面也是久经考验。与墨西哥人相比，同他们做生意是一种享受——他们会在该到的时间，带着该交的东西，出现在该到达的地点。不可否认的是，的确存在游击队叛乱的问题，不过只要你通情达理的话，就连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朗回忆起他七十年代早期运送满满一卡车哥伦比亚大麻时遭遇游击队埋伏的事。他意识到自己被一群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荷枪实弹的叛兵包围了，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提出要给他们钱。谈好赎命的价钱后，他马上意识到身上没有带现金。没问题，他们说，这些事情可以安排好的。简短地交谈一番后，他们友好地分手了，他向着落日开去，一车的大麻和他的五脏六腑都安然无恙——游击队朝着营地走去，身上揣着他在美国大通银行帐户上的私人支票。在哥伦比亚，没有人会多管闲事：人人都愿意得到好处。真是再妙不过了。 尽管这儿不生产可卡因，哥伦比亚人还是很聪明地意识到这其实不是问题。这儿也不生产电器，但他们还不是一样走私电视机和收音机。他们同玻利维亚，秘鲁和智利进行接触，自己当起了可卡因产业的中间人——介于智利人和古巴人之间的那种。接着他们就开始同时朝着两个方向拓展。哥伦比亚人开始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购买古柯膏或是纯可卡因，然后自己运到美国大陆去，接着还是自己进行销售。他们非常成功，到1970年的时候，哥伦比亚已经开始挑战古巴在非法可卡因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显然，这个市场还在不断增长。 有证据证明，并不仅仅只有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吸食可卡因——1967到1968年的流行歌曲中有不少心照不宣地提到了可卡因的地方。这些地方暗示可卡因只有少数有钱人才用得起，为这种产品勾勒出一幅昂贵，专供富人享用，时髦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显而易见，这东西会流行起来：诸如年轻人想要穿得像他们的偶像一样，因此他们也会想要效仿他们的行为。 随着数量惊人的可卡因的到来，首先沾染它的便是富有的引导时尚潮流的人，它高得让人瞠目的价格更多地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可卡因是在1969年真正卷土重来，即“消遥骑士”上映的那一年。尽管这个电影讲述的是彼得.方达，丹尼斯.霍博，和杰克.尼科尔森骑摩托车穿越美国的故事，但令它出名的还是里面对使用大麻和LSD的刻画，它也是可卡因的一座里程碑：电影开始的镜头里他们送到菲利.斯派特那儿的包裹里装的是可卡因或是——正如他们的墨西哥亲戚开玩笑地称之为——“Puravida！”（纯粹的生活）。霍博在1997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起当时的情境：他和方达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们扮演的人物应该带什么样的毒品：大麻块头太大，把摩托车装满也值不了多少钱，而海洛因的名声又太坏。他们忽然想到了可卡因。“我选择了可卡因，因为它是毒品之王”，霍博说，“我从音乐制作人宾尼.沙博理那里弄到的可卡因，他是从埃林顿公爵那里弄到的。” 完全不同与甲壳虫乐队初次接触可卡因的方式——从黑社会的海洛因——现在的好莱坞沾染上它，通过的是一直在秘密使用可卡因的另一个堡垒，爵士乐舞台。霍博后来称可卡因在美国的普及应该归功于他的电影：“美国的可卡因问题其实是因为我——‘消遥骑士’之前，大街上没有可卡因。‘消遥骑士’之后到处都是可卡因。” 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美国和欧洲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就有可卡因。不过这话还是有些可信之处：“消遥骑士”获得了两千万的票房收入，在1969年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数目，五十多年来它第一次把可卡因猛地用力弹回主流的流行文化之中。 然而可卡因是什么呢？人人都知道海洛因是坏消息，“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但是可卡因离开世界毒品舞台很久了，这意味着人们对它的危险性不再具有什么真正的了解。这种无知更增加了它的诱惑力。此外，它使用起来也不需要注射器——这一点使它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而且当时还有谣言说它可以当作春药用—— 正当六十年代向七十年代迈进的时候，可卡因也开始卷土重来。流行文化走在最前面。1970年到1972年突然冒出了大堆的躲躲闪闪提到可卡因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还上了流行音乐榜，其中比较出名的有“滚石乐队”，“感恩而死乐队”，“斯泰朋狼乐队”和“老鹰乐队”，所有这些都大大美化了可卡因的形象。到1972年的时候，显然任何“知道”可卡因的东西都好卖，当年还有三样东西大大美化了这一概念：电影“超级苍蝇”（刻画了一个虚构的可卡因毒贩子），小说《庄家》（讲述的是一个可卡因毒贩子的真实故事），和一本巧妙地命名为《可卡因美食手册》的书，教读者从如何检验纯度到如何用水冲洗鼻子来避免鼻粘膜受伤的一切方法。一种流行体恤衫强调“可卡因”这个词是可口可乐商标的一部分（可乐公司把制造商告上法庭并打赢了官司）。1970年，《滚石》杂志授予可卡因“本年度之毒品”的称号。 主流媒体也不甘落后，而且造成了较大的伤害，不过这一点尚有争议。《新闻周刊》在1971年刊登的一篇题为《这是真东西》的文章，几乎把可卡因描绘得罪大恶极，重点讲的是它的两个特殊的细节，这两点保证会让读者一头冲出去找可卡因去：性和金钱—— 这种药是用南美洲的古柯叶子造出来的，可以产生强烈的性感受，超自然的力量和自信——“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但是可卡因能增强你所有的感受，”田纳西大学的一个女生说，“有了可卡因，高潮感觉更好。” 《新闻周刊》，1971年九月二十七日 啊呀！怎么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没有她这样的女生呢？《新闻周刊》接下来继续预测说一磅（大约半公斤）的可卡因在纽约城可以卖到125，000美金，在圆满结束本文之前还加了条错得离谱的引语： “对海洛因的宣传已经做了那么多，现在人们都不想尝试它了”，芝加哥麻醉品局的一位副主任欧文.斯芒克说，“不过可卡因可以让你兴奋，却不会让你上瘾。” 《新闻周刊》，27/9/1971 这些看法——可卡因可以带来快乐却不会有危险，它价值125，000一磅，它可以让田纳西大学的女学生高潮感觉更好——加在一起，足以让我这一刻就扔下笔，从屋里蹦出去，马上去弄点可卡因来。然而要把这写成篇正面的报道，我就不得不提示，如果你吸着可卡因，身边还有乳房丰满的赤裸的女人喂你吃软糖，同时一直用温暖的烤箱用的羊毛手套给你按摩，你必须得为此付出代价。 就在九个月后，新闻界故伎重施，这一次拿出了统计数据来证明染指可卡因产业能赚到多少钱。根据《新闻周刊》的报道，一公斤的纯可卡因目前在秘鲁的售价是3，500到4，000美金，而在美国大陆——如果你动作足够快的话——一公斤可能就可以净赚300，000美金。万一你没有足够的现钱，《新闻周刊》甚至还出主意，告诉你如何把少量的可卡因带过海关：“你可以把一勺子的可卡因用铝片包起来放在舌头底下——走过关口的时候对海关的人说话”，说“纽约人”。可卡因在这里再一次被描绘成一种“不会造成生理上上瘾”的药物。此后不久的另一篇文章报道说，一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曾这样说道：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到那儿去花上4，000美元买一公斤可卡因，然后以20，000美金卖出。而且只要情况依旧如此，我们就一直会有麻烦。 “VO5勾当”，《新闻周刊》，1973年十二月七日 持续刊登有关可卡因及其对感官的作用的报道的，并不是只有《新闻周刊》一家。人人都在这么干。《纽约时代周刊》称它为“麻醉剂中的香槟”。就连《消费者协会报告》杂志也刊登了对可卡因的表示肯定的报道，预测说大街上卖的可卡因纯度介于百分之九到百分之九十之间（如果今天的《哪一个？》杂志刊登更多像这样的文章——给人们提供如何弄到质量好的毒品以及如何检测其纯度方面的建议——人们订阅它的可能性也许会更大些。） 有了所有这些经典的成分——性，金钱和惟我独尊的派头——可以的香槟形象又回来了。时不时出现的有关毒贩子倒台的报道描绘的不是这些家伙违反了哪些法律，而是张大了嘴，对他们在违法过程中设法给自己弄到的那么多的钱表示惊愕。早在1970年，美国的执法官员缴获的可卡因数量就第一次超过了海洛因。这个趋势仍将继续下去。然而在此刻，可卡因对普通的美国大众而言仍然相对很稀罕：它的价格非常高，因而其使用范围仍局限于少数极其富有的人，实际上，你可以在“娱乐产业”方面的报道上发现这一点。然而这个特点即将发生改变，因为两个陌生人一次巧遇将把非法可卡因的价格降到连大街上的人都能卖得起的程度。这最终也会改变一切。 第10章 泛滥与恐慌 有个人你得会会。可卡因世界的一个不为人知的英雄。他名字叫乔治.容格。乔治是个体面人，他顺其自然就能赚到成百万的钱（他赚了一个亿）。他很会逗乐。一个名副其实的饶舌而友善的家伙。你一定会喜欢他的。 我第一次听说乔治是在到达大英图书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听起来正像是我应该见见的那类家伙，我知道自己迟早会给他打电话。然而听说有人正在把他的一生拍成一部故事片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必须快点：如果我等到这部电影开始放映后再和他联系的话，那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记者都知道了乔治，他们会一窝蜂地跑到美国来缠着他，给他买酒喝，听他讲的笑话就哈哈大笑，成为他最好的伙伴——然后回家去，在聚会上交谈的时候提起他的名字，好向别人证明自己结识了多么迷人的人物。他很快就会厌烦一次又一次回答同样的问题，而我就得靠边站了。这可真是太可惜了，因为乔治要讲的是个严肃的故事，我怀疑你们这些一般的电影观众可能无法体会它真正的价值。 我马上给他写了封短信，问他是不是愿意见见我，他立即给我回了信。“那就让英国人来吧！”他用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的笔迹写道，“我答应清晰，明白，勇敢地给你讲讲……不过你必须带着土耳其香烟来。”因此，六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把录音机，记事本和几盒香烟塞进背包里，把背包扔到租来的汽车的后座上，向着纽约北部就出发了。 我们在康乃迪克州一个名叫斯维尔的小镇外面共进午餐。我来晚了一小会儿，不过他似乎不是太在意：他也不像当年的乔治大哥那般威风了。我怀疑现在也没有多少事情能让他太在意了。他从一个柱子后面冒了出来，很舒服地穿着件宽松的卡其布衬衫，套着条斜纹的棉布裤，对我露齿而笑。真是魅力无限。乔治属于那种在任何圈子都能完全轻松自如的人：既可以在夜总会把同你约会的女朋友偷走，又能够在喝茶的时候把你奶奶迷得一塌糊涂。还可以谈论严肃的话题。乔治最擅长断断续续地讲述漫长的逸闻趣事，讲着讲着就东拉西扯起来，等他讲完了，你也记不起来自己一开始问的他什么了。他常常信口开河讲些错综复杂的长故事，让你怀疑这肯定他多年讲故事的过程中逐渐编出来的，其间还点缀着他标志性的口头禅——“我是说，真他妈的棒！”——然后对自己滑稽的行为报以富有感染力的大笑。非常自然。我觉得，幽默某种方式上已经成为了他的生活：他过去的三十年来一直在嘲笑执法机构。 所以在六月的那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坐在外面，喝着可乐，阳光洒在身上，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给我讲述了自己一生的故事。 尽管乔治出生在1942年，他真正的生活是在——同美国的其他千百万个十几岁的少年一样——六十年代开始的。他在高中时是个足球明星，上过好几所大学，直到一次运动中受的伤让他无法重返球场。他接着就辍了学，回到威茅斯的家中，想弄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我开始听鲍勃.迪伦的歌”，他说，“你知道：‘上二十年的学，他们就会让你上白班吗？’我信他。我对朋友说，‘听听这家伙说的。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乔治来到了马赛诸赛州，在剑桥的金色名利咖啡屋听迪伦演奏，这时他认定上白班不是个很好的选择。他同朋友图纳一起作了个决定： “我说，‘这太糟糕了，图纳，”他说，“是啊，的确很糟糕”，我又说，“我们去加利福尼亚吧。”他说，“什么时候？现在吗？”我说，“不，等几个星期再说。”圣诞节过后我们两个觉得“好吧，我们现在就走！” 这两个人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TR6型敞篷车横跨美国，一直开到加利福尼亚的长滩市。他们把车停在路边，关掉了引擎，四处张望。他们的眼睛瞪大了。“简直就像梦中的世界。感觉像‘真他妈的妙！这儿是怎么回事儿？’女人，还有游泳衣——简直就是想像中的世界！” 乔治和图纳忘情地拥抱西海岸文化，留起了长头发，吸上了大麻烟，服用迷幻药，最重要的是，能睡多少女人就睡多少女人。当一个朋友在1965年从家乡来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 “弗兰克来看我们，我们抽了满满的这么一大杯的大麻——每个人都抽。在洛山矶南部，你花六十美元就能买到一公斤。他看了看大麻，然后问，‘你们从哪儿弄的？值多少钱哪？’我说值六十美元。他说，‘所有这些吗？你知道这些东西我们在马塞诸赛大学要花多少钱吗？三百美元！’于是我说，‘弗兰克，我们做生意吧！’” 乔治开始从一个在曼哈顿海滩上经营发廊的，名叫理查德.巴瑞尔联系人那里购买大量的大麻然后运到马赛诸赛州去。一开始他吧大麻装在手提箱里，找上几个空中小姐，让她们飞航班的时候把箱子带到北方去。但是空中小姐也带不了多少。他决定更上一层楼。 “我们想，这可真他妈的棒！找上几处露营车营地，一路跨越美国把这些东西运过去！于是我们往汽车上装了一千磅，两千磅的货，开着车跨越美国，一路上听着吉米.亨德里克的歌，抽着大麻烟……我们开始赚到成百万成百万的钱。那时候，要是你有个一万两千五百美元的工作和一辆车，那就算很了不起了。而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钱。真是棒极了！” 乔治再次把生意做大，买了架切诺基6型飞机，直接从墨西哥的普尔塔.瓦拉特运大麻，因为在那儿一公斤他只需要花上8.10美元。现在他每公斤可以多赚50美元，这时钱真的开始像潮水般涌进来。到26岁的时候，乔治就不再自己运输毒品了，而是找了一群飞行员给自己干。他和当时的女朋友站在可以俯视飞机跑道的一所租来的房子的阳台上，一面喝着“玛格丽特”，一面监督他们干活。这种好景当然持续不了多久。经历了几次小型逮捕行动之后，乔治被指控贩卖大麻，于是他从库克县监狱获得保释后马上逃跑了。他东躲西藏地过了几年，然后会到家乡去看望他父母——他们马上向警方告发了他。 1974年他被判在康乃迪克州的丹伯里联邦教养所服刑四年。而后来他发现，这是他一生中所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丹伯里是个白领监狱，是“高级罪犯的犯罪学校”，乔治这么说。“那里面有第一流的走私犯。他们真是大好人。真是棒极了！我就是在那儿遇到卡洛斯的。” “我就是在那儿遇到卡洛斯的。” 这是对二十世纪犯罪史上的一次较为成功的会面的不太成功的描述。不过要理解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点有关这个“卡洛斯”的事情。 卡洛斯.恩里克.莱德.里瓦斯是个年轻的哥伦比亚人，背景很复杂：他父亲是个德国人，母亲是哥伦比亚的一个选美小姐。他在哥伦比亚和美国长大，所以说得一口地道的英语和西班牙语。他比乔治小七岁，个子也不高：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1.7米），非常英俊，就是看起来有点文弱，而且聪明得要命。但是他同法律发生了冲突：他的一个哥哥桂勒摩在哥伦比亚开了一家汽车经销店，他们俩一起做生意，把车从美国运到哥伦比亚来，不付进出口关税，然后把车卖掉。卡洛斯发现，要是一开始就把车偷出来的话，就能从这一行赚到更多的钱。他的这个发现标志着他遭遇法律的问题的开始。 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在长岛的米尼欧拉因为偷车被逮捕，接着，第二年他又因为贩卖被盗车辆在底特律被捕。保释之后他紧接着跑到了迈阿密，不出所料的是，再次被捕仍是在另一辆偷来的车里。不过这一次，后备箱里装了90公斤的大麻。莱德有麻烦了。他被判了四年徒刑。在丹伯里。 乔治.容格绘声绘色地回忆起改变了他生活的四月那一天。 你有两个铺。一个是空的。我选了下铺。你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谁，兰博，还是查尔斯.曼森，明白吗？我刚到那儿。大概是第三天吧。两张床都是空的，我就选了下铺。几个小时后，卡洛斯走了进来。他还是个孩子：很年轻，很帅，彬彬有礼的——就好像刚刚上完学前班似的。我感觉像是“哇！好极了！我遇到的这家伙还不错！”我很高兴：你知道，没准遇上个混蛋呢——真让我松了口气。他自我介绍说：“卡洛斯。”我说：“嗨，你好吗？” 故事讲到这儿，乔治停了下来吸了口烟。他深深地把烟呼出来，摇了摇头：“是神把他带到我面前的。他们把他带到我床前的。” 不管有神还是没有神，乔治的魅力很快发挥了作用，他开始询问莱德的过去。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实际上可能性更大的是，非常喜欢与人交谈的乔治用自己的一桩趣事打破了坚冰。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没过多大一会儿就聊得很热乎了，再没过多久，话题就转到了他们是因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卡洛斯告诉乔治他怎么样把汽车运到哥伦比亚卖掉。这段故事乔治是这么讲的： 你知道，我开始对他产生更大的兴趣：这家伙不仅仅是个该死的偷车贼。他很聪明。所以我感觉，“不错，我再听听。”于是他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从墨西哥运大麻”。他说，“你一定很了解飞机，一定认识许多买毒品的美国人吧？”我说，“对。”他说，“那你知道可卡因吗？”我说，“不知道——给我讲讲吧”。……他说，“你知道吗，它在美国一公斤可以卖上五六万美金”。我说，“那你多少钱买的呢，卡洛斯？”他说，“大约——五千美金吧。” 一直在讲故事的乔治说到这儿，停下来又抽了一口烟。他扬起眉毛，身子很专心地向前倾过来：“我说，‘把你知道的所有有关可卡因的事情都告诉我，卡洛斯。所有事情。’” 接下来的十六个月里，莱德和容格谈论着可卡因，谈一旦他们出去后，该怎么样把它卖到美国各地。莱德说他有个朋友能弄到无限量的可卡因。容格同时也保证说，无论给他什么，他都可以运出去卖掉。容格现在承认说，尽管两个人的话里都有真实的成分，但可以他们两个都有点虚张声势：尽管知道有可能，到底能不能办成自己告诉对方自己能办的事，他们还是没有把握。不过没关系。他们计划出狱后一起做生意。与此同时，莱德服刑期间一直询问其他囚犯，看是不是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些什么。各种各样的白领罪犯教他如何开飞机，如何把钱存到海外的银行，如何洗钱。其他人都躺在牢床上混日子，他却在记笔记。 乔治最后先于卡洛斯于1975年春天出狱，警察把他送回家，让他在家度过假释期。他父母一开始很高兴看见他，接着就开始对他坐过牢耿耿于怀。所以在1976年，当收到一封来自哥伦比亚的电报时，他非常高兴。卡洛斯出狱了。“天气很美。来吧。你的朋友，卡洛斯”。由于他保释期无法离开，所以派了一个朋友到哥伦比亚去。他们很快安排了一次15公斤的行动，交货很简单，在安提瓜交换一下手提箱就行了。 乔治买了两个新的“新秀丽”皮箱交给几个女朋友，她们便动身去度“一切费用已经支付”的假期。当然，两个星期后回来的时候，她们带回的手提箱已经不是原来带走那几个了。乔治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见过可卡因。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拿到他的新货的时候有多激动： 我拿到它的那一刻就立马试了点。当货从安提瓜来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劈开了箱子，立即猛吸了一些，我说，“这东西真棒啊！这该死的东西真是太妙了！”我干脆一直吸个不停……我觉得它真是妙不可言。就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你明白吗，就好像永备电池广告里的电动兔子一样！跟你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它是种邪恶的毒品。我当时认为它还不错。 这桩生意乔治分了五公斤，其中四公斤他总共卖了180，000美元。就这一趟买卖，他就清楚地认识到，他就要开始赚到多得不可理喻的钱了。 莱德和容格现在一起干起了可卡因运输的生意。哥伦比亚人安排人把可卡因带到美国，告诉他们怎样拿货，这两个人把货送到分销商手里，从中赚取一份利润。接着，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77年的二月，容格在迈阿密拿到了50公斤的货，他把货送到会波士顿，因为按计划，莱德会在那儿见他。莱德没有出现——他从加拿大过来的时候差一点被抓住，现在正在逃亡之中。由于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也不愿意把五十公斤重的这么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容格把货带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儿联系上以前认识的大麻贩子理查德.巴瑞尔。巴瑞尔马上看清了形势：这个国家只有几个地方的人才富到可以买下这么多的可卡因，其中之一便是好莱坞。他火速行动，两个星期就卖掉了所有的货，拿到了大约两百五十万美金的现金。好莱坞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过质量这么好的可卡因了。最后，一个星期之后，卡洛斯一路追踪到他。 “我接到我母亲的一个电话”，乔治说，“她通知我说，有个很不错的拉丁青年和他的漂亮妻子正坐在起居室里，他们急着要同我讲话。” 乔治的母亲把电话递给了卡洛斯。他急得发疯：可卡因到哪儿去了？这两个人在剑桥见了面，乔治给他看了赚来的现金。他的朋友没有携款潜逃，卡洛斯放下心来，马上出去买了辆全新的宝马——用的是现金。 此后不久，卡洛斯的同伴乔治不仅两个星期就卖掉了50公斤的可卡因，而且还带着现金回来的消息传到了哥伦比亚，乔治和卡洛斯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哥伦比亚人同外国佬做生意一直都遇到麻烦，因为他们老是带着可卡因——或是带着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不信任外国佬。他们在美国不认识任何拥有真正良好可靠网络的人。直到现在为止。乔治是上天赐给哥伦比亚人的宝贝。 乔治和卡洛斯现在组成了一个团队。他们搬进了“海上之阁公寓”里的一套房子，这个公寓位于考林斯大街上，俯视着迈阿密海滩。他们现在开始销售的可卡因数量多得至今没人听说过。乔治负责美国这一端的生意。他在迈阿密每个星期都要收到40公斤的可卡因，然后搭飞机到洛山矶交给巴瑞尔，巴瑞尔会交给他装满现金的手提箱。很快，乔治和卡洛斯赚的钱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才好。光是乔治一公斤就赚10，000美元，所以如果他每星期跑两趟25公斤的生意，一个星期就可以净赚五十万美元，还不用缴税。你拿到这种钱会怎么办？你要做的，就是盖座房子，把木匠叫来，让他们给屋子安上暖气管子，然后吧所有的钱都塞到空暖气管子里去，希望没人能看得出来。不幸的是，你还会做另一件事——如果你是乔治的话——那就是大量服用自己卖的东西。 乔治头脑开始有点糊涂了，不在乎是不是会被警察抓住。他讲到有一次差一点坏了大事： 有一次回来路上到洛山矶的时候，巴瑞尔和我带着装满现金的照相机箱子。通过X射线机的时候，那个女人说，“哇！这么多面包！”我们坐上了开往波士顿的飞机，巴瑞尔说，“我们可以把货藏在男厕所里，把里面的嵌板打开，把东西藏在那里面。”我说，“见鬼，理查德。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要上楼去喝点酒，因为如果他们正在那儿等着我们，我宁可喝醉点。要发生的总会发生，它发生的时候我要喝个酩酊大醉。”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们成功的消息开始传到哥伦比亚，他们走私的货物量也就随之越来越大。到1977年夏天的时候，乔治一个星期能卖掉了100公斤——每一次都疲惫不堪地带回来五百万美元的现金。他决定雇一架利尔喷气式飞机来做这个生意。接着争论就开始了。 一开始是卡洛斯认为他们两个都不应该吸毒。乔治反驳说他说这话倒很容易，因为每个星期带着所有的可卡因和现金到处走的不是他。这是个压力很大的工作。这个理由对卡洛斯而言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钱才是一切。（据说卡洛斯有一次竟然派他自己的母亲把毒品带到洛山矶去。“人人都得工作，”他说，“再说她想去迪斯尼乐园玩”。）接着是乔治的联系人的事。卡洛斯缠着乔治把卖掉所有这些可卡因的那个在加利福尼亚的人介绍给他。乔治意识到，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卡洛斯会不通过他而直接同巴瑞尔联系，所以拒绝了他的要求。而洛山矶的巴瑞尔也想见见卡洛斯。两方面都想把乔治挤出去。 还有另外一件事，事后看来更重要，因为它涉及乔治和卡洛斯为可卡因设计的新路线。还是在丹伯里的时候，乔治就建议说他们应该用小型飞机运输可卡因——他六十年代晚期运输大麻的方式。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于是便开始寻找飞行员。当时他们找到飞行员后，这个人告诉他们说，小型飞机装不了那么多的燃料，没法从哥伦比亚飞到美国。他有个好主意。为什么不从迈阿密飞到巴哈马群岛，假装在那儿度周末，实际上偷偷飞到哥伦比亚，装上可卡因，再飞回到巴哈马群岛，把飞机和可卡因留在跑道上，等到星期日夜晚再飞回来？一架小飞机在周末结束时候混在那么多飞机中飞回来，几乎不会引人注意。似乎是个不错的计划。这的确是个很好的计划。 1977年八月，第一批货由提出这个计划的那个家伙，巴里.凯恩驾着飞机送了回来，这次行动简直像时钟一样准时，凯恩带着250公斤的可卡因毫发无损地回来了。乔治和卡洛斯两个人平分了一百万美金。这两个人看到了可卡因走私的未来，它就在巴哈马群岛。然而同加勒比海的联系是一切开始明朗化的地方，也正是乔治开始失去控制的时候。 自从离开丹伯里以来，卡洛斯一直在琢磨着在某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创造一个罪犯的避难所。他从同狱的一个犯人（一个因为造假入狱的医生）口中得知，伯里兹城（洪都拉斯的首都）没有引渡法，于是认定他要居住在某个那样的地方。某个他可以违反一切他想违反的法律，却没有人能动他一根毫毛的地方。他决定创造这样一个地方。发现巴哈马群岛是个理想的转运货物的地方后，他决定要在那儿动手。乔治拼命地反对。 他想建立一个货物中转站和罪犯的避难所，你知道吗，就是同任何政府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地方……但是我没有理会它，因为我认为这只不过是疯狂的孩子话……我说，“瞧，卡洛斯，做这种生意唯一的方法就是捞一把就逃。持续改变走私路线，永远不要呆在同一个地方。这样我们就不会受任何人的支配。我们自己每人怎么着都能赚上几个亿。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但是他脑子里一直丢不下[这个主意]。我也没多加注意——我现在想当时应该注意点的。当时我觉得我可以控制他，只要我能控制他，一切都不要紧。我相信这一点，这就是我的愚蠢之处。 两人意见相左的背后，是两人性格上存在的根本分歧。乔治的货走得相对比较少，还可以经常四处走动，所以他对现状十分满意。他原来从墨西哥用飞机运大麻的时候对自己就很满意，现在他已经比以前梦想的走得还远。他因为结婚而成为一个哥伦比亚贩毒网络的成员，他的小舅子可以给他提供稳定的货源。他已经很满足了。而卡洛斯的目标要高得多。他想用可卡因来改变世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即便是在他们的关系刚开始的时候，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就非常明显。同其他大多数早期的大麻贩子一样，乔治干这一行，部分原因是为了刺激。莱德则是想要得到更多。 他是个刻苦的小混蛋。即便是他结了婚，我也得同他们一起住在迈阿密，他有公文包和其他的一切东西。我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面——我走私毒品可不是为了夹着个他妈的公文包到处转！你知道吗，我想当个海盗，而他是个他妈的小商人。他真应该去给IBM干活。 一次乔治离开迈阿密到洛山矶度周末的时候，卡洛斯联系上了他的一个女朋友，她姐姐有条船。他们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地点。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地方，一个名叫“诺曼之洲”的孤零零的巴哈马小岛。在乔治不知情的情况下，卡洛斯认定这就是他开创自己的可卡因革命的地方。这一切仍然是在乔治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他决定不让乔治参与这件事。现在他已经设法从他口中套出了洛山矶的那个联系人的身份，乔治现在变成了多余的人。卡洛斯把老巢连根搬到了”诺曼之洲”。当乔治找到他那儿，问他究竟怎么回事儿，为什么要把他挤出去的时候，卡洛斯对他下了逐客令： 我去看他。你知道吗，他说，“已经结束了。你有你的小舅子，还有这这那那的关系，你可以做自己的生意，但是，这是我的小岛。我拥有它。”人人都知道我就是那个成就了卡洛斯的人。 就像一切都是唰地一下就开始了一样，它也唰地一下就结束了。只是它还没有结束。容格和莱德之间的关系具有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就在他们的关系已经死亡之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的确仍然存在。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失。我们会在后面谈到这一点。 乔治和我交谈了整个下午。我扫了一眼手表，意识到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我应该回家了。我接下来还要开车走上很长一段路程才能回到纽约。我还意识到，如果想弄清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也许必须得到”诺曼之洲”去考察考察。到巴哈马群岛去。真讨厌。 我们离开之前还聊了聊乔治的电影和我的书。他想知道我还要采访哪些人，并且建议我同他的一个朋友联系，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家伙。他是谁？一个走私贩子吗？我问他。原来加西亚是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一个很不错的家伙”是乔治对他的评价。“我们就好像是最好的朋友”。他给了我加西亚私人电话的号码。“告诉他是乔治让你打电话给他的，他就会和你通电话了。在禁药取缔机构你和谁交谈过？”我告诉他我的主要联系人的名字。“你开玩笑的吧！”他说。为什么？他认识他吗？“噢，天哪！”他说，脸上浮现出大笑的表情来。“他就是84年突然把我抓回来的那个家伙！替我向他问好！”我觉得非常奇怪——毕竟犯了法的人一般没有时间注意那些抓住他们的人——特别是被抓的后果是在监狱里服刑（像乔治就得在监狱呆上十二年）。他们之间难道没有点深仇大恨吗？乔治可是一点也没有。“啊呀！”他咧着嘴笑着说，“这家伙很不错。真的。替我问候他。”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哥伦比亚人觉得他很好打交道了吧：他喜欢所有的人。在电影里扮演他的约翰.迪普完全被他迷住了，甚至邀请他同他一起住到法国南部去。“他现在就像是我的儿子”，乔治说。 然后采访就结束了。我们握了握手，他把身子探了过来。“你人还不错啊，”他说。接着他拥抱了我一下。看起来乔治甚至连我都喜欢。 我离开的时候他喊道，“喂！等电影到英国的时候，咱们巡回宣传的时候见！”我可以想像得出，任何有乔治参加的巡回宣传活动都会演变成重大事件。我向他保证说，等他真的到了英国的时候，我请他喝啤酒。“啤酒？”他惊呼道，“去他妈的啤酒！威士忌！要威士忌！”好吧，乔治——我说——那就威士忌吧，然后我就走了。 在穿过奥蒂斯维尔联邦监狱的时候，我问陪同的狱警乔治是不是真的能够到英国。他悲哀地微笑着摇了摇头。“我想不行吧，”他说，“至少2014年之前不行。”到那时候乔治就72岁了。会不会提前释放呢？如果表现得好呢？要是有要求呢？能不能参加电影的巡回宣传活动呢？他脸色很难看：“这里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年底就能出去。如果你在这儿已经呆了二十年，那你有的就只是梦了”。我猜，你的威士忌只能等等了，乔治。不过它等着你呢。不管你什么时候出来。 我走过架着剃刀网的围墙，进入一个防弹大厅，站在一盏黑色的灯下，我左手手腕上的印记便在灯光下发出荧光来，于是我便可以回到那排金属探测器那儿去。同狱警握了握手（“一个很不错的家伙，”乔治这样说他），领回了我的相机，背包，驾照和车钥匙。心里想着乔治——仍然微笑着——我开着车离开了。 卡洛斯的计划并不新鲜。巴哈马群岛一直都是个走私中心，从十七世纪的时候开始，哈瑞.摩根及其同伙定期地对南美洲发动大劫掠，大肆抢劫满载着波托西白银回国的西班牙帆船。这个地方无法无天的传统一直继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大禁酒的时期，当地人靠经营朗姆酒为生，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巴哈马群岛由大约七百个岛屿组成，散布在100，000平方英里的海面上，其范围如此广阔，警方即便使用现代技术也无法将之完全控制起来——就在这个季度，还有大量的麻醉剂途经加勒比海进入美国。七十年代早期的时候，毒品就已经从这里经过，但是卡洛斯的到来还是标志着某个转折点。他下定决心要不仅仅当个毒贩子：他想当独一无二的毒贩子。他的冒险行为，伙同他哥伦比亚的同行的行为，将令可卡因在美国泛滥成灾。问题只不过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而已。 我去看乔治之前就试图了解有关“诺曼之洲”的情况。由于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着手，我便给巴哈马旅游部打电话。“诺曼之洲？”接电话的那个女人说，“没有人到那儿去。没有人住在那儿。现在没人在那儿住。”“为什么？”我问她。“难道那儿不好吗？”“是这样……”她嘀咕道，“那地方名声不大好。” 停顿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自己像是六十年代汉默电影公司拍的电影里的漂亮傻瓜一样，在当地酒馆门口停下来，问到吸血鬼城堡的路怎么走的，蓦地一下，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当地人都盯着你看，玩飞镖的人也停了下来，长着鼓鼓的大眼睛，露着乳沟的酒吧女招待小声问你：“你该不会真的……要到那儿去吧？” 我到巴哈马群岛的时候要幸运得多了。在拿骚机场问了几句话后，我便进去了：“诺曼之洲？没问题，”服务台后面的家伙说。当然没问题，只要你有现金自己包下一架飞机。显然这要花不少钱。不过我又一想，到“诺曼之洲”去看看的机会又能有多少次呢？没有几次啊。 尽管乔治和卡洛斯已经把可卡因流行的大雪球滚动起来，在美国出售了大量的可卡因，然而真正重要的，还是“诺曼之洲”：就可卡因而言，这个地方就是“原爆点”。一定要不虚此行。我交上了信用卡，他们给我介绍了我的飞行员，一个穿着短裤和马球衫的名叫大卫很随和的家伙。我看他似乎很年轻。“你当了多久的飞行员，大卫？”我们走过停机坪向飞机走去的时候我问他。“上个星期拿到的驾照”，他回答说，“我还没有撞坏过一架飞机呢！”啊呀，著名的巴哈马幽默感。至少，我希望这是著名的巴哈马幽默感。等我们走到飞机旁边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做了一笔交易：大卫会尽力不把飞机撞到任何岛屿或是山峰或是海洋上，尽量把我送到“诺曼之洲”，作为交换，我要尽量不从驾驶舱掉出去。这个安排似乎还挺管用的。 “诺曼之洲”位于拿骚东南部71公里处，处于埃克萨玛群岛的最北端，有8公里长。各种各样的书都说它呈鱼钩或是伞把的形状。如果你换个角度来看，它其实更像个￡（英镑）符号。然而要是从空中靠近它，你首先注意到的不是岛屿的形状，而是环绕在它周围的水的颜色。在岛屿的弯曲处有一个完美的浅浅的淡水湖，湖水如此的清澈，近乎乳白色。这就是那种你在照片上看到的，以为是摄影师在镜头前面巧妙地加上了滤光镜才看起来有那样的颜色。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加滤光镜。“诺曼之洲”周围的水真的是蓝色的——如此清澈完美，使得它就像磁石一样，不但吸引了游艇和潜水的船只，还吸引着野生动物。淡水湖这里还有着无法解释的特点，吸引了整个加勒比海的哺乳期的鲨鱼来到这里繁殖后代。鲨鱼们在这里诞生，和沙丁鱼一样，它们每年都成群结队地回到这里来产卵。你无法责备它们：这个地方是天堂啊。真的。这多半也是卡洛斯.莱德1977年夏天到这儿的时候的想法。 卡洛斯一到这儿，就马上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地方，他急着要动手得到它。但首先是保密的问题。岛上只有十间左右的房子：他得把它们都买下来。莱德带着满满一箱子现金，出现在最大的一户人家的门口。他把钱给主人看，问他是不是愿意把房子卖掉。他买到了岛上的饭店，酒吧和飞机跑道的所有权。接着他便在飞机跑道末尾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黄色的X（国际飞行术语中的“不要在此降落”），不让其他任何居民使用它。酒吧和小小的潜水学校都被关闭了。诺曼之洲上的情况开始变得非常古怪。 当时弗罗伊德.泰尔就是岛上的一个居民。我在玛莎葡萄园找到了他，问他是不是还能回忆起莱德到达时的情景。他说他最初知道那儿有什么事要发生，是在碰巧遇到他的新邻居，一个莱德称他杰克.里德的运输毒品的副飞行员的时候： 一天在镇上遇到他，我说，“我是你的邻居。我叫弗罗伊德，就住在这条路上。”“噢，”他说，“我是杰克.里德”。我又说，“你打算在这儿呆多久？”因为我觉得他们一般秋天来，春天就会回去。“噢，”他说，“下半辈子吧。”虽然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是这种话还是很令人耳目一新。 岛上的居民很好奇，想见见他们的新邻居，这个自称是“乔.莱德”的，大把大把到处撒钱的英俊的年轻人。 这种情况很奇怪，因为他对他的手下很好，而且很擅长随机应变。他对待女士和住在岛上的每个人都很随和——至少在把他们都踢出去之前是这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我说，“乔，你身价多少哪？”他说，“噢，大约两千五百万美元吧。” 他们的好奇很快变成了忧惧，然后变成了害怕。卡洛斯开始购买所有人的房子，以便把这个岛据为己有。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想把房子卖掉。然而莱德不是那种愿意别人对他说不的人。随着他对这件事越来越关注，他引进了各种各样令人讨厌的人物——保镖，毒贩子，运输毒品的飞行员——并开始对居民施加压力要他们搬走。他最终强行赶走了所有的人。一个居民被告知说，“再给你说明白点，你要是今天不离开这个岛的话，你的老婆孩子就得死。”另一个居民在枪口下被塞进了自己的飞机，他们用枪打坏了飞机上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命令他立即起飞。只有在他飞上天空以后才发现卡洛斯的人早已抽走了他油箱里油：由于没有足够的汽油飞到其他最近的跑道，他不得不在附近岛屿的沙滩上强行着陆。 现在的情况更是古怪得厉害。一直对德国的军国主义饶有兴趣的卡洛斯又进口了四十个德国保镖，并给他们配备了全自动武器和德国种的杜博曼犬。前来观光游览的游艇没到码头就被赶开了——其中比较出名的便是载有曾经获奖的美国广播记者华特.克朗凯的那条船。开得离小岛太近的游艇乘客惊奇地发现，装满荷枪实弹的准军事士兵的吉普车沿着岸边一步不离地跟着他们。 弗罗伊德是个熟练的干零活的，他在”诺曼之洲”上的房子就是自己盖的。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之所以允许他比别人呆得久，是因为有活要他干。卡洛斯买了几个预先制造好的机库，用来装飞机和可卡因的，但是机库运到后，发现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把它们安装起来。他叫弗罗伊德把它们搭起来。一天，正当弗罗伊德干活的时候，一驾飞机降落了，一切都清楚了。 我看见一架飞机开进来卸货。几个拿着自动来复枪的人跳了下来，还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把车的手提箱搬上飞机后便走掉了。我当时正在搭机库，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那儿。一辆三菱车一路趟着水就开了进来，卸完货后马上又离开。 搭好机库之后，弗罗伊德意识到他在这儿没用了，但还是不愿意离开： 到了最后，情况非常糟糕，我是被逼着离开的。我给他的监工说我有意卖掉房子，他告诉我说，“他用不着买。他打算拿过来用就是了。”……他的工头走过来说，“瞧，他过来了。他这儿有些非常厉害的人，他们也许不会要了你的命，不过他们的刀子肯定不会要你好受的。” 弗罗伊德仓惶撤退。他有两年多没有再回过岛上，这时卡洛斯和他的朋友已经毁了他的一切，他们砸坏了窗子，把房子拆得七零八碎，把家具和财产扔得到处都是。弗罗伊德并没有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到卡洛斯离开的时候，岛上的一切都已经毁掉了。 现在诺曼之洲完全属于他了，卡洛斯越发完全失去了控制。那里有狂野的聚会，有女人坐飞机来呆上很长时间，有暴力。莱德自己也开始大量使用可卡因，最后出现了严重的偏执狂症，岛上其他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很危险的情境，别忘了，他们可都武装到了牙齿。有了毒品，暴力，烈酒和放荡淫逸，诺曼之洲上的生活就变成了《苍蝇王》在生活中的真实再现——最后人人都疯了。它是不会有美满结局的。 没有人真正知道卡洛斯在那儿五年左右的时间到底通过诺曼之洲走私了多少可卡因，但绝不是他以前同乔治一起干的那种每次交换装有25公斤可卡因的手提箱的小打小闹。飞行员一次一般运送300.500公斤的货。后来一个飞行员承认说他自己运输了3，000公斤，估计总价值大约为一亿五千万美金。另一个飞行员的飞行日记上列出了总共1，500公斤的运输量。莱德不仅拥有一大批这样的家伙，他还允许其他各种各样的走私贩子用”诺曼之洲”上的飞机跑道。只要支付费用，他们就可以使用这些设施。很快，经过这里的就不仅仅是可卡因了，还有大麻，安非他明，安眠酮。真是应有尽有。 审判他的时候，据估计他个人单是从1979年到1980就赚得三亿美金的利润。很有可能这个数字只是实际数量的一部分：一个对此进行过调查的记者说，莱德每天都要运输三十架次的可卡因。果真如此的话，三亿美金可真的是太低估他了。不管总量到底有多少，都比这个世界以前所见到过的可卡因要多。而所有这些可卡因都进入了美国。 二十年过去了，诺曼之洲依旧伤痕累累。我从空中靠近这个岛屿的时候，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然而时不时还是可以看见一些痕迹，表明某种非常奇怪的事情曾经在这儿发生过。岛上只有一座山，从山顶上的植被中突兀而出的，却是一条游艇。有人说，把它放在那儿是当了望的岗哨；另外一些人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的荒唐之举——是莱德的那些惟利是图的伙伴闲得无聊的时候把它拉上去的。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为什么把这么大的一条船戳在山顶上就会很好笑——如果你吸食了足够的可卡因的话。接着便是飞机跑道末尾上的那个大大的X，虽然现在已经褪色，但在卡洛斯让他的手下把它画下的二十年后依然清晰可辨。最后是所有的标记中最出名的那个：撞落在淡水湖里，正在慢慢锈掉的那架DC.3型飞机。这要么是走私可卡因的飞行员让自己的货物弄得不成样子，以至于连跑道都没看清，就载着满满一飞机的可卡因错降落在了水中，要么是上面下的命令，就要它这样呆着——有什么要紧的——把它丢到海里去吧，这要看你相信谁的话。飞机残骸依然清晰可见，就躺在水下4.5米的地方，机尾像条机械巨鲨的鳍一样伸出水面。 地面上，戴尔.哈士巴格穿着短裤和体恤衫，吸着雪茄冒了出来。他现在经营岛上唯一的一家旅馆。我感觉有个潮湿的鼻子凑到我腿肚子上，跳了起来，吓了一跳，发现原来是岛上的狗在作自我介绍。“这是卡洛斯”，有人说，“取的是……的名字。”但是他们没有把话说完。人人都知道卡洛斯用的是谁的名字。 我们爬上了戴尔的小货车四处转转。岛的南面有家古老的旅馆，码头和几间房子，都成了残垣断壁。沙滩上散落着海螺碎片。这个地方有一种怪诞的感觉。或者说，如果不是有一千个来访的水手和一日游的游客把所有的建筑物都拆开看看，想找到点纪念品，现金和藏匿起来的可卡因的话，这个地方可就真的给人一种怪诞的感觉。这个古老的俱乐部兼餐馆，以前是进餐者常常喝着酒度过夜晚时光的地方，现在上面到处都是胡写乱画，天花板也早就塌了下来。里面散落着啤酒罐和破瓶子；一个房间里的古老的档案柜已经被扯得支离破碎，另外几个房间里堆放着旧报纸，纸盒子，正在腐烂的地毯和混杂在一起的各色各样的碎石，这些石头以前可能是样东西，但现在什么都不是了。酒吧旁边的屋子里，一个空调机——还是某种保险箱？——立在一边，已经是锈迹斑斑。每面墙上都覆盖着刮痕，端正的和潦草的字迹——大多是名字和日期。有间屋子可能是餐馆的办公室，我在里面拾起了一张档案卡片，一只隐居在下面的小螃蟹急急匆匆逃到了屋子的角落里。 不但没有在岛上留下印记，留下某种实实在在的可以持久的东西，莱德的作法似乎刚好相反：就像反物质或是黑洞一样，他搬走了这里的一切，没有留下任何原来的东西。仅有的代表七十年代的痕迹不是他曾经创造的东西，而是他曾经破坏了的那些东西的残迹：经久失修的房子，俱乐部，老式的建筑物。这些残留的东西似乎恰如其分地证明了一个以违法为生的人的存在。在他的全盛时期，莱德似乎不仅仅违反了法律的界线，还违反了物理界线：船在山上而不是在水里；飞机在水里而不是在空中。然而，同他的商品在美国制造的浩劫相比，他在诺曼之洲上的胡作非为简直不算什么。 哥伦比亚人在稳步把可卡因生意抢过来，其他人被挤了出去。首先被挤出去的是巴拉圭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接触到可卡因生意本身，走私可卡因的时间也很短暂。用不着怎么吓唬他们就回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去了：走私电器和奢侈品。 接下来便是智利人。多年以来，人人都知道走私到美国的大部分可卡因背后都站着智利人。据一位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杰瑞.史兹克称，当时人人都知道萨尔瓦多.阿兰德的竞选活动是由可卡因利润提供的资金。“他上台后，”他告诉我说，“这个国家变成了走私贩子们安全的避难所。有数不清的犯罪分子受到我们的指控，然而我们却奈何不了他们——因为他们在智利。所有主要的毒贩子都受到保护。”这种情况在1973年皮诺切特上台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我们的大元帅在政变中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阿兰德是个社会主义者），所以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可卡因走私者和药剂师都抓了起来，以此来证明自己感恩图报。当时引渡智利公民是违法的，所以首先剥夺了毒犯嫌疑犯的智利公民身份，然后把他们赶上飞机运到了美国。斯瑞克勒回忆起当时运来了满满一客机的智利走私贩子，下飞机后接受盘问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承认自己一直同智利军方合作贩毒。有些人还利用空军把货送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 没有智利人在那儿碍手碍脚的，哥伦比亚人在南美洲就可以完全行动自由了。哥伦比亚一直代表着可卡因的一个主要出路，然而在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的时候，从事可卡因交易的人形形色色，而一旦美国人认识到它的价值，这生意便常常由北美州人控制。这其中一个便是扎卡里.斯万，罗伯特.萨博格的传记作品《雪盲》——可能仍然是有史以来有关贩毒的最好的一本书——里的主人公。同乔治.容格和其他许多美国的贩毒分子一样，斯万一开始是走私大麻，在意识到可卡因交易有多赚钱后马上转了行。当时的毒品走私——尤其是大麻走私——被视为是轻松容易的事。因此在七十年代早期，许许多多没有经验的业余选手艰难地跋涉到哥伦比亚，弄上几公斤来试试运气。数不清的对他们侥幸脱险和蛮勇之举的报道进一步美化了早期可卡因贩子的牛仔形象。1970年刊登在《滚石》杂志上的一则有关杰瑞.霍普金斯的趣事就漂亮地说明早期的贩毒者喜欢保持的那种形象：一个贩毒者背着几公斤的毒品很酷地走近海关关口，把一个纸条递给海关官员。纸条上写着：“我是联邦禁毒人员。我是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旅行。我正在跟踪那个带着大钱包的浅黑肤色的女子。请让我和她迅速通过。可能会有暴力发生。”同大麻交易一样，可卡因行业也一度非常轻松容易。只是好景不长而已。 哥伦比亚人对走私太了解了，他们不会让晕头晕脑的外国佬赚走所有的钱。他们开始把非哥伦比亚人挤出去——必要的话还使用暴力。哥伦比亚此前不久才从称之为“暴力之战”的内战状态中解脱出来，国内有大量的武器，人们很乐意使用它们。美国人困在一个他们不了解的国度，只需要警告一下——也许再加上在枪口下把货放下的经历——他们就会乖乖地回国去。自由竞争的时代到1972年就结束了。哥伦比亚的毒贩子一旦搞定了国外的竞争者，他们便开始争夺内部的优先权。他们很聪明。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买通所有的当地警方势力。警察的工资非常底，可卡因贩子钱又多得不知道怎么花，所以这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他们行动的彻底性。他们在收买警方方面做得颇有成效，到1971年的时候，人人都知道哥伦比亚主要执法机构——DAS（哥伦比亚公共安全部）——缉毒部门的头，奥德奈兹.沃德拉玛将军是这个国家主要的毒品贩子之一。接下来的几年里，根本就没有谁会真的遭到突击检查。就是那仅有的几个不幸被抓住的家伙，他们的控状总是不知放到哪里去了，证词也突然变得前后不一起来。不仅如此，整个七十年代早期没收的可卡因不幸有个爱从警察局的仓库里神秘失踪的习惯。大卫.赖特是最早进入哥伦比亚的几个禁药取缔机构的官员之一，他回忆起等到自己到那儿的时候，DAS的头已经换成了一个新将军，马特拉那，素以“清廉”而出名。马特拉那解雇了好大一批DAS警察，用没有被腐蚀的人员来接替他们的工作。但是这个举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它的名声糟糕透了。人们认为他们绝对是哥伦比亚执法机构中最腐败的部门——包括毒品部的头在内（我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所以马特拉那让一些军方的人来负责，他们的的确确努力召集一些诚实正直的人，试图把队伍清理干净。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了一年时间。 可卡因走私活动最初在哥伦比亚是以家庭手工业的形式开始的，但是它发展得非常迅速。开始的时候是把可卡因装在随身携带的包和衣袋里来越过边境线，通常是扒手和犯了小罪的罪犯在去美国的路上顺便带一点。即便是在圣地亚哥——就位于墨西哥边界线上——几盎司（大约60克）的可卡因也算是大发现。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赖特当时还是个级别比较低的官员，他的任务是把有关不断出现的可卡因贩子的情报卷宗汇集起来。他回忆起走私活动发展的速度： [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他们几百公斤几百公斤地走私可卡因……几年后，当有新的线人走进来，除非他能让我们一次缴获一百公斤的货，否则我连话都不想同他说。一次，我的搭档找来两个线人，给了他们一点钱，告诉他们说，“我想让你们看看是不是能弄成500公斤左右的买卖”，他们回来的时候弄成了好几宗。关键是要看他们能不能真的把这种交易做成功。实际情况是，做成这样的交易惊人地简单。 随着可卡因贩子开始了竞争，市场的作用占了上风，大毒品贩子把小毒品贩子弄得破了产，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更多的力量。禁药取缔机构官员开始关注这些大鱼的名字，还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大玩家不是相互竞争，实际上他们一直在相互帮助对方摆脱困境。常常是一方行动的时候，如果他们供货量不足的话，便从其他若干个看起来是竞争对手的毒贩子那里把可卡因调拨过来。如果货顺利到达，利润大家分。如果出事了，损失也是大家分担——没有人会破产。赖特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网络，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大玩家都集中在两个城市：麦德林和卡利。尽管警方对波哥大的毒贩子——甚至是工厂——进行了突袭行动，不知什么原因，这两个城市的可卡因仍然很猖獗。令人警觉的是，每个城市里的重要的大玩家的名字开始有规律地出现在他的档案系统里。 有趣的是，麦德林最臭名昭著的毒贩子是个女人：格丽赛达.布兰克.德.特鲁希洛。尽管更加贪婪的同行很快就压倒了她的名气，她还是凶残的名声远扬——和与之相配的一系列好色的绰号（据说她接连杀死了三任丈夫——因此有了“黑寡妇”的绰号；因为她在美国经营有自己的销售圈子，后来被称为是“叫卖可卡因的贩子”。）从七十年代早期开始，布兰克就开始把可卡因运往美国，每次运量都会增加。1974年她被指控走私150公斤可卡因到美国——在当时，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布兰克很有意思主要是因为她的组织，这个名叫“杀手”组织发明了一种发出有效的暗杀技术，结果在接下来的25年里它成为哥伦比亚生活的一个鲜明特色。标准的“杀手”式暗杀手法需要两个人——一个司机和一个枪手——和一辆摩托车。在交通高峰期，摩托车迂回绕到目标所在的汽车，开过去时，摩托车后座上的乘客会用自动枪支透过汽车后面的风挡玻璃近距离开枪扫射。干完了活，摩托车马上消失在堵塞得严严实实的车流里，保镖在后面也无法追赶他们。整个过程持续的时间不超过自动枪（通常是一支MAC.10自动手枪）打完弹匣里的子弹所用的时间，也就是说根本不花时间。这种袭击通常进行得非常迅速，保镖还没来得及打开车门，一切就都已经结束了。布兰克发明方法效果非常好，因而成为南美首屈一指的暗杀手法，但是我对她的情况拿不准：我所听说的有关她的一切听起来都有点像连环漫画书上讲述的犯罪活动。不过赖特非常了解她：她1975年曾经买通杀手要暗杀他，当时这件事可让他大为光火。她最终在加利福尼亚被捕，被判了35年徒刑。 还有一些名字开始冒了出来。在麦德林，一个名叫奥科阿的富有的养牛养马的家族让可卡因埋到了脖颈。这家的三个兄弟，胡安.大卫，法比奥和乔治继续创造的帝国在整个八十年代源源不断给麦德林提供着毒品。何赛.安东尼奥.欧堪伯以前是个出租车司机，竟然比他们几个做得还大。另一个当地人何赛.罗德里格斯.卡恰，即著名的“墨西哥人”，他最初是个绿宝石走私贩子，一开始他转行走私大麻，接着便走私可卡因。卡恰以嗜好极端暴力行为而出名，他最后替奥科阿家族掌管执法，这一群人同在他们在加勒比海地区负责运输的领袖卡洛斯.莱德一起，作为“麦德林集团”而在全世界臭名昭著。 与此同时，在南部两百五十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小撮名字不断出现，它们代表了麦德林的复仇女神“卡利”的基石。海尔姆.“派考”.海瑞拉，何赛.圣塔.克鲁斯.伦多诺和一个名叫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的家族都出现在名单上。 然而，最出名的那个名字，却不在上面。究竟是因为他当时还不够厉害，不足以被包括在“禁药取缔机构”的打击名单上，还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注意到他，现在都无法得知了。他就是那个令所有的毒贩子黯然失色，也许还是空前绝后最为成功的罪犯的麦德林人：帕布罗.埃斯科巴.加维里亚。 帕布罗.埃斯科巴.加维里亚比较权威的传记还没有写出来，因此我们了解的有关他早年情况的信息多半都不足为信。他于1950年出生在麦德林的一个名叫恩维加多的郊区，十六岁就辍了学，开始了时不时干点违法的小勾当。据说他一开始就同死亡沾上了边：他的第一桩生意是盗窃墓碑，把上面的铭文磨掉后再卖掉赚钱。这个故事也许是杜撰的，但却得以永久地流传下去，因为这就是那类理应属实的故事：他属于哪种人，这个故事揭示得最充分。可能性更大的是他直接参与到街头犯罪中去：行凶抢劫，偷车，同他的英雄艾尔.卡邦一样收取保护费。他从这里开始转行到绑架（这是哥伦比亚的民族行业，后来成为他的一项狂热的爱好）和可卡因上来。埃斯科巴是个彻头彻尾的贪婪的资本家。为了钱他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1974年九月，他因为盗窃一辆雷诺车入狱，人们自此发现他当时可能不是仅仅是个小偷。他几个月后就被释放了，有关这次逮捕的所有的记录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仅有的两个证人一个被枪杀，另一个被人用铁棍打死了，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这个人远远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普通的恶棍。 仅仅在十八个月后，他再次被警方抓住，这次是因为他身上带有39公斤的纯可卡因。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法官受到死亡威胁。公共安全部的负责人受到死亡威胁。逮捕他的两个警察被谋杀了。他们部门的头被谋杀。签署埃斯科巴逮捕令的法官被谋杀。对这次逮捕进行报道的记者八年后被谋杀。他任编辑的这家报纸被炸掉。帕布罗.埃斯科巴只不过刚刚起步而已。 然而直到此时，他还是没有出现在禁药取缔机构的雷达上。总之，他们有更加紧迫的问题要处理。例如，尽管采取了行动逮捕了一些人，为什么他们对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交易没有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呢？赖特回忆当时他们系统的运作方式： 在第一年的时候，我的部门同哥伦比亚公共安全部干得还不错。我们立案，这里那里逮捕人犯，组织漂亮的查获行动——我说的是查获大宗可卡因——我觉得“这真是棒极了！”接着两年后等到该审理这些案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要的犯人都已经释放了……等到案子上法庭的时候，他们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即便被抓获的时候他们双手捧着毒品。 人们清楚的认识到哥伦比亚当局遭到腐蚀的程度是在1975年，当时禁药取缔机构跟踪调查一起数额巨大的可卡因交易，在突然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陷入了枪战之中——对方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公共安全部的同事。当年十一月，他们再次被震惊。他们从在卡利查获的一起600公斤的案子中不但发现通过这个城市的运量如此之大，而且发现像这样的查获行动竟然会在毒贩子中间产生如此强烈的愤怒：突袭之后的那个周末，光是在麦德林就有40个人被毒贩子出于报复而杀害。这些家伙赚的钱同美国的毒贩子赚的钱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上。赖特回忆起七十年代中期发生的一件令他大开眼界的事件： 有这样一个案子，警察对麦德林的毒贩子进行窃听，他们的一个送信的带着一百万美元——或是九十几万——的现金突然跑了。窃听到的对话是这样的，“噢，哎哟！该死！”仅此而已。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起了别的。 在赖特和他的同事（当时全国大约有五六个人）看来，解决办法很明显：如果要真正遏制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交易，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和人员。可卡因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不幸的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刚好与之相反。 到1975年的时候，美国所有的高中高年纪学生中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承认自己在上个月吸过大麻烟（其中百分之六的人天天吸！）这时人们清楚地发现，把钱扔进禁毒战中更本不见任何成效。就连像《消费者联合》这样的保守阵营也开始支持麻醉剂，1972年的时候该杂志发表文章说，“大麻不会离开。任何能想得到的执法计划都无法限制人们得到它。”基于这个观点之上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哥伦比亚之外的许多禁药取缔机构官员都这么认为——即大麻和可卡因无论如何都不值得人们担心。警力资源应该放在海洛因上；其他所有东西都是“小儿科”。至少北美有一个警察局长干脆不允许他的人在可卡因案子上花费时间或是资源。这东西又不危险，它又不要命。为什么要禁止它？ 医学界的观点似乎支持他们的看法。哈佛大学的讲师莱斯特.格瑞斯普和詹姆斯.巴卡拉（至今健在——真是一段绝妙的历史）编写了一本名叫《可卡因，一种麻醉剂及其社会进化》的教科书，书中认为“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或是小剂量饮用，就像弗洛伊德那样）一般不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不会比易怒，紧张，失眠，药劲下去后出现的偶尔的精神压抑和疲劳更严重。从生理上看，最常见的问题是鼻炎。”直到1980年还有人引用格瑞斯普的话，大致意思是“使用可卡因一个星期不超过两到三次，就不会造成严重问题”。同样，也有人引用（其实引用错了）耶鲁大学的首席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拜克博士——他曾经编辑过弗洛伊德有关可卡因的论文——在《科学的美国人》中的话，说可卡因的危害同“薯片”差不多。后来还有人广泛地引证他的话，大致意思是说可卡因还没有鸡汤害处大，因为“你可以淹死在鸡汤里”。《花花公子》在1975年宣布说：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1969年酒精夺去了15，326个人的生命，海洛因害死了454人，可卡因一个也没有……能找到的最好的证据便是，适量使用的情况下，可卡因是一种温和的药物，同安非他明类药物的作用相似，却没有那些药带来的比较严重的副作用……过去曾经有可卡因“上瘾”的报道……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极其昂贵的快感”，《花花公子》1975年一月 每个地方的医生似乎都在对可卡因表示支持。彼得.波恩医生——他接下来当上了卡特总统的白宫毒品顾问——在1974年五月响应了这种观点： 可卡因……也许是目前广泛使用的非法药物中药性最温和的一种。至少将之合法化的力量同将大麻合法化的力量一样强大。它作用时间短——大约十五分钟——，不会让人在身体上上瘾，可以产生强烈的快感，因此在过去的一年里，所有的经济社会层次都越来越青睐它。 ——“可卡因神话”，《麻醉剂与滥用麻醉剂时事通讯》，5：5，1974 1975年四月，白宫成立了一个特派组，专门研究美国未来的禁毒政策。五个月后，他们把所完成的100页长的文件提交给了总统福特。这份白皮书的要旨是，禁毒花费了大量金钱，为了减少花费，合理的作法是把国家稀少的资源用在真正重要的毒品上。“不是所有的毒品都同样危险，也不是所有的毒品使用起来都具有同样的毁灭性后果”，白皮书是这样说的，接下来还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给常见的毒品排了一下序，最危险的列在最上面。单子的最后是大麻，紧挨着它的是可卡因。尽管这份文件指出，自六十年代起使用可卡因的现象有大幅度上升，禁药取缔机构查获的可卡因数量也越来越大，得出的结论仍然是这种发展势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可卡因“不会让人身体上瘾”。此外， 从治疗计划和调查中得到的数据普遍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广泛使用的可卡因一般不会导致诸如犯罪，吸食者被送进医院的急救室，或是死亡之类严重的社会问题。 《滥用毒品白皮书》，1975 这份报告得到了总统的认可，于十月份对新闻界公布。可卡因的危险程度被正式降低了。 《滥用毒品白皮书》用意良好，当时写它的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可卡因没有导致任何“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在于它并不危险。他们错了。事实上，当时还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是因为它太贵了，没有人能买得起足够的可卡因，可以让自己上瘾到不可自拔的地步。正如罗伯特.拜克后来所说的那样，“告诉我你最近见到哪个酒鬼是因为喝多了‘法国香槟王’才得了肝硬化的？我敢说你从来没有见过哪怕一个这样的人”。白宫人员无法预见到的是，一旦价格降了下来，可卡因会产生数量非常大的严重社会问题——同七十多年前的情况一样。 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白皮书的看法。仅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一新的可卡因政策会给美国带来大麻烦，其中一个便是历史学家大卫.穆斯托，我们前面见到过他。穆斯托以前就已经听说过所有这些可卡因“不会让人身体上瘾”和“产生身体上的强烈的快感”之类的东西。 我对第一次可卡因大流行非常了解。我写有关第一次可卡因大流行的文章，告诉人们有关第一次大流行的情况。我发现没有什么作用。人们以自己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没有办法。 甚至连本应该对此知道得很清楚的专家们也对可卡因的危险性不予理睬：读过穆斯托著作的人认为，第一次可卡因灾难是由于种族主义或彻头彻尾的愚蠢引起的。这次灾难发生在很久以前，这意味着它已经过时，因而也就不再具有警示意义。对其他人而言，他们以为现代科学已经以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使得这种毒品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威力了。现在哪里会发生这种事情，是不是？毕竟，现在已经是七十年代了。 可卡因的威胁程度被降低，遏制它进入美国的努力却资金不足，人们广泛认为它不会让人上瘾，所有这些事实都意味着美国恰好在可卡因的生产即将突飞猛进的关头打开大门让它进来。由于北美和欧洲对可卡因的到来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南美洲正在进行的可卡因产业的发展状况保证了如果问题真的来了，那就必然是大问题。可卡因即将在美国占据牢固的落脚点，毒贩子们将在南美洲变成毒品军阀，人们开始因为可卡因而死去。世界依然在掉以轻心。 要理解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必须简单地回顾一下可卡因生产国的这段历史。 在哥伦比亚，纺织行业在六十年代就已经崩溃，令成千上万的体力劳动者失去了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申请到了绿卡，逃离了这个国家，加入到北美的亲戚中去。到了那儿，他们才发现自己的状况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因为体力活都承包给了泰国人，印度尼西亚人和台湾人。结果整个美国的城市里都有大量哥伦比亚人失业，最出名的便是纽约和迈阿密。这些联系紧密的哥伦比亚群体有着同样的语言，熟悉所有的风俗习惯，同国内的亲戚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他们——更重要的是——都急着赚钱。他们为新兴的可卡因产业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内部环境”。哥伦比亚人一直都不太擅长在北美组织毒品销售，因为他们缺少可靠的联系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通过像乔治.容格这样的美国人来进行大麻和可卡因交易的原因。这种状况即将发生改变。 由于哥伦比亚人准备好插手可卡因销售领域，所以需要更多的可卡因。要制造更多的可卡因，就必须有更多的古柯。哥伦比亚人派代表到秘鲁和玻利维亚去打点这一切。 玻利维亚的情况也不太好。它是西半球仅次于海地的第二贫困的国家，陷入困境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自从1952年的革命过后，玻利维亚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第一次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居住的地点。许多人举家迁移，来到了森林茂密的内陆的确，想靠农业来发家致富——毕竟这里唯一不缺的就是土地了。他们常见的目的地是拉巴斯城东边的查派尔地区。然而他们到那儿以后才发现情况比他们想像的要棘手。他们最初有很美好的赚钱计划，可以采矿，制糖，种植咖啡，但是这些计划很快就落空了：糖卖不出去，咖啡作物种不了，这个地区又缺乏销售诸如水果之类的其他产品的基础设施。唯一看起来有点希望的就是棉花了。1974年，玻利维亚农民银行将其百分之五十二的储备金都花在了棉花产业上。第二年，世界棉花市场崩溃。正如事情已经糟糕到似乎无法再糟糕的地步的时候，更糟糕的事情又发生了。接连几场旱灾毁掉了所有的玉米作物。接着锡市场也崩溃了，剩下27，000名工人无工可做。但移民还是不断到来。在农村移民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查派尔的人口仅仅十年就翻了四番。 查派尔唯一长得不错的作物就是古柯了。贫瘠得无法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却能长出古柯来，它几乎不需要什么农业技术，即便在看起来最不合适的土地上也能生长，而且一年能收获四次。当大批富有的哥伦比亚人来到这儿，提出要购买多得人们种都种不完的古柯的时候，傻瓜也知道这个地区未来会依靠什么。从1978年到1988年，单是查派尔的可卡因产量就增加了百分之一千五。 查派尔附近的地区——圣塔克鲁斯和贝尼——是这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和牛肉生产中心。控制这些地区的是几个极其富有的庄园主，他们的家族拥有大片大片的土地。这些人有大规模种植商业古柯的那种设施和组织能力，而且拥有大块偏僻的土地。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修建有飞机跑道。现在，多亏了最近的移民潮，他们又拥有了成吨的劳动力。因此，当哥伦比亚“商人”来到这儿要大批购买古柯的时候，他们也做准备好了一切。 与此同时，秘鲁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秘鲁的大城市面临着可怕的人口过于拥挤的问题，因而在六十年代中期，费尔南多—贝朗德.泰瑞发起了一场大规模促进农村发展的计划。胡安纳克和圣马汀之间的大片土地被视为是适合居住的地方，秘鲁的内陆地区变成了可以自由发展的地方。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由此产生，就连丛林中也开辟出了条条道路。既然道路已经畅通，成千上万的秘鲁人便迁移到了“新前沿地带”。 这些迁移者的遭遇并不比他们的玻利维亚同行好。由于大部分的移民并不是熟练的农夫，当地又没有其他的行业可以从事，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人们开始挨饿。到七十年代早期的时候，人们发现这项实验显然行不通，于是便放弃了，留下数以万计的农民被困在荒野之中。他们也遇到了寻找古柯的哥伦比亚人。既然古柯是唯一能在像胡安诺科山谷这样的地方的贫瘠的土壤上比较容易生长的东西，那么他们的提议似乎合情合理。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意味着哥伦比亚人很快就可以生产出无数的可卡因来。他们现在下决心要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业务。 既然已经设法取得了对可卡因生产和运输的控制权，他们决定夺取在美国销售可卡因这一利润丰厚的领域。一旦他们树立起一些信心之后，便开始用残酷的野蛮行径来对付古巴人——而且开始针对彼此。人人都注意到的第一点是暴力。哥伦比亚人在美国大陆为争夺地盘展开了恶战，一般是在佛罗里达，很多场景让人不由回忆起二十年代的芝加哥。（佛罗里达这个阳光之州是稳固地建立可卡因交易基地的完美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拉丁美洲人，所以人人都讲西班牙语；这儿是美国距离哥伦比亚最近的地方；这儿的海岸线长度超过12，900公里，警察根本不可能控制。） 最出名的一个事件发生在1979年七月迈阿密，当时一辆白色的装甲车停在了戴德兰的一个购物区外面。“快乐时光完全派对供货”，车身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几个哥伦比亚人走了出来，跟在他们的目标，一个名叫吉莫奈兹.帕尼索的暴徒后面，走进了一家持有特许经营外卖酒执照的“王冠酒馆”，拿着冲锋枪对着他开火了。一百发子弹大多数都打在了帕尼索和他的保镖身上，这些枪手跑了出去，到了停车场又用自动枪对着购物中心扫射了一通。许多路人都受了伤；不用说，帕尼索和他的保镖都死掉了。警方后来发现了那辆车（媒体称之为“战车”），以及一堆防弹衣和袭击时使用的全部的十一支枪械。负责给帕尼索和保镖验尸的医生说他们给打得像“瑞士奶酪”一样。后来发现，这起袭击背后的主使正是格丽赛达.布兰克。 哥伦比亚人非常擅长彼此之间——同时对任何当时不幸挡了他们道的人——使用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力。禁药取缔机构对这种暴力升级大感惊愕。约翰.考勒曼回忆说： 海洛因交易时代的暴力程度从来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如果要杀人，也是集体杀人——从某种方式看来，也是他们的行业规定所许可的合理的作法。这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也从来不针对家庭成员。如果拉克.鲁西阿诺不喜欢卡罗.盖比诺，他不会去杀害盖比诺的妻子、母亲或是孩子。他会追杀卡罗，如果找不到他，那就不去管他好了。这就是那时的犯罪活动的方式，可是，忽地一下子，这种全新的各式各样的残忍的暴力行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这样事情发生在一个每年枪支导致的暴力事件都高于别国的国家，但是有些层次的暴力事件绝对是无法控制的。 很快，统计数字开始揭示这种流血事件的程度。当美国联邦调查局把美国的城市按照犯罪活动发生的频率进行排序的时候，前十名的城市中有三个都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劳德戴尔堡和西棕榈海滩。迈阿密是这个国家的第四十一大城市，在美国的谋杀案民意调查中却不断名列榜首，比纽约的谋杀案多出两倍——纽约人口是迈阿密人口的二十倍。从1979年到1981年，谋杀发案率翻了一番。很快，到处都出现了尸体。当局建立了一支特种部队“红酒”，专门对付与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但是他们打的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仗：这里有这么多的尸体——引自当局对此的评论——有一次戴德郡（迈阿密所在的地区）不得不租用冷冻车来拉多余的尸体。后来发现，所有这些尸体中有四分之一是用冲锋枪打死的。 到了1980年，据估计每天夜晚都有八十架飞机往佛罗里达的陆地上空投毒品，人们广泛认为，这个州最大的单项收入来源就是贩毒。光是从大麻上赚的钱就比旅游业要多的多。由于没收了太多的大麻，结果当局不再放入焚化炉烧毁，而是将之交给佛罗里达电力与照明公司，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炉子里烧了发电。据估计，仅仅1978年一年进入佛罗里达的可卡因价值就高达七十亿美元。 不仅仅只有迈阿密的犯罪统计数据开始翻跟头。随着非法现金的大量涌入，佛罗里达州的金融状况开始紊乱：1979年，迈阿密联邦储备银行报告说其现金神秘地出现五十五亿美元的盈余——比美国其他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的盈余总和还多。迈阿密的州立银行本来是为人口低于350，000的城市提供资金服务的，现在也开始为其他十二家联邦银行供应现金。人们很快清楚地认识到所有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毒贩子和他们的助手带着装满现金的箱子，运动包，甚至推着超市的小推车，定期到银行来存款。 当这一点被看穿，当局开始援引“银行保密法”（要求银行对每一笔超过一万美元的现金存款实行上报）的时候，一个新行业诞生了。毒贩子们雇用跑腿的往来奔波于迈阿密的各家银行之间不断存款，每一笔都比一万美元少一点。有时候禁药取缔机构成员会跟踪他们——结果发现他们像送旅游团一样坐着班车从一家银行跑到另一家银行，每到一站，他们就肩上背着装满现金的包排着队一个个下车，然后又上车前往下一站。他们的外表看起来非常滑稽，永远都在排队下车或是排队进银行，结果禁药取缔机构用卡通人物的名字给他们起了个外号：蓝精灵。 当然，这些钱一旦进了银行，就必须被转移并洗干净，然后才能回到哥伦比亚去。最简单的洗钱办法就是投资房地产业。结果佛罗里达的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一位经济学家估计说，在所有价值超过300，000美元的房地产中，有百分之四十属于海外公司所有，如果他们把资金撤出的话，会导致房地产业的萧条。 所有这些活动带来的后果是，整个美国的可卡因供应急遽上升。整个七十年代晚期，可卡因遍布整个美国大陆，结果一次全国性的家庭调查表明，1974年有五百四十万美国人尝试过可卡因，到1982年这个数字就提高到近两千两百万人。由于可卡因在佛罗里达之外的地方价格依旧贵得离谱，它变成了良好地位的象征：如果你使用可卡因，那么你就很富有，而在美国，如果你很富有，那么你就是“大人物”。正如保罗.古丁博格不加渲染地陈述的那样，“可卡因进入了主流。可卡因同七十年代的迪斯科文化之间的关系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不管怎么说，要是没有可卡因，没有谁会随着这样的音乐跳舞，更不要说听它了”。不管什么迪斯科不迪斯科，可卡因确确实实回来了。 除了它的香槟形象之外，可卡因还有一个补充形象：人们仍然认为它根本没有危险。《时代》杂志在1981年刊登了一个有关可卡因封面故事，画着一个装满可卡因的鸡尾酒杯，上面写着：“全体美国人的毒品”。后来这家杂志因为这个标题受到嘲笑，但是它的确说明了一个问题——可卡因产生的作用同美国这种行动迅速的大都市社会所欣赏的东西一模一样：速度快，精力充沛和充满自信。蓬勃发展的雅皮一代素以不“做午餐”而闻名，他们需要一点东西来维持这个习惯，而可卡因则是有太多的钱可以花在自己身上的有钱的城市一族所需要的完美毒品。整个美国的随身用品商店和邮购服务的可卡因用具都卖得红红火火：镀金的刮胡刀片，金吸管，做成项链或是掉坠儿的金可卡因勺（麦当劳曾经一度停止发放塑料的咖啡勺，因为它们常常被用来测量可卡因的重量）。女人们说到要去“补妆”的时候不由眉飞色舞，“补妆室”也具有了全新的含义。1981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主持人约翰.卡尔森嘲弄说，大部分的奥斯卡奖都要归功于哥伦比亚，而不是“摄影棚——是那个国家！”自从伍迪.艾伦在1977年的影片“安妮.霍尔”中用鼻子吸食可卡因后，可卡因就没有享受过像这样的欢呼。 到了198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拍到约翰.德劳瑞恩收到20公斤的可卡因，并且把货高高举起说这“比金子还贵重”。美国大众一点也不怀疑这东西有多么令人渴望。但是美国的大众迄今还没有见过什么真东西。 佛罗里达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传到了华盛顿之后，政府的看门狗开始对此加以关注。显然要对此采取措施。1980年的春季，参议院委员做好了计划，语无伦次地指出： 暴力和腐败是有组织的毒品走私犯罪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夺去了千千万万美国人和外国官员和国内公民的生命，大大削弱了政府在控制毒品方面所做的努力，威胁到全体政府，其危害已经威胁到友邦，尤其是西半球的安宁和稳定。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伤害。 ——总统咨询委员会：“美国的毒品上瘾状况”，1980 宣布毒品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将禁毒战斗大大升级，而这种升级和战斗的失败同样都起到最终决定这场战斗的性质的作用。1981年元月罗纳德.里根上台后，白宫全力以赴打响了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禁毒之战——的第一枪。虽然尼克松时代就已经提出过打禁毒“战争”的观点（他在1972年宣布对海洛因打“总体战”），但联邦政府在禁止麻醉品方面所做的努力真正看起来像是一场战争，还是在里根和布什上台的时候。 佛罗里达的禁药取缔机构发起了“绿钞行动”，这次行动计划周密，目标是要从毒贩子复杂的洗钱过程中的金融文件上找到蛛丝马迹，追踪并没收毒贩子们在世界各地的资产。据估计，每年通过美国银行的可卡因现金就有三十亿美元，在他们看来，打击毒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掏空他们的钱包。绿钞行动在一年之内就查到二十亿美元绝大部分的去向，实际追回了两千万美元。显然，行动有了结果，但是现在区区几百万美元还不足以对毒贩子的收支平衡造成多大的影响。迈阿密的居民也对此很不满意。他们受够了可卡因牛仔的所作所为和购物中心的枪战，请求白宫插手此事。十二月的时候，政府建立了一支精英部队，即第26中央军（即中央战斗部队），专门负责对付佛罗里达的贩毒活动。正如其创建者，劳尔.戴兹解释的那样，中央军正是佛罗里达居民寻找的那种力量： 第26中央军就是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的。我们会把目标对准特定的人群，让他们的生活痛苦，我们会不折不挠地让他们痛苦，直到抓住他们正在从事非法活动，把他们丢进监狱里，或是杀死他们……他们要么死掉，要么进监狱，要么离开佛罗里达。 引自《可卡因之战》，埃迪及其他 白宫的领袖们很快认识到，像这样的有关战争的言论会令他们赢得相当多的信任。里根当选总统之后，他承诺说自己会对毒品问题采取行动。他的机会来了。1982年元月二十八日，他宣布成立南佛罗里达特种部队。他派遣了一支由联邦官员——禁药取缔机构成员，海关官员，律师，警察——组成的军队前往佛罗里达来处理毒品问题。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 现在回想起来，刚刚走马上任九个月的里根采取的意义最重大的行动就是把在国内进行禁毒行动的任务交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其长期负责人J.埃德加.胡弗的坚持下，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一开始就绕开了毒品问题，因为胡弗曾经见到过麻醉剂交易所赚到的那种钱，他意识到，这种钱完全有能力腐蚀联邦调查局。所以，决定让联邦特工加入到禁毒之战中去，是个大胆的转变。但是里根还只是刚刚开始。在命令联邦调查局插手的同时，他还要求美国的情报部门准备战斗。当里根宣布他想要军队也加入到战斗中的时候，有人向他指出，一项可以追溯到美国内战时期的旧法令《义勇军法》规定，美国军队不得干涉民间事宜。里根马上暂时停止实行这项法令，下令要军方放手干。 现在，有了军事人员，军事技术和美国情报部门所有搜集信息的设备，这场禁毒之战开始看起来像是场真正的战争了。南佛罗里达开始出现可能会派上用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海军的E2C侦察机，陆军的武装直升飞机，还有一系列与地面相连的航空气球，这些气球漂浮在3，000米的高空，可以监视加勒比海一带的空中走廊的空中活动情况。负责这一切的，至少名义上负责的，是副总统乔治.布什。 没过多久，所有这些新的人力和技术都开始有了结果。行动进行的头八个月就查获了超过680，400公斤的大麻和3，000公斤的可卡因，采取了八百多次逮捕行动，没收了价值一千三百万美元的资产。1982年三月九日，当迈阿密国际机场的一位海关人员把一把螺丝刀扎进一个来自麦德林的装牛仔裤的纸箱子时，海关可真的是中了头彩。螺丝刀拔出来的时候，开始有大量的白色粉末往外冒。等到所有的白色粉末都拿出来后，美国海关部门发现自己骄傲地拥有了大约1，800公斤的纯可卡因。这比以前所有查获的可卡因数量最多那一次还高四倍。 里根和布什非常高兴。两个人都坐着喷气式飞机来到佛罗里达，坐在大包大包没收来的毒品上面摆好姿势让媒体拍照。1982年十一月，里根宣布说： 毫无疑问，南佛罗里达的特种部队取得了毫不含糊的绝对胜利。自行动开始以来，特种部队覆盖地区的有关毒品的逮捕行动上升了27％。查获的毒品上升了50％。没收的大麻的数量提高了35％，没收的可卡因的数量提高了56％。 引自《毒品》，布莱恩.弗瑞曼特，1989 白宫是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警察局仓库里的毒品越多，就意味着大街上的毒品越少。同理，监狱理的毒贩子越多，就意味着大街上的毒贩子就越少。不幸的是，这个论点并不正确：其实可卡因交易加速的速度非常快，结果大宗的没收行动对他们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同样，毒贩子有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源可以利用，警察逮捕几个人——即便逮捕上几千个人——也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尽管这些部门联合起来漂亮地干了所有这些工作（他们的活毫无疑问干得不错），查获越来越多的可卡因几乎没有对美国渐渐成型的可卡因供应网络造成什么损伤。 1983年查获了6吨的可卡因。1985年查获了25吨。到了1986年，这个数字高达30吨。然而整个这一时期，在美国大街小巷上永远都能买到可卡因。更糟糕的是，它的价格持续下滑。尽管里根和布什认为他们就要打赢这场禁毒之战，他们实际上是钻进了自己挖的洞里。 与此同时，经验丰富的禁毒官员清楚地感觉到南佛罗里达特种部队讲起豪言壮语来很有一套，但可信度却非常低，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来执行法律，而是对付新闻界。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佛罗里达一开始接收了大量额外的人力，但是由于没有额外的资金来源，它总是在花其他州的钱。许多评论家都指出，南佛罗里达特种部队不可能解决可卡因问题，因为把别的地方的禁毒人员调到迈阿密来只意味着减少了这些地方的禁毒人员。毒贩子更有可能干脆把可卡因走私活动搬到其他州去——搬到被抓住的机会更小的地方去。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在“美国骑兵”（一家报纸这么称呼特种部队）来到佛罗里达还不到一年，可卡因走私活动就开始在其他地方出现。事实上，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贩毒活动。到了1983年，迈阿密联邦银行的现金盈余开始下降，但是加利福尼亚联邦银行则有三十亿的盈余记录在册——这表明可卡因开始通过另一个途径——墨西哥——进入美国。开始有报道说其他州出现了可卡因价格下降的情况。1982年十月，里根驳回了其他十二个州威胁要创建联邦特种部队的提议。第二年，他建立的“国家边界禁飞制度”，旨在把佛罗里达的行动拓展到面临危险的其他州。联邦禁毒预算开始呈螺旋式上升。 还有其他问题。这么多的大部门都被委以指挥可卡因之战的重任，结果现在谁也不十分清楚究竟是谁在负责。所有部门可以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的想法是不错，但实际并非如此。事实上，每一个部门都在竭力保护在自己的成员，联系人和情报。哪一个部门应该对哪一起毒品搜查行动负责，都一直有争议。人们最终发现，那些关于南佛罗里达州没收的可卡因的美妙的统计数字原来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查获的总量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各个不同的执法机构常常把同一起搜查行动列到自己名下。正如埃利安.沙农在他的《亡命之徒》一书中指出的那样，1984年乔治.布什在佛罗里达州的礁岛钓鱼度假，返回途中他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来到几大包没收来的大麻面前摆好了姿势，然后告诉新闻界说，他的特种部队对这次多达五百万磅（2，268，000公斤）大麻和28，000磅（12，700）可卡因的搜查行动负责。禁药取缔机构表示恕难认同：他们说，他说的数字大约有三倍的误差。实际没收的是两百万磅（907，000公斤）的大麻和8，000磅（3，630公斤）的可卡因。 有人指出，最令人担忧的是——尽管各方一直在没收数量巨大的可卡因——可卡因的价格仍然在下降。这与每一个执法部门的想法都背道而驰：他们都认为没收可卡因就可以减少其供应量，因而可以提高其价格。如果可卡因变得非常稀少，那能买到它的人就会有更少。那就不值得再贩毒，毒品市场就会大大缩小。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尽管南佛罗里达特种部队的能力非常令人钦佩，但涌入美国的可卡因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没收的数量对毒品交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记，因此可卡因的价格还在下降。 白宫的战略家们干脆选择不这么看。当有人问其中的一个为什么大街上的可卡因的价格仍然在一路狂跌，他解释说，由于总统的禁毒计划非常成功，完全消灭了可卡因市场，因而导致需求一落千丈——才造成可卡因价格的崩溃。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不过这个世界必须习惯政客们对毒品问题胡说八道， 滥用毒品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政治议题，也是一个问题重重的现象。在美国，公开对毒品宣“战”代表着政府强有力的形象，也为政客们储存了相当多的好处：坦率地说，打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这样的号召会使优柔寡断的看起来很果断，使胆小的看起来很勇猛，即便最虚弱的官僚也看起来像是严肃的斗士。这就是那种能给选民留下深刻印象的豪言壮语。但它是个可怕的错误。“战争”这一概念本身意味着一方会赢而另一方会输。然而毒品问题不是这种情况。也许我们可以将滥用毒品问题降低到最小程度，即便是乐观得无可救药的政府官员也承认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它。因此，永远也不会有明确的“胜利者”。 美国的政客们把与毒品上瘾现象作斗争描绘成一场“战争”，实际上是让自己陷入困境，因为禁毒斗争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不可战胜的。然而一旦标上了“战争”的标签，就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想输。正如尼克松1971年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无法消灭毒品带来的威胁，那么它就会消灭我们”。里根和布什由于对毒品宣战，使得自己不得不出台一系列不断升级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会让他们付出很大代价，却无法最终产生什么效果。一旦公众脑子里集体装入了这是一场战争的意识，那就没有了回头路。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打击贩毒开始像是打一场战争的地方。在美国以南大约5，600公里的地方，情况已经开始急转直下。 第11章 “死亡未婚夫”的报复 在玻利维亚，建立政府的过程同其他每个地方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速度更快些而已。玻利维亚的民主制度同世界其他地方勇往直前的民主制度一样：政府总是在变。总统总是在变。玻利维亚的政治就像一场安非他明刺激下的抢椅子游戏，要在这种游戏中取胜只需要拥有金钱，枪支和几副鬼鬼祟祟的太阳镜就行了。 自玻利维亚1825年独立以来所发生的武装政变超过189起；189起——就在176年间！平均每年发生1.07起。无可否认的是，现在每年还不到一次，有些年份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紧接着有些年份则是此起彼伏。例如，从1840年到1849年发生了65起政变——也就是每年发生七起。这使得人们大可不比担心它不够民主：在玻利维亚，真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尝试一下当总统的滋味。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知什么时候就当上了总统。在美国，每个妈妈抚养儿子都为的是他有一天可以出人头地当上总统。在玻利维亚，妈妈们对这一点根本不用操心：她们的胜算大得很。 然而所有这些政变之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0年由一个名叫罗伯托.苏亚雷斯.戈麦斯发动的那次。这次政变与本书有关，因为苏亚雷斯恰好是这个国家最有势力的可卡因贩子。事实上，真正把政府拉下马的不是苏亚雷斯，而是可卡因。而下面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事情的经过，它实在是离奇得让你都无法相信。的确是真的。 罗伯托.苏亚雷斯于1932年出生在贝尼——就在拉巴斯城的北部。他的家族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控制了橡胶贸易，因而非常阔绰：他的一个先人曾经是玻利维亚驻伦敦的第一任大使，他叔叔尼古拉斯素以“橡胶界的洛克非勒”而著称（也许这个称号现在听起来没有以前那么令人舒服）。据报道，苏亚雷斯家族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玻利维亚拥有超过一千五百万英亩的土地。这差不多等于拥有一个同丹麦一样大小的农场。 但是在橡胶贸易转移到马来西亚的之后，他们的生意便趋于平稳，苏亚雷斯家族便开始找其他事干。罗伯托想到了种植古柯的主意，并很快成为国内最大的古柯膏商人——此时正是哥伦比亚人对古柯膏是能买多少就买多少的时期。他同另外两个具有类似想法的有钱的朋友约瑟.罗伯托和班赛尔.奥杰比都认为这个机会太好了，决不能错过。既然有现成的跑道和飞机可用，他开始把古柯膏大量运到哥伦比亚，然后在哥伦比亚同逐渐崛起的麦德林集团接触。这是个利润丰厚的买卖。 闲暇之际，苏亚雷斯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是同乌戈.班赛尔将军密切交往了。班赛尔将军是个军事暴君，于1971年篡夺了玻利维亚的总统之位。他们的友谊证明对彼此都大有好处：总统保证苏亚雷斯的可卡因交易不会遭到起诉，苏亚雷斯——一个极富影响力的商人——会替他留神背后，提醒他了解可能发生的反对派的政变。班赛尔任总统期间正是可卡因行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等到他离任的时候，他的秘书，女婿，侄子和妻子都因为或是涉嫌在美国进行可卡因走私活动而被逮捕。而且班赛尔的一个堂兄就是苏亚雷斯的生意伙伴桂勒摩.班赛尔.奥杰比（班赛尔还一度试图任命他为玻利维亚驻迈阿密的领事——只是因为禁药取缔机构大声疾呼表示反对才没能实现）。据禁药取缔机构估计，在班赛尔就任的时候，玻利维亚每年生产11，800吨的古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数字就跳到35，000吨。这就是他对待毒品交易的方式。 1977年的一天，苏亚雷斯拜访了班赛尔总统，告诉他说自己遇上了麻烦：哥伦比亚人对自己在可卡因交易中起的作用越来越自信，他们老是让他很恼火：该来买古柯膏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根本不来；有时候来是来了，付的钱却比以前商量好的价钱少；有时候他们干脆带着枪来，直接把古柯膏偷走。苏亚雷斯十分恼怒。班赛尔对他表示同情，暗示说他需要点帮助。他正好知道该找谁。 他接着便把苏亚雷斯介绍给自己的一个同伴，这个人名叫克劳斯.奥特曼，曾经在1971年帮助他夺取政权。奥特曼讲一口带有浓重德国腔的西班牙语，从1951年起就住在玻利维亚，在内务部的“心理行动”部工作——这个部门实际上同其名字一样阴森莫测。他曾经在1971年帮助班赛尔夺取政权。实际上，“克劳斯.奥特曼”不是别人，正是克劳斯.巴比——著名的纳粹战犯“里昂屠夫”。苏亚雷斯认识到巴比正是那种知道事情该怎么办的人，于是便雇他来保护自己的生意不受哥伦比亚人的骚扰。 巴比召集了一支在阿根廷受过训练的雇佣军，这些人对自己的鼎鼎大名——“死亡未婚夫”——扬扬自得。这些未婚夫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据该组织一个前成员说，他们用火箭筒把哥伦比亚人的一架运送可卡因的飞机从天上打了下来，好好教训了哥伦比亚人一下。一旦让哥伦比亚人明白他们不是闹着玩的，可卡因交易马上就恢复了正常，他们发现有了大量的时间可供自己支配。这些未婚夫开始在酒吧和夜总会逗留，喝喝啤酒，观看有关二战的电视记录片，大唱纳粹战歌。但是他们很快就要接受另一项小任务。 1978年七月，班赛尔总统辞职。不过苏亚雷斯不是十分担心。现在他有另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保护他：一个名叫路易斯.埃斯.戈麦斯的大腹便便的远房堂兄。戈麦斯是个有点与众不同的军官：据称他曾经因为强奸一个上司的女儿而被赶出军队，转业后负责军事情报工作。这可真的是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搜集情报正是他似乎非常缺乏的几个特点之一，因此才有了这么个外号：头脑简单的路易斯。但是艾斯.戈麦斯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傻。他当上军事情报部的头之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带人袭击了玻利维亚秘密警察的总部，偷走了他们所有的档案。他拥有了这些材料，实际上也就控制了玻利维亚所有的秘密行动，从而完全有能力保护他的朋友罗伯托.苏亚雷斯。 尽管有他的保护，苏亚雷斯还是有点担心。班赛尔的辞职给他留下了一道鸿沟：如果一个强硬的总统上台，解雇了戈麦斯，那又该怎么办？两年后，经历了四次政变，两次大选和五任总统之后，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革命的英雄，名叫埃尔南.西拉斯.祖阿佐。他不仅仅是通过民主途径当选，而且他还反对可卡因。西拉斯将于1980年八月就职。显然要对此采取行动才行。而且要快。 苏亚雷斯召集了其他的毒贩子，“死亡未婚夫”，克劳斯.巴比，艾斯.戈麦斯和其他许多赫赫有名的人，在圣塔克鲁斯一家名叫巴伐利亚夜总会的酒吧召开会议。他们在一起作出决定，要在西拉斯政府就任之前把它推翻。他们认识到，一次成功的政变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军方人物来领导，于是他们集思广益想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最后决定让另一个军阀加西亚.梅萨将军来担当此任。如果西拉斯就任，梅萨会同其他人一样损失惨重：他过去一直忙于找到形形色色的理由来消灭各种各样的无辜农民，现在他很担心，因为如果消息泄露出去，也许会有麻烦。 他们派艾斯.戈麦斯去问梅萨是不是愿意参与这件事。他向他保证说，作为领导这次政变的报酬，梅萨事先就可以得到一百三十万美元——还承诺说仗打完后会给他更多的钱。只有一个条件：艾斯.戈麦斯想当内务部长。梅萨拿了钱，同意领导这次政变。 1980年七月十七日，这对人马突然行动。陆军第六师先发制人，宣布说玻利维亚受到“共产主义极端分子”的威胁，要求梅萨上台来拯救国家。接着他们据不接受大选结果，宣称玻利维亚国会违反宪法，继续到处进行破坏活动。他们不能容忍任何的抵抗行为。当一群商会领导人试图组织一场全国性的大罢工，死亡未婚夫突袭他们的总部，开枪打死了几个代表并绑架了其他所有的人。幸存下来的那些人遭到折磨，有些人还被折磨致死。事实上所有的商会女领导人都遭到轮奸。他们在前两周里处决了五百个代表，把另外两千五百人投进监狱百般折磨。 在玻利维亚荣辱盛衰的历史上发生的189起武装政变中，这一次是迄今为止最残暴的一次。梅萨为了安定全国，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讲话说：“我不会离开，直到马克思主义的癌症被彻底清除，”他说，“可能要五年，十年或是二十年”。苏亚雷斯的行动很快以“可卡因政变”而闻名。 没过多久，苏亚雷斯，梅萨和戈麦斯就骄傲地发现自己拥有了自己的国家。正如事先约定的那样，梅萨当上了总统，戈麦斯当上了内务部长。苏亚雷斯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他现在决定要对玻利维亚的可卡因产业实行国有化。他利用戈麦斯的情报，开展了自己特殊的禁毒运动，消灭掉了所有的竞争者，直到整个市场都成了他的。死亡未婚夫处理细节问题，杀死可卡因商人，没收他们的可卡因膏交给他。由于可卡因太多，苏亚雷斯有一次雇用玻利维亚空军来替他运输（他每个星期支付他们150，000美元）。为了万无一失，他还把所有的可卡因存放在国家银行的保险库里。 苏亚雷斯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毒品政权”。仅仅在六个月之内，可卡因的产量就提高了百分之五百。人人都能拿到钱。戈麦斯干得尤其好，他告诉朋友说，“我们要让那些外国佬淹没在可卡因里”。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六十分钟的特别节目估计说，他个人每个星期要赚到200，000美元，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可卡因部长”。 践踏人权的情况有增无减。现在负责情报工作的是福斯迪诺.瑞考.托若——外号叫“魔术师”，因为他有能让人消失的超常能力。就连军方都对此感到惊愕。克莱尔.哈格里维斯在她的《雪原》一书中对玻利维亚的可卡因产业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其中就谈到士兵们最终拒绝再执行任何针对玻利维亚平民的暴行，开始集体开小差。她说，士兵流失的速度非常快，以至于剩下的军人跑到足球场上去绑架人来当兵。 现金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到底有多少，谁都猜不出来：“要计算出他们赚了多少钱是不可能的，”一个分析家告诉记者布莱恩.弗瑞曼特。“想出一个高得荒谬的数字，把它翻一番，你还是很清楚自己估计得太低了”。苏亚雷斯后来吹嘘说，布莱恩.德.帕尔马1983年的电影《疤面煞星》就是从他这儿得到的灵感。他对自己的头衔扬扬自得：玻利维亚的可卡因之王。 与此同时，他的贩毒基地圣塔克鲁斯被可卡因利润所改变： 今天，圣塔克鲁斯已经成为玻利维亚最大的城市，有生意兴隆的购物中心，昂贵的餐馆，奢华的饭店，还有足够多的迪斯科舞厅和妓院，可以让狂欢者寻欢作乐到天明。但是像农业这样的起起落落的行业是很难支撑这种飞速的兴起。圣塔克鲁斯城突然繁荣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它变成了世界的可卡因之都。 《华尔街日报》，1981年三月二十五日，引自《白色迷宫》：李，1989 就某些方面而言，玻利维亚的可卡因政变折射出洪都拉斯两年前所发生的情况。这里主要的作奸犯科者是一个大麻兼可卡因贩子，名字叫胡安.拉蒙.马特.巴勒斯特罗，和他的一个朋友，墨西哥走私贩子福莱克斯.盖勒多。这两个人曾经一起出资策划了一起阴谋，成功地推翻了胡安.阿尔伯特.麦尔加.卡斯特罗总统，换上了包利卡伯.帕兹.加希耶。随后，加希耶政权便很方便地对巴勒斯特罗的可卡因和大麻走私不加理会——有时候还为他们提供帮助，从而为哥伦比亚的可卡因通过洪都拉斯提供了一个新渠道。巴勒斯特罗非常高兴，建立起了自己的空运公司SETCO（塞特克公司）将可卡因运送到各地。SETCO十年之后将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麻烦来，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一点。现在接着往下讲。 罗伯托.苏亚雷斯对禁药取缔机构真的是非常恼火。他根本不隐藏自己的财富，而是炫耀给所有的人看，因为他知道自己有最高层的保护。他在玻利维亚各地拥有一系列豪华奢侈的住宅，还在一个名叫圣塔阿纳德亚卡马的偏僻的农业小镇上修建了一个农庄（或者说是宫殿），经常住在那里。他经常从这里像一个国王一样为有价值的事业慷慨地施舍现金。他重建了教堂，铺设了路面，盖起了学校。他还为上不起学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发放大学奖学金。有一次他甚至为全镇的人买下了一套卫星电视系统，让居民可以看到外国的肥皂剧和现场转播的足球赛。当地人因此而爱戴他，充满感情地称呼他为“帕皮特”（爸爸）。他在玻利维亚人的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让禁药取缔机构恼怒的不仅仅是他的大吹大擂。他们对苏亚雷斯尤其愤怒，原因很简单：他们在1979年差一点抓住他，但是由于运气不好加上计划不周，竟让他从手指头下溜走了。 苏亚雷斯已经厌倦了同哥伦比亚人打交道，他决定直接同美国人做生意，好把他们从自己的王国中踢出去。他在玻利维亚有精炼可卡因的技术，还有可以运输的飞机；他唯一需要的只是一个可靠的分销商。1980年初，他的伙伴马西罗.伊伯奈兹报告说自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夜总会碰巧遇到这样一个人。不幸的是，这个买主是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个名叫迈克.莱文的便衣。莱文对伊伯奈兹所说的话正是他想听到的：他想购买数量不限的可卡因，他可以很容易地把货运到美国去，他已经买通了所有相关的美国官员，行动会非常安全。莱文建议苏亚雷斯和伊伯奈兹坐飞机到他在迈阿密的住处来，见一见他组织的成员并敲定细节问题。不过苏亚雷斯一旦踏上美国领土，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永远再也不会被释放。 苏亚雷斯落入了圈套，答应一个月供应莱文900多公斤的可卡因。 在佛罗里达，为这次会面所做的准备工作正在急速进行之中。禁药取缔机构在迈阿密借了一栋富丽堂皇的房子，还按照符合莱文扮演的大毒枭的风格进行了装修。每个房间都装上了窃听器和摄像机，准备为后人记录下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逮捕行动。他们还借来了大约一千万美元放在手提箱里，好让这次交易看起来更加真实。然而接下来一切都出了问题。首先是苏亚雷斯决定不来迈阿密了——他希望整个交易都在玻利维亚进行。接着是真正进行交易时，他本人实际上根本不露面，而是派他的儿子罗比负责谈判。最后罗比和他的父亲都没有被抓住，不过莱文还是抓住了那些负责销售的小毒贩子。古柯膏销毁了，钱也永远没有到达玻利维亚。 尽管一直没能威胁到苏亚雷斯的安全，这对禁药取缔机构而言有算是个相当大的胜利了。但是接下来这种胜利就变了味。被告中的一个干脆被送回了玻利维亚；另一个提出要保释，交了保释金就逃之夭夭，就再也没有谁听到过他的消息了。“真是令人震惊啊，”莱文后来写道，“执法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诱捕行动突然没有了被告人。”在他的《秘密身份》和《善意的谎言》两本书中，莱文指出，这次诱捕行动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一开始就遭到了破坏。莱文认为，苏亚雷斯实际上一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默许下活动；情报局保护他是因为它支持梅萨的“可卡因政变”（当选的玻利维亚总统西拉斯.祖阿佐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还声称，有一盘录音带上录有苏亚雷斯在巴伐利亚夜总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巴比和艾斯.戈麦斯讨论由谁来领导这次政变，这盘带子其实在事发之前就掌握在中央情报局的手中：他们什么都知道，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不是禁药取缔机构成员最后一次指责中央情报局破坏禁毒行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在同苏亚雷斯打交道方面，禁药取缔机构再一次运气不佳。1981年一月，罗比.苏亚雷斯在瑞士被捕，从他身上搜出大量支票，他父亲要求他把上面的钱打进各式各样查无实迹的银行户头上。他很快被引渡到美国。终于，一个真正的大毒枭开始看起来要垮台了。禁药取缔机构对此尤其感到开心，因为罗比是苏亚雷斯最喜欢的儿子，正在培养他接管家族的生意。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听听老苏亚雷斯对此会作何评论。他们根本不用急。他勃然大怒。他大概雇了一帮基地在佛罗里达的职业杀手，绑架了佛罗里达的几个州法官（法官的安全保卫工作增强了；从来没有人敢碰他们）。他接下来采取的步骤则推动他跻身于毒贩子的传奇故事之中：苏亚雷斯写了封信给罗纳德.里根总统本人，提出要做一笔诚实的交易：如果里根释放罗比，苏亚雷斯会支付玻利维亚全部的国债（当时大约为4，000，000，000美元这样的数目）。在后来的数年里，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其他许多毒贩子都做过类似的这种表示。也许开出的这些条件没有一个是真的，不过就像帕布罗.埃斯科巴偷墓碑一样，它们还是听起来好像应该是真的一样。谁知道呢？苏亚雷斯永远没有得到回信，但是在司法方面出现某种令人惊愕的混乱之后，罗比被宣布无罪释放并遣送回国。欢迎他回家的晚会与1983年三月在森特.阿纳举行。苏亚雷斯准备了五千人饮料和食物。狂欢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星期，酒喝完后还还派了飞机到拉巴斯城去买。 很自然地，禁药取缔机构极其担忧。这看起来好像是场大灾难。事实上，更糟糕的事情正在北部1，500英里的地方发生着。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哥伦比亚人对走私贩子不怎么担心。这个国家的走私历史相当久远，走私者身上也没有打上什么耻辱的标记。因此，当新一代的可卡因牛仔诞生出来，到处炫耀自己的金钱和珠宝的时候，没有人对他们多加注意。这些毒贩子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矛盾心理，悄悄地渗透进了尽可能多的合法领域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帕布罗.埃斯科巴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把已经成名的人召集到他的网络中来，建立起通过名叫“阿邦特达”的保险计划，它可以使那些与可卡因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人来投资走私活动。这个计划既简单又有效：花上几千美元，商人们就可以持有运往美国的一批可卡因的股份。如果货物顺利到达，他们就可以发上一笔横财。 这个计划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一体式的保险模式，它保证——即便这批可卡因被查获——会偿还他们最初的投资。如果这批货安全到达的话，埃斯科巴会抽取到了美国的可卡因价格成本的百分之十作为保费。如果货被没收了，他会把（哥伦比亚这一端）的最初的投资成本还给他的新伙伴。 可卡因在美国的价格非常高，即便把（据估计）每十次走私中有一次失败的因素算进去，从无数投资者那里抽取百分之十的利润已经可以让他获得相当多的利润。这个办法效果实在太好了，以至于埃斯科巴有一次提出要替那些掏不出钱的潜在的投资者支付第一次生意的现金。他们可以在生意做成之后还给他。从投资的观点来看，“阿邦特达”计划必然会成功：如果你成功了，就可以赚上一大笔（即便刨去白白交给埃斯科巴的那百分之十的利润）。如果你失败了，他会把你最初的投资还给你。在其他领域身家清白的商人纷纷参与进来，埃斯科巴发现自己在同富有和有魅力的上等人同行。 很快，埃斯科巴和他的同伙就赚到的钱就多得想全都花掉都很困难。后来人们估计，到1982年的时候，埃斯科巴每天要净赚五十万美元（到八十年代中期时，他每天要赚上一百万美元），最后在麦德林东区160公里远的波多图昂弗镇给自己修建了一座宫殿般的农场。这个农场名叫“拉斯拿波斯”，占地2，800多公顷，以修建费用高达五千多万美元而著称。农场有自己的飞机跑道，几个在迫击炮保护下的分散在各处的游泳池，还可以容纳一百人就寝。在主入口上方悬挂着一架“小熊号”小型飞机——可能是他开的第一架满载可卡因飞往美国的飞机。他还买了一辆1917年到1930年之间生产的美国小汽车，并告诉大家说，这辆车曾经属于艾尔.卡邦，并在车前摆好姿势拍照。他买下了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把它们放养在农场里，并将之作为公共动物园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着手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修教堂，安街灯，重铺路面，最后还发起了自己的政治运动：“三月争作好公民”运动。他在麦德林盖了五百套两居室的房子，把钥匙交给了穷人。人们称这一处房地产为“帕布罗.埃斯科巴区”。为了防止房子的新居民还是生活困难，他每两周派一辆装得满满的卡车到那儿去分发免费食物。他还派医生和牙医到穷人居住区，付给他们足够的钱，要他们直到治好了每一个需要治疗的人再离开。不论什么事情吸引他，他都会去做：他给麦德林城外190公里处的小镇多拉戴尔捐了一座教堂。他发起各种足球赛，发表鼓舞人心的讲话，不过讲话的时候总是要他自己的新闻记者在场。每年圣诞节他都会给穷人的孩子发放5，000个玩具。穷人爱戴他。到1983年的时候，哥伦比亚最大的新闻杂志《周刊》也加入他们当中，称他为“罗宾汉老乡”。 其他毒贩子也同他一样招摇：贡萨罗.罗德里格斯.卡恰捐了数不清的钱给家乡帕克的民间工程，还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同卡洛斯.莱德离开”诺曼之洲”之后也是如此（追随者参加他的政治集会有专车接送，可以一整天享受免费的食物和饮料，结束的时候还可以领到十美元作为报酬。尽管当时莱德还在东躲西藏，他最终还是参加了竞选，不过没有成功）。麦德林所有重要的毒贩子最后都给自己修建了巨大的庄园，还抄袭埃斯科巴的作法，在里面放养野生动物。奥科阿家族显然计划在他们的一个湖中间的小岛上放养狮子和老虎。大家纷纷买下自己最喜欢的运动队，真的开始踢起了“梦幻足球赛”。 1982年，埃斯科巴设法进入了哥伦比亚议会，是作为一个名叫杰罗.奥特加的人的竞选伙伴而当选的议员，因为这个人的竞选活动是他出的钱。这个举动似乎很明智，因为国会成员享有司法豁免权。他也一直在背后走关系，往政治竞选中投入数额巨大的金钱——他一般在双方的候选人身上都下注，以确保无论哪一方取胜都会欠他的人情。1981年，埃斯科巴和奥科阿家族给两个总统候选人洛佩兹.麦可森和贝利萨里奥.贝汤科都捐献了大量的现金再加上汽车和交通工具。每当埃斯科巴对新闻界发表讲话之后，头版的报道总是恰到好处地亲切而友好。他从来没有披露自己钱的真实来源。据一次采访称，他在房地产也发财之前做的是出租自行车的生意。他还对另一个记者开玩笑说，他只不过是个普通人，因为“我总是在淋浴的时候唱歌”。然而，正是埃斯科巴和他的同伙想得到公众承认的愿望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毁灭。不说别的，但是这个国家存在这么一批超级大富翁的事实就足以让每个人都警觉起来——他们中所有的人现在都成了目标。 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卡洛斯.莱德——1981年年终的时候，哥伦比亚游击队M.19企图绑架他，他在逃跑过程中背部中枪。于是他招募了一批保镖，没有他们他就不愿离开家门。罗德里格斯.卡恰同样被另一个名叫FARC（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恐怖组织挟持过。仅仅一个月后，就在十一月十二日，M.19再次出动，成功地在麦德林的安提奥基亚大学外面绑架了玛塔.尼维斯.奥科阿——奥科阿五姐妹之一。这次绑架将会给可卡因产业和哥伦比亚本身带来重大影响。 从表面是看，绑架一个极其富有的家族的成员似乎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在哥伦比亚，因为绑架在这里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然而我们还是要质疑这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只有2，500个成员——的这个判断：绑架一个像尼维斯这样极其有钱有势的家族的某个成员。在她消失之后的那个月，所有主要的走私可卡因的家族都被召集起来开了个会，有人提出该是对绑架威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大家一致赞同。 就在尼维斯被绑架的三周之后，一架小型飞机在卡利的主足球体育馆上空盘旋，向人群抛撒传单。当传单像雪片一样落下时，支持者们抓住了传单看了起来，眼睛不由瞪得老大。传单上宣布说“几天前”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了哥伦比亚的绑架问题；“223个商人”参加了会议，他们一致同意进行合作，铲除对此类行动负责的“共同的罪犯和破坏分子”；为了这一目的，这223位商人决定成立一个治安团体MAS（即“处死绑架者组织”），每个人捐出20，000美元和十个最好的手下来同绑架的祸根作战。人们很清楚这些反对绑架小分队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从今天起，这些人会对所有与绑架活动有关的人执行死刑……要公开处决绑架者。公开把他们吊死在树上，或是由小分队开枪打死。还会在他们身上标上个小十字符号，这是我们组织的标志。——处死绑架者组织 处死绑架者组织悬赏两千万比索（200，000美元）给任何提供消息让他们抓住绑架者的人。传单上还说，也可以把此类消息交给“黑手党老板们”，因为所有这些人“在这个国家都尽人皆知”。传单明确表示，他们在这次新的冲突中会毫不手软： ……那些被警方逮捕的绑架者会在监狱里被处死；如果无法确定他们的所在，我们的人就会对他们的同事或是最亲近的人采取行动。 处死绑架者组织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哥伦比亚到处都开始出现尸体。哥伦比亚的游击队组织伤亡惨重。有时候他们把恐怖分子交给警方；还些时候干脆把他们打死。某种情况下这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有谣言说，消灭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时候军方只会袖手旁观。前六个星期里有一百多个M.19成员被抓了起来——这个成功率是自这个组织1974年成立以来哥伦比亚军方从来没有达到过的。M.19可能会被逮捕入狱；麦德林集团则不会。 M.19似乎很清楚什么对自己比较有利；玛塔.尼维斯被释放了。据传根本没有付什么赎金。当然，老法比奥.奥科阿——家族的父亲——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买了一匹价值五十万美元的纯种马，给它起名字叫“赎金”，还尽可能让它出现在公共场合。然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有人称奥科阿家的姑娘被释放根本不是处死绑架者组织处死绑架者的结果，而是由毒贩子们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新朋友曼纽埃尔.诺列加（他当时是巴拿马军事情报部的头子）进行谈判的结果。根据这个说法，诺列加通过另一个调解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绑架者和麦德林人之间进行调停。奥科阿家族同意不支付赎金，而是为哥伦比亚两大恐怖主义组织M.19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从古巴运输武器。作为回报，恐怖组织不再绑架他们的人，帮助他们守卫偏僻丛林里的实验室，并允许他们通过古巴领土走私可卡因（美国的警察对古巴是鞭长莫及）。 这种说法可能有假，但事实是，从此以后，游击队和毒贩子携手合作——百分百的合作——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有很多次，哥伦比亚恐怖组织需要的武器储备在属于麦德林集团的船上发现，而后来有人称集团出钱让M.19成功地做出了他们最胆大妄为也最残暴的表示：他们在1985年攻占了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大楼。不管诺列加.卡斯特罗之间的关系是否属实，处死绑架者组织的成立把美国人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坚信这是对南美民主的新威胁——那就是“麻醉剂恐怖主义”。想到全副武装的共产主义叛乱分子正忙着大把大把抓可卡因现金，美国的大多数分析家真是无法忍受，他们竭尽全力劝说哥伦比亚政府相信这些人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然而人们总是弄不太清楚游击队和集团之间的合作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事实上，处死绑架者组织最终诞生了一个新的准军事组织，这个名叫ACDEGAM（即“农民与畜牧农场主联合会”）的组织把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花在了消灭游击队，游击队同情者，和看起来像是同情者——以及不幸挡了他们的道的人上。 就可卡因贸易而言，处死绑架者组织将形形色色的可卡因走私组织连在了一起，消除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让他们在一起琢磨出如何提高走私活动的效率。因此，1981年被关注犯罪活动的人定为麦德林集团诞生的时间：各组织领导人从此以后开始定期开会，集中在一起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组织货源，运输，销售，保护组织的利益不受其他竞争者的侵害。还有人认为，更早些时候的会议，即1981年四月的那个会议才真正是这些毒贩子决定携手合作的时间；也许说得没错。坦率地说，考虑到那个向禁药取缔机构告密的线人的命运，我们应该很感谢他们对处死绑架者组织会议的报道： 杀死他之前，他双手被带刺的铁丝捆在了背后，这个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这次会议的]所有细节的人的舌头被割了下来。 《毒品》，布莱恩.弗瑞曼特，1985 这次加固了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的会议究竟是在四月还是在十一月召开，这是搞学术的人才关心的问题。最终的结果都一样：它使得哥伦比亚的可卡因走私活动效率相当高。根据盖.咖里奥塔和杰夫.里恩——关于有组织的可卡因交易方面的权威著作《可卡因之王》的作者——的看法，这个犯罪组织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走私了总计十九吨的可卡因。 把哥伦比亚的恐怖组织搞得服服帖帖，把美国的执法机构弄得晕头转向，还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政党，买通了地方和全民选举，亲自（即埃斯科巴本人）当选国会议员——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些新型毒贩子办不到的。但是无论是对集团而言，还是对哥伦比亚本身而言，麻烦还是已露端倪。 1982年三月，贝利萨里奥.贝汤科当选新一届总统。贝汤科本人并没有对埃斯科巴和他的人带来多大的威胁：他的当务之急是同恐怖主义组织讲和，毒品问题其实并不那么突出。然而对这些麦德林人而言很不幸的是，由他任命的内阁成员很快对他们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他同集团所做的斗争会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给哥伦比亚带来巨大的影响。他的名字叫罗德里格.拉瑞.博尼利亚。 拉瑞.博尼利亚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的政治家，来自卡利城东部160公里远的尼瓦市。从波哥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仅仅只有23岁的他就当上了家乡的市长，接着就建立其了一个脱离自由党的派别。贝汤科当选总统之后，必须得从反对党派别中挑选一些人进入内阁。1983年八月，他的目光落在了这个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的国会议员身上，于是挑选拉瑞.博尼利亚为司法部长。博尼利亚刚一上任，就发起了一场反对政府腐败的运动，把各种各样的石头都掀开，想看看他能在下面找到些什么。拉瑞.博尼利亚在这一点上有些超前，同大多数的哥伦比亚人不一样的是，他认识到了所有这些幕后交易所带来的危害。在他看来，这些行为严重地削弱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他是正确的。然而他的许多同事都不这么认为：他们迫切地希望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部长能在发现任何令人十分难堪的事情之前就停止调查。 就在此时，帕布罗.埃斯科巴在国会里的同伙，杰罗.奥特加同意他的看法，说的确有一大笔与毒品有关的金钱在四处作怪：其实，就在不久以前——他告诉国会说——他碰上的一个案子就牵扯到有人转移了一大笔钱作为一个名叫罗德里格.拉瑞.博尼利亚的内阁大臣的选举活动之用。根据奥特加的说法，拉瑞接受了一个有名的毒贩子的一张一百万比索的支票。奥特加接着给国会播放了一盘录音带，上面显然是拉瑞在电话上感谢那个毒贩子的录音。看起来拉瑞.博尼利亚就要成为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年轻的前司法部长了。他才刚刚走马上任两个星期。 然而他可不是由普通材料制成的。“嘿嘿，”他可能会这么说，“看来现在鸟要对枪开炮了。”他奋起反击来保护自己，宣布那盘录音带是伪造的。但是这种指控还是让他十分痛苦。为了洗刷自己的名誉，他现在开始对毒贩子展开了讨伐战。这场战争最终令毒贩子——还有博尼利亚本人——砰然倒地，并把哥伦比亚带到了内战的边缘。 拉瑞.博尼利亚从调查他心目中的指控他的那些人的背景开始：他指出，不需要调查谁可能收受了与麻醉品有关的钱，也许哥伦比亚人民更感兴趣的是，所有这些钱一开始都是从哪儿来的？比如说，看看奥特加在国会的同伙，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帕布罗.埃斯科巴是怎么回事？刚好就在此时，美国的ABC新闻台在禁药取缔机构的帮助下在美国播出了一个电视记录片，片中提到一些哥伦比亚最大的贩毒头子的名字，其中就包括帕布罗.埃斯科巴。拉瑞.博尼利亚让人把节目录了下来，拿给其他的国会议员看。这盘录像带震惊了哥伦比亚：看到这个片子之前，人们一直认为毒贩子是那种粗鲁野蛮的歹徒，然而这里就有一个衣着极其考究，而且碰巧还是国会议员的毒贩子。博尼利亚还透露说，埃斯科巴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可卡因走私犯，还是处死绑架者组织迫害行动背后的主使。埃斯科巴威胁要把他告上法庭，要他拿出证据来。博尼利亚开始搜集证据，找到之后，就开始公开指名道姓地指责他们。以前从来没有人敢如此的胆大包天。八月份的时候，哥伦比亚最重要的报纸《观察家日报》非常及时地把所有与1976年逮捕埃斯科巴有关的文件又找了出来，并全都刊登在头版上。据《观察家日报》说，从技术上讲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案，所以可以把埃斯科巴带上法庭进行审问。埃斯科巴非常担心，派了自己的一队人马在黎明时分出动，企图买下所有的报纸，以免其他人读到这篇新闻。没有用的：损失已经是不可避免。 拉瑞同时还在调查空运情况：为什么所有这些麦德林的商人无论如何都需要这么多的飞机呢？他吊销了许多毒贩子的飞机的飞行许可证。九月份的时候，埃斯科巴1976年的可卡因案子再次开庭。人们很快发现，证人和逮捕他的警官都已经被杀死了，麦德林的九个不同的法官在接到死亡威胁后都拒绝接这个案子。接着，上面指定的重新审理此案的法官被谋杀了。紧接着，1974年的偷车案也重新浮出水面，也在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埃斯科巴名誉扫地，不得不辞去了他在国会的席位。哥伦比亚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埃斯科巴根本不是什么“罗宾汉老乡”，他只不过是个恶棍——仅此而已。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拉瑞宣布说哥伦比亚最重要的十四支足球队中有六支为毒贩子所有，并特别指出了其中三支的名字：波哥大百万富翁队（属于罗德里格斯.卡恰家族），麦德林大西洋国家队（为埃尔南.巴特勒.毛瑞诺所有），卡利美国队（为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家族所有）。这个新闻在为足球而疯狂的哥伦比亚人中间带来的震撼非同小可：想像一下，这就相当于英国内务部宣布说曼彻斯特联队，利物浦队和阿士东维拉队为伦敦东区的犯罪集团所有。博尼利亚还宣布说，许多其他体育运动，包括自行车赛，拳击和摩托车赛也都大多为这些集团所有。 接下来，博尼利亚开始把目标对准了个人。他开始调查埃斯科巴的农场，发现他用来进口那些稀奇古怪的动物的文件不规范，便把动物带走并对他提起诉讼。他还走了一招妙棋，起诉奥科阿家族非法进口纯种斗牛。博尼利亚坚信，他往这些毒贩子腿上压的法律问题越多，他们跳起来反抗的可能性就越小。就一定范围而言，他的看法没错。 就在这一时期，拉瑞.博尼利亚开始反对毒贩子们最害怕的一件事：引渡。当是否要把埃斯科巴引渡到美国的问题被提出之后，他强烈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埃斯科巴是哥伦比亚，而不是美国的司法问题。然而当带头游说要引渡埃斯科巴的政治家被谋杀之后，博尼利亚的调子变了： 我知道的越多，就越意识到这些大毒枭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我再也不会拒绝引渡这其中的一条疯狗。只要哥伦比亚的法官还畏惧毒贩子，这些大毒枭就只会害怕美国的法官。 引自《粉饰》，西蒙.斯特朗 就在博尼利亚看起来好像占上风的时候，埃斯科巴也在密切地注意着他。这位大臣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被秘密监视了起来。有时他拿起电话，听到里面播放的是自己的谈话录音：他的电话不仅被录音，而且埃斯科巴还想让他知道他们在录音。一开始他听到的是有人提出，如果他终止调查，就给他一大笔钱，接下来就是越来越血腥的死亡威胁。然而他根本不吃这一套，还批准警察局长，一个名叫哈米.拉米雷兹.戈麦斯的正直的警官尽其可能地严厉打击全国的可卡因实验室和贩毒活动。 正是这一举措最终导致了罗德瑞格.拉瑞.博尼利亚的毁灭。同时毁灭的还有哈米.拉米雷兹。因为在哥伦比亚的丛林深处，波哥大以南480公里远的地方，有贩毒分子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重要到博尼利亚和拉米雷兹发现了它，也就等于在自己的死亡令上签了名。然而，这个秘密的发现不是始于哥伦比亚，而是在芝加哥北部4，800公里的地方。 1983年九月，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托雷斯的哥伦比亚商人来到了新泽西州菲利斯堡的JT贝克化工供应公司下定单。他说他想要1，300桶脱水乙醛。JT贝克公司的人员感到非常好奇：不仅仅因为他要买的化学物品的数量异乎寻常地多（合法的定货量一般在五桶左右），而且因为托雷斯坚持要用现金来支付这笔价值280，000美元的交易。JT贝克公司嗅出了问题，拒绝向托雷斯供货，要他收拾东西离开。然而就在两个星期之后，托雷斯接到芝加哥的一家名叫“北方中心工业化学制品公司”（NCIC）的电话。这家公司听说他在寻找大量乙醛，没有问他什么问题。这种事情他们一直都在做。托雷斯来到芝加哥见到了北方中心公司的人，同两个名叫梅尔.斯克比伦和哈瑞.弗里特的年轻的化学家做成了这笔交易。一个月之内，第一批货——88个上面错误地标着“甲酸乙酯”的容量为208升的大桶——踏上了前往哥伦比亚的旅途。 当然，弗朗西科斯.托雷斯不是个规规矩矩的药剂商。他是麦德林集团的代表，这些乙醛将会用到可卡因生产中去。NCIC的化学家也许会对此感到生气，不过他们在这次交易中也不是完全诚实。其实他们也不是化学家。他们是禁药取缔机构的便衣。不仅如此，他们还灵机一动，在把木桶发往哥伦比亚之前，他们在其中两个桶里悄悄地隐藏了卫星发射装置，这样一来，禁药取缔机构——通过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朋友——就可以精确地确定这些乙醛到了哪里，从而找到可卡因生产地点。托雷斯完全不知道，他的货就是一匹特洛依木马。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NSA的官员屏住呼吸观察着，发现这批乙醛蜿蜒而行来到了南美——来到麦德林城外奥科阿家的农场——然后继续前进来到丛林深处，在卡克塔省的腹地才完全停了下来。NSA现在动用了一下他们鬼鬼祟祟的工具，好来看看那儿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管丛林里在干什么，都不可能是合法的事情。一开始，卫星发回的图片上就展现出一条完美的1，000米长的飞机跑道，它位于荒野之中，与任何城镇都不相干。他们的信号情报接收器还截获了丛林中——离最近的道路也有240公里远——发射出来的大量无线电信号。 他们把这一情况通知了哥伦比亚的拉瑞.博尼利亚，他命令哈米.拉米雷兹到丛林里的这个地方去看看。拉米雷兹知道这么大规模的便衣行动一定会使参加的人身处险境，于是他确保不让实际参加袭击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要到哪儿去，什么时候走——直到他们都安全地上了飞机，在空中飞行时才告诉他们。尽管他们已经做了种种努力，毒贩子们还是设法得到了风声，知道他们要采取行动——但是他们还是不清楚行动的具体内容。 就在行动队动身的前一天，一群神秘的商人前来拜访拉米雷兹的弟弟，告诉他说，如果他能够劝他哥哥取消计划——无论是什么计划——就可以得到三百万美金现金。（袭击行动过后，拉米雷兹查出了是谁泄露了消息，解雇了他；两个星期之后，人们发现这个通风报信的人身上被烧伤，肢体残缺不全，死得很惨。） 1984年三月十日，两架直升飞机，一支哥伦比亚的“特种武器及战术”小组，外加一架载有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的禁毒部的四十多人的固定翼飞机落在了这条秘密跑道上。他们同一些人——后来才知道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成员——展开了交火，接着守卫们纷纷跑到了丛林里去。接下来这个地方就只剩下了他们，于是他们开始四处查看。他们马上明白自己这次可是大有收获。这个名叫“平静荒原”的地方同其他秘密的可卡因实验室十分相似，只是规模不同。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见过像这样的地方：这里的飞行员，守卫和化学家都拥有各自独立的宿舍。有设备齐全的厨房，一次可以做出三十个人的饭。有淋浴，冲水式的厕所和电源。还有成千上万桶提炼可卡因所需要的化学物质和工业用途的可卡因干燥设备。一本丢弃的日志上记录着1984年的前两个月就有超过15吨的可卡因膏通过了“平静荒原”，从一大堆收据上可以看出，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玻利维亚的罗伯托.苏亚雷斯。 更有趣的是，还发现了一个飞行员的笔记本，上面有一张手绘的图，图上写满了数字。这原来是一张这一地区其他可卡因实验室的地图，上面标的数字是它们的无线电频率，根据这个就可以追踪到它们的位置。拉米雷兹的人马立即跳上飞机，开始搜寻起来。 第二天，他们发现了另一个名叫“古柯之地”的实验室。营地外面就有一个装有一吨可卡因的防水容器。接着他们发现了“古柯之地2”——找到五百公斤可卡因。三月十四日，他们又碰巧发现了“平静荒原2”——发现了4吨。接下来的那天他们袭击了“钻石”实验室，找到五百公斤可卡因。袭击行动进行了又进行，哥伦比亚警方摧毁了一个又一个实验室，找到隐藏起来的大批枪支，化学制品，飞机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所有的东西都烧得一干二净。仅仅两周的时间，五条飞机跑道，七架飞机，九个可卡因生产实验室，12，000桶的化学物质，1，500公斤的可卡因基和8，500公斤的纯可卡因——估计价值超过十亿美元——都消失了。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缴获可卡因行动。 然而有人将要为此付出代价。 就在埃斯科巴的姐夫咖斯特维.莱斯左普的家中，暗杀罗德瑞格.拉瑞.博尼利亚的行动正在策划之中。据后来发现，这次袭击花费了大约500，000美元的样子，由埃斯科巴的私家军中的一个人劳斯.魁西托斯负责，据传许多毒贩子都出了钱——好让所有人都同这起谋杀有同等程度的干系。正在作战的哥伦比亚司法部长已经来日不多了。 博尼利亚很清楚有人已经收了钱要取他的命，但是他认为自己的保安队可以对付这一切。“对那些无法无天的人而言，我是个危险的部长！”他开玩笑说，“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对我发动突然袭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意识到哥伦比亚的保安力量无法保证他的安全。四月三十日，他给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刘易斯.谭博斯打电话，告诉他说自己决定离开这个国家，担任哥伦比亚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他觉得，铁幕的背后他也许会安全些。但是他非常担心：职业杀手步步紧逼，他说他可能都坚持不到离开的那一天。他问谭博斯自己能不能得到美国的保护。谭博斯同意了，决定送博尼利亚住进“联邦保护证人计划”在德克撒斯州的一所用来藏匿告密者的房子里。但是这个决定已经太迟了。上周末，拉瑞的朋友，记者法比奥.卡斯迪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拉瑞]给我打电话，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我在司法部期间做了哪些实事。我不想提到任何有关贩毒的事情，而是写写我们在这里正在做的那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说好吧。这篇文章在二十八号星期六刊登出来，他星期一给我打电话说，“非常感谢，法比奥，写得非常棒！”他说，“我今天就要被杀死了，但是这篇文章可以作为我给司法部的遗言”。接着他在电话里给我放了他那天早上刚刚收到的第五次死亡威胁的录音。当时才刚刚早上十点。“听听这个”，他说，“啊哈，你这个杂种，我们今天就要把你干掉……”接着他给我他车上的秘密电话号码。他说，“如果我没有接电话，那就是因为我已经死了。” 那天下午，两个没读过书的恩维加多青年伊万.达利奥.魁萨多和拜仑.维拉斯盖兹在相互打气。他们每个人将要挣上20，000美元——他们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而要干的活只需要几秒钟。同埃斯科巴手下大多数的人一样，他们都迷信得要命，动身之前还跑到麦德林城外的萨巴内塔的圣玛丽亚利多拉辅助圣坛去飞快地祈祷几句。接着他们跳上一辆崭新的雅马哈摩托车，动身去追踪博尼利亚。 他们在波哥大城北部发现了困在车流中的他的白色的奔驰车。坐在后座上的魁萨多打了个手势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维拉斯盖兹便朝着那辆车加速冲过去，直到差不多同汽车的右后翼平行时才把摩托车停住。接着他稳住车子，魁萨多从夹克衫下面抽出一把MAC.10自动手枪，对准汽车后座打光了弹夹里所有的子弹。博尼利亚的保镖对着赶紧逃跑的摩托车开枪，打中维拉斯盖兹的胳膊，打死了魁萨多。摩托车倒在他们身下，他们便沿着马路逃跑。尽管保安队随从尽可能快地作出了反应，但还是不够快：奔驰后座上的拉瑞.博尼利亚已经被击中七次，打在了胳膊上，脖子上，胸口上和头上。法比奥.卡斯迪洛回忆说： [他给我打完电话]后，我在最高法院工作了一会儿，那儿有个小小的咖啡厅，我同四五个朋友一起正在喝着咖啡，咖啡馆的老板跑过来说，“刚才有人企图要罗德瑞格.拉瑞的命！”我说，“什么？”我径直跑到电话那儿去，拨了他给我的号码。没有人接。 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禁毒战士走了。后来检查被打死的那个杀手时发现，他在内裤里插着一张圣母玛利亚的图片以求好运。 面对拉瑞.博尼利亚死亡的消息，哥伦比亚人民震骇之下的无言以对。当天夜晚，总统贝汤科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他在国家电视台上对全国发表了讲话。他宣布说，毒品问题是“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问题”，国家现在要“毫不手软地”对贩毒分子“开战”。他没有确切地说明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场战争。 博尼利亚的葬礼在波利瓦广场上的国家大教堂举行。教堂外面的广场上挤满了哀悼者，他们为这位年轻的大臣哭泣，高喊着“罗德瑞格！我们爱你！”总统贝汤科为这位年轻的大臣致悼词，他接下来的话无疑像是落下了一颗重型炸弹： 住手！人类的敌人！哥伦比亚要把……其他国家正在缉捕的罪犯移交过去，好让他们受到惩罚，以儆效尤！ 引自《亡命之徒》，沙农 在他宣布要重新实行引渡法的时候，参加葬礼的人都站起来鼓掌。 把罪犯引渡到美国的想法以前一直是大多数哥伦比亚人深恶痛绝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不仅仅可卡因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美国人的问题，而且美国人一直以来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来干涉南美洲的政治，要他们做这做那的——而他们早就受够了任人摆弄的滋味。再说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有什么不对头的？真的就那么不完善吗？因而哥伦比亚人对贝汤科在博尼利亚葬礼上的讲话所做的反应标志着哥伦比亚人的认识上的转折点：此刻人人都认识到，可卡因不仅仅是外国佬的问题，而是大家的问题。如果贩毒集团连司法部长这么重要的人都敢杀害，还有什么他们做不出来的？ 与此同时，对贩毒分子而言，它也标准着一个转折点。唯一真正令他们感到害怕的就是引渡。在哥伦比亚的监狱里呆着，这主意还不算太坏：可以贿赂守卫，恐吓法官，可以安排得任何事情都无法正常进行。他们在哥伦比亚非常安全。但是在美国就不一样了。还没有谁能通过贿赂从那儿的监狱里逃出来的。而且那儿判起刑来肆无忌惮。因此，贝汤科提出重新实行引渡法的提议对任何与可卡因有关的人都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因为贩毒分子要——倾其所有——与之斗争。就在哥伦比亚认为它宣布对可卡因毒枭打一场“毫不手软的战争”的时候，贩毒集团实际上也即将对哥伦比亚宣战。这场战争带来的是悲剧性的后果。 不仅仅只有哥伦比亚人才开始密却关注可卡因问题的实际严重程度。在美国，人们也睁大了双眼。距佛罗里达海岸线350公里远处发生的事件让人们认识到，不仅仅只有微不足道的拉美小国才会被可卡因腐蚀。位于这些事件的核心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卡洛斯.莱德。 莱德在“诺曼之洲”上一直过得非常愉快。他刚搬来的时候，埃斯科巴和奥科阿家的人都飞过来视察了他的活动，对他翘起了大拇指，并且认定他就是为他们安排运输的最佳人选。卡洛斯变成了麦德林集团组织负责运输的头头。他从自己在巴哈马的这个藏身之地源源不断运到美国的可卡因的数量，要大大超过以前其他任何人。但是他的行动并不是悄悄进行的。没过多久，巴哈马的警察就听到有风声说岛上有奇怪的事情发生。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个成员基恩.弗兰卡回忆说： 他想把人们赶出”诺曼之洲”。问题是，任何在这个岛上有房子的人一般说来都非常有钱，有几个人还很有关系——与美国政府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有关系，他们会打电话。因此我们开始接到这类电话：“那儿情况不对头。某某是某某的朋友，他说一帮家伙拿着M16威胁他，要他离开这个岛。那儿出了问题。”这样一来大家都开始关注那个地方。 1979年春天，警方明白无误地了解到岛上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副专员劳伦斯.梅杰急于要对这个岛发动袭击，并且警告政府说，巴哈马的毒品走私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如果不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的国家安全将岌岌可危”。 1979年六月，最后一批离开的岛上居民之一理查德.诺瓦克前去拜访了拿骚的美国大使馆，给他们看了一些他在“诺曼之洲”上拍到的那些哥伦比亚人的照片，告诉他们那些人正在那里进行的奇怪的活动。大使把所有这些信息都交给了禁药取缔机构。现在人们真正开始问问题：”诺曼之洲”到底在发生什么事？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巴哈马反对党的领导人诺曼.所罗门到”诺曼之洲”去了一次。他被莱德的一群打手护卫强行赶了出去。他回到了拿骚，报告说那里发生的事情非常古怪，并建议政府对之采取行动。经过进一步调查之后，巴哈马警方才笨手笨脚地决定采取行动，要对它发动袭击。这次代号为“浣熊行动”的袭击是一场闹剧。巴哈马警察在九月十四日上午到达小岛，结果发现莱德坐在船上，镇定自若地把船划到淡水湖最浅的地方——他很清楚他们不会跟着他到那儿。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接下来把几袋子白色的粉末倒进了水中。然后他向他们挥了挥手，迎上前来作自我介绍。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经过这番表演之后，警察在小岛上没有搜查到任何可卡因。不过他们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武器库，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带走。岛上的三十个居民都被带回拿骚关了一夜。莱德不在其中。事实上，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带走的。所有被关了一夜的人第二天都被放了出来。他们统统回到了”诺曼之洲”，生意又恢复了正常。 他这一次也许可以躲了过去，但是巴哈马议会对莱德还不是非常满意。十二月份的时候，也就是浣熊行动失败的三个月后，他接到正式通知，要求他离开这个小岛。他没有离开。警方再一次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条可卡因运输渠道也就继续畅通无阻。第二年的七月份，他又制造了一次轰动事件，当时有人在”诺曼之洲”附近发现一艘名叫“卡利亚三世”的游艇，显然是出了事。过来一看，发现卡利亚三世上面一个人都没有，甲板上满地都是血，防水壁也被子弹打得七零八碎。游艇后面的系艇索上还躺着个残缺不全的尸体随着波浪上下浮动。看到这副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这个人马上开着汽艇飞奔到拿骚报告了警察。然而等到他们赶来查看情况的时候，那个尸体已经不见了。后来发现这条船属于佛罗里达州一对退休的老两口，此后再也没有谁听说过他们消息。尽管找不到任何证据，但很明显，这对不幸的老人飘流到离“诺曼之洲”太近的地方，看见了莱德不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人们还听到奇怪的谣言说，还有其他家庭在这个岛附近失踪。 四个月之后发动了针对”诺曼之洲”的又一次袭击，“大卫行动”。不过这一次莱德事先得到了消息，岛上还是非常的干净。可卡因继续畅通无阻。 第二年，要求对此采取行动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巴哈马警方派了一支警察小分队在“诺曼之洲”上永久驻扎。当时岛上的一个前居民听到消息，以为这个地方可能不再那么危险，于是回到了岛上，结果发现警察正在帮助莱德的手下卸货，然后还把飞机推到了机棚里去。这一次，警方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到了1982年，禁药取缔机构要求引渡贩毒分子，这时就连莱德也感到紧张：他的心爱之地离美国也太近了。他采取的行动十分厚颜无耻，他联系禁药取缔机构，提出要以五百万美元的低价把这个岛卖给他们——条件是他们放弃对他的所有指控。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提议不会被接受的时候，于是就采取了学校小男孩般的挑衅行动：在七月十日，即巴哈马独立九周年的时候，在拿骚有一场盛大的街道晚会，当人群在街上狂欢的时候，他们听到一阵小型飞机的嗡嗡声。飞机在狂欢的人群上空盘旋，向人群抛撒传单。传单上写着：让禁药取缔机构回家去。本来没有谁会注意这东西，但是许多传单的背后都订上了一张完好无损的100美元的大钞。 莱德最终在1984年八月被赶出了诺曼之洲。他在那儿呆了七年，期间走私可卡因的行动或多或少一直没有间断。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他怎么能就这样逍遥法外？答案很简单——莱德买通了政府。乔治.容格的第一个飞行员巴里.凯恩是个律师。他把卡洛斯介绍给了一个名叫尼盖尔.波文的心术不正的巴哈马律师，这个人提出可以作他们的中间人，向巴哈马政府的高级官员行贿，以确保不会有人干涉诺曼之洲上的行动。他还介绍卡洛斯认识一个名叫罗伯托.维斯科的金融骗子。维斯科有意染指可卡因交易；莱德有意进入金融界。于是他们作了一笔交易。维斯科在”诺曼之洲”几英里远的地方买了个小岛，卡洛斯教他如何操作。作为回报，维斯科介绍卡洛斯认识许多心术不正的巴哈马公务员，这些人可以保证警方永远不会跟他跟得太紧。当乔治.容格1977年第一次飞到”诺曼之洲”的时候，莱德就把他介绍给了维斯科，说“这家伙正在给我们联系巴哈马的首相”。事实上我们很难分辨维斯科到底有没有给他拉关系。然而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波文和维斯科一起的确在给他拉关系。 巴哈马当时的首相是林登.奥斯卡.平德林爵士，是个受过英国教育的律师。平德林自从1967年以来一直在位，巴哈马1973年的独立也应归功于他。尽管他大喊大叫拒不承认，然而巴哈马警方逮捕莱德的行动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这看起来好像平德林也有问题。1984年成立了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来察明真相。虽然这个委员会六个月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那儿不动，不过没过多久，它就开始发掘出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来。 最初的两次袭击诺曼之洲的行动，“浣熊行动”和“大卫行动”都失败了。第二次行动很明显有人提前莱德通风报信，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把一切都清理干净，所以还是什么证据都找不到。第一次行动的情况要扑朔迷离得多。袭击一再延期，直到最后召集这次行动的人——副警察专员劳伦斯.梅杰——抽不出时间来参加。于是行动改由另一个副专员霍华德.史密斯带队。史密斯在接受讯问时的解释很难让人相信。他说自己没有逮捕莱德的理由是他一直不知道他就是这次袭击的目标。但是，即便假定他说的是真的（这当然听起来不像是真的），领导一百多警察实施这次行动的史密斯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莱德当着整个一群警察的面，把肯定是可卡因的东西倒进了大海，然后把岛上的每个人都抓了起来，单单把他拉下？后来发现，史密斯不敢碰莱德的理由是，当时有人把他拉到了一边，交给他一个黑色的塑料箱子，里面装着80，000或是120，000美元的现金。 接下来情况更糟。史密斯不但没有把莱德抓起来，还把他一个手下发现的一个详细记录了向“政府高层的部长们”行贿数目的笔记本弄丢了。他后来说他懒得费神小心保管它，因为他觉得这东西“不相干”。委员会得出结论说， 莱德的确向警方行贿以保证自己的自由，就副专员史密斯和其他高级警务官员而言，我们发现他们与莱德之间存在串通一气的行为。 引自《可卡因之王》，加里奥特和里恩 好吧。史密斯认罪了。但是这种腐败究竟涉及多高的层次？似乎比史密斯要高得多。总共有十二个贩毒分子在皇家委员会面前作证，大致说平德林内阁里的高级官员收受了贿赂，这保证了无论莱德的名字什么时候出现，警方都会装作没看见。一个毒贩子还声称他特地多次向巴哈马的农业大臣乔治.史密斯行贿。问钱都到哪儿去了，据说史密斯回答说，“我拿去交给首相了”。委员会无法证实此事，但是还是证明了就在证人声称这次交易发生的时间，史密斯的确接受了莱德的礼物：一辆崭新的宝马车。史密斯辞职了。 这类指控更加深入。一个毒贩子提摩西.米尼格告诉委员会说，他在”诺曼之洲”上看到首相平德林和莱德在一起交谈。平德林矢口否认，不过承认在上述期间他的确去过岛上检查那里的情况——因为他注意到那里有许多天线和稀奇古怪的无线电设备，并对此起了疑心。他说自己回到拿骚之后，就把在岛上见到的奇怪的东西告诉了副专员梅杰。他说，是梅杰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也不太可能——不管怎么说，正是梅杰三个月前警告说诺曼之洲被“外国武装犯罪分子”占领。有人称莱德通过波文每个月付给平德林80，000到100，000美元，以确保自己免受法律制裁。另一个线人作证说他无数次见到平德林在诺曼之洲上好像没有明天似的尽情狂欢。有人要他拿出证据来，据说他拿出了三张首相的照片，身边围着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的女人，面前的桌子上还摆着几堆白色的粉末。这些照片刚一露面，就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至少有一个禁药取缔机构成员在记录上写到自己看到过这些照片。 皇家委员会发现，平德林的开支远远超过他的合法收入，而且恰好在莱德呆在诺曼之洲期间，这位首相秘密收受了远远超过两百五十万美元的“礼物”。然而由于这些“礼物”大多数没有收据，委员会不得不下结论说，没有证据表明他直接接受了任何与毒品有关的钱。反对他的政治家们可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平德林从某个地方收受了大量的现金，他没有收据来证明这些钱与毒品无关。这次调查引发了一百万次诽谤战。巴哈马到处都冒出了“通缉令”的张贴画。上面的口号是：领袖原来是小偷。在他执政期间，声称他和莱德搅在一起的言论一直对他紧追不舍，一直到他1992年离任。他以诽谤罪把NBC电视台告上了法庭，因为他们拍了一个有关诺曼之洲的片子。他一度极其担心，竟然在美国的报纸上整版地作广告，要来“以正视听”。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二十年过去了，巴哈马人急切地向我指出“什么证据都没有”。但如果问急了，大多数人同意平德林从莱德那里收受贿赂的说法。在我从”诺曼之洲”回来的路上，从机场穿过拿骚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沿着“天际大道”走，也就是拿骚最富的人住的那条街。他接着把车速放慢到蜗牛爬的速度，然后停了下来，指给我看平德林以前的住宅——一栋巨大的加勒比海式的房子，隐藏在郁郁葱葱的花园背后，有125个房间。这所房子最近卖了两百五十万美元的样子：对一个公务员的工资而言这个价钱还不错。平德林本人搬到了“里弗德之洲”去了，这是巴哈马最高级的私人小岛，肖恩.康纳德的家也在那儿。我的司机打包票说，他的新家价值四百万美元：同样，对一个公务员而言，这个价钱还是很不错。我问司机，这座房子是不是用可卡因钱买的，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哐啷一下挂上档，“看看你周围的房子！”他说，“所有这些房子都是用可卡因钱买的！”接着，他大笑着猛地一松手刹车，把车开进了车流中。 回到了美国，一位曾驻巴哈马的前禁药取缔机构（高级）成员后来给我解释了这种情况：“平德林是个——是啊，他应该给关起来。我认为巴哈马人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也是巴哈马的独立之父。而且他现在已经很大年纪了。你能拿他怎么办？” 在巴哈马活动的，不仅仅只有莱德一个毒贩子。他只不过是最胆大妄为的一个。事实上，自1973年巴哈马独立以来，这个岛国一直是南美大麻的中转站。仅仅二十年的时间里就有数吨的大麻通过这里。1980年，副专员劳伦斯.梅杰在“黑岩岛”上发现了好大一堆大麻，结果他认为要称它的重量是不现实的，应该用步子测出它的重量。这堆大麻大约有两米高，当他用步子测完之后，发现它有大约三公里长。 加勒比海地区的毒品量飞速增长，导致其价格下降，因而导致当地人消费毒品的数量相应上升。就大麻而言，后果还不太严重。然而就可卡因而言，后果极其严重。七十年代晚期，这种情况将会产生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后果，最终导致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吸毒热潮。 第12章 提纯可卡因人咬狗 坐在拿骚我住的那家旅馆的大厅里，我突然看到布莱恩.哈勃斯通缓缓走来。看着他穿过街道，我不敢肯定这人到底是他，还是某个迷路的帆板教练：腿上套着条自行车裤，上身穿着件宽宽大大的奶白色衬衫，脚上踩着双凉鞋，戴着副六十年代的护目墨镜，他看上去太悠哉游哉，根本不像个真正的医生。就是他。一开始我建议我们两个到当地的一家餐馆吃晚餐，但是发现不可能——他在当地的一支乐队打手鼓，今天夜晚他们在珊瑚海滩上的玛瑞特酒店有一场特约演奏会。 我认为，拿医生的标准来看，哈勃斯通实在很酷。我们握了握手，我提议到旅馆的餐厅喝杯咖啡，但是他不愿意。他想到海滩去。我们便改在那儿进行采访，哈勃斯通坐在荫凉处的太阳椅上，给我讲述了巴哈马的滥用毒品的情况。 他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加勒比海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吸毒现象。1967年，拿骚有一家名叫“沙地”的精神病诊所，他是那儿精神病方面的负责人。这家医院是巴哈马第一个设立滥用药物住院部的地方：为长期酗酒的患者准备了二十张病床。虽然酒精中毒很令人担心，但是还没有出现什么其他毒品：“当时那里也有少数人抽大麻，”他告诉我说，“但是不太严重。当然没有什么静脉注射毒品的情况。没有海洛因。没有可卡因——或者说，就是有，我们也没有见到过”。然而，就在七十年代晚期，在莱德和他那一帮子的努力下，毒品开始在最令人意外的地方出现。 “巴哈马是贩毒活动的一个主要中转站”，他对我说，“他们走私大量的可卡因。那里到处都是可卡因——有时候简直就是从天而降。走私的毒品时不时会被冲上海滩。当地人便开起了大规模的可卡因聚会，直到把所有的可卡因都吸光为止。” 听起来简直让人无法相信——遗失的可卡因被悠闲自得的拿骚居民分光了——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即便是在今天，时不时仍有大包的非法毒品被冲上海滩，渔民们经常在网中发现它们，结果给它们起了个当地的一种鱼的名字：如果你捞上来一包毒品，他们说你就是抓住了一条“大石斑”。不时丢失的大包的可卡因还不真正算是严重问题。然而到七十年代末的时候，这里的可卡因实在太多，给毒贩子干活的当地人会或偷或买地弄上少量的可卡因——然后到大街上卖给他们的同胞。 巴哈马人开始陷入毒品问题，而也开始有人把病人介绍到哈勃斯通那里治疗。这些作为精神病患者住进了“沙地”医院的人显然是使用过某种药劲很大的东西。 “他们的模样很是特别：就像酗酒的人有某种特殊的样子，你同样可以很容易就认出这些家伙来。他们的皮肤呈献出一种干巴巴的灰颜色。他们常常都特别的瘦。我们很快开始给人们看病。给很多人看病。”问他们服用了什么的时候，哈勃斯通的病人承认服用过可卡因。“只不过他们不是从鼻子吸进去，”他说，“他们抽可卡因。” 哈勃斯通给我联系上他的一个同事，“沙地”医院的另一个医生，他叫尼尔森.克拉克。克拉克告诉我他第一次与可卡因擦肩而过的情形： 我是在1979年第一次见到可卡因病例的。那是个出租车司机，因为某种精神病而住院。严重的偏执狂症。他承认是因为可卡因。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唯一的原因是这个病例很新鲜：可卡因与精神病。在这个时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对可卡因上瘾的病人。此后不久，也许两到三个月之后吧，又有了一个病例。我不记得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认为他失业了。也许他就是个毒贩子。他来的时候就有严重的幻觉：皮肤下面有虫子，他又抓又挠的。我们收他住院，他告诉了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抽可卡因。我看见这个家伙的时候不由心想，这次可真的要流行起来了。 尽管他们当时还不清楚，其实哈勃斯通和克拉克正是第一批注意到巴哈马出现了抽可卡因现象的人。巴哈马也是第一个经历后来称之为“提纯可卡因”大流行的地方。 把可卡因当烟抽，这主意并不新鲜：早在1886年派德制药公司就推出了古柯香烟。然而由于古柯行业的情况急转直下，这东西一直没有流行起来。盐酸可卡因——人们通常服用的形式——对热非常敏感。事实上，如果将之燃烧的话，它会完全分解，所以把一些可卡因裹在烟纸里抽只不过是在烧钱而已。要把它当烟抽，就必须用化学方法把可卡因转变成一种遇热可以蒸发而不是降解的形式。哈勃斯通和克拉克指出，显然，人们在1979年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这样的一种形式。 其实这个发现并不新鲜。南美洲人把可卡因当烟抽已经有好多年了。早期从古柯叶子里提取可卡因的时候就涉及一道程序，要把古柯叶子转化成一种名叫“基础膏体”的膏状物，人们通常称之为“膏”，“巴祖克”，或是“基”。这种白色的淤泥状的物质是可卡因交易的标准流通形式：正如亨利.赫德.鲁兹比发现的那样，它制造起来很容易，也很容易运输，而且离纯粹的盐酸可卡因也仅仅几步之遥。然而鲁兹比没有注意到的是，这种“基”可以当烟抽。它可以抽，是因为在提炼之前，“基”里面含有比率很高的可卡因硫酸盐——这东西遇热可以完全蒸发。从事可卡因行业的南美洲人养成了刮上一点点“基”塞进烟里抽的习惯。这样抽的效果会带来迅速而强烈的“上冲”感。然而在这个阶段，除了从事可卡因生产的人外还没有谁抽可卡因。这是一种行业习惯。当时，由于这种毒品带来的“欣快感”非常强烈，这个习惯迟早会流行起来。 七十年代早期的时候，北美的某个人意识到抽可卡因的潜力。尽管还没有谁设法查出哪个家伙应该对此负责，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还是被加利福尼亚，洛山矶大学的一个教授仑.西格尔再现出来。西格尔是世界上可卡因科学史方面最重要的专家，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来探索提纯可卡因的演化史，从还没有任何人听说“提纯可卡因”这个词之前研究起。1982年他出版了《致幻类药物日志》一书，对抽可卡因这一作法的演化史进行了权威性的描述。这本书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西格尔看来，在七十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也许就在1970年，一个美国的可卡因贩子来到秘鲁检查生产情况。到那儿后他发现，有些工人在抽一种他们称为是“基”的物质。他试了一点，对其效果不由大吃一惊。回到美国之后，他开始按照他在秘鲁试过的方法来提取可卡因。但是有问题。盐酸可卡因没法抽。 西格尔估计，这个家伙找到一个懂化学的朋友，问他为什么可卡因没法抽。他告诉他说自己正在寻找一种由可卡因衍生而成的物质，秘鲁人称之为“基”。能不能帮他制造出一点来？他们一起在化学百科全书里查“基”这个词，发现盐酸可卡因是一种盐，但是要把它转化成一种基本——或是“盐基”——形式也很容易，只要出去里面的氢氯化合物分子就行了。他们可能以为这种形式的可卡因就是南美洲人一直在抽的东西——因而他们才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盐基”。要把可卡因盐转化成盐基，只需要加入一种合适的碱（氨气就行），再把得到的东西溶解在诸如乙醚之类的强效溶剂里，让可卡因结出晶体来就行了。这办法还真行。因为这个过程涉及把可卡因基从盐酸可卡因中释放出来，所以他们称之为“让可卡因中的盐基游离出来”——或是“游离盐基可卡因”。 事实上，这些家伙完全弄错了。南美洲的种植者一直以来抽的是一种粗制的混合物，是包括可卡因硫酸盐在内的可卡因化合物。“盐基”只不过是他们给它起的名字。这些美国人找到的不是粗制的混有其他物质的可卡因硫酸盐，他们抽的是纯可卡因基。正如西格尔所说，“他们抽的是这个星球上以前从来没有人抽过的东西。”这东西的劲儿异乎寻常地大。当然，可卡因这时还非常稀罕，而且很贵，游离盐基可卡因要流行起来还需要很长时间。七十年代早期，即便是想定期买到可卡因也很不容易。但是，一旦市场打开了，价格就会下降，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尝试它。 游离盐基可卡因最初是个大秘密。它不仅仅要求有大量质量上好的可卡因——这一点就让大多数人无法尝试它——而且要懂点化学知识，还要有几件工具（烧杯，量杯和溶剂）。而且，对之保密也符合知道如何把可卡因转化成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人的利益。知道这个秘密的毒贩子开始做游离盐基可卡因的生意，靠当“药剂师”来赚钱。他们出现在那种有许多可卡因的晚会上（早期的时候，这种晚会专属于娱乐明星和毒贩子），提出为他们泡制游离盐基可卡因，作为回报，他们自己也要享用一点。大麻贩子艾伦.朗回忆说，他在纽约的时候身边就有这么一个角色。因为他总是定期坐飞机到哥伦比亚去，所以总会带点可卡因回来自己享用。 他告诉我说，“一次纽约有个聚会，我有可卡因——你知道的，我两美元一克买的。所以我带了一些去，把可卡因倒在了桌子上，给自己卷了支烟，有个家伙对我说，‘你知道吗，你这是在浪费可卡因’。我说，‘啊？’他说，‘你应该这么干’——他把可卡因拿到了厨房，做了些游离盐基可卡因，我们开始抽起来……他在厨房就能做出来。他把这东西叫游离盐基可卡因”。 很快，人们发现制作游离盐基可卡因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这个过程不需要掌握任何的化学知识：一教就会。很快，美国各地的致幻药品店里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可卡因手册，大谈游离盐基可卡因是如何地妙不可言。我在伦敦的“药物依赖性研究院”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1979年的小册子，题目是《可卡因爱好者请注意！游离盐基可卡因＝自有性以来的最好的东西！》。这本书一步一步教给读者这个过程，还总结说游离盐基可卡因“与定期服用任何剂量的可卡因相比，它对身体的伤害要小得多”。这是个很普遍的误解：人们此刻还认为滥用可卡因的唯一的危害就是会伤害鼻粘膜。抽可卡因似乎连这个都能避免。到七十年代晚期的时候，美国各地的致幻药品店都在出售可以制造和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各种各样的随身器具，从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用的特殊的烟斗，到包括说明书和所有正确的溶剂在内的提炼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工具，一应俱全（西格尔估计说，到1980年已经售出300，000套游离盐基可卡因工具。） 这是游离盐基可卡因的问题。抽可卡因产生的”上冲感”极其强烈，但同时”欣快感”的过程大大缩短。这使得可卡因越发容易使人上瘾。游离盐基可卡因爱好者在试图得到更多的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时候，行为举止开始表现得十分古怪，反复无常。朗是这样解释的：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游离盐基可卡因爱好者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开始总是盯着地面，寻找点滴的游离盐基可卡因。即便和你说话的时候，他们也一直盯着地板看。这有点奇怪，不过人人都是这样。我有一次因为这个打了一个朋友一巴掌。我一直在说话，他一直在东看西看。我说，“抬起头来。看着我。”他说，“好，好”。我说，“你要是再不看着我，我就扇你一巴掌。”他接着说，“好”，还是一直在地板上东看西看找游离盐基可卡因。所以我打了他一耳光。打他也没用。我见过有人爬到桌子底下，坚信那儿的地板上有一丁点的游离盐基可卡因。 整个美国的可卡因使用者都发现自己像孩子般爱与人口角。谁的可卡因？谁提炼出的游离盐基可卡因？谁的烟斗？而且，更重要的是，该谁用烟斗了？这就是游离盐基可卡因的问题：这东西太诱人了，一旦抽上，就想永远抽下去。根本不可能停止下来。 医学界很清楚地意识到现在正在流行抽可卡因。西格尔在197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实验室里的猴子可以学会抽游离盐基可卡因。这个发现可真是异乎寻常：要哺乳动物抽任何东西都很困难，因为他们对抽烟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因此，在抽其他药物的实验中，西格尔必须靠事后给予奖励的方法来强迫猴子吸入气体。然而同他试过的其他任何药物都不一样的是，他发现猴子不需要其他任何推动因素就愿意抽可卡因。实际上他们很喜欢抽这东西。在《极度兴奋》一书中，他描绘了他的一个研究课题中出现的十分离奇的现象，一个名叫费比的猴子深深抽了口游离盐基可卡因，接着呼了出来，拼命地去舔要飘走的烟雾。他非常吃惊：“我们从来没有发现有哪种药物不需要强化刺激——例如让它抽口烟然后给点好吃的——猴子就愿意抽的。”他告诉《快感时代杂志》，“但是它们就愿意抽游离盐基可卡因。” 多年以来西格尔一直在监控一组可卡因使用者，看看可卡因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的。使用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人数一直在持续上升。1977年，他研究对象有百分之十四试过游离盐基可卡因。一年之后，这个数字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九。这可不是个好现象：在他看来，这个习惯非常危险，因为游离盐基可卡因使用者一旦开始抽，似乎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摄入量。他们会抽啊抽，一直抽到再也找不到更多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游离盐基可卡因使用者连续96个小时不停地抽可卡因，一直抽到精疲力竭昏死过去。而且不仅仅只有人类才这样：动物也有这样的问题：他指出，“抽样研究的三只猴子中，两只设法控制了自己的摄入量。第三只只是不停地永远抽下去”。由于像这样来纵情使用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人最后会摄入的毒品数量非常大，他得到的结论是，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危险性比从鼻子吸入的危险性要大得多。他意识到必须提醒人们注意到这种危险的新潮流即将带来的风险，于是赶紧给《新英国医学杂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1979年二月刊登了出来。 致编辑： 出于非医学目的的通过鼻腔使用可卡因从而导致的需要医学治疗的问题现在已经相当少了。我最近发现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把可卡因当烟抽的趋势正在升温。这种作法会产生相当大的对可卡因的依赖性以及极大的毒性…… 《新英国医学杂志》，300（7），1977 没有人注意这篇文章。因为游离盐基可卡因在美国还非常稀罕，也几乎没有什么有关其危险性的报道。然而随着这个趋势的流行，医院接收的病人也开始增加。但是第一次真正证明抽可卡因非常危险的迹象还要等到很久以后才会出现。 就在游离盐基可卡因在北美流行的时候，南美洲正在发生着非常奇怪的事情。第一个注意到它的是秘鲁医生劳尔.杰瑞。1976年，他在秘鲁的一本不知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滥用可卡因的论文。他写道，由于世界可卡因市场的急遽增长，南美流行起了抽古柯膏的习惯：有越来越多的人生产可卡因，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古柯膏。抽古柯膏的习惯一旦在农村人口中扎下根儿来，接着就会进入城市。以前没有接触过毒品的秘鲁人也在尝试它——而且上了瘾。这一习惯正在迅速蔓延开来。 1974年，利马第一个遭到了袭击。这个习惯又从利马横扫整个秘鲁，转而进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杰瑞指出，抽可卡因膏一开始让使用者感觉非常好，很快就出现偏执症和焦虑感，而且非常想继续抽下去。无论花什么代价都行。他的病人产生了幻觉，看到了各种光，云和点。他们认为有动物在自己的皮肤下面爬。他们听到有人在恐吓他们。尽管有这么多的怪异的副作用，他们还是会继续会一次抽上两到三天，到最后会因为失去知觉而不得不停止。有时候他们还试图伤害自己：他的一个病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偏执症，医生发现他不断用厨房用的刀子刺自己的胸部。“现在城外利马的各个精神病医院的药物上瘾部收治的病人主要都是由于严重依赖古柯膏而引起的，”他这样写道，“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流行病，应该利用我国所有的可利用资源来彻底控制它，研究它。” 1978年，杰瑞发表了第二篇论文，他在文中写道，抽古柯膏会让人完全无法自制，他的有些病人会坐在那儿一口气抽掉50克的可卡因。病人显得非常可怜： 非常瘦弱，头发蓬乱，面色苍白，总是疑心重重地左右张望……出现视觉幻觉（看到阴影，光，人行）……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许多人瞳孔扩大，脉搏加速，出现精神运动性兴奋（摇晃，战栗，明显的焦虑）。皮肤上有抓痕的人比率很高……这些人中有三个病人死了，两个是因为急性中毒，一个是自杀。 《古柯膏综合症》，杰瑞，1978 玻利维亚的情况是由另一个名叫尼尔斯.诺亚的医生发现的。他报道说，抽古柯膏的现象在那儿也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抽古柯膏的玻利维亚人也经历了可怕的改变。 他们生活在精神世界里，丝毫感受不到人类的关系，感情或是爱和温情的表示……变得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对身边的人类的问题毫无感觉……责任感和为生存而抗争的本能完全消失。据警方说，他们常常发现吸毒者几乎全裸或是只穿着最低程度的御寒衣物在抽古柯膏。他们唯一想到的东西就是毒品，怎么弄到它，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抽它。 ——《古柯膏给玻利维亚带来的影响》，诺亚，1978 在美国，没有人去注意杰瑞和诺亚的论文，这部分是因为文章是用西班牙语发表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人认为可卡因没有危险，不会让人上瘾：大家都知道可卡因不会产生那样的后果。要么是两个医生夸大其词，要么干脆就是他们弄错了。耶鲁大学的罗伯特.拜克就是持这种意见的人之一。别忘了，经常被引用的那句大意说可卡因就好像“薯片”一样危险的话就是拜克说的。拜克有个研究生大卫.普雷，他要到南美洲去研究古柯叶子嚼食者血液里所含的可卡因水平。第一个遭遇这一危险的新趋势的就是普雷。他1977年夏天刚一到达秘鲁，马上就意识到这里正在发生着某种古怪的事情： 我从到这儿的那一刻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闻到它的存在。到那儿的第一天，我呆在里面的一个中产阶级区，你可以闻到满大街都是这东西的味儿，闻到人们正在抽它……它有种非常的强烈的甜丝丝的味道——非常独特的味儿。你想不注意它都不行。我很快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人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我在那儿结识了不少秘鲁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贵族或是上层社会的家庭，所有人都有朋友染上了毒瘾。 尽管普雷最初的兴趣是研究古柯叶子嚼食者血液中的可卡因水平，但是他对这些吸毒者也很感兴趣。由于他讲西班牙语，所以他看得懂杰瑞有关吸古柯膏的论文——事实上，他把这篇论文翻译出来寄给了拜克——但是，同拜克一样，他也认为这篇文章有点言过其实。然而当他最终见到杰瑞本人的时候，他被说服了： 看到杰瑞的文章，我最初的反应是认为他有些夸张。我最终还是和他一起去了疗养院，也就是那家精神病私立医院，采访了其中一些病人……他们向我描述自己如何就是忍不住要抽它，如何从祖母那里偷钱，如何出现了偏执症，如何认为人们要杀他。我听到这些叙述，我的西班牙语很流利，因而能听懂他们，知道这些话不是别人教他们说的……我可以十分肯定他们没有夸大其词。 他在街上找了几个瘾君子，把他们带到实验室，把一系列的仪器连接在他们身上，然后让他们抽古柯膏。接着抽取了他们的血样。他回到美国后把血样交给了耶鲁大学，要他们分析里面的可卡因含量。普雷和拜克都兴致勃勃地想确定一下究竟要多少可卡因可以让这些秘鲁人飘飘然起来。他们一直怀疑这些人血浆中的药物浓度会比较高——但看到实际的血浆浓度时，连他们都不由大吃一惊： 在所有从活人身体上采取的血浆记录之中，这次血浆中的药物浓度最高。当然，有些情况下的血浆浓度比这些还高，但那是从过量服用毒品的人——通常是气球爆炸后摔死的毒贩子——的尸体中提取的。而这些是拜克所见到过的，当时发表出来的最高的血浆药物浓度了。他对这些数据非常吃惊，竟然有这么高…… 把可卡因当烟抽不仅仅可以使身体吸收可卡因的速度更快，而且还意味着你抽得有多快，它就可以吸收得就有多快：如果一支接一支不间断地抽可卡因膏卷的香烟，瘾君子几乎可以在瞬间向大脑输入几乎是无限量的可卡因。更重要的是，抽可卡因膏现象的蔓延是非法可卡因产量的提高带来的自然而然的后果——而产量的提高是北美洲对可卡因需求提高的结果。七十年代末的北美市场呈指数上升。更多的可卡因生产就意味着更多的古柯膏，而更多的古柯膏则意味着有更多的吸毒者和瘾君子。拜克和普雷毫不怀疑这一点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立即意识到——拜克和我谈过这一点——如果这东西要是到了美国，就一定会爆炸性地增长。 1979年七月，“麻醉品滥用及控制参议院委员会”在议员田纳西.盖尔的召集下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并要求罗伯特.拜克作为专家证人出席会议。委员会真正感兴趣的是用鼻子吸可卡因带来的危险，但是拜克没有在那上面花多少时间。作证伊始，他欣然承认，他认为偶尔吸入一两条可卡因不会致命，但是他强调说，可卡因现在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威胁：把它当烟抽，而这种形式的危险性要大得多。拜克提醒委员会说，抽可卡因的现象在南美洲以抽古柯膏的形式到了濒临大规模流行的边缘，而在美国，它也以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形式正在迅速流行开来。他坚持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来制止这一新趋势像在秘鲁和玻利维亚那样突然流行起来。 在美国，我们还没有遇到抽游离盐基可卡因或是古柯膏的大流行。然而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从加利福尼亚，从芝加哥，从纽约都得到报告说人们在学习如何抽这种物质，我还听说三番市的许多人现在正在抽这种物质。联邦政府应该借此机会开展教育战来阻止这种滥用毒品的大流行。 《圣荷西信使报》，1996年八月，引自“黑暗联盟”，盖瑞.韦布，1998 为了阻止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趋势蔓延开来，拜克建议禁止销售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用具，制订政策对公众进行大规模的毒品教育，并对游离盐基可卡因现象进行科学调查。历史学家大卫.穆斯托回忆起他所作的这番警告： 鲍勃告诉了我这件事。他在秘鲁就看到过这种情况，大约是在79年吧。人们抽古柯膏，他说，“情况真的是很糟糕。如果它来到美国，那就一定会横扫整个国家。它的药劲非常猛，实在太猛了。他在国会面前给出了详细的证词……你知道吗，国会委员会，议员等等在这儿问：“那结果会怎么样？”鲍勃说，“会非常糟糕；你们最好马上开始处理它。如果它真的来到这儿，就会席卷这个美国。”他们后来采取了什么措施？什么也没有。 正如没有人注意西格尔在《新英国医学杂志》上所作的警告一样，1979年的可卡因参议院委员会对拜克的警告也是置之不理。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第一次听说游离盐基可卡因，是因为喜剧演员理查德.普里奥在提炼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时候被炸伤。 1980年六月九日，普里奥正在他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北岭市的家中准备纵情享用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时候突然出了事。享用完了所有的可卡因之后，普里奥决定用他的水烟袋来喝上一点度数很高的朗姆酒。不幸的是，他已经抽了五天的游离盐基可卡因，因而不十分适合干这个：酒撒在了前胸上。再一次不幸的是，他紧接着决定点根烟抽。最后一次不幸的是，他当时穿的是件尼龙衫。哎哟！他擦着火柴的那一瞬间，衬衫和普里奥身上顿时爆炸成一个火球。他后来在一次单口相声表演时（在经过好几个月的烧伤治疗之后）说，“我在4.3秒的时间里冲刺了一百码远！”普里奥的不幸为报界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从而把游离盐基可卡因推进了公众的意识之中。“什么时候可卡因会要你的命”，这就是《新闻周刊》上的头条新闻。 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新闻界一直在半真半假地提醒读者有关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事情。四月份的时候，《滚石》杂志刊出了一篇题为“游离盐基可卡因：危险的嗜好”的文章。就连娱乐类麻醉剂使用者的圣经《快感时代杂志》也登出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你能抽烟而不被烧着吗？”文章总结说，“真的有很不错的快感，但是不能持久。可以径直达到‘欣快感’，但紧接着两分钟之后就消失了，第二天会感觉非常难受。”这种宣传本来应该可以打消美国人对使用游离盐基可卡因的热情。也许真的起了作用。然而它的另一个作用是把这种方法介绍给了新成员：既然理查德.普里奥这么干——这么说，它一定很不错，对不对？正如我在巴哈马采访的一个提纯可卡因瘾君子给我指出的那样，“我第一次听说抽可卡因是通过理查德.普里奥。就是那件事让我对这产生了兴趣”。 大街上的人广泛认为，游离盐基可卡因最主要的危险就是会发生爆炸：在普里奥之后，没有人再敢真正对那些化学物质掉以轻心了。所以，当有人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使用那些稀奇古怪的化学物质和仪器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事实上，抽游离盐基可卡因非常简单，可以使用任何数量的化学物质，唯一关键的因素是，必须在可卡因里面混上劲儿足够大的碱性物质来过滤掉里面的氢氯化物。 游离盐基可卡因爱好者一度试用过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最常见的就是氨气。接着他们发现了一种碰巧在任何一家街角的小店都可以买到的完美的碱性物质：发酵用的苏打。用苏打做游离盐基可卡因实在是太容易了，连小孩都会。没有危险的化学物质，也不需要昂贵的转化仪器。什么都不用。其实，用发酵苏打的方法也并不新鲜：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这种方法就出现了，1979年田纳西.盖尔的听证会上就提到过它。然而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现在它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皈依者：1980年的《滚石》上有一篇谈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文章，文中欲言又止地说“有一种更简单的[制造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方法，即将街上买来的可卡因溶解在发酵用的苏打水溶液里，然而把溶液烧干”。1981年，一本游离盐基可卡因杂志《自然的过程：由‘基’到‘本’的制作说明及发酵苏打配方》刊印出来，从而泄露了这个秘密。这本杂志的作者是一个名叫T戴维森的人。尽管一种制造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新方法在当时可能没那么重要，但是这个“由‘基’到‘本’”的方法却会制造出一场浩劫。1978年和1979年袭击加勒比海地区的，就是这种形式的游离盐基可卡因。 早期对这方面只有零星的报道：一个研究者听说了一种来自荷兰的安德烈斯群岛的毒品，名叫“洛克斯安尼”，或是“发酵苏打基”。它是将可卡因同水，朗姆酒和发酵用的苏打混合在一起泡制而成的。另一个研究者回忆说自己曾经在土耳其和凯科斯群岛那儿听说过一种毒品，“看起来像个鹅卵石，人们把它当烟抽，为它疯狂”。各地的配制方法也许略有差异，但是核心思想却是一样的：就是旧游离盐基可卡因方法的新化身，只是使用更方便而已。随着通过巴哈马的可卡因数量急遽上升，那儿的人很乐意来试试它，这也许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据大卫所说，拿骚的最早使用提纯可卡因的那批人中，有个人是从1979年开始的： 可卡因[当时]要五十美元一盎司。你知道吗，冲上沙滩的可卡因可不用花钱。一个女人拣到一包货，却不知道它是什么，把它当洗衣粉用。我的朋友和我都用“克默克”——那种用玻璃，锡纸和水做成的烟斗——抽可卡因。我们总是用发酵苏打来泡制它，从来不用氨气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我们也不叫它提纯可卡因。它是“游离盐基可卡因”。后来我们叫它“岩石”。我一开始不太喜欢它。不过很快就着了迷。其他人也和我一样。 迈克在七十年代晚期也抽过可卡因，他说自己尝试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原因是，当时在巴哈马的可卡因多得“人们开始烦它”。把可卡因当烟抽可是个新鲜事儿。发酵苏打游离盐基可卡因，或者说“岩石”很快成为巴哈马人首选的毒品。麻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游离盐基可卡因的问题不是它有时候会爆炸，而是它会让人不可自拔地上瘾。之所以会如此是有其道理的，这与可卡因在大脑里的化学性质和反应有关。 使用毒品的时候，你得到什么样的欣快感依赖的不是这种毒品能把大脑的多巴胺值提高多少，而是它能提高多巴胺值的速度。如果大脑里的多巴胺水平提高得很慢，那你就不会感觉到强烈的欣快感；如果它骤然提高，那你就会有强烈的“上冲”感。可卡因之所以会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拦住多巴胺搬运工的道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欣快感会这么强烈（而这又使人产生更加强烈再次使用毒品的动机），以及为什么会这么短暂（这会缩短两次使用毒品之间间隔的时间）。然而还有另一个关键的变量：可卡因袭击大脑的速度同样受使用毒品的方法控制。吞下几只可卡因烟，你得等上一会儿才感到兴奋；把它注射到血管里，兴奋感就会来得快得多。正如诺拉.弗可夫博士在布鲁克黑文告诉我的那样： 用药方法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毒品的上瘾程度。用药途径的速度越快，其效果也就越强。多巴胺被改变的速度似乎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加强可卡因或是其他毒品的效果。这不仅仅是说多巴胺值提高了。真正重要的是多巴胺释放的速度。 弗可夫还在可卡因和药物哌酸甲酯（利他林）之间作了比较。利他林同可卡因的作用极其类似的是，它也是挡住多巴胺搬运工的去路。然而口服瑞特林不会导致欣快感，因而也不会让人上瘾。它的吸收速度太慢了，因而无法产生上冲感，所以给孩子吃这种药（来治疗注意力不集中方面的疾病）不会上瘾。然而如果给孩子注射瑞特林，就会令他们体验快感，结果也就完全不同了。在染上毒瘾的过程中，药物的摄入速度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尼古丁膏不会让人上瘾，而含有相同数量可卡因的香烟却让人不可自拔。 大卫.普雷在秘鲁也发现了同样的特点。他首先注意到古柯叶子嚼食者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血浆里的可卡因水平高得惊人——当然与美国用鼻子吸食可卡因的瘾君子的血浆水平记录一样高。那为什么秘鲁人嚼古柯叶子的时候并没有欣快感呢？他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来比较嚼食，用鼻子吸食和抽同等数量的可卡因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效果。实验结果如他所料： 快感与血浆药物浓度改变的速度而不是血浆药物浓度的绝对数值有关。如果你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凭直觉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如果你想开怀畅饮，就不会整个夜晚都只喝上几杯啤酒。只要灌下两杯龙舌兰酒，你马上就会飘飘然起来。两倍龙舌兰酒里的酒精含量可能不比那些啤酒的酒精含量高，但是你可以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吸收掉它，从而获得这种飘飘欲仙的快感。再来看看娱乐毒品，由于它们被提炼得越来越纯，摄入人体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因而产生的快感也越来越强烈，带来的伤害也越来越大。 不仅仅只有科学家才认识到毒品到达大脑的速度越快，其效果也就越明显：吸毒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传统的看法是，进入大脑速度最快的方式就是静脉注射。然而后来发现，抽可卡因的速度甚至更快：肺部的内表层面积非常大，几乎可以无限量地把这东西带到血液中去。而且，气体刚一充满肺部，含有氧气的新鲜血液就会径直到达大脑。由于“上冲感”进攻的速度极快，因而强度也非常大，抽烟是最容易让人上瘾的吸毒方式。因为“上冲感”的感觉更好，吸毒者想要再次使用毒品的动机就更加强烈，“崩溃”感同样也会变得更强，“上冲感”持续的时间也就越短。 抽安非他明，抽海洛因，抽可卡因会产生严重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注射可卡因，它会在四秒后袭击大脑。抽可卡因则只需要三秒。因此，游离盐基可卡因使用者感受到的欣快感要比一般的可卡因使用者高许多倍。当然上瘾程度也要高上许多倍。 在寻找美国的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来源和提纯可卡因的起源的过程中，我决定给仑.西格尔打个电话。他那本书的封二里有他的小传，上面说他“对毒品的作用方式的了解可能超过其他任何现在还活在世上的人”。这个大话可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和魔术师埃迪一个层次了。我有那么一小会儿想把他介绍给埃迪，不过再一想：我怀疑他们也许会合不来。 尽管我一直盼望见到西格尔，但是我怀疑这种感觉实在是一厢情愿：“另一本关于可卡因的书！”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在电话上叹气。“难道这方面的书还不多吗？”也许没什么好奇怪的。给约翰.贝鲁西验尸的是他，最早做有关游离盐基可卡因实验的是他，当美国中央情报局被指控为提纯可卡因交易的同谋的时候，也是让他给他们写一份有关游离盐基可卡因真正起源的秘密报告。他是美国可卡因方面公认的专家，因而无论什么时候毒品出现在新闻里，电视台的人都会拜访他，征求他的评论。他不胜其烦，但无论如何还是同意见见我。 在《极度兴奋》一书中，西格尔称可卡因为“简直就是大脑所能接受的最好的化学物质”。我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人类所知道的所有药物之中，没有哪种“能像可卡因那样产生这种可以重复出现的极度兴奋的体验。”他对这一点的了解使得他早在七十年代早期的时候——那时其他所有的人都死抱着可卡因无害的观点不丢——就断定可卡因具有极强的致人上瘾的潜力。但是，如果通过鼻子吸入可卡因有上瘾的危险，抽可卡因就更糟糕。游离盐基可卡因使用者告诉西格尔说，这个习惯让人快乐到简直都无法解释它到底有多么令人快乐。不出所料的是，他们将之比为性：“感觉好像大脑和肺都参与了进来，”有个人这么说。“性”的说法一再出现：于是西格尔做实验来亲眼看看结果如何，结果他们非常吃惊，甚至担心起他来： 我们让以前从来没有抽过可卡因的人在这儿的实验室抽可卡因，结果他们疲软的阴茎会自动射精……如果你看到那种效果的快感，谁都能想到会有人想要重复这种经历……我们第一次听说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时候就知道它会流行起来。鲍勃.拜克和我非常担心，我们不愿意发布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以免会泄露出去。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一点。 我告诉西格尔说自己很想尽可能往回追溯抽游离盐基可卡因习惯的历史，说我对他1982年的那篇文章里谈到的游离盐基可卡因的起源很感兴趣。我问他，这篇文章推测的成分有多少？西格尔承认他对游离盐基可卡因这个名字的来源的解释多半出于假设，事实上七十年代他有个线人，是个毒贩子，他发现南美洲人抽可卡因，并告诉西格尔说自己决心要想办法在美国抽上这东西： 他从秘鲁和哥伦比亚带了数量很多的可卡因——对七十年代而言的确很多——到哥伦比亚来，他告诉我说他不想给任何人说。这像是个秘密。接着他到处散布这个消息。毫无疑问他在秘鲁抽过基础膏，不知怎么地这东西就变成了“基”……他非常担心。他说，“别给任何人讲这个”——但是他实际上不知道怎么做这东西。他知道它是从可卡因中提取出来的…… 这家伙似乎确有其人：就美国人抽可卡因而言，1970年这个时间的确非常早。也许他真的是第一个发现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人。他一定是第一批人中的一个。我问西格尔是否愿意帮我联系上他。原来最近他自己也一直在找他，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也许去坐牢了”，西格尔说。线索在此断掉。这就是我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的提纯可卡因“发明者”了。 相反，我选择了另一条途径。在我看来，提纯可卡因袭击巴哈马之后紧接着袭击美国的时候，最要紧的不是它是什么“新鲜玩意”（它已经出现了很多年了）：关键在其销售上。提纯可卡因和游离盐基可卡因之间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提纯可卡因的价格很快就便宜到原本买不起可卡因的人也能用得起它。提纯可卡因是销售的功劳，不是化学的功劳。然而搞销售的是谁呢？我可能找不到那个化学家，但是我肯定可以找到销售者。我对西格尔表示感谢，上了车，朝南开，开上了通往圣地亚哥的五号州际公路上。 一眼望去，圣地亚哥的“都市教养中心”是一栋24层高的没有窗户的庞然大物，位于市中心的联合与F大街街角处。它是美国第一个高层监狱，其功能可以解释其位置：美国有十二个监狱专门关押正在接受联邦法院审理的囚犯，它就是其中之一。在圣地亚哥的这家监狱的犯人通过一条重兵把守的地下通道往返于座落在半英里以外的第一大街和百老汇那儿的联邦法院。我抬头看着这家监狱，心想这可是个完美的场景，适合拍摄一部有关精心策划的越狱案的高预算的故事片——不过这可不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是到这儿来见“高速公路”里奇.罗斯的。旷世奇才。资本家。百万富翁。提纯可卡因大毒枭。首脑人物。杀手。当然，这要看你相信谁的话了。 我是在《洛山矶时报》上第一次读到有关“高速公路里奇”的报道的。一系列有关提纯可卡因大灾难的起源的报道都坚定不移地指责他： 如果暴风雨真的有眼的话，如果提纯可卡因二十年来的统治背后真的有个人在策划这一切罪恶的话，如果有一个无法无天的资本家要对洛山矶大街小巷都充斥着大批量销售的可卡因负主要责任的话，他的名字就是“高速公路里奇”……[他是]洛山矶中南部地区的第一个拥有百万财产的提纯可卡因头子，一个不识字的高中辍学者，他一心一意沉湎于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毒贩子。 《洛山矶时报》，1994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个叫杰斯.卡兹的人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罗斯在八十年代初一个人单枪匹马改变了加利福尼亚的毒品交易，让所有的人都迷恋上了提纯可卡因而不是可卡因，也让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富得流油。在毒品造成的许许多多的间接后果之中，罗斯算是原动天体，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如果提纯可卡因是一场地震的话，他就是震中。当《洛山矶时报》最后找不到什么比喻好用的时候，他们就让他谈自己的看法： “你知不知道，有些人觉得上帝让他们来到世上就是要他们来传经布道的？”里奇问。“我觉得上帝要我来到世上就是要我来干可卡因这行的。” ——《洛山矶时报》，1994年十二月二十日 这家伙我一定要见见。不难看出，如果要寻找提纯可卡因的起源，罗斯就是我要找的人。要找到他，我还得先解决几个问题。他正在上诉，所以没有人十分清楚该由谁来批准我的采访。不过在进行了一番传真，电子邮件和信函轰炸之后，美国联邦监狱系统中终于有人举手投降了。好吧，他们说，你可以见他。因此，在一个星期五的上午，我把车停在了第二小岛大街上的222咖啡馆对面，抓起背包，走进了监狱。我一路顺利穿越监狱常用的金属探测网，填写入狱会客登记表，把行李锁进储物箱，还在手腕上打上了紫外线印记——所有这些，我现在都再熟悉不过了。接着，同我在其他监狱的经历不同的是，我被赶进了一架不锈钢电梯。 到了十二楼，我被领出电梯，走进一个光秃秃的白得耀眼的房间，里面放着白得耀眼的塑料野餐桌和白得耀眼的塑料野餐椅。有点像是哪个电影中某个英年早逝的家伙来到天堂和上帝讨价还价，想再多活几年的地方。只是这儿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我被告知说，一旦采访开始，罗斯和我就都不许离开这个房间，除非结束采访。我马上开始后悔：五分钟之前在停车场我刚刚灌下了一升的桔子汁。 牢房大门的防弹玻璃后面出现了一张脸。我一面等着电子锁把犯人和来访者隔开的那扇门的门闩打开，心里一面琢磨将会见到怎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坏蛋。当锁喀嚓一声打开，门悄然开了，门后的走廊传出一种不祥的叮当声，我开始祈祷他不要铐着手铐。紧接着，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高速公路里奇。我们握了握手，坐了下来。 该怎么描述高速公路里奇呢？他看起来和照片上一点也不像。新闻上的罗斯的照片看起来是个危险的纨绔子弟，留着拉斯塔法里式的发绺，目光游移不定。现在他的头发都剪掉了，体形也不太健壮，个子有点矮——肯定不超过五英尺八到五英尺九。他常常微笑，还无缘无故爆发出富有感染力的大笑。他的双手精致得令人吃惊。几乎不像是你心中期待的美国最邪恶的人。然而最令人吃惊的还不是这些。因为，他一开口说话，有一点就变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家伙很聪明。非常聪明。在本书所作的研究过程之中，在我所接触过的所有被采访者——至少包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好几位极其严肃的科学家——之中，罗斯是最聪明的一个。至少目前来讲如此。 谈一会儿他的上诉之后，他给我讲起自己是怎样弄到现在这个地步的。这也是提纯可卡因在美国的历史。 里奇.丹尼尔.罗斯出生在德克撒斯州，但是他们家在六十年代就搬到了洛山矶中南部。由于他家的房子正好位于洛山矶高速公路主干道旁边，而附近又有不少姓罗斯的家庭，因而里奇很快被称为是“来自高速公路的里奇”，最后成了“高速公路里奇”。同附近其他每个人一样，他上了学，同附近的其他每个人一样，他不明白上学有什么用： 学校不是该我呆的地方。没有什么我觉得能用的上。我要学的是能用上的东西。既然用不上，我就不想学。所以说学校啊，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看——从来没有谁能给我解释清楚学校是怎么回事儿。他们从来没告诉我为什么要学读书，为什么要学写字。为什么我要学数学……该读书写字了，我从来都跟不上趟。 然而里奇在课堂上缺乏才能似乎没什么要紧的，因为有别的事情给他做：他是个天生的运动员。一个星探在当地的一家公园发现了他，于是他很快打起了网球。当他的朋友们开始在当地的比赛中竞争并且取胜的时候，他也开始认真打球。等到他高中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开始考虑要不要成为职业选手。然而他首先需要的是一份大学的运动员奖学金。加利福尼亚的各种各样的大学给他的朋友们都提供了机会，里奇觉得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他球打得很好，他很清楚这一点。然后一切希望都开始土崩瓦解。 我想到长滩去，但是学业上我通过不了。我的教练问我的成绩怎么样。发现我竟然不识字。我当时已经十八岁了。我还呆在学校……到十九岁的时候，我的机会就开始悄悄溜走。人们这才发现我大字不识一个。 罗斯上大学的希望破灭了。就在毕业前几个月他辍了学，放弃了打网球，成天泡在一个朋友的车库里看电视。在此之前，由于打网球的缘故，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毒品：一方面太忙，另一方面也听说过滥用毒品可能会毁掉人的网球生涯。然而现在没有理由不去接触毒品了。1979年圣诞节的时候，一个朋友来看他，给了他价值五十美元的可卡因，他很感兴趣： 我有个伙伴在大学里踢足球，不知那儿的什么人让他对可卡因产生了兴趣。他回来拿给我看。他说，“这东西值五十美元。”我看了看说它根本不值五十美元。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可卡因”。我不相信。这就是我怎么认识可卡因的。当时我没有试。这要花点时间。也许几个月吧。它太贵了。 罗斯拿了可卡因给几个朋友看，其中一个马上花100美元买了下来。他大吃一惊。几个小时之后，这个朋友给他打电话，问他是不是还能弄点来。现在他可是真的大吃一惊。里奇.罗斯要当上可卡因贩子了。当时，可卡因还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毒品，罗斯附近的大多数居民还消受不起。而且还缺少真正的供货商。罗斯发现自己在正儿八经联系起生意来，有一大堆熟人愿意花钱从他那儿买可卡因。这简直是小儿科： 接下来我知道，我坐在车库里，听着收音机，看着电视，一天就可以赚上一百，两百美元。人们只需要走过来，“嗨，我要五十美元的。”“我去给我的人打电话”。“嗨，我要五十美元的”。就是这样进行的。我和我的手下阿尔——他刚从监狱出来，他出来时我对他说，“生意来了！好戏开始了！” 现在罗斯和他的朋友开始给别人销售可卡因，从中分一杯羹。然而意识到这个市场的价值之后，他们决定给自己干。他们首先需要买进数量相当多的可卡因：价值300美元的货。他们偷了一辆车，把它拆开，卖了零件就得到了现金。接着他们投资这笔钱买了三克可卡因，开始了自己的小打小闹的供货生意。很快，他们发现自己打入了附近所有的有钱人家。人们星期五干完了活，拿到了薪水支票，想找个方法庆祝一下。罗斯能帮助他们。有一次他偶然遇到一个女朋友的父亲——他的许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可卡因——之后，罗斯发现自己找到了属于自己独有的一个安全的顾客群，这些人每个星期五都能拿到一大笔钱。他发现自己一个星期干上一天就可以净赚1，500到2，000美元的利润。那时还是八十年代早期，他作可卡因生意才刚刚六个月。 罗斯还没有遇到过游离盐基可卡因。尽管最早卖给他那五十美元可卡因岩石的那个朋友会泡制游离盐基可卡因，还当着他的面抽过，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有市场。然而当游离盐基可卡因开始在富裕的黑人社区越来越流行时，他的生意也开始越作越大，人们也开始对他无话不说。他们买可卡因，可是并不快乐。“一旦我们一周能卖掉两到三盎司，人们就开始老是光顾我们这儿”，他说，“一大清早他们就来了，说，‘唉，我还得回家去把这东西弄出来！真讨厌！你们为什么不准备现成的呢？’我说，‘什么？’” 罗斯决定泡制一点游离盐基可卡因卖给急着要抽的顾客，这样他们回到家就不费事了。虽然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做游离盐基可卡因，可他有个叫斯蒂芬的朋友会。做第一批活，他给了他五十美元。既然人们把可卡因块叫作“岩石”，他卖的这玩意儿马上就能抽，所以他把做出来的这东西叫作“方便岩石”。 我们开始卖方便岩石。“噢，我们有方便岩石”。你知道吗，这有点像给汽车加油。他们一大早就来了，你知道他们要上班，六点钟的样子，他们买了货就得赶紧回家做游离盐基可卡因，他们不想这么麻烦。所以我们开始说，“你要方便岩石还是可卡因粉？要什么有什么。” 罗斯的顾客一开始的时候对这种新产品有些怀疑：就连游离盐基可卡因使用者都不相信它。但是很快连最难缠的顾客都明白了过来，人们开始专门要买方便岩石。以前从来没有听说个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人也开始试试它。他们当然很喜欢它。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市场迅速膨胀起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罗斯的朋友斯蒂芬一个星期得干上三到四次，泡制出了无数盎司的可卡因。罗斯现在一次付给他三百到四百美元。他很快就不想掏这个钱了。 最初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教你怎么做可卡因。因为这就是钱。你要是会做，就可以向别人收钱了……我雇人给我干，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和他们坐在一块儿，一直盯着看——之后，我很快弄到了大量的毒品，你知道吗，我那时心想，要是弄砸了，我损失可就大了，不过如果他能干，我也能干。所以我[自己]试了试。还行。这就是我怎么学的。从他那儿学的。我把他解雇了。他得自己另找活干啦！此后我就开始教所有的人怎么做游离盐基可卡因。 一开始罗斯和阿尔作可卡因生意是为了赚上五千美元来买辆车。干了三个月后，他们跑到放钱的卧室，数了数所有的现金。有两万美元。他们面面相觑：“我们看着对方。‘不干了？’‘门儿都没有！’‘我们来赚个一百万吧！’” 罗斯身边围着一群男孩子，他开始让中南部的可卡因现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把每次交易中获得的利润都拿去买更多的可卡因。他买得越多，价格就降得越低。他把进货时获得的折扣转让给了顾客。这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从而使他能以更便宜的批发价买到更多的可卡因；加利福尼亚大街上的可卡因价格开始直线下降。每一个接触到方便岩石的人都对它非常满意。随着罗斯在贩毒的阶梯上渐渐往上走，他开始远离街上的毒贩子和个人吸毒者，自己开始给其他毒贩子供货。他最终在中南部的可卡因行业建立起了一套等级制度：他买了套房子，拆掉了房子的内部结构，开始进行方便岩石的工业化生产。做的生意不同，去的房子名字也不同：小打小闹的毒贩子到房子A去，一次得花上100美元。大点的毒贩子可以到房子B去，一次要花上1，000美元。在这个等级的顶上他建了个主房，批发商可以到那儿一次买上几公斤。 他说他盖起这样的房子是想要帮助小毒贩成为大毒贩，给他们进入可卡因交易的机会，让他们能真正赚到钱。他们卖的越多，去的房子就越大，得到的可卡因价格就越低。罗斯早期的许多客户后来都成了百万富翁。 由于方便岩石的需求开始超过可卡因粉末，他们也必须扩大生产。一开始罗斯用小药瓶做游离盐基可卡因，一次一克。当房子里开始塞满了小药瓶时，他开始用装药片的大药瓶，接着又用上了蛋黄酱坛子和婴儿食品瓶。后来他觉得装满所有这些瓶子实在太费时间。现在他卖的岩石数量太大了，所有这些瓶子都装不下。他决定对生产过程进行工业化改革。 最后我用上了大桶，工业用的那种大桶，大约……四五十加仑[150到190升]。要两个家伙才能把它抬起来。我们一次往里面倒进三十，四十或是五十[公斤的可卡因]。我有两个小家伙，他们负责把可卡因切开倒进去。还有个家伙，他负责一大箱子的发酵苏打……他把苏打倒进去，我们把水倒进去，拿个勺子，一个很大的勺子——我的伙伴说看起来像支船桨——开始搅拌。你得戴着面具，要不然干活的时候就会飘飘然起来。 由于罗斯现在走到了可卡因食物链的顶端，他开始直接从走私可卡因的人手里进货。这样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货更纯。一公斤可卡因可以生产出一公斤——如果再掺上点苏打的话可能还要多点——的方便岩石。所以，把混合物在他的一个工业用的炉子里加热几个小时之后，罗斯的技术可以让他得到一大块重达三十到五十公斤的坚硬的提纯可卡因。有时候是白色，有时候是黄色，有时候是豆青色。没有人关心颜色怎么样。他们担心的是下一步：怎么把人孔盖大的一块游离盐基可卡因切开。 他们常用把斧头把它劈开。罗斯笑着说： 是呀！用斧子！往大块游离盐基可卡因上——砰！—地一砍的时候，它就像这样，当啷！一下子四分五裂了。接着有个家伙拿天平，口里叨咕着：“谁谁谁要十公斤”，然后放到塑料袋里。我们有运动包，耐克包等等。上面写上他们的名字。扔到车里。第二天一早，人人都在早餐的时间点碰头，收了钱，告诉他们到哪儿拿货。 罗斯对市场经济学悟性很高。他不仅仅在身边建立了一个等级机制，使自己可以向其他位于可卡因食物链底端的的人供货，而且还发明了一种颇有创意的方法来对付竞争者。 如果我听说有[我不认识]的人在干这个，我就会去把他们收到我的旗下。因为他们的进货价没有我的便宜：他们的购买力没有我的强。我的货价格总是比他们便宜。我会去把他们笼络过来……我会到另一个帮派的人那儿去，教他们怎么做，可能是给他们开个头吧。我也许会给他们八盎司，十盎司[225到280克]的货：“拿去”。他们便出去把货卖掉。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死心塌地跟着我。 新笼络过来的人最后总是会回到罗斯这儿来拿更多的货。同他做生意，他们拿到的岩石价格总是最低的。当然，由于他下面的人越来越多，因此也需要更多的可卡因，买的可卡因数量也越来越大——价格就更低了。1982年，罗斯已经成为中南部最大的可卡因贩子，一个星期要销掉15公斤的货。到1983年的时候，可卡因粉末的市场已经完全崩溃了：人人都想要方便岩石。罗斯会为他们准备好的。1984年，他一个星期要卖掉50公斤的可卡因。他刚起步的时候，一公斤可卡因的批发价是25，000美元。在他的顶峰时候，罗斯的进货量大到一公斤只需要9，500美元。即便把他是给供货商供货而不是直接经营进口或是直接在大街上做生意的因素考虑在内，他每天也可以有100，000到200，000美元的利润。有时候他一天可以卖上价值一两百万美元的可卡因。 正如几年以前巴哈马的情况一样，可卡因的大量供应导致价格急遽下跌，结果使得越来越多以前买不起的人也可以试试它了。“我最开始做可卡因生意的时候，”他说，“没有什么黑人吸毒。它仍然是白人梯队的毒品。他们觉得买不起这东西。黑人买不起这个。我觉得我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我周围少数民族的人——主要是黑人——也能买得起它。” 使用可卡因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生了变化。它从一种富人的毒品，变成了一种大家的毒品。游离盐基可卡因以这种方式在西海岸蔓延开来。 当然，没过多久，罗斯的活动就传到了警察的耳朵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间安装了电子设备和防弹门的古怪的白屋子里同他谈话。罗斯的故事是个双重悲剧：在他忙着赚大钱的时候，他的产品毁掉了无数美国人的生活，他也写好了自己的逮捕令。这真的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如果他干其他任何一行有他在可卡因这行一半成功，他现在也成了全美国人的英雄。在我看来，他贩卖可卡因这一事实并不能抹杀这一点：在这个已经非常繁忙的市场上，他碰巧是个既有能预见事物的未来发展的远见，又有朝这个方向采取行动的勇气的资本家兼商人。 正是这种远见使得其他美国人——纳尔逊.洛克菲勒，艾萨.葛瑞格.坎德勒和比尔.盖茨——成为富有的成功人士。但是他选择投身其中的行业是法律所不容的，作为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他只不过成为监狱里的又一个黑人毒贩子而已。 我问罗斯对卖提纯可卡因怎么看。难道他没有负罪感？ 没有。当时没有。我还把这个卖给过我自己孩子的母亲。是我把这东西给她的。她上了瘾，但是对身体没有什么不好的——没有出什么问题。她觉得欣快感来了，就继续抽，觉得快感来了，就走过去坐到角落里或是沙发上同其他人一样看电视。没有PCP[苯环乙哌啶，即“天使尘”]带来的那种后果。服了PCP的人会脱掉衣服，跑出去坐在树上，赤裸裸地跑到大街上。可是可卡因就不会让人这样。在我看来，可卡因只不过是人们花钱找乐子的一种方式而已。 一边听罗斯讲，我一边竭力想弄明白自己应该怎么看待他。我采访过不少罪犯，有几个比他要出名多了。已经有人提醒过我，说罗斯这人极具个人魅力。不管怎么说，他干得棒极了。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实现美国梦的例子了。我承认这一点。尽管我不赞成罗斯对自己生活的安排，我还是不得不佩服他这一点。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了。我压根没记起要拍张照片。我们握了握手，我又被领到不锈钢电梯里，再走过金属探测器。在罗斯大步走回自己的牢房的时候，我在会客本上签名离开，晃晃悠悠回到了阳光下。 回到英国后，我把这次采访的录音带带回家放给父母听。尽管偶尔会骂上一两句，他们俩也还是被他征服了。“多好的人哪！”我妈妈说。我父亲认为罗斯没能成为网球职业选手实在太可惜了——要是有人教会他识字该多好：“真令人悲哀啊，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那心血来潮顺便来看看有没有茶喝的姑姑也沉浸到罗斯的故事之中，她认为我们应该请他来喝茶。“你认为他会来吗？”她问。我解释说他现在正在美国的监狱里服刑，刑期很长。“那他获释之后也许可以来吧？”她问。也许吧。也许。 我一点都不吃惊他们会喜欢他。坦率地说，如果他参加竞选，我会投他的票。 就在罗斯忙着把西海岸的可卡因市场掀个底朝天的时候方便岩石也在东海岸蔓延开来：从巴哈马跳到佛罗里达的加勒比海人群，然后进入其他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纽约了。警方和禁药取缔机构的官员一开始大惑不解。他们发现各种古怪的零零碎碎的证据，都和吸毒有关：打破的玻璃烟斗，铁丝网，衣架上挂着浸透了高度朗姆酒，用来加热游离盐基可卡因的碎布条，还有戳了洞的可乐罐。他们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或者说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大街上抓住的毒贩子总是两手空空：看到警察过来，他们就把小块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悄悄扔到地上，因为这东西同地上的小石头看起来没什么两样的。 1983年，洛山矶新闻上开始对有关中南部出现“岩石工厂”的现象进行零零碎碎的报道，不过这些报道都隐藏在其他新闻中间，一点都不起眼。没有人对此多加注意。到1984年的的时候，这种毒品在美国的一家全国性报纸上初次登场：《洛山矶时报》报道说，二十五美元岩石畅销中南部的可卡因市场。《华盛顿邮报》转载了这则报道，不过指出“岩石”是加利福尼亚的一种毒品：这个消息很快被人遗忘。 接着，1985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天，《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则要改变一切。这篇文章是一个叫多纳.邦迪的记者写的，报道的是一个滥用可卡因治疗中心的情况： 治疗滥用可卡因计划正在进行之中 今年已经有三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这里治疗……这种对可卡因的依赖是由于使用一种名叫“提纯可卡因”的新型毒品，或者说一种看起来像岩石块的事先准备好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浓缩后的）可卡因造成的。 《纽约时代周刊》，1985年十一月十七日 这就是这个神奇的名字“提纯可卡因”的由来。在理查德.普里奥出事之后，游离盐基可卡因不再是什么新闻。“提纯可卡因”听起来像是一种全新的毒品。也更有报道价值。两个星期之后，这个故事再次出现。这一次人们认为它非常吸引人，足以在头版上占据一席之地。标题是这样写的：随着吸毒现象的增加，一种新型的，经过提纯的可卡因形式引起人们的警惕。这篇文章报道了哈勒姆出现大量“提纯可卡因工厂”，并估计说它们每天要生产价值500，000美元的提纯可卡因。文章还引用了东第六十一大街上的摄政王医院的阿诺得.华士顿医生的话，他预言说会出现滥用提纯可卡因的大流行，另一个医疗卫生界的工作人员还称“提纯可卡因”是“我们所见过的威力最大的毒品”。 尽管事实上提纯可卡因唯一的新鲜之处不过是这个新奇的名字，《纽约时代周刊》还是认为它具有轰动效应。它刚刚出现。它很危险。就连它的名字听起来都很邪恶。这个世纪的毒品故事开始了。 到1986年五月的时候，提纯可卡因覆盖了全美国报纸的头版。同月它还袭击了电视台，当时CBS电视台的哈罗德.道采访了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罗伯特.司徒曼： 道：就是它！这种毒品威力无比，会让你掏空腰包，卖掉手腕上的手表，卖掉身上穿的衣服…… 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或是杀死你的母亲！ ——引自《破碎的报道》，里夫斯和坎贝尔，1994 围绕这种毒品的这些报道都非常的耸人听闻。《新闻周刊》六月份刊登了有关提纯可卡因的一个封面故事，题目是“渴望，交易和绝望的地狱”。在里面的一封致读者的公开信中，杂志的编辑理查德.史密斯警告说，“一场毒品大流行已经在美国登陆，其普遍程度和危险程度相当于中世纪的瘟疫”，还声称毒品就是美国人“很多方面输给了日本人”的原因，并发誓说这本杂志会像报道“为民权斗争，越南战争和尼克松总统下台”一样对提纯可卡因灾难进行积极的报道。他还写道，这是“一场真正的民族危机”。《时代》杂志称提纯可卡因是“本年度的问题”。到1986年末的时候，《时代》和《新闻周刊》各自刊登了五个有关毒品的封面故事。然而涉及可卡因的最大的媒体事件还要等到《新闻周刊》到达报摊的两天之后。 1986年六月十七日，伦.拜亚斯成为了美国最荣耀的人之一。这位年仅22岁的马里兰大学的体育明星当选国家篮球协会（NBA）的选秀大赛第二名。他将要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美国上一年度的NBA冠军——打球，要赚大钱了。十八日夜，在短暂的巡回宣传会上见过新老板并摆好姿势让媒体拍照之后，他回到大学去同朋友们一起庆祝一下。第二天早上他就死了。“可卡因中毒”，这就是验尸官的记录。美国的体育迷们惊愕不已。像伦.拜亚斯这么年轻健康的运动员都会因为使用可卡因而死亡，这个消息令整个美国社会不寒而栗。就在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的同时，可卡因的香槟形象也消失了。“伦.拜亚斯之死给我们的教训是”，《新闻周刊》报道说，“可卡因能要人的命”。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可卡因是一把上了膛的枪”。“生前，”丹.鲍姆在对禁毒之战进行研究的《烟雾和镜子》一书中这样写道，“伦.拜亚斯是个了不起的篮球运动员。死后，他成为了‘禁毒总体战’中的费迪南大公。” 伦.拜亚斯的死亡恰逢这种“新”毒品，提纯可卡因的到来。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公众还是马上认定，杀死他的就是提纯可卡因。到这个月月底的时候，忧心忡忡的父母和城市的领导人在美国各地都组织了“夺回街道”的游行活动。七月，ABC新闻台独辟蹊径，派了个摄影师跟随警方参加袭击一家提纯可卡因工厂的行动。这个新闻片子太激动人心了，以至于全世界的摄制组都来问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跟随拍摄警方查获提纯可卡因的行动。联邦当局觉察出这是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默许了他们的请求，结果新闻报道里一窝蜂地都出现了忽停忽动的镜头，拍的都是穿着防弹夹克，戴着头套的全副武装的行动人员砸开了装甲板式的大门破门而入的情节。 第一次的袭击提纯可卡因工厂的片子播出的两个月之后，又出现了可卡因电视报道的另一个里程碑。1986年九月二日，观众调到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台），听到神情严肃的丹.拉瑟（CBS的新闻主持人）宣布说：“今天晚上，CBS将带您到街上去，到战争区域去，让您亲身体验这不同寻常的两个小时的恐怖经历”。这个节目就是“提纯可卡因大街上的48小时”，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之下，它总共吸引了一千五百万的观众——是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记录片之一。“48小时”播出三天后，NBC推出了自己的版本，“可卡因之国”，也非常受欢迎。电视台很快清楚地意识到，提纯可卡因可以提高收视率。“48小时”播出的三年之后，当CBS的委员们发现记录片的收视率疲软时，决定再拍一部系列片“重返提纯可卡因大街”来刺激收视率。 到九月份的时候，《时代》杂志又登了一个封面故事：一个死人头颅的照片，还配了一行文字：毒品：内在的敌人。许多人都嘲笑这本杂志突然改变观点，拿这个封面来对比他们五年前——可卡因魅力四射的顶峰时期——登的那个封面：当时称可卡因是“全体美国人的灵丹妙药”，并提醒人们说，它可以使你“警觉，妙语连珠。没有宿醉之痛。不会身体上瘾不会导致肺癌……相反，会带来动力，灵感，精力。” 就在《时代》杂志到达报摊的前一天，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根对美国公众发表了一番前所未有的呼吁，要求他们不要使用毒品，劝诫他们参与到反对滥用麻醉品的“民族斗争”中来。“我们的国家需要你们明辨是非，头脑清楚，”南希说，“对你的生活说是；面对酒精和毒品的时候，只需说不。”作为一次公关活动，他们干得好极了。作为一种制止人们吸毒的方法，这是浪费时间。“只要说不”的战术源自“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拍摄的一部教育片，里面小学生在别人问他如果有人给他毒品，他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是这么回答的。这个战术对小孩子也许管用，却不适合潜在的吸毒者。然而这还是成为里根执政期间人们回忆得最多的片断之一。 在所有这些有关提纯可卡因的宣传之中，离它最近的那些人，禁药取缔机构人员，意识到媒体炒作得太过分了。没错，是有提纯可卡因存在，他们承认说，但是没有那么多。事实上，迈阿密，洛山矶和纽约的某些特定区域以外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提纯可卡因。其他的都是言过其实。八月份的时候，他们试图给媒体泼泼冷水： 提纯可卡因现在成为了相当多媒体关注的主题。结果造成公众对提纯可卡因问题相对于其他毒品的严重程度产生歪曲的认识……在大多数地区，提纯可卡因现在是次要而不是主要问题。 引自“可卡因，巴苏克，提纯可卡因及其他产品之外”，詹姆斯A印西亚迪，《当代毒品问题》，1987年秋 早在1986年夏的时候，禁药取缔机构就对有关提纯可卡因问题的言过其实的报道表示担忧。罗伯特O李瑞专员告诉《新闻周刊》说，“我们非常担心所有这些宣传会刺激提纯可卡因市场的发展。我们觉得，这个市场现在正在媒体言过其实的报道下加速增长。”这些警告被大多数国家级的报纸和电视网别有用心地忽略了：作为“次要问题”的提纯可卡因可不太吸引人。与此同时，作为洪水猛兽的提纯可卡因的吸引力则大得多。没有人愿意相信事实真相：那就是提纯可卡因只不过是可以抽的普通可卡因；它已经存在了至少二十年。故事继续往下进行。 认识到有关“提纯可卡因大流行”的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言过其实的不仅仅只有禁药取缔机构一家。加州大学的教授仑.西格尔对这些报道大感惊愕。媒体把提纯可卡因说成是一种在前所未有的短时间内占领市场的“新型”毒品。西格尔研究游离盐基可卡因已经有十三年了，他很清楚这东西根本不是什么新型毒品。他回忆并给我讲述了自己对第一则提纯可卡因报道的反应： 丹.拉瑟的研究员打来电话问我，“你听说过提纯可卡因吗？”我说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东西？”她说，“是一种可以抽的新型可卡因”。我说，“是吗，听起来像是游离盐基可卡因，我们研究这个已经好长时间了。它的俗名我们已经记下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个——提纯可卡因也许又是个新名字。”她只是说，“显然您从来没听说过它”就挂断了。丹.拉瑟出现在那天夜晚的新闻上，大谈提纯可卡因是一种新型可卡因，可以当烟抽。我一丁点都不相信。 里奇.罗斯当时仍是中南部最大的毒贩子，他也同样被弄糊涂了：“我第一次听说提纯可卡因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咦，我倒很好奇那东西里面有什么。’后来我上了法庭，他们说，‘就是你卖的那种提纯可卡因’。‘不，不是！那就是可卡因！我没有在里面放提纯可卡因……’” 毫无疑问，提纯可卡因非常危险而且还制造出了严重的问题。当时媒体所说的大部分都完全不符合事实。媒体竭力想要把这种毒品描绘成一种夸大了的灾难，因而采取了许多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编造彻头彻尾的谎言。最著名的提纯可卡因神话出现在《新闻周刊》上： “再没有什么比得上提纯可卡因这样的娱乐毒品了”，阿诺得.华士顿（1.800.可卡因热线的负责人）说——“它几乎是沾上就上瘾”。 《新闻周刊》，1986年三月十七日 这有点夸大其词。可卡因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毒品。它致人上瘾的可能性非常塔，尤其是把它当烟抽的时候。然而从来没有谁证明过——合情合理地证明——它会立即让人上瘾。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立即上瘾。然而这个说法一再出现。它把人们吓坏了。1987年的一张宣传提纯可卡因危险性的海报举出了一个年轻的女性瘾君子的例子： 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告诉医生说，她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提纯可卡因上。她是在星期五接受采访的，上个星期一是她第一次抽提纯可卡因。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这种毒品已经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 ——《美国卫生部》，“提纯可卡因”，1987 另一个丑化提纯可卡因的策略是提醒公众注意这是一种新型毒品。看起来这种毒品是最近才刚刚出现的，但是它已经造成了一场浩劫：如果仅仅几年的时间里它就能造成这么大的危害，那接下来的五年它又会怎么样呢？ 从这一点来看，提纯可卡因恐慌同八十年代中期的另一个医疗卫生大恐慌——艾滋病——没什么两样。二者都致命，二者很明显都是无法治愈的。最初二者似乎都被描绘成大多数生灵好像都要被它们毁掉似的。就提纯可卡因而言，支撑这个概念的两种假设都是假的：正如禁药取缔机构已经承认的那样，提纯可卡因在1986年的时候实际上根本就很难见到——只在某些特定的区域才可以见到。而且像西格尔和拜克这样的科学家也已经证明，它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就知道早在1979年的时候，田纳西.盖尔就给参议院委员会讲述过它的制作方法。 提纯可卡因恐慌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人们的无知。1979年的参议员听证会之后，政府没有对抽游离盐基可卡因和可卡因膏的问题投入一分钱。当各种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充斥报刊，NIDA（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电话开始不断响起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曾经在1979年警告参议院委员会说游离盐基可卡因要来了的罗伯特.拜克大发雷霆，对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说： 1979年在“议院毒品滥用与控制特设委员会”面前作证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们要注意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危险，说它“极其危险”。我当时请求“联邦政府举行教育宣传活动来预防滥用毒品的现象泛滥成灾。”我还强调说，关键是要对这种形式的吸毒现象进行研究，利用媒体来向人们说明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样才能预防其流行。这个建议根本没人理会。我们现在对抽可卡因现象的了解比以前多不了多少。任何教育活动都没有举行过……今天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以前早已预见到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泛滥成灾的情况。 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1986年七月十五日 由于没有人对提纯可卡因进行过任何研究，所以当记者打来电话要听听专家的说法的时候，他们既找不到专家也找不到数据。在只能自己看着办的情况下，记者们找到了自己的消息来源。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可卡因袭击美国的时候，人们用了千篇一律的话来形容可卡因，这些陈词滥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再次用到了这种毒品的身上。其中最令人不安的就是有关可卡因对儿童造成的威胁。《新闻周刊》上刊登的文章信誓旦旦地说，“各种形式的可卡因正在慢慢渗透进美国的学校里，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杂志的封面照片刻画的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正坐在一面旗子下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旗子上写着：孩子和可卡因：美国中部遭受新型毒品大流行袭击。这期杂志的销量比当年的平均销量高百分之十五。然而比袭击正在上学的孩子更糟糕的是，有报道说提纯可卡因对尚未出生的婴儿也造成了伤害。“提纯可卡因婴儿”的报道证明十分打动人心。然而，同其他许多围绕着提纯可卡因的浮夸之词一样，所以这些都并非实事求是。 可卡因对出生之前的婴儿带来伤害的说法比提纯可卡因大恐慌出现得还要早些。1985年九月，《新英国医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使用可卡因会伤害子宫里的胎儿。CBS马上注意到这个消息，在晚间新闻上播出了一则有关“可卡因婴儿”的消息。这则报道还配有非常早熟的婴儿表现得十分痛苦的的片断，并指出，他们可以证明滥用可卡因与许许多多可能存在的先天性缺陷之间有联系。美国各地的医生开始接到新闻网络的电话。可卡因婴儿在哪儿？能来给他们拍几个镜头吗？接下来的新闻重点都放在了更多正在哭泣的受到伤害的婴儿身上。 1986年夏，这两个故事——“可卡因婴儿”和新型杀手毒品提纯可卡因——合二为一。因此，CBS在对最初的采访进行后续报道的时候，说的就不是“可卡因婴儿”了。它们变成了“提纯可卡因婴儿”。它们会颤抖，哭泣，人一碰会往回缩。当镜头锁定在一个不幸的孩子身上时，播音员告诉观众说，她可能最后长大，“二十一岁大的时候智商可能却只有五十五，连给自己穿衣服都不会，可能还无法一个人生活。”真是让人心碎。 这也不是真的。记者拍的孩子不是因为滥用可卡因造成的。伤害它们的不是某一种毒品：它们的母亲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毒品（一份临床医学论文中提到，监控的病人中百分之一百的人在怀孕期间都使用过大麻，烟草，酒精饮料和可卡因。）为什么孩子会受到伤害，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理由。医生试图给寻找“提纯可卡因婴儿”的记者解释这一点，但是他们充耳不闻。既然他们要的是提纯可卡因婴儿，那么他们找到的就是提纯可卡因婴儿。丹.鲍姆报道说，有些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拍的是有海洛因瘾的母亲生下的婴儿——它们倒是的的确确一生下来就有了毒瘾，用这样的片子来搭配可卡因婴儿的故事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更令人悲哀。 当然，这并不是说怀孕期间使用可卡因是个好主意。远非如此。媒体曾经预言说会发生大量遭受永久性伤害的弱智黑人孩子出生的瘟疫，然而这个预言根本无法成为现实。尽管有证据表明，使用提纯可卡因的父母生下的婴儿会受到忽视，但这也没什么好吃惊的：吸毒的父母生下的婴儿无论如何都很容易被忽视。事实上，新闻报道里谈到的困扰这些孩子的问题最常见的原因是贫困，许多医生都这么认为。父母没钱看医生，孩子就容易出现问题。正如一份有关提纯可卡因婴儿状况的总结在1989年得出的结论一样，“归根到底，吸毒，贫血或是有糖尿病的母亲如果在整个怀孕期间经常去看医生，那么她生下的婴儿要比不去看医生的母亲生下的婴儿安全得多”。这个消息却从来没有上过头条。尽管八十年代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有所提高，但这是削减医疗救助的结果，不是提纯可卡因到来造成的。 继孩子之后，又出现了其他所有制造恐慌的策略，其意图都是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毒品上。首先是犯罪。几乎没有谁会怀疑使用提纯可卡因会导致犯罪活动。1987年美国卫生部的一种反对提纯可卡因的海报里讲到一家报纸的文字编辑的故事。他仅仅抽了两个星期的提纯可卡因之后就跑去“抢银行”来弄钱维持毒瘾。暴力也紧跟其后。只需要看看查封提纯可卡因工厂的新闻片断就行了：如果里面的家伙不使用暴力的话，那警察为什么要带着的枪？对次加以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可卡因的价格下跌，出售的提纯可卡因的份量也更小，没有多少钱的人也可以用得起它。至少这些人就是那些实施暴力犯罪的人。大家一直都怀疑他们不是好人。 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使用提纯可卡因会让那些原来没有暴力倾向的人实施暴力行为。自提纯可卡因大恐慌以来的分析表明，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比没有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只是高那么一丁点”。真正导致暴力活动的，是把一种可以赚取数额巨大的现金的行业引入到如洛山矶中南区和纽约的南布朗克斯这样的贫困区之中。正如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美国在滥用麻醉品方面最大的独立智囊团之一——的布鲁斯.约翰逊教授在1995年总结说的那样，“同城市内部的提纯可卡因文化相联系的暴力行为可能不是由于毒品的药理作用引起的，而是由与毒品销售相关的系统暴力引起的。” 换句话说，提纯可卡因本身不是暴力行为的起因：导致暴力行为的是由提纯可卡因产生的金钱。但这似乎是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造成的结果，而不是这种药本身的“可怕”本质——提纯可卡因比粉末可卡因要更可怕——造成的。使用可卡因粉末的是谈吐优雅的富有的白人。当富裕的中产阶级这一类型的人沾染上了毒品问题，他们有支撑网络来为自己解困。他们进得起戒毒医院。家庭，银行里的存款和出来后可以接着干的工作，这都是这些人戒掉毒瘾重新作人的动力。他们不会驾车射击，开车撞人。他们有隐身术。然而城市内部的那些失业的少数民族却没有这样的后援。他们太惹眼了。 使用可卡因问题在人口学上的改变与一个几百年来的老问题联系了起来：种族。因为新的可卡因使用者大多穷困潦倒，没有工作，从统计数据上看，他们中非高加索人（白种人）的比率要高一些。白人的确也抽提纯可卡因，但是受提纯可卡因袭击最厉害的还是贫民窟，而这就是非白种人居住的地方。每一则电视报道永远出现的都是黑人——或者说至少是少数民族——的提纯可卡因使用者的形象。对提纯可卡因工厂的袭击也展现的是住满了黑人的黑人居住区经久失修的房子：这种报道要比一群白人大学生在大学的宿舍里抽可卡因的报道吸引人得多。尽管CBS最初有关可卡因婴儿的报道拍的都是白人孩子，其第二个报道——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的镜头里却只有黑人孩子。 所有这些因素：儿童，犯罪，暴力和种族——再加上记者们铺天盖地的强烈的措辞——成功地把公众都吓傻了。然而这只是媒体又一次的疯狂行为吗？有些作者认为不是：这次对提纯可卡因的危言耸听的报道是某些机构为了驱动自己的利益而故意精心策划的结果。 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一位禁药取缔机构的高级官员在1992年出版的自传中披露了自己是如何故意操纵媒体的： 当时我毫无疑问认为，提纯可卡因正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但是为了加速说服华盛顿相信这一点的进程，我需要让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而且要快。我开始努力游说并利用媒体。记者们太愿意合作了，因为就纽约媒体而言，提纯可卡因是自越南战争以来最热门的新闻了…… 《死亡投递》，罗伯特.司徒曼 罗伯特.司徒曼就是那个告诉NBC的哈罗德.道说，提纯可卡因会让你“杀死你的母亲”，他披露了自己是如何通过发言人鲍勃.斯特朗把许多言论透露给记者，并安排他们跟随警方目击提纯可卡因拘捕行动。在司徒曼采取行动的头两个月内，光是纽约就刊登了两百多篇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文章。“1986年是提纯可卡因之年”，他写道，“从我的角度来看，伦.拜亚斯没有白白死去。”然而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担忧，还是愤世嫉俗的多余操心？正如像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这样的形形色色的医疗研究机构可以从围绕艾滋病和诸如依波拉病毒之类的病毒产生的恐慌之中获益一样，一种致命的新型毒品的来到也会让美国联邦的禁毒机构从中大有所获。法律行业也是如此。一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告诉我说： 我和一位美国地方检察官坐在一起，他现在已经当上了了——州的联邦法官。当时他正在抱怨说他的被捕人数统计数据下降，他就要大失人心了。于是我说，“——，我们现在开始看到有种叫提纯可卡因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需要出去抓点人回来……如果你愿意起诉他们，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份被捕人的名单，这可以大大稳固你的地位。我记得那是1986年的十一月，我可以十分肯定，从那以后，我们就只需——提纯可卡因的案子是一个接着一个。 这番话也许对像禁药取缔机构这样的组织而言有点不公平。毫无疑问，他们正在竭尽全力阻止提纯可卡因的到来，只有最愤世嫉俗的人才会相信他们会对提纯可卡因的到来高兴得直搓手。同样，发布消息说提纯可卡因问题不像人们在媒体误导下看到的那么普遍，试图以此来冷却种种过激报道的，同样是禁药取缔机构。然而美国的政府机构从毒品上瘾导致的恐慌之中获益，借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或是获得更多的政治影响力，这个问题已经是再三出现。正如瑞沃斯和坎贝尔在他们的《破碎的报道》之中所谈到的那样，“让人们对可卡因保持永远的危机感，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感觉，这符合负责麻醉品控制机构的利益”。 与他们持同样看法的，还有英国的拉夫堡大学的菲利普.比恩。根据比恩的《可卡因和提纯可卡因，流行病大促销》一书所说，“美国的一小撮福音派新教信徒认为证明美国政策正确无误的机会来了”，他们把提纯可卡因恐慌进口到英国，接着又毫不留情地四处兜售。他认为，欧洲的提纯可卡因恐慌程度更强烈，不过持续时间很短暂，这也是在媒体的引导下，在一小撮“自私自利的政论家”的支持下制造出来的。 英国的提纯可卡因恐慌开始于1986年末，当时报纸上写的都是有关这种新型可卡因在美国制造问题的报道。到1987年年初的时候，提纯可卡因似乎已经来到了这里：二月份的《观察家》报道了一个案子，一个在伦敦死亡的人“可能是”死于过量的提纯可卡因。文章还说，“提纯可卡因是一种新型可卡因，据说威力十分强大，只需一剂就可以上瘾”。媒体面临的问题是，英国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提纯可卡因：也就没有什么好写的。报纸把提纯可卡因的问题折腾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放弃了。要真正推动这个故事进行起来，还需要真正的动力。这真正的动力在1988年的春天来临了。 1988年的四月，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威尔士的“第九届副警察局长禁毒年会”上作了一番有关提纯可卡因的讲话。这次演讲非常精彩，以至于把提纯可卡因推到了英国各家报纸的头版上。发表演讲的不是别人，正是罗伯特.司徒曼——正是最早在美国开始提纯可卡因恐慌的那个人。然而，正如比恩指出的那样，“[司徒曼提供]的信息大部分都不正确，谈到的证据都未经证实，其观点十分地愚蠢”。引用的统计数据常常都是他伪造的，饰以诸如“下个星期将要公布的一个数据”，或是“接下来的两到三周要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之类的花言巧语。 伦敦的“药物依赖性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还保留了一份司徒曼的演讲稿。只需简单地从头到尾扫一眼，就可以看出司徒曼急切地想要劝说英国的听众相信提纯可卡因带来的种种危险，并再次搬出了过去用来丑化可卡因的所有那些老一套的陈词滥调。 首先是提纯可卡因可以让人立即上瘾的观点： 对提纯可卡因而言，次数毫无意义。接下来的两到三周将要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可能会提到以下内容：在所有尝试提纯可卡因三次或是三次以上的人之中，有75％的人在第三次结束的时候身体就已经染上了毒瘾。 接着是提纯可卡因流行的速度： 在过去的三年里，提纯可卡因已经从一种在美国最大的城市里都闻所未闻的毒品发展到现在的美国“主要”的毒品……历史上还没有其他哪种毒品像提纯可卡因这样，在这么大的社会范围内蔓延速度这么快。 然后是儿童和毒品的观点： 如果我今天退休，决定不干禁毒这一行了，想设计一种专门针对儿童的毒品，那我再也找不到比提纯可卡因更合适的了。我实在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东西了。 接下来是暴力： 如果你不相信时代变了，来看看这个：每个禁药取缔机构成员领到的都是一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过去我们用的是.38S的，后来是.357的。现在我们用的口径9毫米，17发子弹的澳大利亚武器，每一个禁药取缔机构成员——全部的300人——现在都配备了冲锋枪。这就是基本上是因为提纯可卡因的原因，一个国家才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最后种族问题： 现在提纯可卡因受相当多的组织控制，基本上由其背景决定：多米尼加人和牙买加人……英国有数量众多的牙买加人，这一点同样不需要我来告诉各位先生。 司徒曼声色俱厉地总结道： 我要向各位预言……我个人可以保证，从现在起的两年之内，你们会出现严重的提纯可卡因问题……主席先生，我从手表上看到我还有三分钟的时间。谁还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不同意见？ 是够厉害的。尽管司徒曼很明显是在竭尽全力帮助英国避免一场提纯可卡因大流行，但是他的话的准确性却大大地值得怀疑。就提纯可卡因上瘾性的问题而言，报告所说的“将会公布的”百分之75的上瘾率的数据从来没有公布过——原因很简单：它根本就不存在。同时，提纯可卡因蔓延的速度的确很快，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实际上是在1979年之后出现的——而不是他所说的1985年。就儿童和枪支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他的用意，但是这些话难道听起来不是有点太像世纪之交的时候那些立法者所说的那一套吗？还记得北卡罗林纳州的阿西维尔警察局局长利尔里的例子吗？他换了把大口径的手枪，因为可卡因使得“黑人‘可卡因狂’能防弹吗？ 种族的问题也许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尽管英国有许多牙买加人，可是牙买加的牙买加人更多，而且，据我判断，司徒曼是不会到那儿去作这番演讲的。演讲最后的个人保证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虽然这个演讲讲的不完全是实话，但还是搅得人心惶惶。当时的内务部长道格拉斯.赫德告诉《每日邮报》说，司徒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其他的听众吓得魂飞魄散”。两个内务部长接连访问华盛顿，亲眼目睹了对提纯可卡因工厂的袭击，惊魂未定地回到国内（后来有人说，在袭击过程中，参加行动的美国的联邦禁毒警察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就对着地上开枪，在英国人眼中，这更像是一场战争）。赫德现在是完全相信了。由于不想成为没留意有关提纯可卡因的警告而让英国对其到来毫不设防的那个人，他匆匆忙忙召集了一群欧洲部长，把有关这种危险毒品的消息告诉了他们，而且授权警方建立了一支全国性的特种部队来对付这种毒品的泛滥。 各种报纸简直都发了疯，报道的都是各种各样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故事，常常是错误百出，主要原因是当时英国没有谁对这种毒品有真正的了解，可以对它们进行驳斥。毕竟当时英国几乎没有什么提纯可卡因。然而人人都注意到是司徒曼的那个数据：试过提纯可卡因三次的人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会上瘾。由此产生了大堆有关“三次袭击”的报道。没过多久，这三次袭击就被一路削减下去，直到最后有报道称提纯可卡因尝第一次就会上瘾。最后到处都在流传这样的故事：无情的提纯可卡因贩子把第一剂的提纯可卡因免费送给孩子抽。既然它马上就能让人上瘾，那么孩子很快就会还想再要。真是胡说八道。 还有许多，许多这类垃圾。无论什么时候碰到伦敦人，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写有关可卡因的东西，总是会大笑起来，然而眨巴眨巴眼睛，问我需不需要“研究助理”。我发现，只要我建议他们跟我回去抽点提纯可卡因，他们马上就开始反悔。他们的借口是：“第一次就会上瘾”；“比海洛因要容易上瘾一百倍”；“试第一次就会死的”。然而可卡因似乎是小菜一碟。提纯可卡因不是。就毒品教育而言，提纯可卡因能立即让人上瘾的观点糟糕透了。但是“立即让人上瘾”这句话产生的恐惧心理足以让我所认识的药物经验最丰富的人都不敢尝试它。也许它毕竟还是有所收获的。 正如比恩指出的那样，推进这场恐慌的不是合乎逻辑的论证，而是道德上的愤慨和恐惧。英国没有发生什么提纯可卡因大流行。1989年，伦敦只查获了五十八克的提纯可卡因，1990年，整个英国查获的提纯可卡因总量也不超过一公斤。据克莱尔.哈格里维斯称，他们在1991年五月没收了数量最多的一批货——还不到一公斤，据他们估计，价值超过500，000英镑。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一公斤的可卡因（当时价值大约50，000英镑）——即便是泡制成了提纯可卡因——居然价值500，000英镑。 事实上，提纯可卡因在英国从来就算不上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有几个。与美国不一样的是，英国附近本来就没有哪个国家有多少可卡因的。从哥伦比亚往欧洲运可卡因可是件麻烦事。比到美国要远得多。而且同哥伦比亚的毒贩子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如墨西哥——之中，没有哪一个同英国交界。这儿也几乎没有什么哥伦比亚流亡者群体，可以组织起来销售毒品，而且哥伦比亚人不会讲标准的英语，很容易被英国警方盯上。而且人们一直普遍认为欧洲的海关官员是无法被收买的，而这儿给毒贩子判的刑总是很重。 因为可卡因少了，价格就更高——那些喜欢提纯可卡因的人买到提纯可卡因的机会就更少了。同样，有人指出，美国存在一个由来已久的“下层阶级”，对他们而言，像提纯可卡因这样的毒品是一种逃避生活的方式。这些人没有工作，通常也无法胜任任何工作。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尽管英国也存在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但是比美国的程度要轻得多。我们有完善的免费医疗卫生制度。大洋彼岸的堂兄那里的“贫民窟”，我们也没有。其他诸如安非他明类的毒品很容易就可以买到，而且价格便宜。所以提纯可卡因的市场就更小了。英国国家特种部队最终在1990年八月悄无声息地无疾而终。 这不是说英国从来就没有提纯可卡因问题。我采访过的大多数禁药取缔机构官员都承认，提纯可卡因从来没有像他们预言的那样袭击过英国，但最后总是警告说——在某个时候——提纯可卡因一定会袭击英国。也许他们说的对。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的布鲁斯.约翰逊告诉我说： 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希望出现像美国这样的提纯可卡因问题。所以任何笑着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提纯可卡因问题”的人不要太骄傲……只要地下经济下定决心开始抽提纯可卡因就够了——你们那儿又不是没有可卡因——英国要出现提纯可卡因大流行简直太容易了。 最初的铺天盖地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过后，提纯可卡因的话题在美国也渐渐消失。这也许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媒体最初把它夸张得太过分了，没有给留下什么余地来继续进行报道。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这场恐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尽管美国各地使用可卡因的方式的确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但是这些统计数据根本就无法为早期的新闻报道中的那些惊恐的报道作证。1985年，尽管司徒曼和媒体竭尽所能把美国公众吓得魂飞魄散，美国与可卡因有关的死亡人数只有1，092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抽”可卡因，所以不可能是“提纯可卡因”作怪。第二年，每有一人因可卡因而死亡，有100人因酗酒死亡，300人因抽烟死亡。然而正如雷纳曼和莱文在他们的《提纯可卡因的背景：政治与媒体制造的毒品恐慌》一书中谈到，没有一个人到电视上惊呼出现了酗酒或是抽烟大流行。 儿童使用提纯可卡因的统计数据就更微不足道了：就在《新闻周刊》到处报道说出现了儿童使用可卡因的“新的流行趋势”的1986年，吸毒的十几岁的年轻人的数量已经连续下降了四年。这个数字在整个提纯可卡因恐慌时期还在继续下降。然而这并不妨碍媒体把这种毒品描绘成年轻人的灾难。正如雷纳曼和莱文指出的那样，从1985年到1988年——正是虚假报道最为盛行的时候——高中高年纪学生的吸毒人数猛降了百分之三十七。问他们以什么方式使用可卡因的时候，仅剩的这些吸毒者中只有百分之一点三的人说是以抽的方式。让儿童使用提纯可卡因的“新的流行趋势”见鬼去吧。媒体的信息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对媒体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所作的调查显示，毒品新闻中引以为证的绝大多数的专家意见都来自于执法领域，或者是政客，后面加上对大街上的不明就里的路人的采访。他们最少提及的一个消息来源就是学者——这些人才是真正对提纯可卡因有所研究的人。原因？学者一般都太不太喜欢危言耸听，都太谨慎。他们不会像警方和政客那样刻薄地谴责提纯可卡因。简而言之，他们的话不能引人上钩。 为什么人人都这么大张旗鼓地声讨提纯可卡因？只需把媒体报道和公众对毒品的态度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就清楚了。1985年，在“提纯可卡因”变成头条新闻之前，只有百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毒品”是美国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第二年——在“提纯可卡因”的报道滚滚而来之后——“毒品”成为头号重要的问题。1987年，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不知怎么就销声匿迹了。结果只有百分之三到五的人认为毒品是最重要的问题。然而到了1988年，提纯可卡因重新占领媒体，又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再次关注毒品问题。因此，从美国公众对待提纯可卡因的态度上似乎可以折射出提纯可卡因在此期间所接受的媒体报道的数量。然而媒体报道究竟是公众歇斯底里态度的结果，还是其起因呢？说得更清楚点，为什么美国的媒体会在1985.1986年间突然开始大幅报道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故事，在1987年突然停止，而在1988年又旧话重提呢？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毒品”问题是个很好的可以对之大肆渲染的政治问题。只要上窜下跳，对滥用毒品问题恶语相向，就准保能赢得选票，因为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同他争论说滥用毒品是件好事。美国的政客不会对堕胎或是枪支问题——这二者都会让人丢失选票——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发现，只要他们站起来反对滥用毒品，没有人会因此而不投他们的票。重提所有那些有关滥用毒品的古老的陈词滥调（毒品会杀死我们的孩子；都是外国人干的；毒品导致暴力犯罪等等），他们就有可能公开对所有中产阶级选民支持的事情表示强烈支持——与此同时再发表一番严肃的要采取行动的讲话。其实，他们对毒品问题越是吵得厉害，看起来越是义正词严，他们看起来也就越美国化。滥用毒品是非美国化的，真该死。你不会逮着亚伯拉罕.林肯抽提纯可卡因。政客们很快就意识到，在公众的眼里，站起来对毒品表示反对，就差不多等于说“我爱美国”。父母和那些面临任何吸毒鬼影危险的人都特别热切地投票赞成越来越严厉的惩罚措施。所以提纯可卡因的故事还会继续下去。 对提纯可卡因的恐惧致使国会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无法置信的场景。究竟应该怎样处置提纯可卡因罪犯，政客们的措辞越来越激烈。有这么一个众所公认的“坏蛋”逍遥法外，政客们获得了极好的赢得选票的机会。“毒品”是个任何政客都可以依靠的问题，而且是极好的新闻题材。随着提纯可卡因报道愈演愈烈，那些认为需要再考虑考虑的人很快就惨遭失败。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开始相互挑衅，要去作尿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罗纳德.里根作了尿检，乔治.布什也不例外。比尔.克林顿主动作了尿检而且顺利通过，从而先发制人打败了政敌的进攻。 也许有人会说，让人们对禁毒有那么点歇斯底里也不是什么坏事。不管怎么说，总可以把人们吓得不敢尝试它，不是吗？这话肯定有点道理，但是这个策略也会引火烧身。媒体如此严重地丑化毒品，其实是在鼓励而不是阻碍人们尝试它。我们来看看媒体是怎么描绘提纯可卡因的吧。报纸引用吸毒者的话，说它是他们所遇到过的“威力最大的毒品”。“全部的身体器官”是最常用到的一个短语，用来形容抽提纯可卡因时的感受。报纸上还说抽它就等于“玩俄罗斯轮盘”。对社会上的某部分人而言，这种报道实际上起到增加提纯可卡因的吸引力的作用。正如我在拿骚采访的人告诉我的那样，他尝试岩石的原因是因为理查德.普里奥为了它差点丢了命。媒体在制造这类恐慌时所作的报道是无所不包，结果成了给提纯可卡因作广告。 除此之外，把提纯可卡因描绘成美国贫民窟所有不幸的起因也会造成损害，因为这种作法导致公众——和政客——忽视这个问题的真正根源。没错，穷人抽提纯可卡因最后会陷入困境，但首先要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抽提纯可卡因？也许是把这当作逃避生活的方式。立法者说他们穷是因为他们吸毒。而自由党人认为他们吸毒是因为他们穷。谁也不会否认提纯可卡因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个严重的问题，然而美国城市内部所有的暴力和不幸的起因并不都是因它而起。之所以把它描绘成所有暴力和不幸的起因，是因为谴责邪恶的毒品，拿着枪来对付毒贩子，要比处理真正的起因：失业，贫困，资金不足，削减社会福利等等要容易得多。 过度丑化提纯可卡因造成的另一个危险是会加快禁毒斗争的速度，从而使得这种斗争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生命。有些政客支持人们对提纯可卡因问题采取容忍和理解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加重对拥有毒品罪的刑罚，因而被贴上了“对毒品手软”的标签——很快失去了人心。很快，由于害怕失去自己的职位，谁都不愿意探出头来说句公道话，毒品战争变得势不可挡。 即便是在今天，对禁毒政策的质疑也被认为是最令人讨厌的异端邪说。如果哪个政界人士问出诸如“禁毒战争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之类的不得体的问题，就会遭到排斥，深陷重重麻烦之中。正如丹.鲍姆在他的《抽烟和镜子》一书的前言中所提到的那样，“在美国，最接近禁忌言论的莫过于对禁毒问题的批评了，即便是最温和的批评都不行。现在，任何希望避免过激反应的道路上都已经布满了陷阱。我们深陷其中动弹不得。” 反对提纯可卡因的豪言壮语还会产生其他昂贵的后果。国会在自己的论战的扫荡之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探讨该如何处置那些奴役国家年轻一代的万恶的毒贩子。联邦法律对贩毒的惩罚一再加重。1988年，参议员杰斯.海尔姆（北卡罗林纳州，共和党人）游说通过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规定，既然提纯可卡因比可卡因要容易上瘾一百倍（谁也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从哪儿来的），对拥有提纯可卡因罪的刑罚要比拥有可卡因罪的刑罚高上一百倍。令人无法相信的是，这项法律居然通过了。今天，拥有5克提纯可卡因（价值大约350美元），会被判入狱五年——等于拥有半公斤可卡因（价值10，000美元）的刑期。而任何对可卡因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告诉你，500克的可卡因加工后可产出500克——可能还要更多一点——的提纯可卡因。 这样做的结果是，持有提纯可卡因的人一旦被抓住，就会被判以重刑，与那些持有可卡因粉末的人相比，他们的刑罚高得离谱。这一点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所属的阶级与使用可卡因的人所属的阶级之间存在不同。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的布鲁斯.约翰逊是这样给我解释的： 显然，同其他任何物质相比，提纯可卡因主要是低收入的非裔美国人使用的一种物质。其在公共场合的销售也主要由非裔美国人支配（尽管也有一些拉美人涉足其中）。而人们对可卡因粉的使用也倾向于比较有节致，吸食可卡因粉者在各类人口中分布得比较均匀，瘾君子中吸食吸食可卡因粉的人比例也比较均衡。只不过染指提纯可卡因的白种人不是非常多而已。 到了1989年，在纽约城被捕的人中，因为持有或是贩卖提纯可卡因的占百分之四十六。由于贩卖和使用可卡因粉末的人多为白种人（他们买得起大量的可卡因），而提纯可卡因使用者多为黑人（提纯可卡因以量少价低的形式出售），联邦法庭不管不顾地关押起了大批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由于监狱的数量呈螺旋式上升（仅在八十年代就翻了一翻），所以有越来越多的黑人因为拥有提纯可卡因或是在底层贩卖提纯可卡因而被关进了监狱。就在本书写作之时，美国的入狱人口刚好达到两百万——从1970年的三十万增加到现在的数字，这其中有五十万人是因为毒品罪而入狱。目前，美国人口中，非裔美国人只占百分之十二，但是美国的入狱人口中，他们占了百分之五十。黑人因为毒品而被捕的概率是白人的六倍，所以美国三分之一的黑人人口总是处于各种形式的犯罪关押之中。提纯可卡因要对此负主要责任。这种100：1式的提纯可卡因法律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许多学者和专家都证明了这一点（最近，就连美国的禁毒沙皇，巴里.麦克卡弗里将军都在游说国会，试图对可卡因和提纯可卡因在刑律上实行同等待遇），但是国会一再否决了这一点：没有谁想在毒品问题上表现得心慈手软。再说了，把抽提纯可卡因的那些穷黑鬼关起来有什么不好的？至少省得他们在大街上晃悠。可卡因问题再一次成为种族问题。 我知道您现在在想什么。美国的提纯可卡因问题不仅仅是媒体的异想天开。提纯可卡因并非没有害处。提纯可卡因对子宫里的孩子也没有什么好处。没有钱的提纯可卡因瘾君子最后必定会通过犯法来维持自己的毒瘾。当然，您说得没错。提纯可卡因和可卡因粉末对人们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任何否认这一点的人都不折不扣地错了。但关键是所有这些夸大其词的报道同提纯可卡因问题的本来面貌根本不成比例。事实上，与其他任何毒品不同的是，美国研究提纯可卡因的学者两极分化得很厉害。在讲述可卡因之战的历史的《注射》一书中，迈克尔.马兴研究了问题的两面，把制造虚假报道的这些人称为“大惊小怪者”，把持反对意见的人称为“修正主义者”。然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大惊小怪者的问题是，的确有证据表明，伴随提纯可卡因产生的许多问题都完全因为它被视为非法药物而导致的。贩卖提纯可卡因过程中产生的暴力行为大多是因为可卡因高昂的价格导致的——而高价本身又是因为对它采取压制措施而造成的。同样，随着刑期越加越高，提纯可卡因贩子更有可能对试图逮捕他们的警察开枪，而不愿束手就擒。所以暴力事件越来越多——但是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当局禁止它。大惊小怪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而修正主义者的问题是，无论他们怎么喋喋不休，大讲媒体或是政客或是禁药取缔机构如何故意制造许许多多的夸大其词的报道，美国的提纯可卡因问题的确非常严重。这种毒品的确很危险，许多人因它而丢了命。那么他们又怎么能自圆其说，称“大流行”只不过是一场媒体恐慌而已？ 很奇怪：在迫切地想要解决提纯可卡因问题的心理作用下，双方最后都越走越远，似乎忘记了大家其实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我采访过的禁毒官员之中，有几个人根本不愿意讨论诸如大麻合法化的问题。同样，我遇到的自由党人之中，有的人把禁药取缔机构说得好像是仇人似的。这就是提纯可卡因，可卡因和毒品之战的关键：如果弄错了，后果非同小可，所以人们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再说电视把明白无误的图像送到了我们家中，我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 八十年代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所有的图像之中，再没有什么比提纯可卡因工厂更深入人心的了。从电视报道中可以看到安全系统搞得跟纳克斯堡似的的市内建筑：沉重的大铁门，窗户上装有铁栅栏，墙上还安有抵挡警方攻城槌的电网。这些地方还常常干脆建成碉堡，从墙上的洞或是房子上方的滑轮装置卖提纯可卡因——把钱放在一个小杯子里，杯子会消失在阁楼里，杯子再次出现在绳子上的时候里面已经装上了提纯可卡因。像这样的房子是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的。其他的工厂建得更像是鸦片馆。可以在这里买到提纯可卡因，可以买或租到烟斗，还可以在这儿逗留——只要有钱买提纯可卡因就行。 几个大无畏的人种学者对碉堡里面的活动进行过报道。这些家伙对贫困人口的吸毒特点感兴趣，他们常常跑到打靶场去采访海洛因使用者。随着八十年代提纯可卡因的到来，他们发现打靶场也发生了改变：由于提纯可卡因产生的欣快感的性质不同，人们不像以前吸海洛因的时候那样躺在地板上昏睡。他们非常活跃。由于抽提纯可卡因的人中女人占很大比例，这些提纯可卡因厂常常变成了妓院——美国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非常肮脏的妓院。最受人尊重的人种学家之一，特拉华大学的詹姆斯.因斯阿迪教授就谈到过一个非常典型的场面： 进入提纯可卡因厂后面的一个房间……我发现眼前好像是一群人在轮奸一个失去知觉的孩子。她身体消瘦，似乎处于昏睡之中，很可能不超过14到15岁，她四肢摊开躺在肮脏的垫子上，这时有四个男人接连同她发生关系。然而他们完事之后离开了房间，我这才清楚，由于她的年纪太小，这的确是强奸，但不是任何法律意义上所说的“强行”奸污。她睁开眼睛四处望了望，想看看是不是还有人等着。当她意识到我们的目的与性无关时，她用一条破破烂烂的沙滩浴巾裹住了下体……翻了个身想睡一觉。 《女人和提纯可卡因》，因斯阿迪及其他 毒品上瘾和嫖娼之间一直存在某种联系，但是提纯可卡因的某种特点使得这种关系变得更加肮脏。欣快感短暂而强烈，再加上提纯可卡因厂里有更多的提纯可卡因，这种情况下，女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提纯可卡因，什么都愿意干。许多情况下，比如上面的例子，老板让女人留在提纯可卡因厂里，她们要抽多少就提供多少，条件是她们得一天二十四小时任所有顾客随叫随到。来光顾的人只要买提纯可卡因，就可以享用这些额外赠送的女人。她们受到可怕的剥削：由于她们对毒品的渴望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女人为了得到点毒品实际上是把自己白送出去。一个提纯可卡因使用者向因斯阿迪解释了自己的定价系统： 如果你长得的确很好看，花容玉貌又还没有失去的话，你可以像个狐狸精似的搭点公主的架子，那你肯定可以要高价。但是如果需要钱又长得不像样的话，给5块钱就愿干。 《女人和提纯可卡因》，因斯阿迪及其他 不抽提纯可卡因的妓女对她们吸毒同行的作法大感惊愕：她们什么都愿做，跟本不管有多下贱，简直就等于白送她们也肯做。因斯阿迪目睹女人同陌生人口交，为的不过是抽上一口提纯可卡因烟斗——也就值25美分。完全剥去了自尊之后，没有人会考虑要采取保护措施，因而通过性传播的疾病很快与在提纯可卡因厂出入的人手拉手。这正是艾滋病恐慌达到顶峰的时候。 读过有关城市内部的这些提纯可卡因厂的报道之后，我认为最好自己亲自去看看。打了几个电话之后，我联系上了纽约的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布鲁斯.约翰逊教授解释说，我要看看提纯可卡因厂，这事可真有点不好办——不是因为我是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尽管这的确是个问题），而是因为提纯可卡因自1990年以来一直越来越不受欢迎：孩子们看到它对自己的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带来的后果，都不抽它了。与此同时，由于对此类犯罪的刑罚越来越重，许多最初的吸毒者都进了监狱。其他干脆都死掉了。在吸毒群体中，抽提纯可卡因的人的社会地位最低，而且被视为是不值得信任，极度兴奋，为了钱什么都能做的人。没有人愿意同他们在一起。因此，八十年代经历的“提纯可卡因厂”的现象现在多半都消失了。 尽管这对纽约而言是个好消息，对我而言可不是。杰克逊告诉我说他会尽量给我安排，不过什么都不能保证。所以当我们见面那天，他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同事埃路易斯.杜勒普，而埃路易斯提出下午带我到提纯可卡因厂去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埃路易斯告诉我说，如果我想有收获，就要舍得花钱。抽提纯可卡因的人不喜欢陌生人像游人在动物园里那样观察他们。钱可能能劝他们打开心扉。我跑到最近的自动取款机，抽出了一大堆现金，每25美元叠成一小卷。我们上了地铁，向北朝着南布朗克斯区的中心地带前进。 在“美国人体育场”以北停了几站之后，我们下了地铁，坐上了公共汽车，朝西走。随着车突突地前进，周围的环境也明显越来越糟糕，很快我就注意到周围没有一个白人。我们下了车，开始步行，毫无疑问这不是我的生活区。我不属于这儿。不过往四周看看，我意识到谁都不属于这儿。真的是这样。一栋栋巨大的，一模一样的，单调乏味的红砖盖的高层公寓出现在前面。“工程”，埃路易斯说：纽约的州级住房工程。它们很凄凉。我抬头看着它们，心里正琢磨着每栋楼能住多少人，这时我们突然坐拐，走到一座房子的前门。一个黑家伙坐在台阶上，正拿着快餐连锁店里的那种杯子在痛饮啤酒。交谈了几句后，他站起来带我们进去。 这个房子的主人是个叫玛的女人。很难判断她的年纪。也许五十岁。她带我四处转转的时候，我才明白埃路易斯已经给玛说过我要来，所以我们来之前她已经好好打扫了一番。所有的东西都一股漂白粉的味儿；到处摆的都是一堆堆刚刚收拾起来的垃圾。我数了数，角落里至少堆着三台电动打字机外加一台古老陈旧的文字处理机。一整套的《大英百科全书》坐在书架上。家里养的猫“剃刀”时不时进进出出，谁都不理。简单地转了一圈之后，我们都来到了卧室。那儿很热，里面放着个电扇。 玛一面准备吸毒用具，一面说着话。提纯可卡因厂跟此前可是大不一样了，她说。原来那些安上了装甲板，架起了枪，窗子安了铁丝网的房子，现在没有人肯去了：它们太惹眼，容易招致警察袭击。那时候的情况也没有现在这么紧张。现在人们到朋友家去，到可以信任的，比较低调的地方去。大多数的厂也不再卖提纯可卡因：如果警察突然袭击的话，风险太大了。相反，当地的毒贩子配有传呼机，如果货不够了，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对一个现代提纯可卡因厂真正的要求的似乎只是屋檐下的一个可以坐的地方。 玛把她所有的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收拾了出来，在床上安顿下来，不再说话，开始抽起烟来。看她抽烟就好像坐在那儿看人抽大麻烟一样令人激动：唯一令我震惊的是这根本没有什么好令人震惊的。提纯可卡因送来了，用绿色的塑料包装纸事先包好，每包五美元，这种被称为岩石或“镍币”（大小和颜色同糖精块相似）的可卡因需要用剪子或是铅笔刀才能打开。它燃烧的时候会发出一种我无法分辨的独特的气味：灰尘般的，发霉的气味，不由让我回忆起陈旧的铅制管道。它没有大麻那样芳香的气味。如果你不知道拿什么来形容它比较合适，不如走进一间一直用作吸烟室的房间，感觉这屋子需要好好通风换气。 究竟这种特殊产品有什么好处，人们长期以来对此争论不休。大多数人都认为它很值得一试，但也说它里面掺假掺得很厉害。有时候一个“镍币”里面含有“太多的化学物质”，结果不得不再次对它进行加工：把它放在桌面上，用打火机加热，直到它溶解，然后再让它冷却下来。接下来再用刮胡刀片把它从桌子上刮下来。我问这么做有什么效果。“除去里面的苏打”，有人说。老瘾君子都说现在的提纯可卡因可比不上以前的了。 玛像电视上的哪个怪僻的，昏头昏脑的厨师一样，一边一步步操作，一边给我解释。原来抽提纯可卡因很简单。首先需要一根“茎”——短短的一小截儿“康宁”牌的玻璃管，作烟斗用。“从阿拉伯商店买的”，她说，“一次一美元”。把一小卷纱布塞到管子里面一英寸的地方，像拿香那样拿着管子，现在就可以把提纯可卡因块放到纱布里，拿打火机点着，随着提纯可卡因蒸发的时候慢慢地把它抽到肺里。整个过程持续的时间不过是深深吸一口气的功夫。把呼吸屏住一小会儿，然后把气呼出来。就这么简单。 玛还叫我看她怎么用一个空“马利宝”瓶子，一小截儿锡纸和一根吸管做烟斗。给我演示怎么用之后，她把烟斗递给了我。“要是喜欢，你就把它带回家去，”她说。我感觉自己像个生日聚会上举着个变形气球小狗的孩子。 因为看过仑.西格尔对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描述，我还以为这烟的效果会强烈而迅速。似乎并非如此。当然，刚抽过一口的时候，他们含含糊糊说了一大堆。大多数人都前言不搭后语，而且开始有点慷慨激昂的味道。（公平点说，他们开始抽烟之前，许多人就已经前言不搭后语了）。不过和西格尔说的一样，提纯可卡因同游离盐基可卡因不一样。真正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是纯可卡因基，能产生惊人的效果。而提纯可卡因则是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杂种兄弟，里面掺杂了大量的杂质。这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提纯可卡因似乎有自己独特的功效。没有真正的交谈，几个人大喊大叫地就任何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没有谁真正听到别人说的一个字。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玛在说话。有人来了，走进房子里来，一眼可以看出这是她的房子，那些人要么是付了钱呆在这儿，要么是把自己带的提纯可卡因给她一点儿。她说话的时候，嗓门越来越小，直到我们听不见她说什么，这时候我们只好捅她一下，要她大声点。这也没有什么用。她的在那儿喋喋不休毫无目的地自言自语，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我问她，五美元的镍币能抽多久： 关键是你依然能控制自己的大脑。我嘛，我变得更有创造力，想写本书。创造力，你懂不懂？我觉得太紧张，太累，需要振奋一下。后来我就干了这一行。这就是动力，就是精神回忆，就是解决问题。人们犯下重罪是因为他们有好计划却缺少动力……不管怎样，我的腿是不是好看又有什么关系？我发现我的内在才是我真正美丽的地方。 看出问题了吧。接着，她开始针插不进地讲起她和一个女人在拐角处的杂货店打架的事。就我的理解而言，玛打赢了。她是怎么开始抽提纯可卡因的？我问。“是乔治国王教给我们如何泡制少量可卡因的”，她说着话，声音又消失了。 吸毒者们整个下午都在进进出出。有时候他们会慢慢悠悠走到卧室来自我介绍一下；还有时候他们会在屋子里转悠，坐在我对面，问我是什么人。偶尔门边会出现一张新面孔，看我一眼，然后匆忙撤退。他们喜欢说话的时候我就问他们的毒瘾如何，看他们抽提纯可卡因，掏钱买他们的时间。电话忙个不停，门铃也时不时总在响。我刚付钱给一个被采访者，就又更多的人也要求参加。长长的一队站都站不稳的人出现在面前，轮番坐下来，点上一两块岩石，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大卫是个36岁的西班牙卡车司机，这里面他讲得最清楚。最初是一个堂兄让他接触到可卡因的，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卖这东西了。到十五岁的时候，他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小汽车，一年后他一个星期要卖掉85克。这是1978年的事。他猛吸烟管，吐出一口烟，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情景： 感觉像是——哇！我感觉飘飘然地。头有些晕。我在奔跑。不——我没有奔跑：我感到自己兴高采烈。感觉很好。感觉自己很强壮。感觉——哇！感觉像个木乃伊。动弹不得。就是动弹不得。我的头，像是——飘起来了。感觉不错，好像我的感官都麻木了。感觉不到疼痛，感觉不到快乐，感觉不到欢喜，悲哀，压抑，什么都感觉不到。就是一片麻木。 没过多久，大卫的提纯可卡因瘾就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我偷我妈的东西，偷电视机，偷新被子，金戒指，金表——偷我妈的——让我瞧瞧。[这时他开始对房间里他偷来的东西指指点点]。这个是我偷的，还有这个。还有这些。那是什么东西？噢，对了——我以前也偷过那东西。我偷过该死的电动开瓶器，什么狗屁东西。工具。我卖掉了新衣服新鞋。我甚至把自己穿过的看起来还说得过去的衣服拿去卖了。 他对这种毒品认识得很清楚： 太毒了。它让你心跳加速，头脑转得非常快。它能改变你的大脑，让你什么都不想吃，什么都不想喝，不想洗澡，不想睡觉。一心只想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所以为了要再来点，无论干什么你都不在乎…… 大卫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才刚出生，他连面都没见过——因为前一个星期他回家的路上刚要去见孩子第一面的时候，在一个朋友家耽误了，这个朋友给了他一点提纯可卡因。此后他一直在抽提纯可卡因，穷困潦倒之下也就一直没有回家去。“我可真是没脸见人啊”，他时不时哀叹几声，然后叫别人给他再递个镍币来。 简是另外一个口齿还算清楚的被采访者。她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她是某人的女儿，到这儿来接他们或是跑腿的，但是后来发现她只不过比我小几岁。她长得很漂亮，笑起来极富感染力，皮肤白净，两个小酒窝，眼睛长得像迪斯尼卡通人物。她真应该去当模特。然而她从十三岁起就开始抽提纯可卡因，有两个孩子（都和亲戚住在一起），现在和第二任丈夫在一起，以贩毒为生。她最好的朋友在一次搞砸了的提纯可卡因交易中被人先奸后杀。一个哥哥因谋杀被关进了监狱，另一个死在了监狱里，还有一个是弱智。说起自己朋友和兄弟的遭遇时，她一直说自己“很幸运”。尽管不认为自己抽提纯可卡因有什么不对（“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她还是坚持说不想让自己十三岁的儿子试一试。为什么？“没什么好处。对身体不好。这东西不好，句号。我不想看到他为此送了命。” 迈克坚持要和我握手，我有些吃惊，因为他用的是左手。看到他右手后，我明白了原因：他手掌上横着一条十厘米长的伤口。这是前一天夜晚他用刮胡刀片切开一块用收缩性塑料薄膜包起来的提纯可卡因镍币时发生了意外造成的。他笑起来。“我抽的太多了，瞧瞧发生了什么！连医生都没看。什么感觉都没有！”他给我讲起了他的十个孩子，几乎所有孩子的妈妈都不一样。他还有三个孙儿孙女。“我这方面可是非常厉害啊。”他说。他只有37岁。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从玛那儿白拿提纯可卡因（他给她提供性服务），他还是很担心她会甩了他。玛说给他拿两个镍币可又没送来，他生气了：“给她说我要我的东西！拿我的东西去!因为我来了，我真的要我的东西。我的两个镍币——跟你谈话的时候我能在这儿抽吗？” 最后我站起来，自己去给他拿了两个镍币来。他一抽上提纯可卡因就平静下来，对自己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来了一大通独白（“偷过所有能拿走的东西：从自己家里偷，被刺伤，受到威胁，挨了一顿打，打破了脑袋，昏迷了三十天”），我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个瘾君子。“我没有被它控制。现在是我当家。”他说，接着又颇为向往地说，“我好的时候可以好几天不抽它。可是我不太快活，而这是唯一能让我快活的东西。可是没了它，我还是很悲伤。” 一个被采访者一说完，我就递给他二十五美元，另一个就来了，点上烟，开始说话。九个提纯可卡因使用者过后，我开始注意到他们有某些共同特点：他们所有人抽提纯可卡因都有十多年了。“你抽多少？”我问其中一个家伙。“有多少抽多少”，他回答说，“我可以一天到晚天天抽。”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一大堆孩子，大多数都超过五个。有三个人还超过十个——大多数都是和不同的伴侣生的。他们所有人都进过禁毒所，常常是进过许多次。问他们为什么又旧病复发，他们都用唱歌般的声音念出同样经：“人物.地点.事情”。这句话从他们嘴里冒出来，简直就像某句不知所云的广告语一样。他们大多数人都说正准备对自己的提纯可卡因问题采取措施，有个人还说她明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戒毒医院去。接着，她的眼泪马上奔涌而出，又抽了一口烟。很奇怪的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认为提纯可卡因问题是“移民”的错（然而每一个被采访者都属于少数民族）——波多黎各人或是南美洲人。有几个人还指责政府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 他们每个人都有恐怖的故事。一个人给我讲他的一个朋友的故事：他偷了他母亲治心脏病的药不给她，逼她答应说出她的钱放在什么地方。她最终屈服了，告诉了他地点，他把药瓶扔给她，找到了钱，拿着钱就径直冲出去找“快感”，丢下心脏病发作的母亲躺在厨房的地上。另一个承认自己同同性恋发生过关系，尽管自己不是同性恋——因为他想要提纯可卡因。还有一个说，八十年代晚期的时候他有一次坐在一家拥挤的提纯可卡因厂里，看到一个女人与人打赌，为了赢点提纯可卡因，竟然同一条狗口交。她那天下午已经同这个地方其他所有的人都睡过觉。这个人还一再向我保证说自己一定会戒毒，不过还说戒毒太难了： 我失去了家庭。我抢走了自己孩子的东西。我卖掉了自己买给他们的衣服。偷我老婆，我母亲，我弟弟和我自己的东西。我一直到处找人求助。有一段时间我戒掉了毒品，没过多久我又回来重新把它拾了起来。很悲哀啊……这种抑郁的心情真是要人命。 他放下烟斗，身子朝我探过来，很热心地说：“我要告诉你这次采访里谁都没有给你说的事。千万不要试它。一次就会上瘾。不要试啊。” 屋子外面，孩子们在人行道上尖叫，玩耍，号啕大哭，隔不几分钟就有警笛经过。屋子里面，我们呆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我们很快建立了一种节奏：他们抽，我问，他们回答，我把钱递过去。有人会打电话，我们等着，门铃响起，毒贩子把提纯可卡因送到门口，就像送匹萨饼一样。接着他们又开始抽。简直像是街头古怪的拱廊游戏机一样，你必须得一直往里面喂零钱才能玩下去。但是这儿不是虚幻的世界，用的也不是零钱。而且这些都是我的钱。 事情过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得到的这副画面有多假。我后来终于把那天下午的录音又听了一遍，突然听到一段我一点印象都没有的对话。原来我中间出去同一个被采访者单独谈了一会儿（他想讨论钱的问题），走的时候没有关上录音机，这段对话录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声音。我不在房间的时候他们相互咬耳朵： “我们这么干能得多少钱？” “二十五美元”。 “得在这儿呆多长时间？” “你得给他讲他想要的东西。让他知道你的感觉。” “她让我四点钟来。” 听到这段对话，再回忆一下那天发生的事情，我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次采访同人种学毫无关系——这完全是编舞设计学：一切都是他们事先设计好了的。我到那儿的时候房子是空的，每隔半小时就有新的吸毒者进来，谈上一小会儿，然后离开。有一会儿比较安静，埃路易斯还暗示说，如果我真正想了解提纯可卡因厂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必须在这儿过夜。不过她也暗示说，我最好天黑之前离开。我离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带的现金都用光了。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次采访，我意识到我只在一点上比较接近真实情况：地理位置。尽管我欺骗自己说我博学多闻，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这些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或是干什么的。真的不知道。我只不过是个往外送钱的白人傻子：是这个食物链底端的拿着支票簿子的记者。那天结束的时候，我还丢掉了250美元。然而我还是吸取了一点教训。有关毒品的报道——真正的专家（埃路易斯显然就是其中一个）所作的除外——大部分都是伪造的。同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些早期的提纯可卡因记者一样，我一点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外面的人又怎么能理解陷入这种圈套是什么感觉？我是个中产阶级的白人，带着个录音机深入到下层黑人的居住区，四处观察，努力想了解点什么。没有一点线索。 我坐地铁回到朋友在纽约上东区的公寓，一头扎进街上的露天酒吧，要了一杯啤酒。我已经在屋子里呆够了。在我身后，两个穿着斜纹棉布裤和马球衫，打扮得很讲究的雅皮士对自己的生活唉声叹气。“我是说，没错，我是有五位数的工资，”雅皮A说，“可那又怎么样？怎么样呢？”雅皮B加了一句，“我上星期打了个四十一。”“是呀，”雅皮A同情地说，“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 我坐在那儿，边听这两个家伙说话，边看着走过的行人，边记下有关提纯可卡因的笔记，喝下了更多的啤酒。我想知道那栋房子现在在干什么。也许玛和她的朋友还人抽提纯可卡因，花掉我付给他们的钱；也许他们在嘲笑那个来采访的白人傻子；也许他们已经把我忘掉了。我想得越多，喝得就越多，喝得越多，我背后了两个雅皮对他们的不幸念叨得就越多，我的心情也就越发沮丧。 等到开始下小雨的时候，我喝醉了。就在酒吧要关门的时候，一个头发蓬乱的家伙摇摇晃晃走过来要零钱。“您能帮助我吗？”他漫无目的地问四周的人。“我没有地方去。”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我看着自己的脚。 我拿起帐单，付了钱，往桌子上扔下几块钱当小费，然后摇摇晃晃回到家，吐得一塌糊涂。 第13章 中情局引火上身 1996年八月十八日，一家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名叫《圣荷西信使报》的美国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黑暗联盟”的专题报道的第一部分。这篇报道的作者是《信使报》的资深记者盖瑞.韦布，写的是二十年前形形色色的美国情报部门在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战中的所作所为。这篇报道将轰动一时。 根据韦布的说法，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罗纳德.里根曾经把它比作“精神上的开国之父”——曾经通过走私可卡因的方式来为反对桑地诺政权的战争提供资金。他说，这种可卡因走私活动一直得以顺利进行，是因为制止它对我们政治上不利：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故意对此不闻不问。韦布接着证明了反政府武装的可卡因最后来到了洛山矶，并在这儿通过中南部严密的销售网络进行分销，从而帮助八十年代早期的可卡因粉末市场转换成提纯可卡因市场。 韦布颇有先见之明，他让《信使报》把许多文章，大量的控诉文件和其他各种各样他的文章中装不下的好东西都放在了互联网上。这一招让这篇报道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个星期之内，《信使报》的网站每天接受500，000次点击。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了这篇报道之后，点击数上升到了800，000次。突然，各个国家电视网络开始打电话过来，要求进行采访。这个网站每天的点击数很快超过了一百三十万。这篇报道似乎获得了自己的的生命。韦布创造出了一个怪兽。 这就是每个记者都梦寐以求的那种新闻报道。但是，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尼加拉瓜五十多年来一直处于阿纳斯塔西奥.苏穆萨的家族专政统治之下，这个暴君有美国作后台，罗斯福曾经评论说，“他是个狗杂种。不过他是我们的狗杂种。”苏穆萨和他的家族把尼加拉瓜搞得筋疲力尽，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攥取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践踏人权的情况非常严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诞生了一个反对苏穆萨的党派：桑地诺国家解放战线（以一个名叫奥格斯特.桑迪诺的民族主义战士命名的，这个人是在1933年被谋杀的——苏穆萨下的命令）。到了1979年，桑地诺组织已经把这个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当时，一个美国电视记者被苏穆萨的国家卫队谋杀——正好当着他的摄影师的面，而摄影师当时正好在拍摄——美国人觉得现在是忍无可忍。总统吉米.卡特切断了对苏穆萨政权所有的援助，不难看出，美国打算让它的前盟友自生自灭。苏穆萨逃命逃到了巴拉圭，最后还是在那儿被阿根廷的准军事分子谋杀了。而他的许多党羽都逃到了美国，他们在美国同流亡的古巴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尤其同参加那次失败的猪湾行动的成员2506旅关系密切。这两个组织有许多共同点：二者都从自己的国家被踢了出来，二者都憎恨共产党，二者都肆无忌惮，二者都想复仇。 许多反对桑地诺的政党纷纷冒了出来，它们最终都被统称为“反政府武装”。1981年，美国永远仁慈的情报系统决定帮助它们脱离困境，向国会申请一千九百万美元的资金在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建立秘密的反政府武装训练基地。接受训练之后，这些反政府武装会穿越边境线渗透到尼加拉瓜去，推翻桑地诺政权。准备工作做得极其隐秘：即便是对中央情报局而言，推翻一个合法的外国政府这种事情也有点太上不了台面（这可不是说他们会因此而罢手）。所以在国会面前，这一千九百万美元是作为用来禁止向萨尔瓦多——另一个看起来好像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运送武器的资金。由于害怕会暴露自己，中央情报局同意自己不牵扯到里面来：由于他们仅仅利用了UCLA人员（“拉美单方控制资产”——也就是说，外国人），一切责任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至少他们是这样打算的。 1982年的十一月，《新闻周刊》刊登了封面报道“美国的秘密战争——目标：尼加拉瓜”，令这次行动不得不立即停下来。尽管里根抗议说，反政府武装就像“‘法国保卫战’里的英勇的男男女女”（根本不像），还保证说“这不是左派对右派的斗争，而是正确对错误的斗争”（同样不是），国会还是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禁止向反政府武装军队提供资金。1984年，当人们发现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的三个港口放置了磁性水雷，炸毁了属于六个不同国家的船只，其中包括一艘苏联油轮的时候，美国终于停止了提供资金。 拼命想帮助反政府武装的里根气得发疯。然而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中央情报局只想完全摆脱这件事：他们的分析家没有一个认为反政府武装有赢得战争的希望；太费钱（后来发现，大部分的资金都神秘地消失在前往反政府武装训练基地的路上）；有可能让自己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们设法把责任推卸到了国家安全部的身上。负责反政府武装行动的是陆军副上将奥利.诺思。诺思面对的问题是在国会不会给他一分钱的情况下如何在中美洲建立一支军队。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即把反政府武装的斗争同另一个秘密行动——非法向伊朗出售武器——联系起来。陶式反坦克导弹被非法运到了伊朗，所得利润则转给了南美洲的反政府武装。现在大家都有足够的钱。当然，这主意一定会出问题。 1986年十月五日，桑地诺击落哥斯达黎加上空的一架C.123货机。里面装的是七十支全自动来复枪，100，000发子弹，七个手榴弹发射器，还有两个已经死了的飞行员，他们那天上午懒得戴上降落伞。与此同时，飞机外面还有个飞行员，他倒是活蹦乱跳的，因为他戴了降落伞。两天后，美国的观众惊奇地看到电视报道上出现一个被尼加拉瓜俘获的美国飞行员。“我的名字叫尤金.哈森福斯，”这个囚犯说，“我来自威斯康星州的马里内特城。我昨天在尼加拉瓜南部被俘。”桑地诺政府不仅活捉了哈森福斯，而且还在两个死去的飞行员身上找到了美国身份证。不仅如此，飞机上到处都有证据证明美国在为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努力提供资金，例如地址本，飞行日记和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而在华盛顿，诺思开始销毁文件。接下来的这个月里，伊朗人也泄露了他们那方面的行动的秘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诺思的“聪明的主意”变成了历史上最不隐秘的秘密行动。 “伊朗门”听证会开始之后，美国公众很快就习惯了奥利.诺思反复重申自己对为数众多的非法活动“记不起来”的情景。然而在举行这些听证会的过程中，其他的指控也浮出了水面。在1987年七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几个巴尔的摩人来到法庭外面举行抗议，争先恐后地往镜头前面挤。挤到前面后，他们马上举起一面旗子，上面写着：问问有关走私可卡因的事。喊了几句口号之后，他们被带离法庭。 有关反政府武装和毒品有牵连的指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两年之前，有关他们可卡因走私行为的报告就已经落到了美联社的两个记者罗伯特.派瑞和布莱恩.巴格的手中： 在哥斯达黎加的活动的尼加拉瓜的叛乱分子在过去的时间里一直在走私可卡因，并把由此获得的利润用来发动推翻尼加拉瓜左派政府的战争……走私活动涉及为跑道上的飞机加油，有时还帮助把可卡因运输到哥斯达黎加的其他地点，以便进一步运往美国…… 美联社，1985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也许是因为对反政府武装的指控太耸人听闻了，结果反而没有人对此多加注意：美国公众的当务之急是要确定总统对反政府武装行动是否知情。毒品问题是个次要问题。然而它还是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力：参议院约翰.凯利（民主党人，马赛诸塞州人）。1986年六月，凯利成立了一个“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来调查此项指控。他任命一个名叫杰克.布拉姆的华盛顿律师作特别律师。布拉姆是个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在参议院委员会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他和他的小组开始了追踪和采访贩毒分子以及反政府武装领导人的艰苦任务，努力确定这二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任何联系。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中央情报局在召集人马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供给方面并不是非常谨慎。布拉姆告诉我说： 我们调查了解到的一些事情真是令人惊愕。比如说，有这样一个飞行员，他既运送毒品，也给禁药取缔机构作卧底，同时还为海关作卧底，为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而且还为自己走私毒品。你知道吗，这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似乎没有人对其他那些行动有任何了解。简直太令人震惊了。 后来发现，这个家伙并不是唯一一个不合适为政府工作的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来为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的反政府武装运输援助物资的好几家公司原来都是毒贩子的公司。凯利的报告集中谈的是他们觉得行动最可疑的四家公司： 1．斯达黎加的一家公司“潘塔雷斯冷冻厂”，由帕可.查恩斯和路易斯.罗德里格斯经营——这两个人都是出了名的可卡因走私犯。街头巷尾的消息说他们每个星期都往美国运送一吨的可卡因。1984年，国税局明确地告诉联邦调查局说，该冷冻厂是一家流通可卡因现金的幌子公司，但是联邦调查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存在所有这些事实，从1986年的一月到五月，这家冷冻厂还是接受了231，587美元的美国“援助”来关照反政府武装。 2．迪亚克撒公司——迈阿密的一家航空公司——由一个猪湾老兵阿尔弗雷德.卡巴里罗经营。卡巴里罗和他的同伴弗洛伊德.卡尔顿因试图把410公斤的可卡因走私入境而在美国被起诉。尽管如此，该公司还是接受了提供给反政府武装的41，000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3．旋涡航空公司，由迈克.帕马经营，美国联邦调查局当时正在调查它在三个不同管辖权限下的违法行为。帕马被指控在1982年走私136，000公斤的大麻到美国。该公司赢得了美国政府超过317，000美元的资金。 4．赛特可航空公司，属于一个叫胡安.拉蒙.马特.巴勒斯特罗的人——禁药取缔机构追捕的一级罪犯。为1978年洪都拉斯的可卡因政变提供资金，接着又命令军队协助他们的可卡因走私活动的，就是马特.巴勒斯特罗和一个墨西哥走私犯安玑.菲利克斯.盖勒多。这两个人都是基地设在瓜达拉哈拉的墨西哥最重要的贩毒集团的头目。马特的职业不是什么大秘密：《新闻周刊》在1985年就宣布说到达美国的所有可卡因的三分之一应由他负责。从1983年到1985年，赛特可公司有偿运送了超过一百万发的弹药和食物，补给和军装给反政府武装，直到1986年的时候，它还接受了185，924美元作为运输该年度补给品的费用。 也许真实情况是，这些公司通过某种可怕的官僚主义手段赢得了美国政府的这些合同。然而事实上，这些被美国国务院雇用，为反政府武装运送枪支的公司中至少有四家——他们私下里拿走了政府百万资金里的绝大部分——是由毒贩子经营的。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凯利的一个主要线人是个名叫乔治.莫拉莱斯的家伙。莫拉莱斯是迈阿密的一个有钱的花花公子，曾经创造了从纽约到迈阿密的汽艇航行的世界记录，是个一流的可卡因走私贩子。1984年的时候，他在法庭上宣誓作证说他曾在1984年被指控犯有走私毒品罪，然而当时有几个自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接近了他。莫拉莱斯被告知，如果他同意每三个月向反政府武装支付250，000美元，他就仍然可以作他的自由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开始付钱，禁毒官员就不再来骚扰他。到反政府武装行动结束的时候，他说他个人已经向反政府武装事业捐献了三百万美元。为了证实莫拉莱斯的话是否属实，凯利的调查员同反政府武装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伊登.帕司特罗取得了联系，对方承认他的确从莫拉莱斯那里接受了大量的现金——还有一架C.47飞机和两架直升机。莫拉莱斯手下运输毒品的飞行员之中，盖瑞.本扎内（1984年惹麻烦的那两个水雷就是他运到拉丁美洲去的）和法比奥.欧内斯特.卡拉索两个人承认他们把枪支运送到南美洲的反政府武装，并将可卡因运回到美国。本扎内估计反政府武装从毒品交易中的获利可能有四千万美元的样子。 诋毁凯利的人（有许多这样的人）指责莫拉莱斯和本扎内在撒谎，说他们是在孤注一掷，试图获得减刑，然而事实上，他们进一步认罪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其实这两个人哪一个都没有获得减刑——直到警方发现他们一直在帮助凯利的调查人员，才突然提出同他们两个作交易，要给他们减刑，条件是要他们停止合作。 对凯利的人而言，这些对莫拉莱斯和本扎内的诋毁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在询问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比较麻烦的事实，为了以防万一，政府对每一个证人的证词都加以曲解——理由是他们都重罪在身，因而不值得相信。布拉姆的看法是： 他们说，“这些证人都是罪犯，对不对？”我对此的反应是，“要是可卡因交易中正在交货的时候我能抓住个领头的，我会让他当证人。但是同时，我也会利用在场的其他人。要知道，抓到个交货的时候在场的头头的机会可是太少了。” 布拉姆很快发现了更多令人不快的事实。向反政府武装提供供给物资的人员名单看起来就像是某某就是某某的惟利是图的两面派名单。例如，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一个主要组织者是古巴人，名叫拉菲尔.昆多，他曾经参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暗杀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阴谋，不过这次行动没有成功。另一个主要的参与者是路易斯.帕萨德.卡瑞罗斯——有关方面一直怀疑是他在1976年炸毁了一架古巴客机，致使73个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古巴国家击剑队。还有一个是弗兰克.费奥里尼，他就是水门事件里的夜贼之一，只不过当时他用的是另一个名字。看起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匆忙之下找人来协助反政府武装事业的时候，召集到的是一群极其臭名昭著的人物。 然而中央情报局的所有这些宝贵资产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弗里克斯.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在越南的时候在奥利.诺思手下当兵，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行动就是他弄砸的，不过他在玻利维亚要幸运得多，玻利维亚处决切.瓦格拉的时候他在场（在他整个反政府武装行动中，他都戴着切的手表）。罗德里格斯当然也走得不远：他不但负责反政府武装在萨尔瓦多的伊罗旁戈空军基地的二次供给行动，他还是尤金.哈森福斯在哥斯达黎加上空被击落之后指定的联系人。他还涉足其他许多事情：在反政府武装的一次行动中，他生意上的伙伴被逮捕，警方指控他走私价值一千零三十万美元的可卡因，用以资助洪都拉斯的另一次政变。有一次，布拉姆被告知，罗德里格斯把十二吨的可卡因直接运到了佛罗里达的家园空军基地。 美国中央情报局怎么能雇用这样的人呢？布拉姆对这一点的原因知道得很清楚： 典型的官僚主义式的愚蠢。你的工作就是找个人把东西空投到中美洲的反政府武装那儿，或是干X干Y。你的职业是特务，你必须保守秘密。你找到一个人，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你不会跑出去调查他，看看他是不是个好人，因为从定义上看，你要他们干的活也是犯罪，他是个罪犯，所以他才会干你要他干的活。你不会想到自己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自己是在同一个大毒贩子合作，因为你——作为特务——很蠢。你懒得看报纸，你也没有什么政治头脑。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阴谋的色彩更浓了。布拉姆的一个主要线人是哥伦比亚的一个名叫拉蒙.米利安.罗德里格斯的会计师，他因为替麦德林集团一年洗钱两亿美元而被判入狱35年，外加近六百五十万美元的罚款——这是当时美国历史对个人处以的最高罚金。米利安.罗德里格斯告诉凯利说，麦德林集团曾向反政府武装捐资一千万美元——他们以为这样一来，美国人就不会死抓着他们不放了。问他是否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点，米利安.罗德里格斯指出，他不仅仅是个洗钱者，还是个优秀的洗钱者：在哪儿都找不到任何记录。卡洛斯.莱德后来也宣誓说，这笔钱里也有他个人拿出的一部分，尽管这话永远无法证实。 然而凯利的调查小组在拿下巴里.西尔的案子时却非常被动。西尔也许是他这一代人中最好的飞行员，一个为了钱，可以把任何东西用飞机送到任何地方的人。他是个天生的飞行员，曾经在越南的特种部队当飞行员，退伍后转行干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行当，先是运送枪支，然后是大麻，最后是可卡因。他傲慢得令人瞠目：据传，一次他发现一个禁毒警察跟踪他，非但没有躲起来，反而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说：“你这个呆头呆脑的杂种，你永远也抓不住我！”西尔就是干这行最棒的。因为他太优秀了，所以麦德林集团雇他来为他们运送可卡因。据估计，他为集团运送了超过三十吨的可卡因。 西尔最终因线人出卖而被捕。1983年春，他同意充当警方的线人。由于他是唯一一个同集团头目真正具有良好关系的美国人，禁药取缔机构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不放。西尔跑到了哥伦比亚展开诱捕行动。他一到那儿，帕布罗.埃斯科巴就通知他说，麦德林集团同桑地诺政权建立的联系，下一批货要从尼加拉瓜走。他被引荐给一个名叫费德瑞克.沃恩的政府官员，这个人带他到了尼加拉瓜，领他去看一条起名为“巴西”的军用飞机跑道，他可以在这条跑道上降落。西尔接着飞回美国，买了一架大点的飞机，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禁药取缔机构控制他的人。他们指示他继续运送毒品。他买了一架比较大的飞机，一架宽敞的C.123运输机，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胖夫人”，禁药取缔机构也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那里得到了点小小的帮助，在飞机里面到处都装上照相机。他们要西尔把任何出现在“巴西”跑道的每一个人都拍下来。 1984年六月，西尔开着他的新飞机降落在“巴西”跑道上，把埃斯科巴和沃恩往飞机后面一趟趟搬运二十五公斤一袋的可卡因的情景全都拍了下来。接着他飞到了美国，禁药取缔机构查获了他的飞机。当秘密胶卷冲出来后，他的控制人欣喜若狂：这里面拍的是真正的贩毒集团正在活动的片子。禁药取缔机构内部已经计划好要布下天罗地网，要把麦德林赛义德集团一网打尽。在西尔的帮助下，他们为下一次规模巨大的诱捕行动做好了安排。 然而没有下一次了。这些照片泄露给了媒体，西尔的身份暴露了。他的这些照片最后被罗纳德.里根拿着在电视上炫耀，里根拖着长腔说：“尼加拉瓜的高级官员深陷毒品走私之中，我知道每一个关心毒品问题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都会怒不可遏”。 美国关心毒品问题的父母也许会对这些照片怒不可遏，然而他们的愤怒可比不上西尔。他的身份暴露了，并于1986年被暗杀。 是谁把这些照片泄露出去的？除禁药取缔机构成员之外，知道存在这些照片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这其中就有奥利.诺思，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调查活动。事实上，在讨论西尔行动的会议上，当发现西尔带着一百五十万美元的麦德林集团的现金的时候，诺思还专门问能不能把这些钱交给反政府武装。他被告知，那样缉毒可不行——警方不能就那么把缴获的财物据为己有。大失所望之下，他似乎想出了另外一个弄钱的方案。布拉姆是这么对我说的： 整件事臭气熏天。我们认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牺牲巴里.西尔，这样奥利.诺思就可以获得国会支持反政府武装的总票数。他把巴里.西尔参与其中的消息透露了出去，故意泄露他秘密线人的身份，好让形形色色的国会成员相信自己应该在给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的事情上对政府投赞成票。这简直太可恶了，就是因为泄露了这些消息，杀手才找到了西尔藏身之处杀了他。 这就是奥利.诺思如何单枪匹马击沉了历史上最有希望的缉毒行动——把它变成了一次宣传表演。他泄露的照片不仅破坏了整个调查活动，而且直接导致巴里.西尔的死亡。（诺思在2000年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前线”栏目的采访，承认是他把这次行动的细节泄露出去的，但是也提到是有人下命要他这么做的：“我从来没有对国会里的任何人透露过只言片语；除非有人给我下命令，否则我也决不会对记者提及此事。”）我告诉布拉姆说对此感到非常吃惊，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这家伙[奥利.诺思]的脑子就一根筋。他是个水兵。有人说，“进攻大山”——他就进攻大山。他就是没有能力分辨他是不是真的应该去进攻大山。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因为这家伙一门心思想要完成任务：“总统要我挽救反政府武装！无论如何，我都要挽救反政府武装！其他所有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反政府武装行动本身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总结：这是一次不走运的，考虑不周的，不合道义的违法行动，其目标如此缺乏远见，不允许其他任何东西——道德规范，资金，道义或是毒品——挡住它的去路。总统想要进攻大山，大山就会适时地遭到进攻。这一特定的进攻行动的所有枝枝蔓蔓只有到后来才会为人所知——这时候美国公众才会意识到，实际上，无论是其目的还是其手段都是不正当的。（值得指出的是，桑地诺的故事可能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有人查出，沃恩的电话号码装在马纳瓜的一栋属于美国大使馆的房子里，而诺思的日记无数次提到他的名字）。 凯利委员会的报告终于在1989年四月出版，里面包括内容广泛的索引，列出了联系人，被采访者和消息来源。里面还有一个长长的附录，列出了形形色色的政府部门为了干扰调查而采取的所有的步骤。其结论对它们非常不利： 有大量证据表明，反政府武装分子，反政府武装供应者，反政府武装的飞行员，同反政府武装合作的雇佣军以及整个这个地区的反政府武装支持者都曾通过战区走私毒品……在中美洲的美国官员没有全力处理这一毒品问题，害怕因此而危及反对尼加拉瓜的战争努力……对于毒品利润可以完美地解决反政府武装资金问题这一观点，美国高层的政策制订者并非不受其影响。 委员会的结论是： 打着帮助反政府武装的旗号，我们放弃了政府保护我们的公民的安全和健康不受所有威胁的责任……当局决定对与国际毒品交易相联系的国内外的腐败现象熟视无睹，致使政府机构的威信受到了极大的危害。 此刻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并不是韦布在《圣荷西信使报》的报道中的内容。这也不是哪个记者或是抨击中央情报局的人的指控。这是美国政府调查的结论，所有证人都在有美国参议员在场的情况下宣誓后才接受讯问（并录相）的。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人关注这一调查。今天，布拉姆解释了原因： 我们开始从国家档案里翻出了这东西，当然，政府的人干脆往我们身上泼脏水。他们说我们疯了，错了，他们攻击凯利，他们攻击我，他们攻击这次调查。他们说我们的证人不好。他们联合起来对我们发起进攻……尼克松时代的时候我也受到过攻击——然而与这一次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次竭尽全力的攻击。真的是来势汹汹。 由于政府的刻意歪曲（《新闻周刊》有一篇令人难忘的文章，其中谈到参议员约翰.凯利本人被称为是“好色的阴谋家”），也许还因为公众很大程度上厌烦了对伊朗反政府武装的报道，媒体没有报道凯利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对美国公众而言，对反政府武装贩卖可卡因的指控一直是未经证实的谣言而已。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盖瑞.韦布登场。 我安排在三番市同韦布见面。我当时正在城里采访其他几个人，他和他女朋友吕贝卡想在城里溜达溜达，所以他们提出从萨克拉门托开上一个半小时的车到城里来。我们决定星期日午餐的时候碰头。后来发现这是个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安排好要见面的那个周末原来是“同性恋光荣”周末大游行，星期天的午餐时间正好是庆祝活动的关键时刻——庞大的彩车游行队伍和服饰鲜艳的游行乐队要穿城而行。我们在后街上挣扎了二十分钟才找到一个坐的地方，这时，打扮得奇形怪状花枝招展的男扮女装者和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尖叫着的“农夫”蹦蹦跳跳地从我们身边经过，走到了游行队伍中去。我们最终找到一家开门的餐馆，坐在窗户旁边，点了些喝的。几个腰上缠着块布，挥舞着聚苯乙烯棒子的健美先生围着一条巨大的雷龙缓缓从窗边驶过，后面还跟着另一条雷龙，上面站着几个穿着剪短了的热裤，挥舞着木棍的神气活现的女王。旗子上写着“全美同性恋垒球联邦”。原来如此。我们看看窗外，彼此对视了一下，然后又看了看菜单。这个场面可真有点古怪。不过，要讲的本来就是个古怪的故事。 饮料上来之后，韦布给我从头讲起。 韦布说，1995年七月的一天，一个女人找他，说自己有个热门故事。她的男朋友是个名叫拉菲尔.考聂杰的尼加拉瓜人，他现在正在监狱里待审。他同可卡因的联系非常密切——对他不利的主要证人是一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这个人为反政府武装贩卖可卡因。韦布不太感兴趣：他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故事是阴谋理论家和偏执狂的领域。他通常报道的是国内大事，资产罚没，法官违法乱纪之类的事情。此外，不是有这个或那个调查证明没有这回事儿吗？当这个女人拿出了联邦大陪审团听证会上的审讯记录的抄本，上面说明可卡因同反政府武装之间存在明确联系的时候，韦布的兴趣提了起来。他跑到图书馆查阅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方面的资料。没用多长时间，他就发现了一份凯利委员会的报告： 我目瞪口呆。我每天都坐在那儿看这份报告，心里在琢磨，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东西？我的意思是，这里面说的都是曼纽埃尔.诺列加，国际信贷商业银行丑闻——所有这些好新闻，时间却早在这些事公布于众之前。我读完听证会记录之后，给杰克.布拉姆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他对此表示非常吃惊：华盛顿新闻界居然把这些新闻视为耸人听闻的疯狂推测丢到一边，从未对此有过任何报道。 韦布同鲍勃.派瑞取得了联系。派瑞在1985年在美联社作了最早的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之间关系的报道。派瑞让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报道是记者职业的杀手。和他一起写作的伙伴布莱恩.巴格被指控是共产党，他的房子受到了监视。这两个人都被指控毒死了奥利.诺思家的狗（后来两个人都洗脱了这个可恶的罪名；这条狗其实是自然死亡）。在哈森福斯的飞机在哥斯达黎加上空被击落的五个月之前，他们开始对整个伊朗叛军事件进行调查，结果他们的上司命令他们停止有关反政府武装战争的报道，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新闻报道的范畴”。派瑞建议韦布千万不要碰有关可卡因的指控。韦布没有听他的。 韦布的调查思路同布拉姆的刚好相反：布拉姆从南美洲所有的大毒枭开始，而韦布的报道则从大街开始，折回到大毒枭那儿去。他没有调查出了名的洗钱高手和运送毒品的飞行员：凯利已经做过这个工作。他想要了解他们带到美国来的所有这些可卡因最后都上哪儿去了。 他的报道围绕着早期的几个反政府武装支持者——诺文.孟尼西斯和达尼洛.布兰东，这两个都是被流放的尼加拉瓜人——的活动展开。这两个人之中，孟尼西斯更重要些。在国内就以“毒品之王”著称的他下定决心要通过在美国大陆上销售可卡因的途径来为反政府武装筹集资金。他把布南东招到了门下。孟尼西斯占据东海岸，而布南东向西进军。 令孟尼西斯高兴的是，布南东很快勾搭上洛山矶的一个黑人可卡因贩子，这个人似乎有能力无限量地销售可卡因。这两个人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可卡因运到美国来以满足洛山矶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需求量。那是1981年的事。那个能卖掉这么多可卡因的黑人毒贩子又是谁呢？ “高速公路”里奇.罗斯。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发生的时刻也正是提纯可卡因开始在美国蔓延的时刻。布南东和孟尼西斯为罗斯运来了数量越来越多的可卡因，而罗斯则对这个新兴产业捷足先登，泡制出了提纯可卡因，将之作为“方便岩石”卖出去。正如我们从罗斯的采访中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对洛山矶的可卡因泛滥的局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到他结束贩毒生涯的时候，他一个月要卖掉越700公斤的提纯可卡因。因此，韦布的论点是，反政府武装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就是美国的提纯可卡因激增的根源。他是这么给我说的： 这是一种碰撞。提纯可卡因刚刚出现，正好撞上了反政府武装成飞机成飞机运过来的可卡因，这样就有了可卡因激增，提纯可卡因的激增。我的新闻故事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讲的就是各个事件之间的这种碰撞。 韦布的报道于1986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日连续刊出。有一段时间，它就那么悬在那儿，任其他的美国媒体围着它嗡嗡叫，竭力想弄清楚该怎么办。一开始的反应还是比较赞成的。接着，刷地一下子，它们的反应变了。 或早或晚就在此时，所有的人都开始对韦布的故事发起侧面进攻。这也许是出于同行之间的忌妒，或是因为某个似乎能够否认这些指控的机构内部有人给他们提了建议。然而有人认为他们真正的动机是因为难堪。这些媒体中的大多数都曾在凯利的报告出台之后，对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联系表示过否认：他们错过了这个新闻。如果他们不进一步否认这一报道，似乎就说明他们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布拉姆认为： 所有这些报纸都在报道这件事，他们所关心的是挽救自己的名誉，因为他们以前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报道，所以他们全力以赴要往韦布身上泼脏水，而不是问一问：“他的报道里有没有什么很正确的，我们上次忽略了的东西？”答案是有许多这样的东西，但是他们还是不愿花心思去作报道。他们所做的，就是往《圣荷西信使报》的韦布身上泼脏水。 许多指控都是为了贬低韦布的报道：据说布南东和孟尼西斯根本没有走私那么多的可卡因——当然也就不足以发起一场提纯可卡因大流行了；接着是说他们没有为反政府武装赚到那么多钱；或是说他们没有把钱交给反政府武装，而是留给了自己用。还有人声称，韦布采访的每一个人都在说谎，理由是他们都是罪犯，雇佣军和毒贩子。然而当美国的国家级报纸不辞辛苦找人来否定韦布的指控时，它们自己也不得不接受其他的罪犯，雇佣军和毒贩子的证词。 其他各种各样对他的报道表示否定的文章到处都是：说尼加拉瓜人不是重要的可卡因贩子，因为尼加拉瓜不是主要的走私中转站；说他们走私的时间要么太早，要么太晚，不可能对洛山矶的提纯可卡因泛滥的局面造成什么影响。这些报纸中有许多都这样写：他们知道韦布的报道不正确，因为中央情报局的联系人是这么告诉他们的。然而奇怪的是，这些联系人都不愿意站出来公开表示否认。 的确有一位中央情报局成员有勇气公开表示否认，这个名叫文森特.卡尼斯特洛的高级间谍说，凭他“个人的了解”，中央情报局对布南东和孟尼西斯一无所知。要是他没有在1995年四月的俄克拉荷马爆炸案之后马上在国家电视台上露面，向观众保证说，这个炸弹是一个阿拉伯恐怖组织制造的（实际上它出自纽约北部的一个白人提姆斯．梅克费之手，当时也根本没有什么“圣战组织”）的话，他的这番话本来可以产生更重要的影响的。根本没有哪家国内的报纸把卡尼斯特洛看作是可信的证人——这也许没有什么好吃惊的：既然他本人一直负责早期为反政府武装提供补给的行动，那么他否认所有这些指控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强大的既得利益。 在所有试图诋毁这篇报道的报纸之中，最恶毒的也许莫过于《洛山矶时报》了。这件事毕竟发生在他们的地盘上：为什么他们错过了这个故事，而一家偏远地区的报纸却发现了它？韦布让他们很难堪。看起来他们想要报复：据《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说，专门负责可卡因.反政府武装报道的一组记者自称是“捉拿盖瑞.韦布小分队”，他们洋洋得意地认为他们打算阻止韦布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在诋毁韦布的报道这方面，《洛山矶时报》超常发挥，声称韦布的报道一无是处，因为他所写的这个毒贩子里奇.罗斯是个无名小卒，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原本就没有贩卖多少可卡因。 八十年代的价格低廉的可以抽的可卡因的激增是一种独特的平等主义的现象，它更多的屈从于小型组织的控制，而不是什么政府许可的阴谋的魔爪……从某个层面上看，这场大流行达到极至的方式同罗斯没有任何联系。 洛山矶时报，1996年十月二十日，引自《冰天雪地》，考克博恩和圣.克莱尔 这话不无道理：罗斯不是当时唯一的提纯可卡因商人，要把提纯可卡因的泛滥完全归咎于他是不准确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等到罗斯开始贩毒的时候，提纯可卡因已经袭击了巴哈马，有他没他提纯可卡因都迟早会出现在美国。然而要说中南部的提纯可卡因激增同他毫无关系，这就有点矫枉过正了。罗斯后来作证时说，在他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每天要卖掉价值一两百万美元的提纯可卡因。这个影响绝不可能只是无关紧要可以忽略不记。要是考虑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那个名叫杰斯.卡兹的记者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给您的印象可能就会更加深刻了。这个杰斯.卡兹恐怕就是两年前写文章说罗斯是“二十年来提纯可卡因统治背后的罪魁祸首”的那个杰斯.卡兹吧？可能吧。只是有可能而已。 然而制止这个报道的最成功的手段不是诋毁它，而是巧妙地利用它。1996年十月开始有报道否认中央情报局故意把可卡因带入美国，否认存在中央情报局“阴谋”。韦布的报道被这些报纸描绘成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央情报局故意把提纯可卡因带到内陆城市，目的是破坏黑人人口。它们着重否定了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吃惊的：事实本来就不是这样。韦布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他从来没有说过是有人故意把可卡因带到了美国，当然更没有暗示说提纯可卡因是旨在颠覆少数民族的阴谋。这话是别人说的。他边吃午饭边给我回忆起这一段：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关于中央情报局，我们所说的是这些家伙在干这干那的同时还和中央情报局成员见面，还说有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了解他们的活动，因为给他们下任务的人同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就动机而言——我们从来没有深入探讨过动机问题……问题是，《华盛顿邮报》刊登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就指责我们说过这话。《华盛顿邮报》说什么，人们就相信什么。因而，是《华盛顿邮报》最先暗示说我们说中央情报局这么做是要针对美国黑人。我的报道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这个故事一旦被转移到阴谋的领域，要淡化它就很容易了。与此同时，事实真相丝毫未被触及就悄悄地从人们眼皮低下溜走了。人们很快把可卡因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联系与诸如设计艾滋病病毒是为了对付同性恋，在软饮料里下毒是为了让黑人无法生育之类的阴谋直接联系起来。这个报道沦落到它原来所来之处——因特网上，与之结伴而行的是肯尼迪暗杀事件，第五十一区，猫王还活蹦乱跳地活着，就住在雷诺市郊的一栋活动房屋里。若论对韦布真正所写的内容进行否定，这个办法完全失败。然而如果作为将韦布的文章赶得远远得的一种手段，它非常成功。 韦布的故事非常复杂：里面有大量古怪的人物，许多人都用的是化名，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复杂的带双姓的名字。读者想看的是一个简单的引述，解释清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就行了。因而没有人注意到报纸和政府的人都忙着否认文章中根本不存在的说法。正如杰克.布鲁斯告诉我的那样： 如果你问的是，“中央情报局卖提纯可卡因了吗？”答案绝对是“没有”。但是，如果你问美国政府是不是为了避免难堪并犒赏我们在反政府武装战争中的盟友，因而忽略了毒品问题并损害了法律的实施，那么答案就是“是”。 1997年五月，这种攻击给韦布带来了伤害。在极其强大的压力下，《信使报》的编辑杰瑞.塞博斯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谈到，尽管他同意这篇报道中主要的观点，然而他还是认为其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没有给中央情报局机会来对这些指控作出反应；没有估算出通过反政府武装的供给线运到美国的可卡因数量有多少；对提纯可卡因泛滥的起因看法过于简单。韦布勃然大怒： 他们说，“对你的许多批评都是不公正的，但是它们都摆在那儿，必须解决它们，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刊登这篇文章。”我说，“这种作法太愚蠢。处理的方式应该是接着作后续报道，而不是退缩。”这家报纸厌透了一直遭受攻击，如果说有什么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的话，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去说，“我们的记者搞错了，对不起”。 尽管塞博斯保证说他目的是澄清事实而不是道歉，这篇社论还是被视为他们是在收回前面的整个报道。《纽约时代周刊》是这么说的：“报方说，对提纯可卡因的披露有问题”。《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专栏文章赞扬塞博斯，并引用了他的话，大意是说这篇文章“写得很糟糕”（塞博斯从来没有在社论里用过“写得很糟糕”这句话。）接着，这次报道被中断了。尽管还有许多新材料，完全有理由写出更多的文章来，然而却再也没有发表的机会了。到夏季的时候，韦布被调离这个专题，遣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区新闻社。此后不久，他就满怀厌恶地辞了职。人们认为他离开《信使报》更加证明他犯了错：后来有一位纽约记者问我，“要是他没犯错，那为什么丢了工作呢？” 然而，韦布的报道还是惹得公众勃然大怒，致使中央情报局同意其总督察费德列.赫兹对此事进行内部调查。新闻消息称，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一次”调查。也许是这样吧。然而它也并非完全不耍秘密手段。一开始的时候，在应该发布报告的那个日期的前一天夜晚，消息很轻易地“泄露了”。1997年十二月，《洛山矶时报》声称，“中央情报局在提纯可卡因调查中洗清了罪名”。其他报纸纷纷效尤。然而在这一时期，报告根本就没有公布出来。接着，其公布时间便神秘地延期，理由是它可能会对正在进行的调查造成伤害。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情报局无需公布其内部调查的任何情况，就得到了所有“中央情报局是清白的”这样的宣传。此外，由于人们倾向于看大标题而不是专栏，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中央情报局真的已经洗清了罪名。在操纵媒体方面，这是个胜利。 在这份报告最终于1998年初公布于众的时候，他们又故伎重施。杰克.布拉姆笑着说： 嗨！他们真是选了个好时候来公布这份报告！你知道这份报告是什么时候公布的吗？就在弹劾威廉.杰弗逊.克林顿的那个星期五的晚上八点钟。因而媒体对中央情报局自己的总督察所做的报告几乎没有作什么报道，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报道其他的事情。 你不得不佩服中央情报局：如果他们不想让任何人了解这份报告的内容，那他们的安排的确妙得很。然而这种欺骗还没有结束。急着要拜读一下这著名的赫兹报告，我拨通了中央情报局的电话，想问问能从哪儿找到。接电话的是一个名叫谭雅的迷人的年轻姑娘，她告诉我说在互联网上就能看到。我简短地询问了一下有关这份报告的情况，她告诉我说其实最近进行了第三次调查，结果表明前两次的调查所作的“中央情报局不是同谋”的评定恰到好处。真有意思：以我的理解，其他所有人都认为赫兹报告对中央情报局极为不利，而且证明一直遭到诋毁的凯利报告，以及韦布的“黑暗联盟”系列报道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正确的。 那么这儿就有个挑战，我的读者。上网登陆www.cia.com吧。拉到网页底端，找到“DCIandCIAReports”（“中央情报局局长和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的标题，点击，然后进入“OverviewofReportofInvestigation”（“调查报告回顾”）。这有两卷“赫兹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的报告”的解密后的摘要：第一卷，“加利福尼亚的真相”，和第二卷，“反政府武装的真相”。您可以好好看看，自己作决定：中央情报局是有罪还是清白无辜？别忘了获得电话线主人的许可，因为这可要花上很长的时间。 对非专业人士（也就是一般人）而言，赫兹的报告太深奥了。报告里面点缀着尼加拉瓜雇佣军，中央情报局联系人，代理人，飞行员，贩毒分子，走私贩子和警察的名字，到处都是两种语言。和威廉.格尔登.莫尔提默ＭＤ的《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一书一样，你扫上一眼，马上就会感觉很不舒服。报告里哪儿都找不到现成的结论，说“是的，是我们干的”，或是“不，这事儿我们没干”：这样读起来可就太容易了。然而赫兹的报告到底是承认还是否认？要是你们中有人没有电脑或是不打算花上两个星期粘在屏幕前解码首字母缩写词和其他缩写词，倒是可以来看看下面的要点。 A,凯利委员会曝光的那些公司真的是毒贩子经营的公司吗？是的。这些公司的的确确因为参与了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努力而拿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资金。 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19段：中央情报局收到过有关与为反政府武装计划提供支持的公司有联系的十四个飞行员和另外两个人走私毒品的论断或消息。中央情报局还了解到有关从1984年开始，至少到1988年结束这一期间被用来支持反政府武装活动的三个公司走私毒品的论断或信息。 B．凯利报告里谈到的诸如乔治.莫拉莱斯这样的人真的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了资金？是的。 表示承认的范例：赫兹报告卷1，第195段：帕司特罗承认说，在他领导“南方阵线力量”期间，接受过资金，使用过一架C.47货机，另外还有一架小型飞机，这些都是由毒贩子乔治.默拉雷斯捐献的。 C．反政府武装组织里有人贩毒吗？是的。有证据表明南部和北部反政府武装战线都与活跃的可卡因贩子有联系。 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16段：除了五个与“民主革命联盟”有联系的人外，中央情报局还收到了有关另外16个支持基地设在哥斯达黎加的反政府武装南线组织的人贩毒的论断或消息。 D．这些贩毒分子赚来的钱有没有用在资助反政府武装战争上？是的。 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13段：中央情报局收到消息说与反政府武装有关的组织——ADREN（“九月十五日”集团）——出于筹集资金的目的参与了毒品走私活动。 E．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这种走私活动吗？没有。不过尽管没有信息表明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毒品走私活动本身，但在许多情况下，中央情报局成员知道反政府武装在进行贩卖可卡因的活动，却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措施。 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35段：尽管中央情报局知道有关表明组织和个人参与贩毒活动的论断或消息，这一点却并没有妨碍中央情报局雇用他们。另外一些情况下，即便中央情报局有机会证实有关毒品走私的断言或消息是否属实，中央情报局也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些论断或消息未经证实，或是不足为信。 F．盖瑞.韦布的指控又是怎么回事儿？是真的吗？有些属实。尽管对里奇.罗斯，孟尼西斯和布南东之间的关系——他们赚了多少钱，走私了多少可卡因，在什么时候，等等——存在无休无止的不同意见，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布南东和孟尼西斯从销售可卡因中得来的一部分钱的确到了反政府武装手中。此外，伊登.帕司特罗（哥斯达黎加的反政府武装南线的领导人）承认布南东在1984年到1987年间曾经把自己在洪都拉斯的房子借给他住，没有收租金。 表示承认的范例：赫兹报告卷1，第179段：博尔穆德兹告诉[布南东和孟尼西斯]说，FDN（尼加拉瓜民主力量）在筹集资金和获取武器方面遇到了困难，要他和孟尼西斯帮忙，并且说“只要目的正确，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过分。” 赫兹卷1，第183段：[布南东]估计……从1982到1983年间，孟尼西斯可能从贩毒利润中拿出高达40，000美元的资金给[加利福尼亚反政府武装]这个组织。 尽管这些话直言不讳且令人触目惊心地承认对中央情报局的指控，然而表达这种承认的句子却看起来似乎又能把所有已承认的事实推个一干二净：就反政府武装接受可卡因毒贩子的捐赠而言，报告清楚地说明，贩毒分子从来没有明确告知反政府武装这些钱是贩毒得来的。而反政府武装也从来没有问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尽管如此，博尔穆德兹的那句“只要目的正确，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过分”清楚地表明他知道这些钱来自非法途径。但是，由于这一点双方从来都没有明说，赫兹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博尔穆德兹从来不知道布南东在贩毒。同样，尽管很明显，有人要求这些毒贩子中的一些人为这一事业筹集资金，然而从来没有人明确地告诉他们要通过贩毒的手段。因而就有了布南东的“帕司特罗从来没有要我通过贩毒来筹集资金”（赫兹报告卷1，第188段），因而给人们造成错觉，认为帕司特罗不知道钱的来源。这种“你别问，我也不撒谎”的态度保证了报告中的这些部分最终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中央情报局表现出大吃一惊，怒不可遏（这些该死的可卡因贩子！——谁能料到他们竟然这么干？）和一脸的无辜。 然而，如果设想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也许会认识到已经被定罪的贩毒分子在有人要求他筹钱的情况下会通过贩毒的方法来凑集资金，这种设想难道有悖情理吗？ 再来看看被雇来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供给的那些行为不端的公司吧。雇用它们的可不是中央情报局，而是NHAO（尼加拉瓜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管他是什么）。那么这也怪不着中央情报局啦。同样，简单概括一下，轻而易举就可以认定中央情报局没有故意参与麻醉品走私活动（谁也没有这么指控它参与了呀），认定它同罗斯，孟尼西斯或布南东没有任何联系（谁也没有这么指控它有联系），认定罗斯从来没有把他从提纯可卡因交易中获得了利润交给反政府武装（从来没有人指控他这么做过），认定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命令任何反政府武装的支持者通过贩毒来筹集资金（这一点也从来没有人指控过）。所有这些否认的结果便是这么一份读起来像是本模仿情景喜剧“是的，先生”的糟糕透顶的剧本：所有的肯定都被浓墨重彩地掩盖成否认。也许这也没有什么太令人吃惊的：不管怎么说，说谎和“节约事实”之间还是有着千差万别的。对你我这样的人而言，这种差别就叫作“政治”。 赫兹的报告中最令人担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对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弗仑奇.史密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J.凯西在1982年达成的“理解备忘录”的披露，双方在这份备忘录一致同意，对有关“被情报系统内部的某个部门雇用，被选派到情报系统内部的某个部门，或是为情报系统的某个部门执行公务的”人走私毒品的指控无需向上报告。这就是说，即便贩毒活动在反政府武装的供给线上泛滥成灾，谁都没有责任对此说些什么。由于这个协议直接违反了早些时候的一个规定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报告其雇员中的此类行为的法令，这份备忘录为了刻意绕开这个法令，便重新定义了“雇员”一词：根据弗仑奇.史密斯和凯西的说法，“雇员”仅指“全天候的职业雇员”。由于反政府武装军队极其供应者大多不是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雇员，而是暂时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合同工，这一规定几乎豁免了所有的人。这项协议因而也就保证了谁都不会报告反政府武装贩毒的事实。问到这一点的时候，赫兹承认他的确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根据这项新协议对犯罪活动视而不见而不是向上报告。国会议员，华盛顿的诺曼.迪克问他：“这些指控是否涉及美国的贩毒活动？”赫兹的回答很简洁：“是的”。 这份“秘密协议”目前正是加利福尼亚的法律诉讼的主题，因为洛山矶的公民想要中央情报局道歉并作出赔偿，因为中央情报局——本来应该对贩毒活动进行报告，从而提醒联邦当局制止提纯可卡因流入洛山矶——故意对此视而不见。 因而报告的要点是：韦布是正确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正确，但是很多地方都正确。然而即便是在今天，在赫兹的报告公布两年之后，“阴谋理论”的氛围还是在韦布的报道周围驱之不散。我问过许多禁药取缔机构成员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的情况，他们所有的人都拒不承认这二者之间存在联系的传言有任何根据。仑.西格尔教授——抽可卡因起源方面的专家——告诉我说，尽管他曾多次采访过韦布，但还是认为他的书和这个说法之间相去甚远。布鲁斯.波特，乔治.容格的传记《毒枭》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哥伦比亚新闻研究生院的副教授——同样对我说，这种传言毫无根据。BBC驻华盛顿记者格文.埃斯勒在他的《愤怒的美国》一书中认为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过，说它是“耸人听闻的，无法证实的阴谋”。为什么所有这些见多识广的聪明人都否认韦布看法的真实性呢？怎么会仍然会有人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坐在对面的韦布激动起来： 究竟什么没有发生？我不理解的就是这一点：到底没有发生过什么？他们说整件事不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个有组织的阴谋——然而首先根本就没有谁这样指责过他们。所以，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说，“没有这样的事”。什么样的事？我的意思是，他们是说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还是说他们没有把可卡因走私到美国来？抑或是说反政府武装没有从中受益？到底是没有什么样的事情？你明白吗，根本就没有人说过这种话。这已经是故伎重施了：一旦一个报道遭到“质疑”，谁都不会再去注意细节，因为“它已经遭到了质疑”……这种宣传成功地给整个报道上方投下了这样一团疑云，结果就连中央情报局出面承认之后，还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它。 我买了单，韦布，吕贝卡和我又回到了大街上。狂欢活动依然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大家握了握手，我谢谢他们抽时间来见我，然后大家便各走各的路了。 我一路挣扎着穿过人群向落脚的旅馆挤去，路上遇到一个大个子，穿着件体恤衫，上面赫然印着“肥胖多毛的同性恋荡妇”。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正同一个六英尺四高，穿着微型迷你裙和网眼连裤袜的男扮女装的家伙相互击掌。一群中国女人走了过去，她们裸着胸，端着星巴克的杯子一边喝着热乎乎的牛奶咖啡，一边尖叫着：“开派对啦！”美国拉美男性同性恋和双性恋协会摊子上的生意似乎作得热火朝天，我正琢磨着所有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只套着皮护膝，戴着顶高顶阔边帽，裹着条护裆的牛仔给我来了个拥抱。“爱你，伙计”，他说着话，迈着坚定的步伐大步走进了人群。他们就是这样，这些喜欢寻欢作乐的美国大众骄傲地坚持自己的权力，享受着绝妙的美国式的自由，所有的人都故意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他们的政府正忙着把一个事实真相玩弄于股掌之间，因为这件事实在太令人不快，所以政府不得不把它淡化，好让民众能够勉强接受。 第14章 《可卡因骑士》 就在美国的反政府武装丑闻让公众一片哗然的时候，哥伦比亚——可卡因问题的发动机——的情况也急转直下。贝汤科总统在罗德瑞格.拉瑞被暗杀后再次实行引渡法，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开始土崩瓦解。 对贩毒分子而言，引渡所代表着比死亡还要糟糕的命运。“我们宁可躺在哥伦比亚的坟墓中，也不愿呆在美国的牢房里”，他们说。为了扭转到美国接受生不如死的终身监禁的命运，他们采取了越来越绝望的措施：他们以为，如果暴力事件发生得足够多的话，政府最终会意识到不值得为引渡问题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然而，就在他们的暴力报复行为给他们赢得了一定的影响力，足同引渡法抗衡的同时，这种作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他们失去了公众的同情，而且令政府更加急于把他们驱逐出境。发现自己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后，麦德林组织从一群走私贩子演变成了恐怖组织，其势力足以危及整个国家的民主和和平。这两大集团——一边是毒贩子，一边是哥伦比亚政府（处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一起进入了一场消耗战，玩起了一场令人胆战心惊的比试胆量的游戏，来看看谁先吃不消。最终，人人都输掉了。 在随后出现的爆炸和杀戮的旋涡之中，贩毒集团时不时向政府投出橄榄枝，提出他们愿意作出让步，停止暴力，条件是不引渡他们到国外。在政府考虑这些提议的期间，暴力活动会平息下来。接着，提议遭到拒绝，或是集团试图通过更进一步的暴行来强迫政府作出决定，从而迫使当局奋起反抗。接着杀戮再起。 拉瑞.博尼利亚的葬礼过后的几个星期里，贝汤科总统的“绝不手软的战争”使得哥伦比亚成为对可卡因贩子而言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成千上万的毒贩子遭到围捕，被关了起来。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司法部长的死没有任何联系。暗杀过后，埃斯科巴和他的同伙嗅到公众的情绪不对，便夹着尾巴逃出了哥伦比亚，最后跑到巴拿马，置身于巴拿马的大权在握者诺列加的保护之下。他们在巴拿马城落下脚，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对拉瑞的情况采取措施。集团派人捎信给哥伦比亚政府，说该是休战的时候了，并安排与1984年五月四日在玛瑞特饭店同贝汤科政府的两名代表，前总统洛佩斯.麦可森和总检察长卡洛斯.吉米内兹.吉米内兹见面。会议刚一开始，埃斯科巴就宣布说，尽管他对拉瑞.博尼利亚的死感到非常遗憾，然而这件事同他没有关系。这句话假中有真。麦德林集团当然对暗杀事件感到遗憾；特别是奥科阿家族，他们虽然仍然拒不承认参与了暗杀行动，然而的确对埃斯科巴杀害像司法部长这样的知名度非常高的人感到大为光火。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样做会惹出大麻烦。不过，毫无疑问，该对此负责的是埃斯科巴。最近的PBS的一次采访中，卡洛斯.莱德的私人飞行员费尔南多.阿芮纳斯透露说，藏在巴拿马的不仅仅只有麦德林集团的领导人——对拉瑞的死负责的其他组织的许多成员也都藏在那儿。 表明自己对拉瑞暗杀事件的立场之后，麦德林集团便开始摊牌。他们开出的条件——后来写成了长达六页的备忘录，以便让贝汤科总统亲阅——是，埃斯科巴和他们的人马解散他们的贩毒网络，从而摧毁哥伦比亚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贩毒能力，并将他们存在世界各地的国际银行里的钱转移到哥伦比亚来，这样每年就可以为哥伦比亚的经济注入约二十亿美元的资金。事实上，这个提议算得上是一份丰厚的贿赂。然而如果它能结束可卡因产业，那也大可以值得一试。不管怎么说，“暴力之战”这种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漫长的内战状态终于以休战和大赦全国而告终。布鲁斯.拜格雷是研究南美贩毒方面的专家，他后来以后见之明这样写道，尽管接受他们的条件从道义上讲可能有些不光彩，然而如果这样做能够“使国家免受接踵而至的大肆泛滥的恐怖，腐败和谋杀之苦”，那也值得。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发展。秘密会面的消息被泄露给了新闻界。哥伦比亚大众（还有美国人——后来有人声称操纵这次泄密的正是他们）暴跳如雷：政府怎么能想到和那些就在两个月前杀害了司法部长的毒贩子作交易呢？政府马上否认了对媒体对这次会面所作的报道（“政府和签署这份备忘录的人之间从来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绝不会有任何形式的谅解”，贝汤科总统如是说），于是双方都撤回了人马，计划下一步的攻势。政府这方面要围捕贩毒分子并尽快将之送往美国。集团另有计划。如果政府不打算对合情合理的提议作出回应，那就必须采取其他方法来说服它。 接下来的大肆杀戮主要针对的目标是美国驻波哥大的大使馆。要不是美国人多管闲事，哥伦比亚的贩毒分子是不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的。他们很快确定了一批美国人为袭击对象：大使馆的官员，他们妻子和家人，商人和外国记者便合情合理地成了他们的目标。为了除掉禁药取缔机构的头弗朗西丝.穆伦，他们同杀手签订了价值350，000美元的暗杀合同。1984年十一月，一个汽车炸弹在美国大使馆外面引爆，六个行人受伤，一名女性旁观者被炸死。美国人马上加强了保安措施：大使刘易斯.谭博斯无论到哪儿，后面都跟着武装到牙齿的五辆车组成的护卫队。最后还给他找了个替身，好让企图暗杀的人真假难辨。人人出门都带着保镖，坐防弹车。由于认为大使馆的官员的家人比他们本人更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因而对他们的保护尤为小心。所有工作人员家里都安排了全副武装的保卫；不允许他们的配偶单独出门购物，要买东西必须给大使馆的车队打电话，由他们安排装甲护卫车去接她们，这样他们才可以安全地去购物；他们还排出了时间表，好让不同的家庭能一起出去购物，让所有人都处于一群手里端着机关枪的保镖警惕的目光之下。迈克.弗莱德瑞克当时就驻扎在波哥大，他回忆起自己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并不是闹着玩的那一刻： 那天，我四岁的儿子放学回来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我正在街上等他，他坐的是一辆改装成校车的小货车——车子装了甲板。车上装了厚厚的装甲玻璃和其他这类的东西，后面还跟着一辆车，上面坐着三个手拿机关枪和猎枪的家伙，这辆车在我们楼前停了下来。他从货车上下来，才四岁大的他说，“爸爸，我知道校车上为什么要装上厚玻璃。因为有坏人要杀死我们。”一个四岁大的孩子口中说出这样的话，足以让人警醒。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一切很滑稽。 到1984年底的时候，情况糟糕到外交官和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接到命令，送家人回国。近三分之一的大使馆工作人员集体离开。麦德林的暴力活动严重到禁药取缔机构关闭了设在那儿的办公机构。卡利办公室紧接着也关闭了。留在哥伦比亚的人员被告知要不断变换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上班路线，以便挫败杀手的暗杀企图。有那么多的汽车炸弹在大使馆外面引爆，结果他们对这条街进行了改造，到处都立起了填满混凝土的铁柱子，这样就没法把车开到离建筑物比较近的地方了。这样也没能阻止贩毒分子的活动——有一次他们竟然把反坦克火箭射进了大使馆的围墙内。安全起见，谭博斯大使最后撤离哥伦比亚去了哥斯达黎加。 与此同时，哥伦比亚的法官开始收到一群自称“该引渡者”的人的死亡威胁。他们用其他的手段来劝说那些拒绝支持集团的人：一个法官接到这样的承诺，说他们不会送他“木头做的吸烟服”，相反，该引渡者会寄给他家人的尸体，剖尸裂肢后的尸体。其他人遇到神秘的生意人的来访，这些人拿出相册，给他们看自己家人的照片：亲戚，朋友，在学校上学的孩子。还有孩子的朋友。如果自己的孩子受到威胁，正常情况下能经受得住人身威胁的法官往往也会屈服。1985年春，负责调查拉瑞.博尼利亚暗杀案件的法官，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朱里奥.曼纽埃尔.卡斯特罗.吉尔透露说，埃斯科巴是这次袭击背后的“产权作者”。卡斯特罗法官拒绝了要求他颠倒调查结果的“无限度”的贿赂，没有畏缩不前：当年七月，五个杀手走到他的车边——他当时被困在阻塞的车流中动弹不得——透过挡风玻璃对他开了枪。他当场死亡。 贝汤科当局没有被吓倒，第一批被引渡的人就从为麦德林洗钱的埃尔南.巴特勒开始。贩毒分子和非贩毒分子一起惊恐万状地看着巴特勒到达美国，戴着手铐脚链出现在电视镜头前。他判了三十年。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又有十二个毒贩子被送到美国。情况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仅仅是因为洗钱就判三十年，那罪行严重的贩毒分子可就有大麻烦了。他们必须绕开这项法令。 现在被视为奥科阿家族的领头人乔治.奥科阿带着妻子和女儿匆忙撤退到西班牙。到那儿之后，这家人遇到了一对委内瑞拉夫妻，格莱蒂.冈扎雷.琳纳瑞和她丈夫吉尔伯托，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正在崛起的卡利集团的首领。西班牙警方不知从哪儿接到线报，知道了这两个家庭的真实身份（这个消息实际上来源于双重身份的飞行员巴里.西尔）。他们在十一月被逮捕。美国立即要求引渡他们。反应敏捷的哥伦比亚律师随即递上了相同的文件，要求引渡他们回哥伦比亚。 这并不是说他们回国后，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就有能力对付他们了。拉瑞被暗杀之后，究竟是谁授意暗杀司法部长的，哥伦比亚追查起来是困难重重。第一个接替拉瑞的是安瑞克.帕瑞洛.冈扎雷，他一开始的时候干得不错，向公众解释了为什么引渡是对付贩毒分子的唯一办法，并且签署了第一批的驱逐令。他很快被视为处境危险，被调离该职位，派往国外担任哥伦比亚驻匈牙利大使。他安全地在布达佩斯的大使馆安顿下来，隐藏在了铁幕后面，人们以为他这样就安全了。他并不安全。198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帕瑞洛打开住处的门，发现面前站着一个陌生的哥伦比亚青年。这个人拔出枪，对着他的面部开了三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帕瑞洛居然活了下来。最终，一个由三个杀手组成的小分队被抓住并送回到哥伦比亚，然而，谁都无法解释的是，他们居然全部被释放。与此同时，帕瑞洛的继任继续遭到追杀；司法部长的职位似乎更等同与死刑判决。哥伦比亚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换了八个司法部长，所有的人都在就任几个月后由于害怕丧命而辞职。莫尼卡.德格瑞弗是最后一位继任者，她是因为受够了麦德林的首脑罗德里格斯.“墨西哥人”.卡恰不断往她的保密线上打来的电话才辞职的，卡恰还直言不讳地告诉她说，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毫无意义，因为他比她还早知道新号码。 1985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三，一辆电信卡车停在了座落在波利瓦广场边的波哥大的最高法院大楼。四十二个全副武装的M.19游击队员跳了出来，冲进了大楼。不到十五分钟，最高法院大楼以及里面所有的人员，包括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阿方索.雷耶斯.埃坎迪亚和全国的二十四个副法官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挟为人质。这次恐怖主义活动的头领让雷耶斯通过电话同政府谈判的时候，当地的广播电台播出了雷耶斯的电话，并对整个过程作了现场直播。只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谈判的过程：贝汤科总统根本不想谈判。就在哥伦比亚军队冲进大楼（在试图用一辆坦克冲破前门之后）的时候，整个保卫行动通过广播传播了整个首都。等到枪战结束的时候，只有一个恐怖分子被打死，而哥伦比亚士兵和警察死了十一个，而大楼里有近一百个人员丧生，其中包括二十四个副法官中的十一位。首席大法官雷耶斯同时遇害。 在军方冲进来之前，M.19的要求之一是废除引渡法。由于当时没有人威胁说要引渡M.19的游击队员，所以很快就有流言说M.19是在麦德林集团的授意下袭击了最高法院大楼。哥伦比亚所有引渡记录都放在这栋大楼里，在包围的过程中统统都被烧掉了。然而麦德林人是不是这次行动的幕后主使？美国坚信非他们莫属。就打击毒品威胁的观点看来，哥伦比亚的贩毒分子同左翼的恐怖组织联盟的概念极其诱人：秘鲁和哥伦比亚两国在禁毒方面似乎都行动不力，因为他们都在忙于打击游击队的叛乱活动。但是如果游击队同贩毒分子合二为一，那他们可能就会多花点精力在这上面。刘易斯.谭博斯大使杜撰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合作：“毒品恐怖主义”。这个词很快被接受。很快，对贩毒分子的指控不仅仅是说他们同马克思主义者做生意，而是说他们是按照尼加拉瓜人的要求贩毒。在美国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在司法部残骸上找到几支尼加拉瓜产的枪支，所有的引渡记录都不见了，就在这个关头，巴里.西尔又拿出了埃斯科巴在尼加拉瓜的“古巴”跑道上往他的C.123型的飞机上装毒品的照片。既然大家都知道尼加拉瓜的共产党同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结成了同盟，这一切此刻便似乎变成了源于苏联的一场规模宏大的阴谋。里根宣布说，“这一对孪生的恶魔——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代表了现在对西半球隐患最大，最危险的威胁。” 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证明毒品贩子同最高法院事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尽管左翼的游击队组织同毒品贩子之间显然时不时有联系，在这一时期的哥伦比亚，这种联系证明是偶一为之，而并非经常如此。真正属于这种情况的似乎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秘鲁。在秘鲁，“光辉道路”游击队通过对其控制范围内的古柯生产征税，毫无疑问赚了相当多的钱。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里的毒贩子都信赖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就是要赚尽可能多的钱——而游击队想要推翻的是整个的资本主义制度。卡洛斯.莱德——以及他威胁说可卡因是革命的手段——也许是唯一一个证明贩毒分子同游击队之间存在意识形态方面联系的代表，然而就连他也常常出尔反尔。事实上，尽管毒贩子同游击队之间的关系听起来理应属实，事实情况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两个集团之间的联系常常是自相矛盾。有时候他们在一起合作，有时候他们并不合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多数时间里，这两个集团常常不合。正如埃斯科巴本人所说的那样，“你可以指责我是个毒品贩子，可要说我同游击队是同盟，这可真的伤害了我的自尊。” 就在毒贩子们同政府作战的期间，他们也在全力以赴地对付共产党。自MAS（“处死绑架者”组织）事件之后，毒贩子们对游击队就再也无法产生什么好感。随着时间了流逝，处死绑架者组织渐渐演变成了几支右翼敢死队，通常由毒贩子提供资金，目的是杀死游击队员及其支持者。其主要目标是哥伦比亚爱国主义联合党（PUP）——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这一恐怖主义组织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的成员。到1987年的时候，约有三百名左翼激进主义分子丧生。即便把标准放低，许多的数据也更加令人震惊：从1988年初到1989年末，哥伦比亚的右翼敢死队——通常在这个或是那个毒贩子支持下——要对大约四万哥伦比亚人：同性恋，妓女，乞丐，流落街头的儿童和联合党的激进分子的死亡负责。 尽管对最高法院大楼的袭击没能让任何人的事业有所推进，然而全国大多数强硬派法官的消失却起到了这个作用。围攻事件过后，大多数幸存下来的法官拒绝回去工作，抗议贝汤科对当时情况处理不当。其他人举行了罢工。所有人都联合起来，抵制为那些在M.19许多中丧生的人举行的纪念活动，理由是贝汤科将在活动上致悼词。这并不是哥伦比亚第一次看到法官集体辞职：1980年，麦德林全部的180多家地方法院的审判人员集体辞职，抗议政府没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委派来接替他们的更年轻些的新法官更容易被拉下水，而那些拒绝接受贿赂的人则干脆利落地被解决掉。费尔南德斯.乌里贝.瑞斯特博接任雷耶斯担任最高法院主席之后，不断接到死亡威胁，就任仅仅五个月后就辞职了。他的继任也干了不到一年，其间又有两个资深法官被暗杀，另有一个死于极其可疑的情况之下。 对司法界的暴力复仇行为很快为毒贩子结出累累硕果。在一系列的让人难以忘记的案子中，一个法官对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和何赛.圣塔.克鲁斯.伦多诺（即“卡利”），埃瓦瑞斯特.普拉斯（据说他曾经向拉瑞.博尼利亚行贿）和乔治.奥科阿提出指控。就在M.19袭击的六个月后，这名为政府修订同美国的引渡条约的法官，埃尔南多.包达法官被暗杀。同月，乔治.奥科阿的律师最终打赢了他的引渡战，使得他可以离开西班牙回到哥伦比亚。他在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面前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然而到了该上法庭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为他定罪。临时安排来判决他的案子的法官只有三十一岁。奥科阿安然无恙。 现在法官们对引渡的事情不再吭声，接下来就该是让记者闭嘴的时候。《观察家》的通讯员路易斯.罗伯特.卡曼科在写了一系列有关古柯膏交易的专栏文章之后被暗杀。五个月后，另一名记者埃克瓦瑞.巴瑞恩拖斯，同时也是《西方日报》的出版商，同样被暗杀，被杀害的还有《观察家》的编辑吉耶尔莫.卡诺——哥伦比亚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他犯了什么罪？他刊登了埃斯科巴1976年被逮捕事件的细节（调查卡诺暗杀案的法官本人后来也被暗杀了）。第二天，哥伦比亚的记者举行了罢工，抗议政府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无能。由于害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一小群哥伦比亚记者中的精英任务组成了一个集团，专门写文章揭露有关贩毒分子的真相。这个国家的最优秀的记者中的七个举行了秘密会面，讨论有关事件，撰写有关毒品交易的文章。这些人在全国范围内联合了起来，好让人无法分辨究竟是谁写了这些文章：揭露真相实在是太危险了。 所有这些身处险境的记者中，也许法比奥.卡斯迪洛——就是那个在拉瑞.博尼利亚被暗杀后试图给他打电话的人——的麻烦最大。在拉瑞死后，拉瑞有几份有关哥伦比亚的毒贩子的机密文件交到了他手上，于是他决定把他们编成一本书发表出来。不用说，哥伦比亚的毒贩子对此很不高兴。卡斯迪洛为《观察家》工作，他呆在几个朋友的家中写这本书，因为在自己家中不安全。他把印出来的第一本书送给其中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非常友好地把书寄给了奥科阿家族： 第二天，我收到了第一次死亡威胁：“你要么停止出版这本书，要么准备去死吧！”然而这本书已经印出来了。我再也没能回到《观察家》去……一次，三个家伙戴着机关枪来到了市中心的办公室，冲了进来，拿枪指着接待员，问她我在哪儿。我当晚就飞到了奎托。那是我的第一站。从那儿再到迈阿密……接着，为了挣脱杀手的追踪，我坐汽车到纽约。我又用假名字从纽约乘飞机到马德里。我在马德里住了三个星期，住在一家养老院里，接着便收到一个给我的信封——然而上面写的是我的真名而不是我的新名字。养老院院长告诉我说，“有人来找一个名叫法比奥.卡斯迪洛的哥伦比亚人，我说，‘没错，我们是有个哥伦比亚人，不过他的名字不叫法比奥。’他们就说，‘把这个交给他。’”信封里面装着一颗子弹。我当天就飞到了巴黎，呆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想，“上帝啊！我该怎么办？”我意识到自己将有很长时间无法回到哥伦比亚的家中。最后我等了七年。 也许等这么久还是值得的。卡斯迪洛的书到书报亭后，马上变成了哥伦比亚历史上最畅销的记实性书籍。书的题目叫《可卡因骑士》，主要谈的是奥科阿家族的故事，禁药取缔机构很快把它翻译成英语，还专门印了一版给在哥伦比亚工作的人员，而这些人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详尽地描述可卡因交易内幕的书。 1987年，一家美国杂志把埃斯科巴列为世界上第十四个最富有的人，第二年，乔治.奥科阿和罗德里格斯.卡恰都跻身于125位非北美籍的十亿万富翁之列。自此便有人估计说，麦德林集团每年要赚上五十到六十亿美元，并在这二十年末的时候在南美之外的地方拥有价值一百亿美元的固定资产。 由于不公开声明就把硬通货存入哥伦比亚的银行是违法的，所以集团便通过中央银行的VentanillaSiniestra（“罪恶之窗”）来支付现金，因为现金在这里畅通无阻。哥伦比亚市场上流动着的美元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二十时间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哥伦比亚成为仅有的几个黑市上出售的美元低于其实际价格的国家之一。有好几家哥伦比亚银行破产便是因为毒贩子大驾光临，提出要提走他们所有的存款。 到1985年的时候，可卡因被视为“财富500里”的第六大私营产业，其总利润超过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波音公司和保洁公司。这种财力可以为集团买来许多军事装备。1990年在波哥大的一处房子里发现了一堆法国生产的地对空导弹，同年四月，又侥幸制止了集团购买120枚毒刺导弹。尽管人们对埃斯科巴雇用的大批杀手的数量的估计不尽相同，然而其数量大约在三千人左右这一点却是大多数人都同意的。这种暴力活动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不仅会把政府从引渡条约身边拉开，而且会对接下来许多年可卡因走私活动产生影响。卡利集团对如此庞大的死亡数量是如此的厌恶，以至于他们在九十年代同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采取暴力行动——只要威胁要采取暴力行动就足以把政府逼回到谈判桌前。 那一年所有的暗杀行动中，没有哪一桩像暗杀哥伦比亚的前缉毒行动的总指挥哈米.拉米雷兹上将那样完全不出人们的意料。拉米雷兹就是一直负责袭击“平静荒原”行动的警官，麦德林集团的人一直都手痒痒地想要动他。他在“平静荒原”行动过后也一直没有住手。据估计，单是在拉米雷兹亲自监督下就没收了三十吨的可卡因，八条船和超过一百架的飞机，他还逮捕了近一万名贩毒分子。拉米雷兹知道早就有人签下了暗杀合同，要取他的命，但他似乎压力越大，就干得越起劲，并利用线人网络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然而，当他缉毒行动负责人的职务被解除之后，他的线人就突然变成了别人的线人。他被踢出了圈子，同大街上的情况失去了联系，当有人告诉他说已无大碍的时候，他信以为真，以为这时露面应该是安全的。1986年十一月十七日，就当着他的妻子和孩子的面，他被打死在自己的车轮旁。 针对司法界的暴力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十二月份的时候，“该引渡者”发出了一封致最高法院成员的信： 我们对你们宣战。我们对你们的家庭成员宣战。你们可以相信，我们知道他们的确切所在——我们会除掉你们的整个家族。我们不会有丝毫怜悯——我们什么都能干得出来，无论什么。 观察家，1988年三月三日，引自《白色迷宫》，李 随着暴力活动逐渐升级，人们开始明白过来：不值得为引渡条例付出这么大的代价。1986年，哥伦比亚的成年男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谋杀”。麦德林制造了如此多的枪击事件，在当年的前六个月就超过了一千宗。到年底的时候，这个人口只有两百多万的城市发生的谋杀案总计达到3，500宗——每天近十起。与此同时，被送往美国的一小撮毒贩子中没有一个是大玩家。禁毒行动丝毫不见成效。哥伦比亚听从了美国的建议，反而在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冲突中越陷越深。拉米雷兹被暗杀的一个月之后，毒贩子的律师在引渡法中找到一条微弱的缝隙：引渡法不是由总统本人亲笔签署的，而是由一个代表签署的。麦德林的律师辩论说，现在单单重新签署这条法令并不符合宪法精神：要么再次对此进行辩论，要么把它推倒重来。现在的哥伦比亚司法界和媒体也已经受够了这一切。人们决定对此进行投票。二十四个法官参加投票，打了个十二对十二的平手，于是裁决要再找个独立仲裁人来投这决定性的一票。三个不同的法官设法找到借口不参加这次辩论，这个责任最后洛在了一个找不到什么好的理由来逃避这项工作的人身上。这个法官是阿方索.苏阿瑞兹.德卡斯特罗，他知道如果决定支持引渡法，就等于签署自己的死刑令。他决定反对引渡法。毒贩子们取得了胜利。暂时的胜利。 由于引渡威胁消失了，哥伦比亚的大毒贩子身边日积月累起来的为数众多的指控突然开始蒸发得无影无踪。法官们摩肩接踵地替埃斯科巴开脱他各种各样的罪行。拉瑞.博尼利亚曾经指控他非法进口动物。这些指控现在都不复存在。卡斯特罗.吉尔法官曾称他要为拉瑞.博尼利亚的死负责。现在的调查结果刚好相反。1984年，埃斯科巴接到五项逮捕令。所有这些现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看起来他就要赢得这场战争，他决定让杀戮暂时停止一段时间。哥伦比亚获得了片刻的安宁。然而安宁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1987年二月，哥伦比亚警方最终发动了袭击，卡洛斯.莱德在内格罗河附近的一家农场被捕。事实上这次胜利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为莱德的行为越来越古怪，越来越残暴（他喜欢对记者宣称可卡因是拉美的“原子弹”，还说他计划把它投在美国领土上），因而同他麦德林同行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们便把他作为祭品交给了警方，希望能引开一些集中在自己身上的火力。尽管当时并未实施引渡法，然而莱德的引渡文件却是早已签署好了的。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四十八小时之内，他就到了美国人的手中。他十一月份在美国受审的时候，美国的新闻界欣喜若狂：他的关押所在地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城被视为面临毒品恐怖主义的袭击的威胁，当地大大增强了保安措施。警方要求乔治.容格——自从遭到他前朋友的粗暴对待之后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前来作证。据容格说，他通过埃斯科巴的妻子给埃斯科巴送了个信儿，征求他的许可。乔治问的是——“我能提供对莱德不利的证词吗？”——很快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去他妈的！”埃斯科巴说。在奥蒂斯维尔，乔治回忆起自己同检察官罗伯特.莫科尔的会面： 他在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帮助你【获得减刑】”。我说，“嗨，我不想要什么他妈的的帮助。我到这儿来只有一个理由：复仇。我想要的，就是逮住那个混蛋毁了他。也许毁了他可能最终也会毁了我自己，不过没关系。”他只是说，“我真他妈的喜欢你”。 法庭上的整个过程令莱德瞠目结舌。乔治回忆说： 卡洛斯当时就一败涂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为自己能打赢这场官司。我是第一证人，整个法庭挤得满满的。莫科尔说，“你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儿？”我看着卡洛斯说，“来讲述卡洛斯.莱德和我自己之间的友谊——还有他对这种友谊的背叛——的故事来的。” 容格花了三天时间来讲述他同卡洛斯之间的友谊的故事。莱德之所以被描述成要对可卡因——在提纯可卡因最引人注目的时候——大量流入美国负责的人，部分原因就建立在他的证词的基础之上。莫科尔总结了他在毒品交易中所起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他对可卡因的意义，就像亨利.福特对汽车的意义一样”。与此同时，莱德的律师并不打算替他开脱这些指控——而是收了他两百万美元中的绝大部分，为他做了一番总结，大意是说尽管他是个罪大恶极的可卡因贩子，对他判过长的刑期对制止美国的可卡因大灾难也无济于事。这番努力没有多大成效：1987年五月19日，卡洛斯.莱德的十一项罪名成立，被判处终身监禁，不许假释，外加135年徒刑。 就在此刻，一场会议正在哥伦比亚进行，它即将改变可卡因产业的面貌，从而最终导致麦德林集团的倒台。根据法比奥.卡斯迪洛的说法，埃斯科巴在1987年的晚些时候召集哥伦比亚的大毒贩子在他座落在考卡山谷的农场上开了个会。他在会议上建议把两大集团——处于支配地位的麦德林组织和新兴的卡利帮——合并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提高行动的效率，携手同引渡法作战。埃斯科巴已经意识到，就在他忙着同政府斗争的时候，卡利集团悄悄地偷走了他所有的生意。他想要在他们变得过于强大之前制止这种行为。然而这个时候的卡利已经强大到足以把他踢开，拒绝合并。这两大集团之间的裂痕也许就从此时开始——这次的翻脸如果没搭上数以千计的人命，至少也让数以百计的人丧生，并最终让埃斯科巴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有些什么事情正在暗地里进行着。最早的迹象，便是乔治.奥科阿在去参加这次会议的路上被逮捕。1987年十一月，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他在一处路障旁被拦下来，被警方逮捕。这次逮捕行动引起了两场战争：一场是两大贩毒集团之间的战争（据推测，是卡利集团向警方出卖了奥科阿），另一场是毒贩子同政府之间的战争。就在奥科阿被逮捕的那天，新闻界收到这样一则信息： 为了避免公民乔治.路易斯.奥科阿被引渡到美国，我们宣布对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展开不折不挠的全面战争。我们将立即处决主要的领导人…… 引自《可卡因之王》，古格里奥塔和里恩 这封信的署名是“该引渡者”。 现在又开始了另一场有关引渡奥科阿的战争。美国派出顾问来协助引渡事宜。然而到十二月份的时候，政府打输了。奥科阿被释放。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负责调查这件事的责任落到了最高检察官卡洛斯.摩路.奥耶斯的头上。他解雇了两名法官和五名政府官员，并且重申了他在引渡问题上的立场。一个月后，他开着车在前往麦德林飞机场的路上遭到了伏击，面部中了十一枪。“该引渡者”在其新闻发布会宣称，他是“因为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而被处决”，“战争仍将继续”。 当然，现在的麦德林不仅仅同政府作战，还同卡利组织作战。同月，一个六十公斤重的汽车炸弹在埃斯科巴在麦德林的住处所在的摩纳哥街区爆炸。两个无辜的雇员被炸死，埃斯科巴却不在家中。不过他的女儿曼纽埃尔的听力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埃斯科巴发起了一系列野蛮的报复活动。现在他坚信，卡利家族的主要后裔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同警方达成交易，既然他们很大一部分钱是通过哥伦比亚头号零售商场“多格斯.拉瑞巴”加来清洗的，所以他下令炸毁这家连锁店的所有分店。与此同时，可能参与这次阴谋的人都被处决。在十个月的时间里，有超过八十个毒贩子丧生，六十个是卡利的人。尽管他显然渐渐陷入报复心理的偏执状态，后来证明他对卡利同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之间的关系的判断是正确的。事实上，这二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热诚的的秘密关系，卡利提供有关麦德林的情报，换取警方对他们的贩毒活动手下留情：就在埃斯科巴，奥科阿兄弟和卡恰忙着同引渡法作战的时候，卡利的人马悄无声息地被人们遗忘了。1988年，警方发出了新的逮捕令，要逮捕埃斯科巴，卡恰和奥科阿兄弟，而对于卡利的首领，却一份逮捕令也没有签发。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愈演愈烈的暴力关系最终导致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供应线发生转变。 1988年八月，巴克总统要求同哥伦比亚的游击队组织进行“和谈”。麦德林集团认为他指的是自己，于是便回来进行接触。他们这次开出的条件就没有那么大方了：尽管他们提出要停止贩毒交易，却没有提出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回国。政府磨磨蹭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该怎么来对待这些可卡因人马。埃斯科巴不耐烦了。他认为这次和谈只不过是政府的缓兵之计。“那个人[总统的秘书，杰曼.蒙托亚，负责处理政府方面的谈判]在愚弄我们”，据说他是这么对自己的律师说的。为了报复他眼中的蒙托亚的两面派行为，他炸毁了他的办公室，绑架了他的儿子，最后还杀害了他的女儿。 与此同时，死亡人数再次开始上升：1989年三月，哥伦比亚爱国主义联合党的书记被人开枪打死在波哥大飞机场的候机大厅；七月，安提奥基亚州州长被汽车炸弹炸死；八月，安提奥基亚的警察局长，沃尔德曼.富兰克林.昆特洛——他犯的致命的错误是没收了埃斯科巴四吨的可卡因——被谋杀。接着，就在八月十八日，哥伦比亚1990年的总统大选最有希望的参选人路易斯.卡洛斯.盖兰当着一大群支持者的面被人开枪打死。这标志着和谈努力的结束。二十四小时之内，巴克总统再次实行引渡法，开始大规模取缔毒贩子。政府还对购买摩托车采取了限制措施（以挫败摩托车暗杀活动），并实行了新的证人保护制度。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将要引渡二十个毒贩子到国外，没收价值超过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资产——包括总数接近五百架的飞机。“该引渡者”立即对此作出反应： 我们现在对政府，对这个工业和政治寡头政权，对曾经攻击污辱过我们的记者，对把自己出卖给政府的法官，对执行引渡法的地方法官，对所以那些曾经迫害攻击过我们的人宣战，打一场不折不扣的全面战争。对那些不尊重我们的家庭的人，我们不会尊重他们的家庭。我们会焚烧破坏这个寡头政权所拥有的工厂，房产和官邸。 引自《粉饰》，斯特朗 “该引渡者”现在开始摧毁所能看到的一切——首当其冲的就是用一颗巨大的卡车炸弹摧毁《观察家》的办公大楼。到年底的时候，全国共引爆了两百颗炸弹。他们暗杀记者，法官——暗杀所有的人。法官们再次罢工。新闻界罢工。哥伦比亚公众要求冻结引渡法。要求没有起作用。作为报复，埃斯科巴炸毁了一架哥伦比亚国家航空公司的商用客机。炸弹显然是针对赛萨尔.加维里亚的，他是继盖兰之后有可能担当哥伦比亚未来的总统职务的政治家。加维里亚没在飞机上，然而上面有109位无辜的乘客。他们无一生还。接下来的这个月，他差点成功地杀害公共安全部的局长，马萨.马克萨将军：他在他的车上放的炸弹大得荒谬，结果炸死了八十个平民，外加七百人受伤。然而埃斯科巴只不过刚刚做完热身运动而已。他对没能炸死马萨怒不可遏，于是悬赏一百三十万美元买他的头，接着，任何一个哥伦比亚警察的头他都出赏金一千美元。与此同时，他雇了一个恐怖主义组织ETA（即“巴斯克自由祖国组织”）的代表，为他制造一颗五千公斤重的卡车炸弹，并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在公共安全部的总部外面引爆。接着，他伙同另一个首脑人物罗德里格斯.卡恰（“墨西哥人”）计划暗杀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这次暗杀将在即将到来的卡塔赫纳缉毒会议期间进行，计划在布什前往会议中心的路上安置一颗巨大的汽车炸弹，这颗炸弹显然可以让他们如愿以偿。这次计划没能实施，因为一件无法预见的事情发生了：卡恰本人被杀。 卡恰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是麦德林集团中仅次于埃斯科巴本人的最具暴力色彩的成员，一开始在绿宝石生意圈成名，由于同合作者发生冲突，杀死了绿宝石巨头吉尔伯托.摩里纳，当时还杀死了另外十八名无辜的旁观者。在绿宝石走私贩子，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和军方的追杀之下，再加上卡利组织内部有神秘的消息来源，不断向当局提供有关他的藏身之处的情报，他发现自己无处可藏。他在苏克雷省的一块香蕉地里被开枪打死，一同被打死的还有他儿子弗瑞德。后来发现，卡利并不是唯一一个隐身在背后参与这次行动的同谋：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声称，欧洲特种部队也参加了这次行动：“官方的说法是哥伦比亚人采取的这次行动，”他说，“不过实际上是我们干的。” 埃斯科巴本人也身处险境。1988年，一批前英国皇家特种航空部队的雇佣军受雇去取他的性命（飞机失事导致行动失败）。但是埃斯科巴的情报网络效率非常高，一般说来，警察还没有离开警方辖区，他就已经得到了有关袭击的消息。他的藏身之处有两圈的警卫把守——外圈的警卫离内圈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这意味着即便外圈的防御被突破，他仍然有时间在任何人到达之前从容撤退。很多次他都是在最后一分钟逃之夭夭，结果，始终无法理解他怎么能够这么多次都能逃脱的警方只好杜撰了一个“内裤理论”：他总是能够在非常侥幸地逃脱，侥幸到他甚至没有时间穿上条裤子。 他的傲慢令人印象深刻：1988年一次袭击中，他当着警察的面大摇大摆走出屋子，向一个警官打保票说自己是警方的卧底。其实他每次都能在最后一分钟逃脱还有个更平常的原因：他藏身的许多房子里都有暗室。有好多次，警方和军方的人员正在四处搜查他的房子，讨论他们的疑犯跑到哪儿去了，而他实际上就在离他们几英寸远的地方，就藏在夹墙里。 尽管埃斯科巴显然是在逃亡，他残酷的暴力战最终还是结出了果实。 1989年十二月，他挟持了二十个不同寻常的人质——记者，编辑和政客们的家人，一月中旬，政府宣布愿意就人质的释放问题与他达成交易。“该引渡者”再次提出愿意交出他们的实验室和飞机跑道，以换取政府免于对他们实行引渡。他们释放了几名人质，同时还交出了一车的炸药和三个可卡因实验室。看起来这个寻求和平的提议是认真的。巴克总统推迟了目前在押的许多毒贩子的引渡时间，以便为自己留出时间思考。然而他思考的时间太长了：埃斯科巴在三月暗杀了联合党的总统候选人伯纳多.加拉尼罗。引渡再次匆忙开始，杀戮再次开始。 三月二十五日，埃斯科巴同时在卡利，麦德林和波哥大制造爆炸案，二十六人丧生，近两百多人受伤。接着，他把每杀死一个哥伦比亚警察的赏金提高到四千美金，杀死特种部队的任一成员再外加八千美金。三个月内有一百八十名警察丧生。尽管如此，这个数字同麦德林平民人口的死亡总数比起来算不得什么，后者在最厉害的时候达到每年七千人多人。 当然，埃斯科巴不仅仅只是生政府的气——他对卡利集团大为恼火，不惜一切代价杀死他们的头面人物。当年晚些时候，他的一群杀手出现在足球比赛中，拿着机关枪对着人群开火。他们的目标是卡利组织的重要人物，赫尔默.巴宙.赫雷拉。他们没能找到他，不过打死了当时碰巧站在他身边的十九个人。作为报复，卡利杀死了埃斯科巴的堂兄兼最好的朋友，古斯塔沃.加维里亚。 埃斯科巴再次将暴力活动升级，八月份的时候又挟持了另外八名有影响的人质，其中包括前总统胡里奥.赛萨尔.图尔瓦伊的女儿。当政府放松了对毒贩子的限制，似乎对引渡法有所松动的时候，埃斯科巴作出的反应是再次挟持两名人质——总统秘书的妹妹玛丽娜.蒙托亚和《时代报》的编辑弗朗西丝克.桑托斯（这些绑架事件的故事可以参阅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绑架新闻》）。两名人质蒙托亚和图尔瓦伊最后都没能活下来，一个被杀死，一个在绑架者同政府军的交火的时候意外从藏身之处跑了出来，中弹身亡。 1990年九月，政府被所有这些杀戮拖得筋疲力尽，终于同他达成了交易：2047号法令提出不对他们实行引渡，并且提出对所有那些自首的人减刑，条件是他们必须告发自己的同伙。麦德林的人马反驳说，他们可以投降，却绝不会告密。这个结果已经很不错了。 1990年十二月十七日，法比奥.奥科阿，奥科阿三兄弟中最小的弟弟向警方自首。“我在走进监狱的时候的体会到了别人离开监狱时的那种快乐”，据报道他是这么说的。“我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场恶梦，我只想结束这场恶梦”。两个月后，他的两个哥哥加入了他的行列。埃斯科巴想要政府作出严格的保证，同样不会把他驱逐出境。1991年六月十九日正午，宪法大会正式否决了引渡条约，他因而得到了想要的保证。当天下午，他向“正义”投案自首。 “恐怖赢了”，《观察家》这样报道。 第15章 墨西哥往事 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非法交易由来已久。枪支，货币，电器，香烟，应有尽有：只要这种商品在美国属于非法的或者要上重税，就会有人在墨西哥某个地方走私。这一非法交易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禁酒令实行后开始大行其道。很多由酒贩子们开发出各种渠道和技术，直到现在仍在被人使用。对此，墨西哥人专门有一句土话，称为：门道。当然，眼下经营的最重要商品已不再是酒，而是毒品了。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早期，绝大多数大麻交易转到哥伦比亚进行，但仍有一部分交易留在墨西哥。除此之外，在墨西哥西那罗阿山区还种植罂粟，其粗制衍生物焦油状海洛因也成为该国的一项极佳副业。美国清除毒品的活动在这里收效不大。六十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向墨西哥这个南方邻国施加压力，责令其停止种植鸦片。毒品交易因此转到了土耳其进行。后来土耳其政府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毒品交易又转到了东南亚地区（也就是所谓的“金三角地区”），最后，又向墨西哥逐渐渗透。80年代初，美国与墨西哥进行了代号为“飞鹰行动”的联合行动，美国政府向墨西哥警方提供除草剂，用来喷施消灭大麻及鸦片作物，但这一行动终告失败，其原因据称是所有的除草剂全都被运到沙漠中倒掉了。美国特工人员到场监督喷药过程的时候，确实会有飞机在这些毒品作物上喷药，但后来才发现飞机喷的是化肥而非除草剂。作为“飞鹰计划”的组成部分，美国为墨西哥政府提供了禁毒品活动的经费和设备（共计七十六架飞机和一亿五千万美元），绝大多数资金和设备都被蚕食，落入了那些腐败官员的手中。只有一些小毒品贩子会不时落网，而那些真正的大卖家则照卖不误，数量不减。美国的执法者搞不懂为什么他们总是屡战屡败。他们并没有真的了解墨西哥毒品交易的实情。他们认为毒品交易主要掌握在没受到什么教育的“土匪”帮会手中，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墨西哥麻醉品产业决定性因素都在于国家的腐败。这种腐败根深蒂固，甚至有一个专业的说法：“市场”。 在西班牙语中，“市场”实际上是“广场”或者“领域”的意思，而在墨西哥，这个词还有另一个邪恶的意思。几十年来，负责管理不同市场的警察们向罪犯出售权利，使他们贩毒不受打扰。因此，如果有人问“这个市场是谁的？”，这个问题会有两个答案，一是拥有管理权限的警察，或者说是“警长”的名字，另一个是花钱收买警察获得保护的罪犯的名字。这两种人都凌驾于法律之上，并受到法律的保护。 自从人们记事起，这种对市场进行买卖的活动就已然存在，而到了六十年代，随着毒品销售在美国市场机遇的到来，这种活动变得更为有利可图。由于警察们靠出售市场可以赚到的钱数不断上涨，因此，毒品交易活跃的地区（例如边境小镇）的工作就便成了肥缺。墨西哥的警察于是开始向上司行贿，以便保住自己良好的市场。直到今天，毒品交易情况最好的地区会为墨西哥联邦司法警察局带来很多脏钱，因为新任警察会从那里的毒品贩子手中获得好处。前任禁药取缔机构警员阿隆.格拉汉姆是墨西哥毒品问题的专家，他告诉我说， 我曾经迫使一个警长向我说了实话，他告诉我他花了一大笔钱才搞到了瓜达拉哈拉地区市场。为了得到这个市场，他给了司法部长一百二十万美元。他之所以花这么多钱，其原因可想而知，他知道通过向毒品贩子收保护费，他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回报。更有趣的是他告诉我说他花了六百万美元去买提华纳的市场，最终买到了手……有些地区在墨西哥是非常最重要的：瓜达拉哈拉的重要之处在于很多大毒贩住在那里，还有些地区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原料产区，而边境城镇重要在于它们是原料进入美国之前的存放处。这些市场都有很高的价值。 美国曾努力阻止毒品通过加勒比地区传播，而当代墨西哥的可卡因交易正起源于此。1981年，美国联邦特遣部队进驻迈阿密地区，对于哥伦比亚当地缉毒警察来说，局面变得有些危险，于是他们开始寻觅新路线。他们把代表派到墨西哥毒品走私神经中枢地区——瓜达拉哈拉市，和当地各类毒贩交朋友，以便了解他们需要的地区掌握在谁的手中。 他们接触的第一号重要人物名叫帕布罗.阿科斯塔，他主要掌控得克萨斯州边境附近的奥金纳加地区，当时阿科斯塔正忙于通过向美国运送大麻发财，大麻在美国历来拥有无穷无尽的市场。但可卡因高利润，易藏匿，易压缩的优势他也绝不会无动于衷。到了1984年或者1985年的时候，开始有哥伦比亚的飞机出现在奥金纳加市外的偏僻的跑道上了。绝大多数情况下，毒品先被藏在沙漠中的地井中，然后进行拆分运输，转运到边境处的各个地点，再渗透进入美国。由于奥金纳加的市场由阿科斯塔掌握，毒贩不必担心会被逮捕。实际上，当运送的可卡因数量极大时，墨西哥军队会为他们提供保护。作为回报，阿科斯塔每运送一公斤（约合2.2磅）可卡因可以赚1000至1500美元。对于象阿科斯塔这样掌握边境市场的人，这样的钱赚来毫不费力。到1986年时，据估计每个月经过奥金纳加地区的可卡因数量达5吨之多。 替哥伦比亚人运送可卡因的墨西哥人不止阿科斯塔一个。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长约3200公里（合2000英里），涉及到四个美国独立的州。哥伦比亚人决定全面出击，先从大麻主运送点提华纳下手。提华纳边境交通十分繁忙，作为走私毒品地万无一失。今天，经墨西哥走私可卡因的主要组织名为提华纳集团，由两兄弟经营，分别名叫本杰明和拉蒙.阿莱亚诺.弗里克斯。虽然阿莱亚诺兄弟眼下正在藏匿之中（两人现在都上了联邦调查局十大要犯的名单，墨西哥政府悬赏一百万美元买他们的人头），但他们仍旧掌握着提华纳市场，可卡因也仍在流通。由圣迭哥向南，只需要半小时就可到达一个脏乎乎的小地方，这个地方叫圣西德罗，绝大多数可卡因就是由这里进入美国的。 圣西德罗要算世界上最繁忙的边境地区了。每年都会有一千五百万辆汽车载着将近三千五百万人从这里经过。同时，每天还会有两万人步行经过这里。加在一起，去年一年间就有四千一百万人通过这个边境哨卡由墨西哥去往加利福尼亚。如此大规模的过境人流使走私机会显得无比诱人：让每个过境游客停下来接受检查不仅不可能，而是显而易见地不可能。虽然过境人数众多，但美国海关去年一年间还是从这里查获了近三吨可卡因，这一点证明提华纳，特别是圣西德罗是走私的热点地区。这段边境如此繁忙，警察在此值勤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七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来到了圣西德罗。一位名叫文斯.邦德的美国海关新闻官员陪我走过了海关。海关的工作情况给我令我惊叹，不过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等待进入美国的人流排成了二十四条长龙，曲曲折折排在这边的墨西哥境内。看来一切似乎杂乱无章，而实际上都是精心设计：汽车只要一进到美国境内（车停在岗亭前二十米或者二十二码处，这块地方称为初检前区），就会被用栅栏锁住，这样毒贩就不能预先选择某一条特定通道或者强行冲关，当然也不能掉头回家了。这样，在他们撞上岗亭之前，他们已经进入了美国境内，可以在任何时候对其进行抓捕。虽然旅客们觉得他们是在等待检查，实际上检查已经开始了。缉毒犬任意跑来跑去，随时捕捉着可疑的新气味。 汽车逐渐靠近移民检查处的同时，数字照相机会拍下每一辆车的牌照号码——每天都要拍摄四万个以上，同时将牌照数据经美国联邦政府报失及嫌疑车辆登记数据库进行检验。任何可疑情况都会使得坐在玻璃亭子里的警察警觉起来。这些人来到岗亭时，就会面对一系列看似不经意的问题的连番攻击。通常会用“这是不是你自己的车？”这类问题来开头（你要是回答“这是我表亲的车”就有可能要让你停车检查，要是回答“我向朋友借的车”则几乎肯定要停车检查。）“这辆车是在哪里注册的？”“你在哪里买的车？”没有人在乎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要是支支吾吾就会露出马脚。有一个警官和我聊天，他说他曾经让一个司机把车的前盖打开，就是想考考他知不知道放松手柄在哪，结果他不知道。他现在被关在监狱里了。（当然不是因为不知道放松手柄在哪，果真如此，即使在美国也太严格了。）文斯告诉我，有一个罪犯的错误非常特别，令他记忆犹新，这个人开过初检站时显得非常自然，所有问题对答如流，于是准予通过。他犯了什么错误呢？他刚刚通过岗亭就大笑起来。一个刚刚下班的检查员从此经过，恰巧看到了他，就问他什么这么好笑。他说不清楚。于是他现在也呆在监狱里了。 被初检站扣下的车被押送到二级检查站，警犬会再次出现，确定毒品的位置，再把汽车拆开找出毒品。起初我对此有些怀疑：书里边说毒品可以用热缩塑料进行包装，或者包在象咖啡或者海鲜那样气味浓烈的材料当中。警犬怎么能辨别出那样隐藏的包裹呢？文斯纠正了我的观点：“我见过有些毒品先进行真空包装，然后包在油脂，油料或者洗涤剂中，然后再包装以后沉到油箱底部，但还是被狗发现了，狗没有什么高科技，但它们的确有效。” 很明显，这些狗是非常敏锐的。有些吸食大麻的人身上并没有藏毒，但前一天晚上吸毒的时候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手，即使这样还是引起了它们的警觉。坦率地说，眼前的情况让我心惊肉跳：我最后一次拜访魔术师埃迪时身上穿的是不是这条牛仔裤呢？我尽力回忆，可就是想不起来了。要是在对美国海关进行禁毒问题专访时，却让一条警犬给抓住了，那可真是大大地不妙。我决定远远地绕开那些警犬。 缉毒犬不仅有效，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不会受贿。在圣西德罗，和其它边防哨卡一样，腐败是种显而易见的风险。毒品买卖产生的金钱数量极大，这就意味着毒贩拥有极大数量的现金来买通那些愿意当同谋的人。在一个边境地区的著名案例中，一个警察受贿就达到一千二百万美元。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警察常常轮岗值勤，而且这种轮岗常常是没有规律的。谁也不知道自己下星期会到哪里工作，甚至明天，或者一个半小时之后在哪工作都不得而知。警犬们没有固定路线，而是根据驯犬员的判断进行巡逻。美国海关和美国移民局的官员的轮换也没有任何特殊规定可循。 九十年代初，墨西哥人发明了一种新手段来逃避检查，称为“冲关”。司机会慢慢地从边上靠到岗亭处，一发现苗头不对，就猛踩油门一溜烟地冲进美国境内。最初几个人取得了成功，于是这种手段流行起来。到了1994年，有三百五十人冲关成功。如今，所有的车辆都被导入一种慢行系统当中。路的两边设有混凝土制泽西式路障，将汽车全程控制住，这样汽车就无法相互超车了。同时，当冲关者猛踩油门时，岗亭警卫就会按下警铃，警铃会启动岗亭前50米（或者55码）处的碎胎机。最初的冲关者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他们对于警铃和停止灯置之不理，照旧冲向沙漠，结果他们的轮圈在背后磨出了一大片火星。他们跑不了多远。此后，冲关现象急剧减少。 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如果我们把所有流入美国的可卡因都算在一起，到底会有多少呢？我读到过一个估计数字，在流入美国的各类毒品中，只有百分之十的毒品被查禁，但这个统计数字到底来自何方，对此谁也没有把握：毒贩子不会填写退税表，所以不可能搞清到毒品的总数。但有人告诉我，每天都要抓获十二个步行带毒过境的人，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我突然间想起每天要有两万行人从这里经过。而那19，988个人就不携带毒品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同时，那天早晨八点半钟开始，他们已抓到两个汽车运毒贩了（两宗都是大麻）。而现在不过早上十一点钟而已。每两个半小时抓到两辆汽车，这就意味着一天要抓到二十辆汽车：这个数字同样惊人。但其它的四万辆汽车又当如何呢？他们不携带毒品吗？从最近抓获的可卡因案件显示出，在通过圣西德罗这类边境关卡时，他们已经不采用过去的办法了：过去他们总是把行李箱里塞得满满的都是可卡因，干一次是一次（美国汽车的行李箱一般能装180-225公斤（或者400-500磅）可卡因，价值约为五百万美元。）如今毒贩子开始计算成功的几率，并且把货物分成小包装运输，通常运送45-68公斤（或者100-150磅）。这样做风险会小一些。因此，根据我那天早晨得到的统计数字，每抓到一辆带有毒品的汽车，就会放走两千辆这样的汽车。 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美国海关在圣西德罗做的是高价值工作，查获毒品以及其它各类违禁品（很明显，包括各种物品，从人的头骨到没有许可证的奶酪以及亚马逊的鹦鹉）。但我觉得很难相信阿莱亚诺兄弟会因此夜不能寐。 墨美边境地区沙漠蜿蜒约三千公里，或者二千多英里。这里除了沙子，仙人掌和偶尔出没的响尾蛇之外几乎见不到其它的东西。我向东行进，来到了八号州际公路，在这里我看到了禁毒品工作存在的问题。正如文斯告诉我的那样，“你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一支军队通过边境带入美国境内。”我开得越远，就越觉得他的话是对的。这片地区实在太大了，绝大多数地方连个栅栏都没有，只有那被上帝抛弃的空旷沙漠绵延不绝。尽管美国政府尽最大努力将越境贩毒活动减少到最低点，派出空中警告控制系统（AWACS）飞机沿边境巡逻以便发现可疑的轻型飞机，并依照战略间断性施放留系雷达气球，但他们能做的仅仅是他们份内的事情而已。有一段时间，根据美国官方的报告，每个月都要有二十架来自墨西哥的轻型飞机在边境处坠毁。请注意，不是飞越边境，而是坠毁。二十架！想象一下有多少架从边境上飞了过去。在那时绝大多数飞机根本没必要飞越边境，他们只需要飞到边境附近，把飞机降落在墨西哥一侧的沙漠中，把可卡因卸在事先安排好的地点。到了晚上，收货人开着越野车找到这些可卡因，把它们装到车上，然后大摇大摆上路，一路向北，开到天亮。这一片沙漠有二千英里宽，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接货，你怎么才能阻止他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不仅能把可卡因从这一带的沙漠边境走私过去，还可以这样走私移民。实际上墨西哥方面的毒品贩子顺便还大肆经营一种副业，即“帮助”移民过境，他们收取一定费用将移民带到边境，并给他们指路，帮他们走进美国。然后他们就撒手不管了，告诉这些人美国就在眼前，就在那沙丘后面或者过了那棵仙人掌就是。实际上这些穷鬼离美国还远着呢。然后，这些在这一带被称为“郊狼”的毒贩子就会消失在一片烟尘当中。每隔一段路就有一个标牌，标牌上显示出那一年中渴死的墨西哥人的数量。总数是242人。 眼下正是七月份。 我驾车不断前行，继续前行，边境线就在车的右边，我把空调开到最大，尽量让自己保持清醒。头顶上片片薄云，薄得根本挡不住太阳，在天空中伸展开来，象是水上漂着的油膜一般，车前车后，公路渐渐模糊，如同一道水银的河流。时不时会看到有人迎面开来，但除此之外鸦雀无声。过了几个小时，我再也不向边境的右边眺望了。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标志着那边有毒品存在。但他们，那些墨西哥人就在那边，在那边的某个地方，他们正在等待时机成熟，把人口或者毒品运送过界。 旅途的头一夜我在一个名为尤马的小镇歇脚，那是个睡意沉沉的小镇，正处在亚历桑那州边境线里以里。一座大楼边的气温计上显示气温为华氏115度，但我怀疑那气温计已经坏掉了，气温绝对还要高。那感觉就象是坐在电吹风里边，热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动也动不得，气也喘不出。但好象这种高温也挡不住那些墨西哥人，很明显，运送毒品在尤马是件令人关注的事情。我入住的旅店门背后贴着一张警示标，上写观光客在入住时需在旅馆办公室监控摄像头前停车以便拍摄，否则店方将报警，警方将携其“警犬队”前来。“所有未预约者均被视为嫌疑犯。”告示这样写道。这里是一个沙漠中四方游客汇聚之所，想到这一点，我突然发现每个人都成了“未预约者”，我用怀疑的目光看看四周的客人们，猜想他们中哪个是阿莱亚诺.弗里克斯兄弟的手下。也许哪个也不是。也许个个都是。在尤马这种地方，人很容易变得疑神疑鬼的。因为天太热，实在干不了什么其它的事情。 转过天来，我又来到了亚历桑那州的图森市，我嘴里大声念着电影《警官与绅士》当中的对白（伙计，亚历桑那州就出两种东西……），我把车开上了19号州际公路，转头向南方的墨西哥开去。虽然我去往埃尔帕索，但我还要拐一个弯，因为我还想到诺加莱斯去看看。 对于美国反可卡因战斗的来说，诺加莱斯城代表着一种某种非同一般的威胁。因为诺加莱斯城不同于加州的圣西德罗。在圣西德罗，边境线穿过的地区无足轻重，而在诺加莱斯，边境线几乎把城市切成了两半。诺加莱斯的居民有三万人住在美国一边，而四十万人住在墨西哥一边。这就造成了问题：你怎么才能阻止墨西哥人在自己的城市里穿越国境呢？能做的只有钉上一个大栅栏。目前的栅栏有二十英尺高，到了晚上灯光照如白昼。从城市边上的小山山顶望去，引人注目的只有这条钢铁围墙，这道墙曲折穿行于陡峭的山岭之间，消失在远方，如同一道奇异的铁幕，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隔开。这里，麻醉品的供货者与接货者之间只有六英寸的间隔，这种地方带来了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根本不存在那种运送可卡因的无人地带，只要举起手来，把东西送过栅栏，货就进入了美国，可以进行转售了。这种便利条件令诺加莱斯对于毒贩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为了使毒品从南方顺利地流到北方，他们真可谓是不遗余力。在其它地区，毒贩子把可卡因藏在汽车行李箱里，然后将车开到边境，或者绑在身上再步行到边境，如果有钱的话（恐怕还找不出一个没钱的毒贩子吧！），他们甚至把毒品装进轻型飞机，然后飞过边境。而在诺加莱斯，他们想得更为转弯抹角一些。他们把毒品从边境“底下”运过去。爱德华.德.波诺应当引以为荣。 诺加莱斯与可卡因的关系最重要的不是栅栏，而是天气，说得再确切一点，是雨水。由于诺加莱斯建在一连串的陡坡上，所以夏天多雨，特别是在七月初，当地人称为“雨季”，大雨到来之际，雨水顺着墨西哥的山坡灌进美国境内，无论街道，下水管，房子还是其它地方一律沟满壕平。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三十几年前，诺加莱斯的市政设计人员在城市下面修筑了一系列运河，称之为“干河床”，以便处理跑冒的雨水。这样，雨水不再流入城市，而是被导入运河，流进圣塔克鲁斯河。这的确起到了作用。但也同时带来了问题。因为这些运河把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联在了一起，只要人心中有数，从一边的雨水下水道里钻进去，就有可能顺着排水管线一直走下去，从另外一边钻出来。诺加莱斯的运河很快就变成了违禁品的运输管道了。 为了对付这种非法交易，美方在运河里安装了巨大的钢制大门。但这些门并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墨西哥毒贩们把氧乙炔喷枪带了下来，割开大门继续前进。很快美国就发现他们不得不一星期两次派修理小组到运河里修理大门。到了运河里面，他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运河里面有一些额外的隧道，原来的工程图纸中根本不存在。于是他们叫来了美国海关人员，海员人员从墨西哥一边沿着一条隧道一路寻找，一直走到美国一边，进入了一家“汉堡王快餐店”旁边的老教堂里面。另外还有两条隧道出现在橡树街。直到今天，谁也搞不清楚第二条隧道通到墨西哥的哪个地方。另一条出现在洛马街上，此处距边境已有半英里之遥。 诺加莱斯的运河系统位于边境两侧，任一侧都可以排空七十场暴雨的流量，两侧系统在城市下面联在一起，这就成了走私活动天造地设的地点。进口处上锁的栅栏挡不住那些无孔不入的毒贩子。最新技术是把一辆装着伪装底盘的货车开到下水道入口处，用水压千斤顶砸坏人行道或者下水井盖，然后从货车的底部钻入隧道，进入美国境内。我到达的那个星期，人们又发现了一条隧道——这已经是十八个月内发现的第五条隧道了。 这次毒贩子走私的是大麻，但他们也可能走私人口，可卡因，海洛因或者任何其它的东西。通往美国的秘密通道一旦打开，毒贩就绝对不会浪费时间。谁也说不清最近这条通道在被摧毁之前运营了多长时间。就算仅仅运营一个星期吧：如果没有人看管，从那宽得能开小轿车的运河里，一个星期能够运送多少大麻呀！再想想，如果我们说得是更加值钱的商品，这条通道又能运多少可卡因呀！我开始发现，对于稍微有点想象力的人来说，美—墨边境就是一个真正的机会。 我刚到达诺加莱斯，耳边就响起一声惊雷，天空象是裂开了一般。雨季到来了。大雨连绵而下，下了将近十二个小时。我选了一个尽量靠近边境的房间住下。我希望在有情况时自己能够亲临现场，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知道哪里会发生情况。雨下得太大了，三四英尺之外看东西就已经极为困难。我天真地想开着车围着镇子转一转，但汽车的雨刷清雨速度太慢，我什么也看不清楚，于是我放弃了这个想法。此外，虽然有运河排水，但街上还是立刻雨水横流，半个小时以内，旅馆停车场中的积水已经和车轴一样高了，这种场景真的非常惊人。 那一夜雨轻柔而连续地敲打在我头上的屋顶上，这种声音引得我沉沉入梦。在我的脚下，雨水顺着运河，悄悄地流入圣塔克鲁斯河，河水流入黑暗的沙漠，在那里泛滥。凌晨四点，我被雨声叫醒，那令人心静的雨声有节奏地滴落在屋外的窗棂上。滴答——滴答——滴答，雨滴响着。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吱啦。在睡梦中我扬起了眉毛。 什么声音？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吱啦。 我坐起身来倾听着，紧张得几乎不敢喘气。是那些墨西哥人罢！我想象着阿莱亚诺.弗里克斯兄弟，他们就在我脚下二十英尺深的地方，穿着网眼背心，工作靴，帽子上面带着灯笼，手里举着镐锹，相互示意对方安静。他们离我这么近，我几乎都能嗅到他们的气味：身上穿的没洗的矿工用工装裤，嘴里臭哄哄的辣椒味。如果他们计算有误，无意中跑到我旅馆房间里来，那该怎么办？我的房间万一是他们的目标那怎么办？上帝呀，各种各样的假设都太可怕了。我继续听着，紧张得浑身发僵。但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只是雨的声音。我把枕头盖在头上，闭上眼睛。滴答——滴答——滴答，雨滴响着。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吱啦。 转天又是阳光普照。我决定越过边境进入墨西哥境内，看看那边的情况。事实证明那边什么事也没有，脏乎乎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倒外汇的，还有一些卖纪念品的小摊贩，卖些阔边帽，塑料儿童玩具和大堆的漂白过的牛头骨。不仅如此，我和一些人聊天，他们都不了解关于隧道的事情。但是我在五分钟之间就经过了四家药店，我脑子里记得非常清楚，在圣西德罗时文斯.邦德曾经提到墨西哥的药剂师经常是进入美国的种种违禁药物的来源之一。在美国需要处方的药物，例如安非他明，巴比妥类药物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常常在墨西哥的柜台上就有出售。不出意料，在诺加莱斯情况就是如此，离边境45米处，一个药店的广告上就写着羟氨苄青霉素，氨比西林六五折出售。这当然不一定是提华纳集团，但这一定是药品走私活动，我开了这么远的路，因此我决定查个究竟。 时间尚早，还没有到购买安非他明的时候，而且我怀疑广谱抗菌素也许会影响到我的大便。我该买什么药呢？然后我想到了：克他命。 和苯环己哌啶一样，克他命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偶尔出现在英美滥用药物名单上。这种药在街面上被称为“特别K”，它可以使人呈现恍惚状态，其生理反映包括一种奇特的嗅觉异常增强现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吸食克他命的人很容易发现，他们常常聚集在当地的面包房周围，一边闻气味一边傻笑。这种行为令缉毒警察很容易发现他们，警察只需要到镇上气味好闻的地方转上一圈，就可以把他们一个个抓住。所以很快这种人就绝迹了。在我看来，买克他命是最合适的，这种药在墨西哥完全合法，在美国根本不合法。可搞到这种药有多费事呢？我决定碰碰运气。 不难想象，结果是灾难性的。刚开始时，药剂师看上去根本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克他命。”我又重复了一遍。手里挥着一沓美钞，念叨着我那小学生一般的西班牙语。“Esmuyimportante.（很重要）。”“你有什么症状？”他的英语好极了。这下把我难住了。我从来没在墨西哥的药店里买过克他命，所以没有事先编个故事。我于是脑子一转，一个想法脱口而出。“给我朋友买的，他病得很厉害。”药剂师停了一会，琢磨着我的话，那一刻我觉得他大概是要卖给我一些克他命。而他拉下脸来，一脸茫然，“克他命——是给动物吃的。”他说道。我长叹一声，我不相信威廉.巴洛斯会不得不对付这种事情。“对，”我反驳道，“我的朋友就是条狗。” 哦天啊，这话真是我说的？就好象我无意中进入了一个差劲的英国式情景喜剧当中。“我可不这么看。”药剂师低声说着，一边摇着头。我于是落荒而逃。我真走运：墨西哥就这么一个正直的药剂师。我摇摇晃晃地从边境那边回来，决定在遇到更大的难堪之前离开这个镇子。我爬进车里，再次一直向东开去，奔向可卡因的真正所在：埃尔帕索。 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埃尔帕索这一地区贩运可卡因活动中出现。虽然毫无疑问在这一城市和其墨西哥姊妹城市胡阿雷斯城之间的边境地区一直存在可卡因运输活动，但数量多少从来没有人真正搞清楚过。直到1989年，一名线人向禁药取缔机构报告，说洛杉矶郊外有个叫西尔马的小地方，他们也许该检查一下那里的一家仓库。禁药取缔机构和洛城警署（LAPD）联合行动对其进行检查。由于两个机构都没有想到，接下来的捣毁活动结果就更显得令人兴奋：仓库里面共存有21.38吨可卡因，在街面上销售价值为65亿美元，同时还有一千二百万美元的现金。这是美国历史上抓获可卡因数量最大的一次，对于一天的工作来讲，收获不可谓不丰。据当时被逮捕的四个人交待，这些可卡因并非来自圣西德罗，而是来自位于东部的埃尔帕索。而这仅仅是运输的一小部分。他们刚刚交待了这些，就有一名来自哥伦比亚的著名律师赶到，他提出为这四个人进行免费辩护，并告知他们要守口如瓶。后来得知这些可卡因属于麦德林集团，麦德林与墨西哥人签订合同，让他们帮助将可卡因运过边境并储存起来，直到数量足够分销为止。在这一案件中，哥伦比亚一方的某个人似乎忘记进行分销这一环节了。这一环节最终被破坏了，但在胡阿雷斯更为成功的运作又将其重新接上，在胡阿雷斯城，贩毒活动由一个神秘的墨西哥人领导，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就是阿玛多.卡里约.佛安特斯。 每个人对于阿玛多.卡里约.佛安特斯的了解几乎全都是推测。根据消息来源不同，他有可能出生于1950年，1954年或者1955年。他有可能有八个兄弟姐妹，也许是九个或者十三个。有人说他是墨西哥联邦特工之类的人，也有人说他是个街头混混，有人说他握有法学学位，也有人说他是个文盲。从外表上看，他戴隐形眼镜以便掩盖他的真实模样，他有时留胡子，有时又把胡子刮掉，他还做过很多次整容手术。他是瓜达拉哈拉首脑人物，人称疯猪的厄内斯多.封塞卡.卡里约的侄子，据说他曾经一怒之下，在他自己的婚礼上杀了自己的亲堂兄。 但人们又了解多少真实情况呢？关于阿玛多的新闻报道读得越多，你就越会发现，所有人只不过是在照抄其他人的文章而已。据一名禁药取缔机构的特工说，卡里约是毒贩子中的“小肉片”，而其它所有人都称他为“天空之王”。很长时间以来禁药取缔机构手中握有四张卡里约的嫌疑犯照片，但谁也说不清这里面的有没有他的照片，或者哪张是他的照片。 有关卡里约.佛安特斯最为权威的资料来自特伦斯.波帕的《毒品之王》一书。此书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调查彻底，叙述清楚，而且在调查的过程中，卡里约悬赏250000美元谋杀波帕，这一点明确地证明他已经触到了卡里约的痛处。根据波帕说，卡里约的叔父最早带他入行，地点就在其位于瓜达拉哈拉的总部，就是在同一时刻那个神秘的哥伦比亚商人来到了那里。随着他们与奥金纳加的帕布罗.阿科斯塔逐渐熟悉起来，阿玛多受委派与阿科斯塔一起合作，以保证投资的安全。这两个人似乎相处融洽，他们与哥伦比亚人携手合作，成功地把大量可卡因运过边境：每年有约六十吨可卡因从阿科斯塔管辖的400公里（250英里）地区过境。他们时不时也会发生争执。但这些争论主要是因为阿玛多对于某些这样那样的事情反应过激造成的。有一名禁药取缔机构特工名叫大卫.雷吉拉，他是少数几个真正见过阿玛多的人，他回忆说有一次他看到阿玛多将六个得力的手下折磨致死，阿科斯塔为此极为生气。原因是阿玛多怀疑其中有人告密，他认为只要结果好，手段是无所谓的。“宁可错杀六名无辜，也比放过一个有罪的人好。”他这样说道。这种残暴的手法成了卡里约.佛安特斯组织的招牌性标志，直到1997年这一组织被消灭之前，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 尽管两人时有争议，但两人相处融洽，买卖也非常兴旺，直到1987年4月阿科斯塔被墨西哥联邦警察击毙为止。阿玛多由于那天没有出现而幸免于难。（有传闻说实际上是阿玛多付钱让警方击毙阿科斯塔以便自己能够得到奥金纳加的市场。）在此之后他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也许他跑到哥伦比亚去挑选一些新面孔来墨西哥贩毒。也许他躲在家里。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保持着低调。1993年，当他可以安全露面时，他从自己的藏身之所跳了出来，开始杀害毒贩子。据一份资料估计他每个月都要让38个人“消失”。 没过多久他又一次控制了墨西哥可卡因的大局。阿玛多与哥伦比亚人保持着特别紧密的关系。特别是与卡利集团的名义领袖米盖尔.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关系尤其紧密。特别是与卡利集团的名义领袖米盖尔.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关系尤其紧密。因为这是一个值得去交往的人。阿玛多开始将卡利集团的可卡因租借给边境各处的其它组织。从他的新运作中心胡阿雷斯城，他经营着国际性可卡因出口业务。经营手法如下。 这些与阿玛多相关的数字令绝大多数人吃惊不小：他经墨西哥转口到哥伦比亚的可卡因数量；他通过边境业务获得的飞机数量；这些飞机的大小和其运货量；他现在或者是以前杀人的数量；他交纳的保护费数量；美国分析家认定他一年要从盈利预算中拿出五亿至八亿美元，这些钱都流进了那些政府内部保护他的人的手中。用改装的老式波音727飞机或者法式克拉维尔式飞机，他一次可以运输八吨可卡因，他和他的手下共计谋杀400余人。 《毒品之王》特伦斯.波帕，1998 阿玛多是个聪明人。麦德林集团的种种丑行以及哥伦比亚对付他们的手法，再加上红极一时的帕布罗.阿科斯塔之死，令他认识到暴露在公众眼中并非是什么好事情。他非常注意隐姓埋名，在1994年发生于墨西哥城饭店的对其进行的暗杀活动因此失败，因为众枪手搞不清桌边的哪个人才是他们行刺的目标。为了保险起见，众枪手拿着机关枪向每个人开火，结果把阿玛多所有的保镖都干掉了。但阿玛多根本没坐在桌旁，他看到杀手走进来，就藏到了桌子底下。在对这些人实施了必要的报复后，胡阿雷斯城的买卖又恢复如常了。 另一位曾经见过阿玛多.卡里约.佛安特斯的是禁药取缔机构前特工阿隆.格拉汉姆，他在电话中向我讲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墨西哥毒品活动的方式。虽然格拉汉姆听说过墨西哥腐败的各种故事，但卡里约在贩毒过程颠覆政府各种手段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哥伦比亚人（每次）会送三架到十二架飞机的货。在监狱里我听一个哥伦比亚人说过他们曾经一次送过十七架飞机的货。根据飞机大小不同，每架飞机上面可装500到700公斤的货……他们会进行计划安排。他们使用无线电指挥，飞机和在一般机场降落没什么区别，先在空中盘旋，然后一架架进入，降落，卸货，重新加没后再送它们回去，他们把这里打理得就象是一条简易的送货跑道一样。 卡里约之所以能一口气送去这么多飞机，其原因就在于他花钱买通了墨西哥防空系统中的一个窗口，如果他需要一个小时时间，他就会花一百万买下这一个小时，然后他就可以在这一个小时内称心如意地运入尽可能多的可卡因。这种想法使得卡里约率先使用波音727来运送可卡因。窗口毕竟是窗口：为什么不用能搞到的最大的飞机来运呢？他的这种做法给他赢来了“天空之王”的绰号。到了1997年，据估计阿玛多已经把墨西哥的毒品生意扩大到了年均300亿美元的规模。据说，仅仅向政府行贿一项，一年的开支就达5亿元之多。他本人每星期运毒价值2亿元，每年在这一地区的净利润达100亿元。由于他的活动，美国的可卡因百分之七十来自墨西哥（现在已降至百分之六十）。据估计，如果墨西哥毒品业垮台，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会产生动摇。 有时禁药取缔机构会收到这方面活动的线报，他们会跟踪这些飞机，并且消灭其中的一两架，但他们的行动很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神秘搁浅：也许他们的飞机会突然维修，或者天气条件不合适。而其它情况下墨西哥警方会非常明确地表示不欢迎他们。阿隆.格拉汉姆回忆那段不愉快的经历时说道： 他们不允许我们到现场，因为曼斯菲尔德协议规定我们不能在他国参与警察活动。而这就是墨西哥人隐藏的秘密。实际上他们不让我们到现场是因为那里正在进行谈判，以便确定警察是该抓人缉毒还是拿上几百万回扣放毒品走路。如果警察们拿了钱，他们就会告诉我们说，“你们给我们的消息不准确，没有人在那里降落。”但我们的线人会把实情和我们说得一清二楚：两架飞机降落后，有一辆黑色轿车开过来，车里出来一位先生，给警官们满满一袋钱，我们把其中的一部分分掉，然后我们就放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墨西哥的军队和联邦警察不仅故意对于贩毒视而不见，而且会接受毒犯的雇佣，亲自监督可卡因的运送过程。在沙漠飞机场中的那些用来为飞机加油的卡车常常被证明属于墨西哥空军。而墨西哥军方保护和运送毒品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这类事件中的某些著名事例令一些亲眼目睹的人至今深恶痛绝。这其中有这样一件事，1991年，一架属于美国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的飞机追踪一架运毒飞机来到了一个沙漠中的简易跑道处，然后指挥一架载有墨西哥缉毒特工的轻型飞机来到这里。接下来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拍摄到了以下的场面：墨西哥禁毒特工降落后，有人向他们开枪，而开枪的人就是墨西哥军队，他们受命保护毒品。从10，700米（35000英尺）高空，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的飞行员拍到七名墨西哥缉毒特工被他们自己的军队开枪打死。禁药取缔机构行动组前任领导约翰.科尔曼带着一种哲学口吻对我说道， 那些情况就录在录相带上，我认为地点是在恰帕斯。对于很多真正了解墨西哥的人来说，没什么可吃惊的，因为墨西哥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友善的旅游国家，人们愿意到那里观光，享受快乐，但墨西哥还有另一面，犯罪横行，腐败滋生。不幸的是，我认为墨西哥这两面之间最终是不可调和的。但现在腐败的一面占了上风。 我脑子里胡思乱想着墨西哥的腐败问题，一面拼命地让自己保持清醒，我把车开向埃尔帕索和胡阿雷斯城方向，这里就是阿玛多.卡里约.佛安特斯的老窝。一路上，我心不在焉地记录着飞快经过的城镇名称:瞄准镜镇，墓碑镇，真相与结果镇，这真是个属于牛仔的国家。刚过拉斯克鲁塞斯不久，道路突然间一下向右拐去,所有的收音机电台都同时开始播放史蒂夫.雷.沃恩专辑中的歌曲。10号州际公路一下子变成了亮红色，路边的提示牌渐渐映入眼帘，上写：欢迎到得克萨斯来，请小心驾驶。得克萨斯路管局。 墨西哥最危险的城市是缺乏规划，乱七八糟的大都市。埃尔帕索(即关卡之意，这个地方历来是通过边境的地方。)在美国的一侧非常清洁，城市规划合理，管理井井有条。有七十万人住在这里。而过了格兰德河以后，胡阿雷斯城就明显呈现出第三世界的样子，此处的居民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之多。城市的上方是沙山，沙山上竖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上写LaBiblioesverdad——leeda(只有《圣经》才是真理，好好阅读吧。)，在墨西哥，宗教与贫困共存。当然还有可卡因。还有暴力。自从阿玛多.卡里约.佛安特斯来到胡阿雷斯城的那一刻起，麻烦就开始了。到处都是杀戮，苦刑和死亡。他加大了这个城市毒品的销售量，所以他的财富越来越多，而他杀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在埃尔帕索我遇到了另一名海关特工，罗杰.梅尔。梅尔带我到埃尔帕索郊外转了一圈，我们看到了“基督王山”。从几英里之外我就看到了明显的问题。虽然整个城市的中心有牢固的栅栏，到了夜晚照如白昼，但到了郊区边缘就什么都没有了。标志着边界线的栅栏顺山蜿蜒而上，然后就消失不见了。我们继续开车来到埃尔帕索郊区的一个小镇上，小镇紧靠着墨西哥边境线，名叫阿纳普拉。在这里,边境的标志仅仅是一串古老的金属方尖碑，大约有一米高(三英尺)，还有一片铁网栅栏，就是那种网球场边上用的东西。栅栏的另一边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镇，房子都是用旧包装箱和破叉车建成的。能够阻止这里的居民进入美国的唯一的东西就是那片铁网栅栏。那栅栏连我都能爬过去。如果有人搬个梯子靠在栅栏上，然后从那面跳过来，你们拿什么阻止他?我问梅尔。他反过来问我一个问题，"如果从美国那片有人开车过来，然后两个墨西哥人把一口袋可卡因从栅栏上丢过去，你们又该怎么阻止呢?"唉，至少在我看来，没办法阻止。整个过程在几秒钟内就可以完成。"看出问题来了吧?"我看出来了。 我们从阿纳普拉继续驶向过境点，尽管从加利福尼亚的圣西德罗过境处由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人比这里多，但从埃尔帕索步行过境的人更多一些。一座大桥横跨格兰德河，承载着私人汽车和步行者过境。所有人都是嫌疑犯在边检处他们向我展示了各种搜查汽车的技巧。缉毒器是一种手持工具，用它可以测量不同的密度，顺着汽车的面板走一遍，它就可以发现一些本来是空的地方实际上填有东西。把光纤电缆伸到油箱里寻找包裹，警犬也不时走来走去。同时，特工们还用镜子来看看汽车的下面，对于所有可疑之处都用改装过的高尔夫球杆来敲一敲，这些高尔夫球杆都装了铜头(因为铜与钢相比，不容易产生火花和引起爆炸)。与此同时，另一些特工观察桥上的情况，以便发现"望风的人"。望风的人喜欢在边境处闲逛以便搞清哪个入口通关速度最快，哪个入口最慢，哪里看上去查得最松，然后指挥他们的车辆排到那里去。过去他们会站在美国一边银行的收费电话旁边，假装打电话，只有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才发出信号(例如缉毒犬进到里面休息时)，为解决这个问题，海关把收费电话挪到了拐角处，这样就看不到桥上的情况了。但此时已经出现了移动电话。"他们现在可能正盯着我们呢！"一个特工说道。 在边境检查站里面，他们让我看了逮捕室的情况。一间空荡荡的屋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角落处放着一大套大平,还有一个黑板。黑板上写的字还没被擦掉，上面列着上次缉毒的总数：822磅(约合370公斤)大麻，这是昨天下午抓到的。今天他们抓到了多少呢?我问道。还没有。"还没到中午呢！"有人说道。在一个不锈钢碗柜里装着一大堆盒子，盒子里面装满了缉毒用化学试剂。我认为特工们查可卡因都是用嘴尝的，就象电影里一样。"哦，不是，多米尼克"一个特工有气无力地说，"我们不那么干。"今天的试剂是事先量好的，装在试管里的硫氰酸铜。使用起来并不麻烦：把没收来的粉末放进去，堵上试管塞，然后摇动。和测试怀孕试验一样，只要里面变了颜色，某个人就得认真地做一番解释了。 汽车一旦被海关扣留，司机有两种选择：他可以老老实实束手就擒，也可以跑。墨西哥近在咫尺，就在50米(55码)之外，所以后面一种情况常常出现。这几乎总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不仅因为海关的警官会向逃犯开枪，而且是因为他们逃回去之后遭到的处理。逃犯在埃尔帕索一旦被抓，他们的尸体总是会被格兰德斯河冲上来。绝大多数人都是双手被用包装绳捆住，脑后中枪身亡。当然,这是对于阿玛多.卡里约.佛安特斯政策的重现：宁可错杀六个无辜之人，也不能让一个有罪之人漏网。胡阿雷斯城是个充满背叛的地方，最近的几件事尤其如此。 1997年时，开始有传言说卡里约.佛安特斯正在隐退。他在拉美地区开始全面收山，关闭银行账户，在智利购买房地产。据传言他要永远退出江湖。种种退隐的迹象已表露无遗。 1997年7月3日，阿玛多.卡里约.佛安特斯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的外科整容手术，来改变自己的容貌,但由于大量吸食可卡因，他的心脏非常衰弱，承受不了麻药，他最后死在了手术台上。现在情况变得非常怪异。三名为他进行治疗的医生全都被杀，他们的尸体被塞进了能盛210升(55加仑)的大桶，上面还铺上了混凝土。在此之后，真正的暴力活动拉开了帷幕。在埃尔帕索海关总部，海关监督警探米奇.梅里安姆向我讲述了这一过程。 卡里约死于1997年，然后就天下大乱了这一地区的毒品头子为了争夺市场进行了了一场战斗，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叫做战争。还有几个其它组织也想接收这一地区。场面极为残忍。1998年之前有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内，总会有人在饭店内就被人枪杀。走在路上，就会有人拦截杀人。汽车会遭到机关枪的扫射。极为残忍。上演了一场真正的战斗。人们真的很害怕进入墨西哥境内，他们害怕有可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内进入一家高档餐厅吃饭。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胡阿雷斯城的饭店有百分之六十关张，这没有什么好吃惊的：人们害怕在饭店吃饭会被机关枪打死。1999年，这种恐怖最终导致胡阿雷斯城外发现了巨大的墓地一事登上了世界各大报纸头条。据报道，胡阿雷斯城外一处牧场发现了多具尸体，六百名警察和六十五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因此对其进行挖掘。根据胡阿雷斯城的失踪人数来判断，他们认为此次挖掘会发现一百具尸体。实际上虽然卡里约杀的人比这个数字还多，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只有不到十具尸体。当然，还会有更多的尸体存在于某处未被发现，它们只不过不在这个大墓地中而已。到如今，据墨西哥政府说，谋杀事件某种程度上已经减少了。一直到卡里约组织在阿玛多的小弟弟文森特的领导下最终又重新团结在了一起，暴力活动才最终停止。此后，毒品交易又一切如常了。 卡里约的死亡就是这种情况，但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争议。据说他还活着，在智利或者墨西哥城过着国王般的生活。三名整容医生之死并不是他对于医学的报复，而是证明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相貌。那尸体又如何解释?禁药取缔机构获得批准看到了卡里约的尸体，并且证实那个人就是他，但仍然存在问题，即他们是如何证明的。如果连那四张嫌疑犯的照片都无法证实哪张是他，那谁又能说那尸体就一定是卡里约的呢?况且尸体本身就是面目全非的,因为他是死在全面整容手术过程中，因此很难验明正身。 历来有这种传统，大毒枭即使在死后很久，仍旧会有传言他们还活着。我一直准备着不去相信关于卡里约依旧活着的传言，直到有几个被采访对象告诉我说，他们也心存疑窦。头一个人就是詹姆斯.尼姆斯，他是前任禁药取缔机构驻墨西哥高级特工。他告诉我他以前一直确信卡里约已不在人世，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的妻子，一名医生在一个外科整容会议上偶遇一名同事： 此事发生前几个月她在库利亚坎开一个医学会议，与会的一名医生嘲笑起一张卡里约.佛安特斯的照片，在卡里约死以前，这张照片一直出现在各家报纸之上。那张照片上，卡里约是一个长胡子的很好看的人。医生边笑边说道，"大家都说卡里约.佛安特斯张的就是那个样子，但我以前为他做过手术，那个人不是他！"我猜那是他边检通行证上的照片。当(卡里约的尸体)来到墨西哥城的时候，人们就以这张照片为依据，来证明他就是卡里约.佛安特斯。但我想，如果这张照片是假的，那根据也就是错的了。所以整个事情有些可疑. 但医生们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的死为了报复医生而杀了他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这实际上使之变得越发可疑了。因为，为什么要杀这些医生呢?也许他们知道得太多了。也许他们知道那个人不是他，你明白吗?据传他是想要金蝉脱壳，他赚了那么多钱，想要洗手不干，然后这一切就突然发生了 这种说法之所以有些力量，是因为尼姆斯不仅是驻马扎特兰地区的禁药取缔机构高级特工，而且在卡里约死亡的那天，他被选派到墨西哥城认尸，如果他都不能够确信卡里约已经身亡，那谁还能确认呢? 另一位禁药取缔机构的特工也和我谈了他的疑问。阿隆.格拉汉姆告诉我说，他也听到了传言： 有一次我调到社区工作时，遇到了一位墨西哥秘密警察局的特工，他向我发誓说，我们一年前见面时，卡里约.佛安特斯仍然活着。要不是他是个秘密警察，而且发了誓，我根据不愿意去重复这些话。当时有众多的传言，什么他做了整容手术啦，医生误杀了他啦，或者医生接受他人的指令杀了他了等等。这个故事真是神秘而有趣我不相信任何人见过任何关于阿玛多的合法尸检照片把某个人杀掉，把他的脸弄烂，然后再说这是阿玛多，这件事情易如反掌。在墨西哥人命不值钱。为了保护阿玛多牺牲个把人是完全可能的我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了，但在墨西哥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 最终的结果是谁也没有把握说阿玛多.卡里约.佛安特斯这名墨西哥最大的毒枭是否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谣言带有阴谋论的意味，但正如格拉汉姆所说，在墨西哥，一切均有可能。但无论阿玛多.卡里约是死是活，可卡因产业依然有增无减。这里的毒品业之所以如此成功，部分得益于在八十年代墨西哥人率先创造出的一种新技术。 出于某种至今未被完全理解的原因，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某个时刻，哥伦比亚人开始用毒品而非现金来支付墨西哥人的运输费用：墨西哥人每运输进美国一公斤可卡因，他们自己就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可卡因。刚开始时禁药取缔机构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正如禁药取缔机构行动组前组长约翰.科尔曼告诉我的那样： 当哥伦比亚人开始这项计划时，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支付现金，而是按百分比给墨西哥人一些毒品。所以，例如墨西哥贩毒组织运输500公斤可卡因，哥伦比亚人可能会给他们50公斤。这样就使墨西哥人有机会建立属于自己的走私和分销渠道。我认为我们忽视了这一以货以货交易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只要追踪哥伦比亚人，就可以最终捣毁墨西哥的贩毒机构。但现在回头看去，我认为这一战略的弱点就是我们很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一易货交易实际上为墨西哥人提供了特权，使他们得以运作自己的贩毒集团。 由于他们在边境地区从事这种高利润活动，积攒下的大批可卡因，因此墨西哥人开始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分销网络，这样就进一步形成了新一批的各级有组织的匪帮，这又成为美国政府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墨西哥问题令美国如芒刺在背，美国的立法者茫然无措，不知该如何对付。一直以来，有人反复呼吁美国取消墨西哥“禁毒合作联邦”地位，以此种方式对其进行制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做法始终没有实现。与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秘鲁不同，墨西哥与美国共享3200公里的边境线，美国对于这个近邻国度的腐败问题一直提高警惕。可卡因依然在流通，而墨西哥政府也依然对其进行保护。由于一名禁药取缔机构特工其其.卡马瑞那在瓜达拉哈拉被折磨致死，禁药取缔机构打破了所有的规定，开始不遗余力地缉拿凶手。凶手是一名医生，他在盘问卡马瑞那过程中强迫其使用安非他明以使之保持清醒，这名医生后被绑架，然后抛尸埃尔帕索城。其它罪犯也同样被绑架后除掉。从那以后，这一攻势起到了在拉美地区保护禁药取缔机构特工的作用。贩毒集团的大老板们认识到谋杀美国人是要遭到严厉报复的。 但墨西哥联邦警察方面却不这么看。作为报复，他们把在墨西哥工作的所有禁药取缔机构秘密特工的姓名和地址全都公布出来，登在全国性的报纸上。他们依旧对运毒者进行保护。阿隆.格拉汉姆回忆起一个典型案例： 有个叫克莱托.维利的人，他是那种神秘人物，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但我们了解他详细的情况。在一个军事基地附近我们抓到了好几百公斤毒品，毒源就是这个维利。他是一个非常安静，很低调的人。我们最后抓到了七吨毒品，五架飞机，逮捕了五十个人。而墨西哥联邦法警一直告诉我们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最后，在某个时刻我们终于证明墨西哥联邦法警一直在保护这个人。我们于是与他们和这个人分别进联系，并且向他们证明这个人的存在。我们一把证据亮给法警们看，这个人就被抓了起来，到现在他大概还在监狱里。 行动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也付出了代价。格拉汉姆从墨西哥仓惶撤出，因为有人悬赏50万美元要他的命。在墨西哥，即使取得了胜利，也同时意味着失败。根据禁药取缔机构情况机构统计，美国百分之六十的毒品仍然由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这一数字多年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而且也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有人声称说墨西哥毒品的首要人物实际上是政府手中的傀儡：一旦这些人变得难以驾驭，就会失去自己的市场，要么被杀，要么被引渡到美国—他们就变成了墨西哥子虚乌有的禁毒战役中的胜利品。而同时，市场又会被交到其它人的手中，毒品贸易会继续下去。没有人真正有兴趣制止贩毒活动，因为它的利润实在太高了。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联合行动成效一向有限：例如，1995年美国与墨西哥进行情报共享演习，最终的结果是美方在墨工作多名绝密线人身份全部暴露。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有60人被杀。对于政府系统的定期清洗整顿也收效甚微：1996年，由于腐败问题，墨西哥司法部长一下子开除了整个联邦警察部队的五分之一，超过七百名特工。在一些管区，整个警署被认为腐败得无可救药，因此全部开除，一律实行军管。但毒品贸易仍在继续，平安无事。 1997年，美国毒品之王巴里.麦克卡夫里称赞墨西哥新任禁毒行动组组长杰泽斯.古铁雷斯.里贝洛将军，说他是一个“绝对正直，无可怀疑的人”。两个月以后，就有人揭露里贝洛至少从一名大毒贩处收受贿赂。美国方面所有与其共享的关于墨西哥毒品活动情报价值立刻大打折扣，这些情报交给里贝洛就和交给贩毒集团没有什么区别了。 同时，还有人揭露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那斯，北美自由贸易区创建者之一，被《经济家》杂志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人，与贩毒集团有关。他的弟弟劳尔后来被逮捕，他被发现持有瑞士银行某个神秘账号的详细资料，这一账号中存有一亿两千万美元。萨利那斯的继任者厄尼斯托.泽蒂约，也同样据称接受了来自于毒品的资金。他使用受贿来的资金支持其总统选举，同时墨西哥与哥伦比亚贩毒集团也为其提供资金，加在一起净得估计超过七亿五千万美元，仅卡利集团就出资达四千万美元之多。整个竞选就是靠钱买下来的。而这些钱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可卡因。 结束了埃尔帕索边境之旅，我发现自己还有一些剩余时间，于是我决定进入墨西哥，去寻找胡阿雷斯集团，看看他们是不是愿意对这类事情进行评价。 幸运的是我没有找到他们。 第16章 玻利维亚惊魂 圣.佩德罗监狱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这座令人恐惧的建筑就建在玻利维亚拉巴斯市的大学生广场边上。它始建于1850年，原来设计用来关押300名犯人，现在却关押了2000人。监狱内部条件很差。囚犯要花钱才能住到牢房里，要么就只能睡在厨房的地板上，甚至睡在院子里的露天地上，遭受风吹雨打。牢房不提供食物，所以囚犯们必须设法谋生。很多人办起了自己的非法买卖：监狱里面有商店，酒吧，假货交易，各种买卖应有尽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监狱里发现了一家制造古柯膏的工厂，并且有传闻说在大墙里面的某处藏着一个设施完备的氯化氢药厂。同时，手头更宽裕的囚犯还可以向狱方行贿，到外面的城里过一夜。监狱允许女人进入，囚犯们也可以让家属进来探视甚至同住。监狱当中的毒品和腐败尽人皆知，最近，竟然演化出一种奇异的生易，看守们会安排导游，让背包旅游的人参观监狱。这一旅游的最大卖点就是可卡因，在这里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因为圣.佩德罗是玻利维亚唯一一个不受警察干涉的地方，对这一点人们有充足的把握。 所以，当我走进这座监狱的侧门，把我的背包交给看守检查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有点打颤。一个面无表情的看守把包里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每拿出一件，就摇摇头，低声说着：“违禁品。”，到检查的最后，包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放在了桌面上。除了背包本身，好象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成了违禁品。然后他又想到一件事情。他把包倒过来，认真检查包的里面。“违禁品。”他最后说道，然后把包放在那一堆东西的上面。我把东西都放回包里，然后和护照一起交给另一名看守保管（临走时，我要花钱才能把它们拿回来。）看守询问我要探视谁。“麦科.多明戈斯。”我说道，“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看守抬头看看我，眉毛一扬，在监狱的记录本上草草写上“多明戈斯”，然后说，“好的。”有人在我前臂上盖了一个章，一个看守在我手腕上用圆珠笔签上他们的名字。我们眼前有一把看守和囚犯分隔开来的门，他向着那个看门的同事点点头，这道门就弹开了，我进到了监狱里面。 在这些地方，麦科.多明戈斯有点传奇人物的味道。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他算得上玻利维亚可卡因交易中的大玩家，也许是唯一的大玩家。最后他被逮捕，送到了这里，他住到了一间宽大的单人牢房里，而且马上让人安上了电话，所以在他入狱的一段时间内，他的买卖没有受到影响。由于他卖的是可卡因，这部电话就被称为“毒品电话”，直到在禁药取缔机构坚持不懈的工作之下才被最终取缔掉。麦科毫无疑问是个大玩家，但他会不会告诉我些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也许他讨厌记者，或者讨厌说英语的人。我不知道。 与我想象的不同，圣.佩德罗内里根本不肮脏，也不是人满为患，露天的院子里非常宽阔，地面平整，还有半个篮球场地。有几个穿着体面的孩子跑来跑去，一边踢球一边大叫，而家长们坐在场边座位上望着他们，或者坐在可口可乐摊子边上，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这里实际上比外面的大街上还要好很多。啊，我的导游这样解释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正位于LaPosta,也就是监狱里的高级区，在这里的人享受星级服务，因为他们付得起钱。大人物们都住在这里。我们在院子里转了几分钟，等着有人来询问我们的来意，但似乎没有人注意我们。然后我们随意问一个过路人他是否知道我们在哪有可能遇到多明戈斯。他用手指着一个穿着整齐的中年男子，那个人穿着时髦的绿色衬衫和休闲裤，正在看别人打篮球。“麦科，有个外国佬要见你。”麦科抬头看着我。 突然间，他脸上出现了愉快的笑容，他站起身来，一蹦一跳地穿过篮球场，来到我们的身边。“你好，”他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说道，“我就是麦科。”他把我们带到一间娱乐室里，那是一间带拱顶的房子，四壁粉刷洁白，屋里有一套立体声音响，还有一张台球桌。我们坐下来。我向他解释说我想知道他从事毒品业的历史，也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情况，想听听他的故事。“没问题。”他说。他愿意告诉我那些故事。但前提是他必须知道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是基督徒吗？” 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连珠炮似地说了出了一段让我吃惊的话。 我刚刚被任命为牧师，我们在我的老囚室里为其它囚犯修了一个小教堂，一间祈祷屋；我们在那里做礼拜，并且一起娱乐，我们还有吉它呢。囚犯人来到这里，皈依基督教，他们离开这里，走出监狱，他们学会了祈祷。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向上帝乞求自己的灵魂，我没念过什么书，直到我了解耶稣基督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不是个正经人。而现在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我现在只想祈祷。 哦，不！麦科已经变成了一个福音传教士了。我本来是想和他谈一些如何贩卖毒品的事情，而他却谈起了另一件事情。他现在想谈的只有上帝之爱和上帝之路，以及为什么只有祈祷才能拯救世界之类的话。我承认这些话非常有趣，但这不是原本我到玻利维亚来听的事情。我费了一番力气才把他又哄回到毒品这一话题之上，于是他才开始给我讲了几个故事。 我过去是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个前锋，身披七号或者九号球衣，效力于瓜维达德队（一支国家级球队。）（我在那里从事球员购买工作，后来我成了俱乐部的副主席。）但不管怎样，在那里的时候我没有钱，于是他们解雇了我。所以我不得不干了一段出租汽车司机，但当时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了，我真的很缺钱。我就这么干上了毒品。 1980年时，有一个朋友找到麦科，告诉他卖可卡因膏可以赚很多钱，于是麦科开始生产这种东西。他在丛林里把古柯叶捣碎，再在自己的出租车里出售古柯膏，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买了一辆丰田车，是那种最好的丰田车，价值两万美元。时间不长，他就与哥伦比亚人有了接触。 刚开始时我并没有和哥伦比亚人打交道。我每一次制作的数量很小，只不过50公斤（110磅）左右。但买卖越做越大，我开始一边做，一边卖时，我就和他们有了接触。我过去和墨西哥人（罗德里格斯.卡恰）做买卖，并与帕布罗.埃斯科巴一起工作。有一次我到离波哥大不远的帕乔去，和那个墨西哥人在一起。他是个很简单的人，他没有什么暴力性，只是很简单。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能。如果哪个人把罗德里格斯.卡恰说成“没什么暴力性”，那他不是不十分了解卡恰，就是在说谎。我没有深究这一点。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我问道。 八六，八七和八八年，那是我真正开始赚大钱的时候，我是玻利维亚做得最大的人。今天我还活着真的很走运。我现在很高兴我还活着。为此我感谢上帝。我过去是吸毒的。你看过阿尔.帕西诺的电影吗？（《疤面煞星》）我过去真的就是那个样子。我有两架直升飞机，而有多少架飞机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有玻利维亚最好的车和最好的女人。我说我生活过，但根本没有真正的生活。 我不知道，麦科，但听起来你对我说得真的很好。这时候他又偏离了话题：“你真是个基督徒吗？你研究过吗？你读过《圣经》吗？” 我没有把握这个时候应说什么，但很明显“没有”这个答案一定是不合适的。我说道我最近这些日子没有读过《圣经》，但我在业余时间研究过一点神学。麦科的眼睛瞪得象茶盘一样大了：“神学！我们一定要一起祈祷！” 他抓住我的手，我们一起来到监狱的小教堂里，这个小教堂原来是他的囚室，屋里一排排的联排椅子，配有一架电子风琴，两把木吉它，墙上挂着一系列图表，那些画代表着上帝之爱和整个世界，但我没有机会凑上去看清楚，麦科已经把我按跪在地上，把手放在我的头顶，让我和他一起重复，“NuestroPadre,queestasenelcielosantificadoseatunombre。（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们都以你的名为圣。）” 祈祷完毕，麦科告诉我说他非常忙，我现在应该走了，但任何时候，只要我愿意都可以回来和他一同祈祷。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他把他妈妈在圣塔克鲁斯的电话给了我），握了好几次手，还拥抱了很多次。然后我们就离开了。说句实话，我觉得很奇怪，但八十年代发生在玻利维亚的故事也同样的奇怪。 1980年，玻利维亚产生了一次可卡因政变，此后，美国撤出了这一国家，切断了所有的经济援助。玻利维亚的毒品之王罗伯托.苏亚雷斯，他在这一时期内从这一地区获得的收入是一年近6亿美元，他自掏腰包弥补国家的亏空，缓解了美国这一行动对于本国的打击。玻利维亚放弃了一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赞助的用以偿还国际债务的项目，整个国家经济由此一落千丈。而加西亚.梅萨政权忙着填满自己的口袋，没有人真正在意这一点。 但玻利维亚新建的“平民国家”地位非常不稳定。玻内政部长路易斯.阿切.戈麦斯这位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为“可卡因部长”的人，在八十年代后期飞赴美国道歉，他向任何一个愿意聆听他说话的人宣布，他将亲自采取一些措施来对付玻利维亚存在的毒品走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回国以后，他开始逮捕那些拒不向他足额纳贡的古柯种植者和古柯膏生产者。当然，政府的朋友们，包括所有玻利维亚可卡因活动中的大玩家，全都安然无恙。剩下的人们全都被塞进监狱，然后玻利维亚迅速宣布取得了毒品斗争的胜利。这种战术不仅美国难以相信，而且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由于很多小古柯生产商被抓起来，古柯膏出现了短缺，而恰恰此时哥伦比亚人要求更多进货。 苏亚雷斯告知阿切.戈麦斯停止四处乱搞，不要再管这可卡因买卖的事情了。戈麦斯也同意对此事假装视而不见，但他一次性索酬五千万美元。他所敲诈的人正是那些帮他掌权的人，这种做法结果变成了一个大的错误：1981年苏亚雷斯授意开除了戈麦斯。然后所有的人就都被开除掉了。当然苏亚雷斯除外。 到了四月份，整个国家全都看够了加西亚.梅萨，克劳斯.巴比和戈麦斯的丑行。玻军队方面由于对现政权的人权记录不满，并充分感受到了公众的情绪，他们开始强行解雇这些“死神的党羽们”。这些党羽们心里明白，自动下台总比让人推下去好，于是携带着大把的现金和可卡因逃到了阿根廷，但他们刚到不久就被因非法占有财产被逮捕，投入监狱，他们的结局真是罪有应得。 失去了自己的党羽，克劳斯.巴比被迫退休，他搬到了拉巴斯，整日坐在拉巴斯街头的咖啡馆，在回忆和看风景中度过余生。这家咖啡馆离美国大使馆只有几个街区远。到了1981年，终于东窗事发，一本美国杂志在全世界独家揭发了他的姓名，真实身份和住址。他被逮捕，两年后被引渡回国。1987年，巴比被宣布犯有反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1991年因癌症死于狱中。 而政府其它成员日子也好过不了多少。1981年八月份，一场悄无声息的政变将加西亚.梅萨赶下了台。苏亚雷斯是这场政变的后台之一。但不知怎么，情况并未象他计划的那样发展。加西亚.梅萨本人最后因为其政府残暴的人权政策受到了审判。在接受问讯的过程中，他故意说很多事情记不清了，显而易见，由于他的很多朋友身居高位，他不会受到严厉判决。结果也是如此。但到了1988年，当他受到指控将切.格瓦拉的日记卖给索斯比拍卖行以谋取私利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他隐藏起来，直到九十年代才再次出现，他被逮捕，后被宣判入狱三十年。目前，他住在康乔科洛最高安全监狱的单人牢房中，此地位于拉巴斯以北，只需一小时的路程。 内政部长路易斯.阿切.戈麦斯也未得善终。在加西亚.梅萨被赶下台之后，他逃到了阿根廷，在那里他卷入了杀人小队的事件。1989年12月他在回玻利维亚时被捕，然后被送往迈阿密受审。他的律师将其描述为一个爱家的体面男人，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年迈的母亲都被安排出庭。要不是他一再在法庭上大发雷霆，“爱家男人”这个故事也许漏洞会少一些。有一次他对着自己的律师高声尖叫，让他闭嘴。结果他也被判三十年。 罗伯托.苏亚雷斯继续干着他的毒品买卖。由于新政权对于权力掌握得并不牢固，没有人敢去惹他。他以前就推翻过政权，他也可以再来一次。在迈阿密，他因为贩送毒品，被缺席判决，据说他听到这一消息大笑不止。尽管他对此不屑一顾，但他还是遇到了问题。1984年哥伦比亚人单方面决定将购买古柯膏价格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苏亚雷斯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拒绝出售。要不是他的一个亲戚已然同意按这个价钱出售古柯膏，他的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几乎获得成功。苏亚雷斯最终被他的亲侄子，何塞.罗卡.苏亚雷斯从可卡因买卖当中排挤了出去，小苏亚雷斯一头金发，由此外号“茅草屋顶”。老苏亚雷斯一直努力想要重新掌握玻利维亚市场，但事事全都不顺。亲戚们全都被捕，货物也被截获。他损失了大量金钱。在埃尔南.西拉斯.祖阿佐（苏亚雷斯曾在八十年代阻止其上台执政）领导下的玻新政权反对毒品活动，开始紧紧跟踪他的活动。当然，苏亚雷斯也不是处处受挫：他虽然势力受到削弱，但还远远没到失败的地步。以后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全国经济也实实在在地出了大麻烦。仅1981年一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就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则上涨了百分之百，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攀升。等到伦敦金属交易市场崩盘，顺便击垮玻利维亚锡矿市场之际，通胀率已经逐步攀升至11，750%了。矿物燃料市场也一路滑坡。整个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到了1983年六月，苏亚雷斯决定进行援助。在他看来，政府需要资金，而他能提供资金。同时，他需要受到保护，而政府能够保护他。在与西拉斯总统禁毒事务助理拉法埃尔.奥塔佐（苏亚雷斯乘飞机来到其位于贝尼的一座农庄）时，苏亚雷斯不太情愿地提出用二十亿美元来换取免于政府起诉，这笔钱中包括给他本人的五亿美元。当这一提议被拒绝以后，苏亚雷斯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吹牛说自己的私人军队可以与政府军队一较高下。据他自己说，他拥有一支由利比亚人训练的陆军，几架“鹞式”垂直起降飞机和一支巴西战斗机编队，借助这些力量，他完全有意推翻西拉斯政府，把自己推上总统宝座。这种事情虽然没有真的发生，但不管怎样，事实证明在搞垮政府这一方面他进行了巨大的破坏。1984年苏亚雷斯与奥塔佐会晤一事一经泄露，就召致公众的一片抗议之声，而且弹劾总统的程序也就此启动。为了平息众怒，西拉斯开除了奥塔佐，声明其行动没有得到他的认可。谁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在奥塔佐向国会极为详尽地讲述整个事件全过程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美国新闻界把这一事件称为“玻利维亚的水门事件”，西拉斯最后终于辞职。 新总统巴斯.埃斯滕索罗上任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关闭一些资金亏损最快的国家企业。在一项世界银行名为“结构调整”计划指导下，整个国家28000名矿工中有22000名下岗。这种做法使可卡因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因为很多矿工都收拾好行李去种古柯了。依照传统，玻利维亚的两大古柯叶产区，云加斯和查帕尔为不同的市场提供古柯叶：云加斯古柯叶较小，咀嚼起来口感很好，而查帕尔古柯叶较大生物碱较多，根本不能口嚼，但非常适合加工成古柯膏。失业的矿工都奔向了查帕尔，因为那里的古柯价格最高。这样，玻利维亚的经济就完全被卖可卡因的人掌握了，因为毕竟古柯膏业是唯一一个能真正提供就业机会的产业。 从1984到1989年间，查帕尔的人口翻了一番。1982年，根据美国的卫星对于玻得维亚古柯种植情况拍摄的照片显示，他们拥有年生产90，000吨古柯叶的能力。价格也一再飞涨。到1986年时古柯膏卖到了历史的最高价位：哥伦比亚人有着无尽的需求。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对于古柯叶的需求如此之大，连云加斯的古柯都被人大宗买去，以便加工成为可卡因。在玻利维亚也许连口嚼用的古柯叶都没有了，但人们至少可以养活自己了。到了1987年，古柯的年产值达到近15亿美元，占了玻利维亚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据《经济家》杂志估计，每三个具有购买力的玻利维亚人中，就有一个人的收入是从古柯中获得的。玻利维亚政府最终决定，如果要想彻底清除古柯，那么美国政府就要负责弥补财政方面的不足。一组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奉命来确定玻利维亚可卡因贸易的真正价值，然后交给美国政府一张全面清除这一产业的费用清单。整个数目到达了35亿美元。美方对此事就不那么热衷了。 古柯种植深深扎根在这个国家，根本不可能禁止。政府采用一些压制手段就会招致种古柯的人开始反对警察，而与此同时，农民们的不妥协也就意味着警察要与种古柯的人针锋相对。这样就产生了冲突。1982年十月，云加斯一名种古柯农民的妻子和女儿被警察绑架并强奸，当地局爆发了冲突。当地人自行武装起来，游行到初鲁玛尼警署门前，将警署大楼夷为平地，并将警察阉割并处决。其后五年间警察再也没有回到这一地区。没有人愿意干预这样愤怒的人群。除此之外，古柯贸易产生巨大的利润，贩毒者可以付给执法特工大量金钱，让他们远离此地。如果他们真想打上一仗，他们不妨试试运气，可警察们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和贩毒者根不能比，贩毒者总是有最先进的武器。在玻利维亚的毒品控制活动非常努力，但也只能保证不退步而已。与此同时美国又重新与玻军事组织进行联系，以便就一些事情得出结论：禁止人们种植古柯有多困难？这个国家到底控制在谁的手里？ 玻利维亚政府在禁毒领域成绩了了，这一情况一旦明确，美方马上开始行动。1986年七月，禁药取缔机构携六架黑鹰直升机及二百名人员大规模进驻玻利维亚，以便打击贝尼地区的贩毒活动。这就是“鼓风炉行动”。美方捣毁了一批秘密药厂，但并没有抓获重要毒犯：早在几个星期以前他们就全都听说了这个“秘密”行动。美国军方很快就发现，在一些地区，当地人根本不想禁毒，如果不对当地人施以重击，就很难禁毒。在一次行动中，一组“鼓风炉行动”的特工人员遇到了一群猖狂的暴民，他们手持木棒和弯刀，高喊“宰了美国佬”，特工人员不得不匆忙撤退。对于这种问题该如何处理。使用暴力是肯定不行的。不到四个月时间，大部分“鼓风炉行动”的设备就全都送回国内了。禁药取缔机构行动小组副组长，大卫.威斯特雷特1988年向国会汇报时说“我们到了最后才终于明白，我们没办法重新来过了……以后，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在这种执行环境，特别是在拉美国家部署美国军队。” 美国认识到古柯生产问题不可能通过武力来解决，于是又试验了另一种策略：也许可以强迫这些农民除掉这些作物。很明显，除非给这些农民一些可供谋生的选择，否则他们不会停止种植古柯。美方尽了很大的努力，发现了一个办法。以一项由滥用药品控制机构的国家基金资助的发展计划做掩护，美国建立了一项清除古柯作物的援助计划。这项计划被称为“云加斯农业计划”。如果玻利维亚农民同意种植古柯以外的作物，并且签署了协议，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新设备，例如管件或者电力配线等。玻利维亚人对此产生了兴趣，可除了古柯还能种什么呢？联合国的答案是种咖啡，这种作物在国际市场上卖价很高，而且在玻利维亚长势很好。咖啡售价低于古柯，为了补偿这一点，联合国为玻利维亚人提供了一种新品种的产量极高的咖啡。当地人同意试种。但不幸的是，虽然他们得到的这种咖啡的确比一般玻利维亚咖啡产量高，但它们需要大量化肥，可谁也买不起这么多的化肥。接下来，国际咖啡市场又垮了下来，这些“接受补偿者”种的咖啡的价值连种植成本都收不回来。咖啡全都烂在了地里：根本不值得去收。 雪上加霜的是，后来发现联合国提供的咖啡豆里有一种害虫，专门吸食咖啡豆中的汁液。不仅新品种咖啡被毁，害虫也扩展到了在本地生长多年的品种，大批咖啡被毁。如果此事发生在其它地区，也许还可以喷施杀虫剂，但安地斯山区的种植园面积都很小，而且座落于群山之中。人们真的无计可施。最后所有人一致承认用咖啡来代替古柯根本不奏效。同时，参与试验计划的农民请求政府免去他们的债务。有些人拿到了赔偿，而大部分人一无所获。于是所有人又全都改种那种他们知道一定会有回报的作物：古柯。 其它种种形式的作物替代计划也同样不成功。例如柑桔之类的大众型水果在玻利维亚市场售价极低，根本不可能产生象古柯那样高的收入。而利润更高的水果，如澳大利亚坚果和西番莲果难以运输，而且需要很多年的照料才能收获。此外，收获以后，玻利维亚缺乏出口这些货物的基础设施。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联合国开始在古柯种植区修筑新路，以方便他们将要种植的水果出口运输。如同作物替代计划一样，这个主意虽好，却也注定要失败。新修的道路使得古柯贸易更加猖獗，因为古柯膏商人只需要把飞机停在新路上即可，而不必再自行修建简易跑道。所以筑路计划也迅速中止。 事实上，一公顷古柯叶要卖到2600美元，利润比柑桔和鳄梨之类只卖650美元一公顷的作物高得多。1986年时，一个古柯叶商人一天平均赚得40美元，比一个学校老师赚得多很多，学校老师一个月只赚23美元。与此同时，少数几种成功的替代作物品种也受到来自其它不同组织的压力而中止。由于替代作物计划，玻利维亚每年出口五万吨大豆，消息一经传出，美国农业游说团大为恼火。他们说，自己的政府把自己人排挤破产了。实际上有人指出玻利维亚根本不可能对美国构成那么大的威胁，因为美国当时每年出口一千七百万吨大豆。到了1990年，云加斯农业计划最终被迫终止。 1988年4月，罗伯托.苏亚雷斯又亮出一件法宝，他发行了一盘录相带，带子上拍的是他与一批玻利维亚高官亲密交谈的情况。带子上显示这些绅士们与他接触是为了要他为前任总统乌戈.班赛尔再次竞选总统捐款。这一丑闻被称为“录相带门”事件，它轰动一时，最终使得班赛尔总统的竞选活动中断。但为了对出版这盘录相带进行报复，政府最终下决心追捕这名头号海洛因毒犯。1988年7月20日，政府终于抓到了苏亚雷斯，在他的农庄里没经过战斗就逮捕了他。后来据称，他实际上是向政府自首的，他和政府做了一个交易，他如果不再继续出版这种让人尴尬的录相带，他就能得到宽大处理。他本人同意这种说法，“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他说道，“我当时准备好了东西，穿好了衣服，正在抽雪茄。” 当他来到圣.佩德罗时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宣布说自己不是那个叫罗伯托.苏亚雷斯的毒贩，而是一个同名同姓的正直商人，他是一个无情的反对可卡因的斗士，对所有指控他都是清白无辜的。他接着宣称，只有在由教皇监督的大陪审团的裁决之下，他才会接受审判。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判入狱十二年。 克莱尔.哈格里维斯在1991年在监狱里采访他的时候，发现他和妻子，孩子以及女朋友住在一间宽大的单人牢房里，那座牢房被称为“圣.佩德罗旅馆”，在那里他看着电视，喝着百氏可乐。他一直在询问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情况（很明显他是她的崇拜者），然后他突然让哈格里维斯离开，因为有一名政府官员要与他进行一次私人会面。在我到达玻利维亚的时候，我本来希望能够安排自己对他进行采访，但这已经不可能了：罗伯托.苏亚雷斯，玻利维亚伟大的可卡因老人于2000年七月20日死于心脏病。《经济家》上登出了整整一个版面的讣告。 当然，苏亚雷斯并不是唯一的大毒贩。圣塔.阿纳镇上住着三十多位大毒枭，这个地方可以被称为“玻利维亚的麦德林市”。正如苏亚雷斯的情况一样，大毒贩们在慷慨大方方面一个胜似一个。如果今天参观圣塔.阿纳镇，进入它的文化宫，整个文化宫就是毒贩们送给小镇的礼物，完全是用卖可卡因的钱盖成的。或者在晚上在镇上安全地散步，这种安全来自于街上的路灯，这些路灯也是可卡因的功劳。到1985年，据估计玻利维亚的外汇有一半来自可卡因，所以有大量的钱可以四处花费。苏亚雷斯也不是唯一一个用钱在政府中铺路的人，每个人都在这样做。 八九十年代时，玻利维亚政府与可卡因贸易沆瀣一气，其真实的程度到现在刚刚才显现出来。但种种零零碎碎的证据表明，这种腐败一直延续到政府最高层。当麦科.多明戈斯被捕后才得知他一直在与MIR政党进行交易，从1987年起就为其总统选举捐资。有的时候他会亲自到维鲁维鲁机场去接总统哈米.巴斯.萨莫拉，将他带到同事伊萨克.查维里阿的住宅，在那里他们通宵达旦地谈论政治问题。 我在玻利维亚康桥科洛最高安全监狱中采访过的另一个毒贩告诉我说，他曾通买通过维利维亚一名前副总统，名叫努弗罗.查维斯.奥尔蒂斯，他为这名毒贩提供安全保护作为回报。两个人关系非常紧密，查维斯甚至把自己在圣塔克鲁斯的房产外加汽车和保镖全都借给了他。那辆车带有外交牌照，可以不受警察的搜查，所以经常用它在全国各地运送可卡因。 另外毒贩们还花钱买通各个执法机构，以保护不会出现令人不快的查扣情况。在两次祈祷之间，麦科告诉我，他过去经常安排在某个地方运送少量的古柯膏，故意让警方发现，而实际上他的手下人却从另一个地方把大宗的货物安全地偷运过去。为了让UMOPAR（玻利维亚禁毒机构）对这类活动视而不见，他们每次都会收取100，000美元。在康桥科洛监狱里，我的这位毒贩朋友告诉我，这是件非常合适的买卖。 的确，我确实也会付一些保护费。情况大约是这样的：他们（警察）会不会采取行动呢？他们会不会捣毁一些窝点呢？我们会买通他们，让他们找个借口不干。“哦，我们改天再行动吧！”我们也会花钱买消息。如果禁药取缔机构下决心行动，那他们就一定会干，因为他们不受贿。所以我们会事先得到消息。警察们知道我们的电台频率，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收听警察的广播，他们都有自己的绰号，就象一种暗号一样，当我们听到某个暗号进行呼叫我们就知道要出事了，于是赶紧跑掉。 到了1989年，玻利维亚的禁毒机构腐败横行，美方决定召集军队。这一行动引起了一些人的震惊。每个人都明白把民众管理权交给军队是一件冒险的事情：长期以来，玻利维亚的军队一直有着出名的历史，只要给一点机会就会篡权。谁也信不过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快速发动政变。而如果军队也因为收受毒贩的金钱而腐败，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玻利维亚海军曾经受命阻断古柯运输，但结果却是灾难性的。1988年对于一支海军“食品供给”队进行的随机抽查表明，他们只实际上是靠古柯膏的供养生活的。转过年来，海军当中的腐败程度变得一目了然。禁药取缔机构和玻利维亚禁毒机构突袭圣塔.阿纳，却遭到了来自海军炮火的攻击，海军已经被人收买，负责保护这一地区的安全。玻利维亚空军也同样的充斥着腐败。八十年代玻利维亚的主要毒贩之一埃尔文.岗兹曼中尉就是一名退役空军军官。他与自己以前的同僚们保持着亲密关系：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是空军运输禁毒品军官进行突袭，他总能提前得到消息。 有人说削减毒品贸易其实不是个好主意，雷斯拉埃尔.李在1989年写道 如果明天可卡因工业销声匿迹，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至少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如此：硬通货储备消失殆尽，大量的失业人口，农村地区犯罪和颠覆活动增加，新移民象潮水一样涌入城市，如此等等。这种情况只有那些极“左”和极右翼组织才会称心如意。例如，假如200，000名种植古柯的农民涌入拉巴斯，那玻利维亚的民主政权还能维持多久？ 《白色迷宫》，李，1989 这些事情是不会挫败美国人的热情的。1990年5月，美国同意捐助价值超过三千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前提是有1500名士兵奉命阻止古柯贸易活动。玻利维亚人大惊失色。在他们看来，派驻军队就几乎肯定意味着暴力程度升级。甚至连军队本身也大吃一惊。他们认为，一旦受到美国指派，如果这场可卡因战争无法取胜，那么错误就完全落在了他们的身上。所有人都会说是他们不想打赢这场战胜。虽然如此，这种想法并没有影响到他们接受这笔捐助：美国人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接受就要切断经济援助。 玻利维亚人不喜欢美国的反可卡因行动。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民族的骄傲：玻利维亚为什么要听命于美国指手划脚？而不管怎样，可卡因是一个美国的问题。在玻利维亚人看来，如果是美国人自己的问题美国人应该自己花钱解决，而不是让一个贫穷的南美共和国自己掏腰包。玻利维亚人愿意指出加利福尼亚州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就是大麻。如果美国有那么多金钱和技术，都解决不了一个州的毒品问题，那么玻利维亚这个既没有钱也没有技术的国家，又怎么能消灭毒品呢？除此之外，还存在更为紧迫的危险：正如苏亚雷斯在1980年证明的那样，可卡因有能力威胁到玻利维亚脆弱的民主政权。而使可卡因变得令人生畏的金钱并非产生于玻利维亚：可卡因市场存在于美国。错误到底在谁？当然不在玻利维亚一边。 还有另一些人认为可卡因对于玻利维亚起到积极有利的作用。无可否认，八十年代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因为可卡因而大幅增涨。没有其它哪个产业能够产生这么高的产值。有人阐述道，在这个国家处于经济危机当中时，古柯保证了玻利维亚农村人口不至于饿死。而且赚钱的也不仅仅是种古柯的人和古柯膏商人。无论哪里只要古柯叶和古柯膏交易一旦形成，这个小型经济区就会繁荣发展。任何一个突然出现于蛮荒之地的毒品小镇都会有其完备的经济系统，建筑工人，司机，手工劳动者，酒吧招待，等等，没有可卡因，这些东西根本不会存在。 但是，就在这一片混乱与腐败之中，这个国家逐步走向了正确的方向。苏亚雷斯被捕不久，在美国的重压之下（美国冻结了百分之五十的经济援助，直到玻国会同意为止），玻利维亚起草了一项异常严厉的法案，称为1008号法案，法案规定全面根除查帕尔的所有古柯作物，只在云加斯地区保留12，000（29600）公顷古柯地作为合法生产古柯之用。这一法案引起了各种问题。玻利维亚古柯种植者工会发现自己即将失业，因此大为愤怒，他们动员起来，准备打仗，并且开始罢工。为了表明立场，他们派出15000人将科恰班巴市周围的道路全部阻断，使全国大部基本陷于瘫痪。 这种罢工活动在玻利维亚人的生活中司空见惯。1995年，美国再次威胁要切断对玻的经济援助（总数达四千二百万美元），玻利维亚派军队到查帕尔地区丈量古柯种植园的土地以便开始新一轮的清除计划。而军队被古柯种植者挡在庄园之外，接下来又爆发了一次罢工。罢工者的要求和以往一样：要么停止清除活动，要么提供一种合适的替代作物。但不幸的是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绝大多数农民并非真正的农民，而是在八十年代涌入这一地区的移民，所以他们除了种古柯，什么也不会种；第二，即使他们是真正的农民，也找不到合适的替代作物，只有古柯才能养活这一地区这么多的人口。政府宣布国家进入戒严状态，包围并逮捕了五百名工会领导人。根据新的1008号法案，这些人都被拘留起来。 直到如今，1008号法案仍然引发争议。其中一个条款与法律的原则背道而驰：根据1008号法案，贩毒嫌疑犯不是首先被视为无罪，直到找到其犯罪证据为止；而是先被视为有罪，需要自己证明自己无罪。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直被关在监狱中。在拉巴斯，一个律师告诉我： 因为这项法案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被起诉的人先被视为有罪，必须要证明自己清白。实际上应该是相反的：公诉人一方应该证明另一方有罪，谁也没有必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种做法被称为反向举证。它完全无视一人拥有的合法辩护权。这里还存在滥用权利的问题。例如，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与贩毒活动有关，即使你对此全不知情，他们在逮捕我之后也可以逮捕你，因为你立刻成为了同谋犯。现在你要证明你是清白的。但你证明这一点很难。 虽然牵涉到人权方面的问题，但1008号法案还是取得了成果。到1990年为止，在该法案的影响下，云加斯地区有超过400公顷（990英亩）古柯叶被销毁，在查帕尔被销毁的有320公顷（790英亩），有上千名可卡因毒犯被捕。但这项法律的实施显然令人生疑：古柯种植者因古柯被销毁得到两千美元赔偿金，但清除古柯的人为了证明确实销毁了古柯，要向他们收取检验费和证明费。大部分赔偿的现金都花在这些费用上了。有报道说古柯种植者收了钱以后销毁了他们的古柯，然后就有玻利维亚禁毒机构上门来搜查他们的农庄，找到那些赔偿的现金，并将其充公，借口是这些钱可能来自毒品交易。这样，古柯种植者又一次变得一文不名，失去了生活的来源。 就象美国颁布反对大麻烟法律的情况一样，1008号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触及到真正的毒贩子的利益，而是使穷人受到打击。身无分文的穷人最后因为生产古柯而住进了监狱。监狱人口暴增，导致大批囚犯等待审判。通常情况下，一个根据1008号法案被逮捕的种古柯的农民平均要在监狱里等上二至四年，才轮得到他的案子上庭，而到这个时候他的服刑时间早已超过了他应得判决的最长时间。而最后他有可能被判无罪。这类案件受害者得不到任何赔偿。1999年，科恰班巴市1400名囚犯中就有1000多名是从未被宣判过的。当年四月，五个当地监狱的囚犯举行了绝食抗议，四名妇女用线把嘴缝起来，还有十个人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古柯膏还在流通之中。而且腐败现象也未被触及。1991年总统哈米.巴斯.萨莫拉任命一名知名的大毒贩法斯蒂诺（魔术师）.里科.托洛为禁毒品行动组的组长。用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让里科.托洛掌管禁毒活动，“就象是让猫去看守一罐头沙丁鱼。”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传闻说总统与里科的女儿有染，她进入了世界小姐选美比赛的决赛，一张两人共舞的照片被登在了报纸上。作为回应，美国又一次冻结了对玻利维亚的一揽子经济援助计划。里科.托洛被迫下台，现在正在科恰班巴监狱中度过漫长的刑期。同样。内政部长吉耶尔墨.卡玻比安科也被迫下台，原因是他与可卡因贸易有牵连的种种细节适时地泄露给了新闻界（麦科.多明戈斯承认为卡玻比安科提供现金。）到1994年，诸多此类的传言包围着巴斯.萨莫拉政府，因此针对总统本人开始了一项调查。 巧合的是，尽管玻利维亚腐败横行，多次禁毒行动均告失利，但古柯贸易却开始减少。这并不是由于任何一项清除措施造成的，而是由于一种趋势最终导致了这种作物的衰落，这就是市场的力量。九十年代早期，哥伦比亚人开始自己种植古柯，这也就是玻利维亚人开始由古柯市场引退的时候。由于哥伦比亚人使用自己的产品更加便宜，就再也不用从外国飞机运输，因此，玻利维亚的古柯与古柯膏价格大幅下落。同时，国家的经济也稳定下来，通胀率由1985年的23000%降到1995年时更为合理的11%。人们身边又有了各种其它的工作。据估计，玻利维亚的古柯工人在1991至1992年间有100，000到200，000万人，到了1995年下降到不足74，000人。 由于这一产业的规模缩小，也改变了玻利维亚毒品走私的本质。由于通过古柯膏走私进入玻利维亚的金钱数量下降，这类活动的规模也随之下降，毒贩们的地位也随之垮了下来。现在在玻利维亚已经再也没有大毒枭了。FELCN（打击贩毒特种力量机构）的领导塔利发将军告诉我， 以前，这里有罗伯托.苏亚雷斯那样的人，他们操纵着庞大的贩毒组织，现在一切都变了。再也没有那样的大老板了。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小组进行，常常是那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股人马。过去我们曾经抓到过大宗毒品，或者抓到某个组织的领导人物，只有发生这种事情时，才说明你真正打击了贩毒活动。但现在不存在那种很明显的领袖人物了。一切都是在一个网络当中进行，小股毒贩子，少量毒品：50公斤，40公斤，甚至只有10公斤。不象以前那样成吨成吨地运输毒品。 反过来说，这种情况也影响到毒贩收买政客的能力。但腐败这一话题仍然回荡在玻利维亚的权力走廊之中。有的时候还会一直向上，涉及到现任总统乌戈.班赛尔本人。就在我到这里的十八个月之前，一个运输8吨古柯膏的走私团伙被破获，那时就有对于总统的指控见诸报端。这一组织组织异常严密，他们事先窃听了FELCN组织的电话，以便确认在运输毒品时无人巡逻。这个团伙的领导之一名叫迪奥达托，后来被证实是班赛尔的侄女婿。班赛尔否认与这个人有任何关系，但有一张照片，照得是迪奥达托在公开场合表演特技，乘降落伞从空中跳下，手中挥动写有“支持班赛尔做总统”字样的旗帜。对此班赛尔无从解释。同样还有一系列传言，涉及到玻利维亚打击最后的一名大毒贩阿玛多.“巴巴施卡斯”.帕切科，他的一架飞机运送了7吨古柯膏出现在委内瑞拉，此后被别人告发。对此大家都所知甚少，但所有人都认定运送如此大宗的古柯膏如果没有某种政府的帮助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玻利维亚的可卡因工业日益减少，打击起来就变得简单了。禁毒工作进展非常成功，因此在1998年一月，乌戈.班赛尔与美国签订了一项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协定，称为“庄严计划”。这一计划中玻利维亚承诺到2002年时将全国所有的非法古柯全部清除，总统评论说，“我们连一厘米都不会后退，我们严正承诺到2002年将使玻利维亚变成无毒国家，彻底退出毒品圈子。”有人说班赛尔全心全意支持“庄严计划”是试图在美国人面前为自己正名，弥补自己并不太清白的过去。但这是真是假呢？有传言说关于腐败的更为深入的证据也许马上就会出现。我在康乔科洛的毒犯朋友告诉我说，在我到达的前几天，他偶然遇到了前任总统路易斯.加西亚.梅萨。梅萨对于自己在旧日同伴手中受到的对待深感不满： 班赛尔应该为我在这里做点什么。他欠我的。如果他再坐视不管，我就要出一本关于他的书，然后他就完蛋了。 比起加西亚.梅萨会不会泄秘的问题，班赛尔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关心，自从“庄严计划”签署以来，一切都变得不顺利了。据估计种种清除方案从玻利维亚的国民经济中除去了近五亿美元的产值，将玻利维亚从世界第二号古柯生产国（仅次于哥伦比亚）降为第三号，并将可卡因在玻利维亚经济中的输入量由百分之八到十（1990年）降为百分之二。但这一切成绩并非毫无代价，白白得来的。1999年四月，古柯种植者抗议实行这一方案，他们在从科恰班巴到圣塔克鲁斯的道路上进行一系列封路活动。班赛尔派来了军队，军队用步枪向人群射击。五个月以后，事态依然没有好转：15，000名工业在科恰班巴游行要求班赛尔下台。军队又一次介入，这一次使用了催泪弹。五名示威者被杀，使得自1995年被警察以各种形式杀害的农民人数增加到29人（其中四名为婴儿，死于吸入过量催泪瓦斯）。到了2000年春季，事态依旧处于沸腾状态。同年四月，整个工会在古柯种植者的领导下进行了总罢工。不到一星期时间，大部分道路被堵塞，拉巴斯市内已经没有新鲜水果和奶制品供应。到了第二周，班赛尔宣布紧急状态令，再次派来了军队。军队到达现场后开始拆除路障，但刚刚拆除不久，抗议者就又建起新路障并在路上挖掘壕沟。由于罢工者封锁了通向智利的道路，仅罢工的前十天，玻利维亚在出口方面就损失了一亿美元。局势非常严重，人们开始争论班赛尔政府的去留问题。 到了五月初，局势似乎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控制，但暴力活动的威胁持续存在。就在我到达这个国家的那个月中，查帕尔地区就有四名警察神秘失踪。失踪不久以后，他们被发现已被折磨致死。另一名警察在监督清除古柯活动时中弹身亡，据信是被狙击手打死的。班赛尔总统非常清楚这一切背后的主使者是谁，一定是工会。这是一个阴谋：“在反可卡因走私战役中，我们绝不投降”他说道，“那些认为我们会投降的人打错了算盘，我们绝不容许有更多的暴力和混乱。”作为回应，农民古柯种植者工会的领袖，古柯种植者发言人（及议会议员）埃沃.默拉雷斯的反应尤其强硬，“班赛尔总统如果同意下台，那就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古柯对我们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默拉雷斯说得有道理。毫无疑问，清除古柯就等于破坏查帕尔人们的工作。但并非每个人都相信他的动机。FELCN领导人塔利发将军向我保证说，最近查帕尔地区的罢工并非是由于人们害怕失业才组织的，而是一种分散政府注意力的手段，这样就可以在政府在其它地方忙于应付的时候运送更多的古柯膏。 这次堵路活动是用来转移那些贮存在这里的可卡因用的……当他们发现一星期时间不够，就把罢工延长到一个月。我们了解这一点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查获了大量的可卡因，在圣塔克鲁斯抓到了100多公斤（220磅），在这里抓到100公斤，在那里抓到80公斤，所有这些可卡因都是在危机之中刚刚离开查帕尔的。他们进行规模庞大的堵路活动，搭设很多障碍以阻断交通，然后他们就转移毒品。 同样，人们也询问默拉雷斯他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人而战，这些人种古柯很明显就是为了生产古柯膏的。通常的回答是玻利维亚人不从事贩毒活动，贩毒的是外国人，是那些哥伦比亚人，是他们进来制造了这些麻烦。玻利维亚人古柯农只管种古柯，他们与此事无关。对这种说法，塔利发将军也根本无法加以辩驳。 查帕尔的毒贩们不是外国人。他们就是古柯农，因为他们在可卡因交易圈中赚钱最少，为了多赚一点钱，他们不仅种植古柯，还建设工厂以便多赚一点钱。他们就是贩毒者。贩毒者不是到这里来的外国人……我们不抓外国人。在查帕尔百分之九十被抓获的人都是古柯农，他们因为制造或者贩运毒品被抓。没有外国人。 接着塔利发将军更加深入地说，他坚持默拉雷斯是在进行一次敲诈活动，以维持他的工会中的人们并阻止他们放弃种植古柯的事业。从本质上说，他不仅在操作一个古柯工会，而且在操作一个可卡因的黑帮： 查帕尔地区有一个移民，他生了病无法参加罢工活动。因为不能参加罢工，他被罚了三千到四千美元。他说他没有钱，于是那些人抢走了他的土地。他（默拉雷斯）向人民施加压力，强迫他们做事情。不愿意做的人就会被他抢劫，变得一无所有。 埃沃.默拉雷斯也并不是玻利维亚政府需要对付的唯一问题。“庄严计划”中有一部分是解决查帕尔地区的失业问题：只要人口太多，工作不足，就会有人去种古柯。所以计划要把古柯种植地20，000个家庭迁移到国家的其它地区，例如波托西或者楚齐萨卡去。这个主意不错，但问题在于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八十年代由波托西和楚齐萨卡来的，那里没有工作。把他们送回去真能起到什么作用吗？或者仅仅是把贫困转移到其它地区而已？除此之外，好象谁也搞不清玻利维亚距离实现“零古柯”的目标有多么接近。我到达的时候听说百分之九十五的非法古柯已经被清除，只剩下查帕尔地区还有2000公顷（5000英亩）的非法古柯。据那些官员充满希望地估计，这2000公顷可望在圣诞节时候被清除掉。但离圣诞节越近，这种可能性看上去就越小。不仅这一数字停止下降，而且实际上又开始增涨。我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在机场拿起一张报纸，报上说“零古柯”目标现已被推迟，至少要到明年二月份。完全清除古柯的活动就到此为止。 为了了解查帕尔地区的实际情况，我坐公共汽车奔向科恰班巴，然后从科恰班巴倒车，去往查帕尔的行政首府维拉图那里。在一个名叫圣.赫辛托的地方我们遇到了堵车，一切全都停了下来。后来我得知这个地方是玻利维亚防御毒品走私的最内部防线。全副武装的玻利维亚禁毒机构士兵四处走来走去，盯着游客，而他们的同事们搜查着经过的每辆车。两个方面的车辆都要查，查验进入查帕尔的化学品和从查帕尔带出的古柯膏。 由于这种努力使得玻利维亚的古柯膏工业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可以使用飞机运走大量的货物。而现在古柯膏在丛林里被制成小包装，然后交给“骡队”（每运一趟要付200-300美元），骡队送货这些货物穿过森林，一次运量很少，只有20-30公斤（44-66磅）。这些人们身背古柯膏要走八到九天，穿过中部防线，在事先约定的交货地点碰头。二十至三十支骡队从各地聚到一处交货，古柯膏集中到一起，当到达足够数量后，然后空运离开去进行加工。由于运送数量小，人数多，而且走的都是那些不为人知的林间小道，完全停止这种交易活动极为困难，因为无法将他们一网打尽。 玻利维亚禁毒机构驻查帕尔总部就处在维拉图那里之外。在基地内部，一名警官正在准备为一群前来参观的美国参议员讲上一课，但他们还能挤出时间来和我很快地谈一会儿。他告诉我，查帕尔面积有二百万公顷（五百万英亩），上面共布有九个玻利维亚禁毒机构哨卡，这个哨卡大约有250-300人正在努力工作。“眼下的人手不能完全覆盖这个区域，”他说道，“这里实在太大了。”他说，这一地区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古柯和可卡因交易已经改变了整个地区人们的工作道德。八十年代以来，金钱简直是从天而降，人们不再努力工作，总是希望不劳而获。 这里的农民受到帮助，但不幸的他们现在已经习惯轻轻松松赚钱。有了古柯他们就不用工作。他们来到这里，种上古柯，三个月以后再回来把这个地方清理一下就可以了。古柯不用施肥，也不用人照顾。很多人都回到科恰班巴或者自己的老家，三个月以后再回来收集古柯叶，然后就可以赚钱。由于这种情况这里的农民都已经不习惯于工作了。镇上有很多人，整个白天无所事事，除去闲逛就是喝酒，到了晚上就出去干那些非法勾当，就是毒品交易。 这个警官搞不清查帕尔地区到底还剩下多少古柯，但他觉得大约在5000-7000公顷左右（12400-17300英亩），而在此时政府的估计是2000公顷（5000英亩），他承认“零古柯”目标不可能在十二月份实现：“古柯会一直存在，因为农民们一直在种。”他说道，并且下结论说很可能军队需要一直在查帕尔驻扎下去才能够阻止他们。如果农民们反抗怎么办？我来之前的两个月，有六名警察失踪，不久又出现了，也是被折磨致死，事情就发生在离这里几英里的地方。对于这一点他怎么看？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行为了。这种行为说明（农民）正在组织起来。有人传言说这一带有哥伦比亚人，但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证实。农民们组织成为小股人马以便袭击清除部队。我们（玻利维亚禁毒机构）还没有受到过袭击。我们还没有真正接触到这种情况，但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我们也许最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在警官的办公室背后是一个小型监狱，用来关押刚刚被捕的毒贩和制造古柯膏的人，他们在这里等待宣判。我决定去看一看。 与这些毒贩最终可能落脚的其它的一些地方相比，玻利维亚禁毒机构的监狱很可能要舒服得多。但在我看来这个地方依旧非常可怕。它大约有30米长，10米宽（98乘33英尺），里面关着150-200人。监狱里而狭窄闷热，臭气薰天。所有被关押的人都在等待着判决，很多人把自己的家属带进来同住，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些家属在外面无人照管，就会被饿死。这样，监狱就显得更加拥挤和喧闹。四处望去到处都是孩子们哭喊，尖叫和玩耍，不一而足。我信步走到监狱中，向经过身边的人点头致意，最后找到了两个愿意和我讲一讲他们经历的囚犯。 埃德温刚满十七岁，眼下他遇到了大麻烦。他在一星期以前因为用古柯叶踩烂制作古柯膏而被捕。他的一个朋友原先是制作古柯膏的踩手，后来不干了，他才得到了这项工作。当时看起来是一个好主意，他开始一个月赚400玻利瓦诺，由于手脚利索，老板立即把他的工资加高了一倍。他向我解释如何踩制古柯叶。 首先，先要用木棍在地上做一个盒子。然后在盒子里上加上塑料片，然后放入5至7包古柯叶，大概350-450磅的叶子。然后加入水和一些酸，然后三四个人穿上靴子踩来踩去。大概需要踩上六个小时。当水颜色变深，几乎变成黑色的时候，把水弄出来放在另外一个盒子里，其它的人把酸倒进去，然后就得到毒品了，我知道有好几个人做这个，但他们做这个就是为了钱。而我情况不同，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干这个是为了养家。 对于他的困境他表现得很达观。 我觉得这件事（我被抓进监狱）非常公平。但另一方面，政府并没有帮助我们。如果他们给我们其它的选择，比如在种植园工作之类的，那样我们就有真正的工作了……我认为不可能（清除古柯）。但如果他们真能做到，我们又该干什么吗？如果种水果，我们得不到持续的收入——水果一年只能带给我们三个月的收入，我们怎么才能靠水果维持生计呢？ 比翠兹二十八岁，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年龄分别为三岁和两岁）和她一起坐监狱。她因为贩毒在出租车内被捕。 有一个男人找到我，交给我一个袋子，要我把它由一个镇子送到另一个镇子去。里面有两个小包，两个都很小，还有一个更小的包。他说运完包会给我50个玻利瓦诺，我于是就干了。我的丈夫不和我住在一起，他是个公共汽车司机，给我的钱不够，所以我需要自己赚点钱，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我坐在一辆出租车里，经过一个警方盘查点时，他们抓住了我。 她和她的孩子已经在监狱里呆了一个半月，和其它十五个人一起睡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她认为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自己会离开玻利维亚禁毒机构的监狱，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监狱去，但她也说不准。她请不起律师，而公派律师什么也没有告诉她。她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服刑，她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她将会把两个女儿带在身边。她的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他还太小，不能进监狱，所以交给了亲戚。她觉得她会和儿子分离多长时间呢？她知道自己会服多长的刑期吗？“我不知道。”她说道。 正是象埃德温和比翠兹这样的案件令玻利维亚古柯种植工会的人们愤怒不已。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毒品交易中的真正坏人，他们不过是贫困的不识字的农民，他们没办法找到出路为自己赚得一份体面的生活。虽然他们无从知晓，但按照玻利维亚的现行法律，制作古柯膏最高可判五年徒刑，而携带古柯膏被抓获要判八至十二年。比翠兹会有很长时间见不到自己的儿子，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50个玻利瓦诺而已。 这就是1008号法案的后果。正是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来自于完全失业的威胁，使得古柯农们采取了暴力手段。 为了进一步理解他们的观点，我采访了一位政客，就是古柯种植工会领导人埃沃.默拉雷斯。默拉雷斯以对于欧美记者冷淡而闻名。在他看来，他所辖组织成员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是由于“我们”这些欧美人使用可卡因造成的。但无论他什么时候这样说，他总会被视为一个贩毒者。为了理解他的观点，我追踪他来到位于科恰班巴的一家农民合作组织的办公室。走上一段摇摇欲坠的楼梯，我找到了古柯工会的办公室，门上有一个手写的标志Coca-Poder-Territorio(古柯-权力-地域)。工会代表们告诉我默拉雷斯今天早晨会在这里，让我在此等候。房间的墙上钉满了宣传社会主义游行和集会的海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还挂了一张剪报，报纸上写道默拉雷斯最近被授予一项特别人权奖——是由利比亚的卡扎菲中校授予的。我正在试图搞清此事是好是坏，默拉雷斯就在其助手的簇拥下冲进屋来，他很快地和手下说了几句鼓励的话，然后走过来向我问好。 事实证明，埃沃.默拉雷斯是我本书调查过程中最难采访的对象。一开始他似乎认为我是来攻击他的——这当然不是真的，但这种感觉使他讲话变得极为简短。即使他直接回答问题（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他的回答也充满政治性辞令，几乎难以理解。他还有个不自觉的习惯，喜欢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在我回到英国之后，我分别让两个翻译单独听了我的采访录音，以便确认我的报道是否准确地表达了他说话的本意。但两个翻译都搞不清楚他到底要说什么。但最后确实听出了一些他真正的看法。至少我认为是他真正的看法。 一开始，我问他查帕尔地区有多少古柯。新闻报道说几乎所有的古柯都被清除了，这是真的吗？默拉雷斯深吸一口气说道： 首先，说这里存在古柯的不是默拉雷斯。但是，在与毒品作战的同时，据说这里有大约八千公顷的古柯。这个（数字）很可能是来自中央情报局或者禁药取缔机构。一月份的时候禁药取缔机构说这里还剩下大约八九千公顷的古柯，但就在第二天，中央情报局又说这里的古柯超过两万公顷。现在，政府说大约有六到八千公顷。我个人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数字更为准确。但永远也不会实现“零古柯”。古柯叶是艾马拉和盖丘亚文化的支柱……古柯会永远存在下去。我确信即使到了2000年，2010年甚至2050年古柯会依然存在。 我很有兴趣想知道默拉雷斯认为古柯问题从何而来。可卡因问题好象是在七十年代班赛尔执政时迅速发展起来的，现在班赛尔重新执政，却开始镇压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这项产业，这难道不是有点虚伪吗？默拉雷斯同意这种说法。 我的看法是古柯种植园是在他的政府执政时候增长起来的，他甚至用班科.阿格里科拉的钱建造了更多的种植园……所有的独裁者都与毒品走私有牵连。例如，班赛尔的儿子因为拥有可卡因在加拿大被捕——本来计划他的岳父会用玻利维亚军用飞机去接他的。前任拉巴斯好好先生奇托.维利也是一样，他因为腐败被议会赶下台去。不幸的是贩送毒品是玻利维亚政府的一部分……在我看来，班赛尔通过正义计划是为了在美国政府和国际面前洗清他的形象。 默拉雷斯说班赛尔在洗清自己形象方面大做文章，但正义计划，默拉雷斯将其称为“战争计划”打击的不是古柯，而是玻利维亚的农民，这些农民正在拼命地以一种“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我搞不清这句话的含义，但我还是继续问下去。我问他政府镇压古柯交易会不会导致暴力活动加剧，他同意这种看法，“是的，为什么不呢？”好象我的问题是要他想不想喝杯茶似的。 我问他，查帕尔地区生产的大部分古柯叶都是用来进行可卡因交易，这一情况难道不属实吗？默拉雷斯说查帕尔百分八十的古柯叶全都进入了合法市场（这一说法高度可疑——政府估计这一数字不到百分之五）。我问他这是不是意味着百分之二十流入了“非法”市场呢？他似乎没有把握。“我还要再调查一下。”他说道。 我问他，如果这部分古柯确实进入了非法的可卡因交易，政府就有权利清除它们，对此他是否同意？ 有权利的不仅是政府。我们自己也同意自愿减少古柯的产量，用以有效地支持清除贩毒活动。但另一方面，我们早就要求一些可以替代古柯种植的作物，但一直什么也没有……只要方式合法，不要忘记宪法，过量使用古柯有什么害处？要是没有前体（化学品），没有非法市场，古柯叶就不会变成可卡因。现在有人发动攻势要将古柯转入非法市场。对我们，对于盖丘亚—艾马拉人来说，不应该减少古柯。它仅仅是一种植物，就象这把椅子一样。这把椅子能造成什么危害呢？ 采访进行到此，默拉雷斯对于所有人谈到的一切都持不同看法：查帕尔地区还剩下很多的古柯，正义计划不起作用。古柯会一直存在，农民们正在清除自己的古柯，他本人反对毒品贸易，查帕尔的古柯只有一小部分进入毒品交易。除了那个声明，即古柯这种植物就象是“这把椅子”（这句话也让我糊涂了一两分钟）之外，所有一切都是矛盾的。他是不是在说真话呢？我又一次接着问下去。在清除查帕尔古柯的活动中有违反人权的报道，他是否能够对此谈一点看法呢？ 首先，入室抢劫，毒打民众，烧房子。甚至烧死了一个孩子，接着又杀了一个学生。此事难以置信，但这种例子确实很多。由于这种行径，他们不仅销毁了古柯，还有香蕉，柑桔以及其它几种水果……他们只想使古柯农的活动背上恶名，然后让人们认为种植古柯叶是一种罪恶行径……这就是一个钱的问题。 真的很有趣：警察说农民在杀害他们，而农民则说自己被杀。我不得不承认，采访到这里，我有点跟不上默拉雷斯的思路了。很明显古柯农受到了折磨，但我想要找到一些东西说服英国读者，证明他们的理由是值得支持的。所以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知道他一定会同意这种看法。他是否认为对于古柯开战实际上是美国在玻利维亚领土上进行的一场战争呢？ 在这场所谓的战争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国际利益，巨大的计划和地缘政治利益。毒品仅仅是美国的借口，他们试图恢复自己在拉美地区的力量和对拉美国家的控制。美国单方面控制着销毁毒品活动和经济政策，在其它次发达国家不响应的情况下，我们就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遗憾的是，事实就是如此。非常感谢你。 看起来这句话就意味着采访结束了。我下决心再试一下，以便从这种对抗的态度中再挖掘出一些东西来，于是我要求并获准再提一个更深入的问题。默拉雷斯被新闻界广泛描述为一个全力拯救玻利维亚可卡因交易的人——以农民有权咀嚼古柯叶为理由大做文章。我怀疑这种说法可能并不正确，是不是他所受到的负面报道对他来说大部分是不公平的呢？我告诉他我可以给他一个机会来回应这种种指控。例如，有人说他是一名毒品贩子，或者说他操纵着一个暴力黑帮，或者说他搞这些活动是为了钱。他愿意不愿意让我记录下他的反驳呢？ 但不幸的是，他完全领会错了我的意思，他认为我在指责他是一名毒贩子。他变了脸色，高声叫道，“这话是谁说的？”他想知道消息的来源。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并没有指责什么，只不过是想澄清事实，但他根本不吃这一套。“如果你是那种搞调查的人，那你干吗不去证实呢？你去走一走，问一问，找找证据。如果有人说，‘报纸说’，那实际上是政府在说，但他们什么也证实不了。我头一次受到这样的指责，证据在哪？你的调查真差劲。” 结果，我们的采访就此告终。看看谈话记录，我意识到这是我一辈子最不成功的一次采访。总的说来，我到这里来是准备支持那些古柯种植者和种植古柯叶活动的，但由于犯了错误，结果把每个人都得罪了。而且，在得罪每个人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接近任何问题的答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采访作为我在玻利维亚日子的结尾真的很合适。因为与它所得出的答案相比，它引出了更多的问题。那里到底有多少古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古柯流入了可卡因交易？没人知道。1008号法案到底是对于人权的粗暴干涉还是一种禁毒的有效手段？没人知道。藏在查帕尔暴力事件背后的到底是玻利维亚政府还是古柯农？没人知道。班赛尔总统到底是可卡因的创造者还是销毁者？没人知道。到底谁是好人？没人知道。 如果你观察的时间足够长，你会发现玻利维亚的政变数量不是多得让人吃惊，而是少得让人吃惊。局面就是如此：古柯种植者罢工，使国家陷入停滞状态，政府拼命想阻止他们，但失败了，大伙都在高声喊叫，谁也没有注意聆听别人在说什么——大量的金钱伴随着这一切缓慢而持续不断地付诸东流。这一些都是为了古柯。 第17章 秘鲁的无奈 幸亏福克斯.桑切斯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因为我在浪费他的时间。他是位于廷戈.玛利亚的秘鲁国家警察总局的三号领导人，自愿申请照顾到访的外国记者。通常情况下，这项活动会占用他一个或是两个小时，但出于某种不为人所知的原因，在我到访之前，利马的一位将军专门发了一份传真通知了他。这一下就把事态搞得严肃了，因为假如你是秘鲁国家警察局的一位上尉，接到了一位将军从利马发来的传真，告诉你要照顾某个人，那你就不能光请他们喝杯茶，然后再祝他们好运那么简单。你就要非常有把握他们不会出事情。桑切斯于是对我另眼相待。 胡安诺科是丹尼尔.阿洛米阿斯.罗布雷斯的老家，正是他写就了“雄鹰之歌”，这首歌在被保罗.西蒙在1970年翻唱以前，已经在这里传唱了整整半个世纪了。那天早晨，我从胡安诺科一路心惊胆战的驱车来到廷戈.玛利亚市。我强烈推荐人们体验自驾车旅游，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上够了人寿保险。开着破出租车在胡安诺科市里钻来钻去，绕过城市市场，市场里有卖鹦鹉的，八只小鹦鹉装在一个鞋盒大小的笼子里，鸡被装在网兜里出售，又瘦又脏的饿狗浑身长满了跳蚤，逛来逛去地找着阴凉地。只要一慢下来，就会有擦皮鞋的小孩象蚊子一样围着汽车转来转去，只要一停车，街头小贩就会上来和你搭讪，脖子上挂着卖东西的盘子，象是老电影园子里的招待员。吆喝兜售棒糖，甜食，电缆，扇子，散装香烟，和高喊“靓妹—靓妹—靓妹”。离开了小镇，就一头扎进了群山之中，路标上提醒司机在秘鲁应该靠右行驶，但我对此视而不见，因为有很多突然出现的左边的急转弯，从路的逆行道上拐起来更容易一些，同时路的另一面也没有车开过来。同时，也完全可以忽略50公里/小时（30英里/小时）的限速标志，因为除了顺着悬崖掉下去，这辆车根本开不到50公里/小时，而且速度表多年以前就坏了。这样我就开着破车在山路上艰难跋涉，烧着低标号的汽油，散发出一种烧橡胶或者烧头发的糊味，顺着安第斯山脉慢慢的蠕动而上。 开到3000米（9800英尺）处，我来到卡比什隧道，然后就钻进了安第斯山中，当从隧道另一端钻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云雾深处，500米（1600英尺）之间气温骤降10度。然后开始走下坡路，刹车告饶一般地尖叫，拐弯时整个车都在颤抖。汽车依旧开在逆行道上，我祈祷着可别有车从对面开过来。心里想着如果这辆车从某个悬崖边上掉下去，需要多长时间速度能加到50公里/小时。每隔几分钟，气温就会上升几度。一些人家会在我路过时抬头看看，他们正在用山上流下的瀑布里的水洗衣服，刷牙，和给孩子洗澡。路边的小村墙上有些胡乱的涂鸦：藤森总统，秘鲁2000年—从此向前，这看起来显得非常奇怪，因为前天藤森总统刚刚宣布辞职。宣布辞职而已，他拒绝说明辞职原因，也没有说要离开日本回到秘鲁家中来面对国内的批评。 最后，终于到达了廷戈.玛利亚。然后就遇到了一位警察上尉，他和我握握手，自我介绍说名叫福克斯.桑切斯，然后我发现在我来之前已经有一位将军发来了电传，由于这张电传，我到任何地方都会有人护送。接下来，有人介绍我认识几名打手，他们全都身背突击步枪，挎着手榴弹，有人告诉我这就是你的护卫人员。在这奇怪的一天中，情况发展的渐渐顺利起来。福克斯问我“你现在想干什么？”我根本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于是说道，“我不知道，在这里能干什么？”这时候他笑了起来，摇摇头，他那些荷枪实弹的朋友们也都笑了起来，因为他是长官，其它人全都唯他马首是瞻。我很高兴福克斯.桑切斯很有幽默感。因为如果他没有幽默感，他有可能把我当作来到上华拉加谷地——秘鲁可卡因工业中心——的最大笨蛋，带到后面，一枪打死算了。 我出现在这里真的非常不合时宜。我到达的廷戈.玛利亚那个月恰好赶上谷地当中的古柯种植者发动的秘鲁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我来的时候事态刚刚变得非常糟糕。警方的禁毒活动激怒了六千名古柯种植者，在他们看来，这一行动剥夺了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于是他们砸毁了所有电话亭，并且掀翻了几辆汽车。警察们看到自己人手明显不足，于是封闭了警局，坚守不出，这种做法是为了保证不会出现伤亡情况。但在白天，他们依然还是被打击的目标。 我走近基地的时候注意到一辆越野车停在门口，有两扇窗子被打碎了。福克斯解释说，在小镇上人们往往向他们扔砖头——从这一点上就看出秘鲁禁毒警察在华拉加谷地的受欢迎程度了。我所处的局面也许更糟，因为我是个外国人，长着金发，会马上被视为禁药取缔机构的人。我突然间明白了，在这种局势下，村民们向警察的车扔石头，其原因仅仅因为这些车属于警方，我也许没有机会向他们解释说，我不是美国人，我不是禁药取缔机构的人，我只是个作家而已。此前，厄运已经降临到一些和我一样的人身上了。我在洛杉矶遇到查尔斯.古腾森，他给我讲了一个人的遭遇， 有一个记者，为坦帕的一份报纸工作。他来到廷戈.玛利亚，我们当时正在那里。他在一个基地落脚，然后说要到山里去收集一些消息。我们说“听着，别这么干。”他说道，“别担心，我是个记者，人们能够接受记者的。”他跑了两个小时的路，到了一个镇子上，开始问问题。当地人把他当成了禁药取缔机构的特工。他们把他杀了，把尸体扔在了机场的跑道上。 恐怕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不知哪个将军担心起来，于是发了这份电传。 福克斯觉得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还是到国家古柯市场去看看，当地称为国家古柯公司，市场就在小镇中心。每个人都把步枪背在肩上，为了保险起见，还带上几支催泪枪。他们把这些枪械全都扔进那辆窗玻璃被打碎的越野车里，然后钻进车内。“我们坐这车去吗？”我问福克斯。“对。”他答道，把窗子上的碎玻璃敲下去，“没有玻璃，又舒服又凉快。”这让我非常担心，如果人们向警察们扔砖头的话，我可不愿意呆在车里和这帮家伙们在一起。和这群人同乘一辆车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就好象身穿一件印有“我是禁药取缔机构的人”的T恤衫，背后再背上一个大靶子一样。如果我是个古柯种植者，为了以防万一，我也会先向我扔上两块砖头再说。但福克斯不允许我四处乱逛，而现在有的只有那么一辆汽车，所以我也钻了进去，我们一同出发了。 我们刚刚开出大门，我就看到脚旁边有一把大砍刀，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刀。我把刀拣起来，福克斯冲着我龇牙一笑，“村民们攻击我们一般就用这种刀。”他说道。“当然。”我说，又把刀放回了地上。砖头加砍刀。太棒了——简直太棒了。 国家古柯市场始建于1978年，是秘鲁进行合法古柯交易的地方，这样就可以把用来咀嚼和当茶喝的古柯与用来制作可卡因的毒品区分开来。现在，古柯农们在市场里注册后就可以得到一份书面证明，说明他们的古柯是合法的。除去一星期留下一公斤（2.2磅）古柯供他们个人消费之外，他们所有的产品现在必须要全部卖给市场，然后由市场再销售出去，这种销售是有执照的，有了执照人人便知道它是合法的。但问题在于市场里每厄罗伯的古柯只卖44苏（合12.5美元）（苏是当地的基本货币单位，相当于100分）。而对于等量的货物，毒贩子开价30-50美元，正因为如此，这一地区据估计有18，000名古柯农民，但只有9，000人把古柯卖给市场。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很多在市场注册的古柯农民通常种植的古柯数量比自己申报的多，剩下的就偷偷卖掉了。 在市场办公室我遇到了一个叫默埃塞斯的当地农民。他正在申报自己的古柯数量。我们谈起眼下上华拉加谷地古柯农面临的问题，然后他告诉我，他来自一个名叫圣乔治的小镇，这个小镇就位于廷戈.玛利亚郊外，他实际上是那里古柯种植者工会的主席。他建议我也许应该到他们村里去看看，见见种古柯的人，了解一下他们的说法。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主意，但福克斯不同意。据说圣乔治这个村子的名声不可靠，“五年前，如果少于十五个人，我们绝对不去那里。”桑切斯说，“你根本不能去，如果你去了，就出不来了。” 我们回到驻地，福克斯的上级也同意他的说法，“你不能去。”他说。然后福克斯从中调停，“我可以和你一起去，”他建议道，“带上几个人。”我觉得这个主意真是糟透了。对于古柯种植者来说，再没有比看到一辆警车里钻出几个全副武装的禁毒警察更让他们生气的事情了。如果这样，就说明我对默埃塞斯缺乏信任，心存怀疑，在他告诉我村子是安全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他。福克斯考虑了一下，“别担心，”他最后说，“我们不会那么显眼的。” 第二天早晨，福克斯带着三个士兵来了，他们全都武装到了牙齿，但穿的是牛仔裤和T恤衫。他把一支手枪插在牛仔裤的后面，“瞧，我们不那么显眼吧。”他说道。等到我们集结完毕，安全分遣队全部就位的时候，一共是九个人。我们最后雇了一辆小公共汽车去往圣乔治：与其说是礼节性拜访，还不如说是入侵更合适。我倒没有马上紧张起来，我这辈子头一次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感觉不错。 默埃塞斯到镇上来接我们，在路上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用村里的高音喇叭通知古柯农们，有一个外国调查者来到镇上，如果大家想要诉诉苦，可以在九点钟到来。大家全都反应热烈，然后他告诉大家，我会和一帮警察一起来，这下子很多人都明确表示不愿意见我。“有一群人非常怀疑你，他们认为你是和禁药取缔机构一起来的外国佬，是来喷药杀庄稼的。我昨晚上想给他们解释，可他们不信。”他说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但至少会有几个，但我们到镇上时看起来他有点过于乐观了，圣乔治位于廷戈.玛利亚之外，只有半小时的路，是那种只有一条街的小镇，现在街上空无一人。 默埃塞斯跳下车开始行动，他插上一个扩音器，开始向村民广播：“外国人已经来了，他来和你们谈谈古柯的事情，有谁等着和他谈的，请到合作社办公室来。”根本没有反映。面包车里面的警察们在傻笑着，他们把奉命把武器藏在看不见的地方，不出乱子不许拿出来。福克斯龇着牙笑着。很明显他觉得这整件事都是荒谬可笑的。但不久有两个老太太停下来看看我们。几个孩子在门口探头探脑，只要我朝着他们的方向一看，他们就疯笑消失在房子的拐角处。天开始下起了小雨，又有几个人出现了，合作社里的地方盛不下了。我们搬了一个长凳和一张桌子来到外面，突然间，很多人来到了这里。当默埃塞斯再次向村民广播通知时，我们已经被一百多个好奇的村民围住了，他们耐心地在雨里等待着，想看看这个外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包车里的警察收起了笑容，用手指摸着武器。这种局势有可能变得严重起来。 默埃塞斯做了一个小的开场白，“我们有幸，”他说道，“能够款待这位先生，他的名字我不会念，他想知道古柯的事情。但首先他想对我们讲几句话。”这完全是撒谎。我根本不想讲话。我讨厌做演讲。我该和他们讲什么呢？但默埃塞斯向我做个手势让我站起来，人群慢慢靠拢，想听听我讲些什么。 为了留传后世，默埃塞斯把我的小演讲用手提式录音机录了下来。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我结结巴巴地用西班牙语向大家解释，我是英国人，我是一名记者，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古柯方面的书，以便向英国人解释发生在秘鲁的情况。然后我就没有话了。我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想起一些别的话，也许能够说服这些人，使他们相信我搞的调查是严肃的，我试图告诉他们我三十一岁，已经在英格兰地区调查可卡因问题有两年时间了。但是一是紧张，二是我的西班牙语最多也就算是初级水平，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西班牙语中“aos（年）”和“anos（肛门）”两词的意思根本不同。我选择了错误的词汇。于是圣乔治的村民们高兴地听我说道，我有三十一个肛门，现在正在为其中的两个写一本书。人群里传来了偷偷的笑声。这也许是我说出的最好的话了。很明显我没有恶意：即使禁药取缔机构也不会雇佣这样的笨蛋。 我做完这个小讲演之后有几名古柯农走上前来向我讲述他们的困难。他们说他们都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 虽然政府还没有被毒犯子赶下台去，但可卡因经济的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与玻利维亚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也许这并不足为奇：两个国家都在经济上受到了打击，两个国家都拥有大片广阔的土地适合种植古柯，都有大量的失业手工业劳动者要找工作，两个国家的执法组织都非常容易腐败。但在玻利维亚清除古柯的最大障碍来自古柯种植工会，而秘鲁的问题的根源却在游击队方面。特别是山德罗.卢明诺索：即”光辉道路”。1982年，在美国的坚决主张之下，秘鲁开始积极地清除古柯，在上华拉加谷地实施的种种试图停止古柯种植的作法促使古柯农民与恐怖分子结成同盟。两方面拥有共同的敌人：国家。”光辉道路”同意保护古柯庄园，而作为回报，村民们也同意保护”光辉道路”。拥有重型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者，口袋里装着满都是贩毒得来的美元，秘鲁政府无法容忍这样一群人存在。因为古柯并不代表着对于秘鲁的巨大威胁，所以政府决定先不打击古柯贸易，而是打击游击队。由于恐怖分子一旦与农民联手，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军队真正采取反恐行动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小心不要触及到古柯种植者的利益。政府几次试图把警察派驻到上华拉加谷地，最终因导致暴力冲突而失败，因此禁毒机构也就收手不干了。这样谷地居民就有了自由，可以想种多少古柯就种多少，再加上哥伦比亚人付高价购买，由此他们就着手干起来。 1987年，秘鲁种植了120，000公顷（300，000英亩）的古柯，产出十万至十二万吨的古柯叶。一年之后，这一数字就增涨到了十九万吨。秘鲁的古柯占世界市场总量的一半，每年价值高达十亿元。 1985年随着总统阿兰.加西亚上台，政府开始协同努力消灭这项活动。加西亚确信可卡因代表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掌权之后，他集结了1500名警察，派出军队到丛林中捣毁药厂。战果令他们大为惊讶：在这次为期十八个月的代号为飞鹰的行动中，他们共捣毁了一百五十条简易飞机跑道，三十六个药厂，没收了七十架飞机以及超过三十吨古柯膏。有些工厂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一个药厂有六个宿舍，每个宿舍里可以睡一百人。飞机跑道和药厂虽然被摧毁，但有证据表明在很短时间内就被修复，再次投入生产之中。而警察本身也因不尊重人权和腐败问题变得恶名昭彰。并且，毒贩子的飞机曾经入侵秘鲁机场，当调集军队进行阻止时，军队很快就被哥伦比亚人所收买，在其掩护下，故意留出缺口任毒贩逃之夭夭。1984年，整个华拉加谷地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队进入这一地区，但却没有阻止住古柯膏的流通。1985年，一名著名的毒贩，吉耶尔墨.默斯卡罗卡（疯狂苍蝇）.卡德那斯，以一种现在已为大众熟悉的姿态，提供为国家偿付债务。这份账单的数目到达了140亿美元。 同时国家的经济却垮了下来。到1988年，国家的债务高达180亿美元，到1989年，通胀率高达1000%。谁也不愿再借钱给秘鲁：他们知道那一定是有去无回的。正如在玻利维亚那样，经济崩溃助长了可卡因经济的发展，大量失业工人离开家乡去寻找新的工作，发现种植可卡因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佳工作。仅在上华拉加谷地就有十万个家庭靠古柯为生。大量金钱涌入，就好象雨水从天上落下来：托卡切小镇在廷戈.玛利亚以北，开车四小时即到，这里一条主街上有六家银行，六架传真机，一大排商店里堆满了昂贵的立体声音响，还有几家专卖时髦汽车的门市部。但托卡切没有下水管道和安全的饮用水。随着大量贩毒钱一同出现的就是暴力活动。一名国家古柯市场的代表告诉我，他在这里被袭击过两次，第二次的时候他的汽车被五百名古柯农包围，这些人先是试图将汽车掀翻，然后放火烧毁汽车。每天都会有人乘私人飞机从利马飞到这里收购美元，因为托卡切的汇率实在非常之低：谁也不知道要美元有什么用。同时，这里也成为了任何一个想要快速致富的人的必到之地。秘鲁的通俗歌手米奇.冈萨雷斯甚至为此推出了一支热门单曲“我们到托卡切去”。 八十年代初人们推行替代作物计划试图解决问题。在这里试验了各种作物，从稻米，可可，棕榈树，蔗糖和咖啡。为此美国捐出了一千八百万美元，秘鲁政府也额外捐助了八百万美元。这些钱全部借给农民们，以便他们能够负担除掉一种作物改种另一种作物的费用。但这一贷款的利率高达106%，简直是在敲诈勒索。拿到钱的农民很快就发现，除了种古柯以外，再没有任何一种作物能够产生出足够的收入来还清利率这么高的贷款了。 1983年，国家成立了一个特别清除古柯的机构，名为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CORAH），来执行古柯的替代和清除计划。该机构能够派出八十人组成的行动小组亲自动手拔除种植园中的古柯。如果他们真正能够放手工作，一天就能够清理将近50公顷（120英亩）。但这项工作非常危险，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遭遇到愤怒的村民们。暴力事件常常发生。由于”光辉道路”游击队就在谷地某处活动，政府无法保证他们工人的安全。同时，那些同意清除古柯机构清理其古柯的农民每公顷（2.5英亩）可以得到1000美元的补偿，但很多人只是拿了钱，然后又种上了古柯：即使农民们得到了1000美元，秘鲁农民也不会不种古柯，因为这样就断了他们的生路。问题在于根本没有哪种经济力量能够代替古柯的。同时，作为支持很多清除和代替古柯活动的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已经变得非常不受欢迎，他们捐助给秘鲁人的卡车和摩托车不得不被扔掉：因为在华拉加谷地开着一辆边上印有美国国际开发署字样的车四处转，实在是太危险了。从1983年到1987年，清除古柯机构一共清除了11600公顷（28，600英亩）的古柯，但每清除一公顷，就会有三至四公顷新古柯出现。 我问及村民关于清除古柯的事情，他们大声叫嚷起来。其它作物一年只能结一次果，而在华拉加古柯每两个月就能收获一次，这种植物能长八十年。所以不难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认准了古柯不放。 此前一天，我采访了禁毒机构，这个组织专门负责华拉加谷地的作物替代活动。在这里，我同一名宣传官员交谈，他向我保证，在向村民发放可可，咖啡，玉米，豆类和其它各种果实种子的时候，同时也向他们传授了技术，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但他也承认村民们靠种植这些作物产生的利润与古柯所产生的利润根本无法相比，即使作物生长良好，销售顺利也是如此。实际上，其中的差价非常之大。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在蒙森谷地种一公顷（2.5英亩）的可可一年能卖224美元，一公顷的咖啡能卖609美元，而一公顷古柯能卖4320美元。古柯绝对是不二之选！“虽然我们没有告诉农民这种事情。”那位禁毒机构宣传官员说道。所以毫无疑问，很少有人愿意常识他们的替代政策。我对村民们，有谁参加了禁毒机构组织的作物替代计划请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没人参加。但他们为什么不把免费的种子拿回家试种呢？有一位妇女走上前来，“他们在说谎。”她说道。“种子非常贵，他们把种子卖给我们，种子不是免费的。他们什么免费的东西也没给过我们。我们买一公斤种子要花两千五百苏（七百五十美元）。而我们把收成卖给他们时一公斤只能卖六角钱。” 一个男人走上前来，“如果我们种玉米，香蕉，柑桔，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地方去卖。为了收香蕉，你要照顾整一年的时间，到最后你把收成拿到市场上，他们一公斤只付四个苏，一年的工作只植四个苏。我们需要市场来把收成卖掉。” 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插话道，“我一直把古柯卖给国家古柯市场，但上个月，有一架直升飞机落在我的地里，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把我所有的古柯都砍掉了。他们才不在乎我把古柯卖给国家古柯市场呢。他们把一切都毁了。我当时根本不在，他们把所有的古柯都抢走了。” 难怪农民们会生气：他们的生计被别人抢走了，而他们根本得不到任何补偿。但你们因为清除古柯而得到的发展基金又怎么样了呢？你们得到设备和培训了吗？默埃塞斯走上前来。 “政府给我们二十一万五千美元建了一座新学校，”他说道，“但那个学校只有六个教室，其它的钱都跑到哪里去了？我一个苏也没见到！这条路本来应该是从玛金那尔一直修到镇子尽头的，但他们只修了一点就回家了。我不知道他们修这条路能得到多少钱，但一定很多。所以其它的钱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用这些钱修自己的办公室，雇更多的秘书，买好车，增加办公费，搞宣传，再买上些啤酒。干吗不再找几个金发的漂亮妞呢？同时，这里的农民们都在挨饿。” 发展基金使用不当这一看法部分是由官方政府的变化造成的。八十年代时，资金主要是用于自愿清除古柯活动，钱直接发到农民手里，任其自己支配。但不幸的是，后来证明农民们不愿意把钱花在既定目的上，而是用钱来买电器，对古柯置之不理。今天，资金是以开发合同的方式交付给村民的，由于村民们自己再也见不到现金，所以他们相信有人在中间揩油。问题在于有证据表明他们所言不虚。秘密警察头目伏加迪米诺.蒙特西诺斯于2000年十月突然消失，他手中掌握着瑞士，迈阿密和巴拿马分行的多个私人账号的详细记录，每个账号中都存满了钱，他肯定与某些秘密事件有关，同样，随着阿尔伯托.藤森在日本奇怪辞职之后，有关他的传言不胫而走。藤森辞职一个月之后，有人揭发他竞选总统是由麦德林集团和卡利集团共同资助的。帕布罗.埃斯科巴的兄弟告诉一家报纸，蒙特西诺斯曾经几次同他接触，并且要求他为藤森总统方面预付现金。从这种意义上说，秘鲁的农民不相信政府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圣乔治的农民们可能会生气，但在政府看来，事态正在好转。1992年，秘鲁空军向毒贩的飞机发动攻击，重新控制了华拉加谷地周围的领空。在美国的支持下，秘鲁空军在古柯贩运地区装备了雷达站来监视毒贩的飞机。一项更加富于进攻性的政策被采纳，即如果毒贩的飞机拒绝服从命令降落，秘鲁空军将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将其击落。目前在秘鲁已布有九个跟踪站和两部雷达，而击落政策也似乎起到了震慑效果。其实也应该起到这种效果：这些雷达花费了这一地区近六千万美元的资金。但更重要的是，九十年代中经济开始出现好转。1993至1995年度出现了百分之二十七的惊人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又开始再次出现。然后，原本受到古柯交易保护的”光辉道路”组织最终土崩瓦解，转眼前古柯的产量也开始下降。根据禁药取缔机构估计1995年秘鲁的古柯种植面积有214，800公顷（530，000英亩），到1999年降至仅37，000公顷（93，000英亩）。这一证据似乎清楚的证明，清除工作起到了作用？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利马我遇到了一名政府官员，他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我秘鲁清除计划的数据虽然令每个人高兴，但实际上被歪曲得不可救药： 古柯的产量的确是在下降，但这取决于我们和哪一年相比。不幸的是，从本国角度上说我们没有准确的数字，因为所有的测量工作都是美国人做的……为了向国会证明他们政策的正确性，他们必须要证明数字在下降。他们说现在只有三万六千公顷（89，000英亩），但谁也不相信这一点……我估计在仅在蒙森，阿普里马克和普诺三个地区，其产量就和整个的估计数字差不多。我们没有一个精确的总数，但如果我们进行统计，其结果与美国人的一定区别很大。至于我们做过之后能否将其公布出来，我不知道。 有人告诉我美国支持的清除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一开始直到最近，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的清除方法就是用大砍刀把古柯砍倒。问题在于古柯砍倒在地后并不会死去。很短时间以后又会活过来，而且变得更加强壮。虽然这一点被人们广泛了解（我在英国时，在一本出版很久的书里就读到过），但对此谁也没想到过再进一步做些什么，所以九十年代末以前的清除工作几乎都成了浪费时间。今天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终于学聪明了，他们明白砍倒古柯作用不大，开始用机器把植株连根拔起，但这样做需要时间。 用人力来拔古柯于事无补。需要很多的人手才能把古柯丛一株株的拔起来。每拔一株古柯要用五分钟的时间，蒙松地区每一公顷（2.5英亩）古柯的密度为六万株，就要用三十万分钟。对一个六十人的小队来说，每个人要要拔上八十三个小时，这仅仅是一公顷而已。时间实在太长了。所以他们只拔那些最大的，长得最好的古柯，其它的全都留了下来。 然后还有秘鲁的古柯生产能力问题。我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对于每公顷古柯所能产出的古柯叶的数量，美国人估计得实在太低了。由于古柯种植技术的改善，导致种植密度加大，特别是在阿普里马克河地区，其古柯的种植密度并非象蒙松地区一样为每公顷六万株，而是在三十万株的密度之下仍能成功生长。那时，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主要把力量集中在蒙松地区，而阿普里马克河几乎没有任何清除活动。因此“我们消灭了X或者Y面积的古柯，所以我们消灭了Z数量的潜在可卡因产量”，与这种判断相联系做出的声明是不准确的。 这一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于可卡因产量估计过低是意料之中的事。1991年，一系列秘鲁人的研究指出古柯的产量为242，000公顷，而同年美国的估计为120，800公顷，要低一半。在玻利维亚，美国1987至1989年的估计比玻利维亚的人估计低407公顷。涉及产量时，数字同样会低。1996年，美国估计一公顷玻利维亚古柯可出产1.7吨干古柯叶。而玻利维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计算出一公顷产量为2.7吨，结果计算出的可卡因总数高出百分之三十八。同样，美国人计算古柯叶中可卡因的产量在秘鲁为每公斤2.5克，在玻利维亚为每公斤2.9克。而秘鲁人则将这一数值限定于3.1克，一下子他们的可卡因产量就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五，而玻利维亚走得更远，他们计算为每公斤4.2克，一下子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正如联合国在2000年报道的那样， 有人指出玻利维亚和秘鲁可卡因产量存在一些估计过低的情况，而还有人指出在哥伦比亚存在严重估计过低的情况（斜体字为作者所加）。对于可得到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哥伦比亚每公顷可卡因产量比美国国防部估计所反映出的数据最少要高出三倍。 《1995-1998年间对于全球可卡因零售业总值估计过低》 2000年一月十四日 但击落政策又怎么样呢？这项政策一定起到了某些作用吧？我听说秘鲁人已经击落了近一百架毒贩的飞机，这是巨大的成功。 在秘鲁？那是说谎。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现在毒品不用飞机运了。毒贩们从蒙松地区一直走到利马北部海岸的安卡什地区。而从普诺地区他们顺流而下，来到玻利维亚。从普库尔帕附近的阿瓜提亚，他们先到伊基托斯，然后从那里到达与哥伦比亚接壤的普特马由边境区。所以很少能打到带着毒品的飞机。 但是，虽然美国人的数字很可能是有缺陷的，但秘鲁的古柯产量确实有了很大的降低。如同玻利维亚一样，这很大程度上与哥伦比亚古柯产量增加有关。然而在秘鲁，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起作用。八十年代末时，有传言出现，说一种奇怪的菌类在全国范围内破坏古柯种植园。由于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因此在古柯农中造成了混乱，这种菌类使植株的叶子变黄，在茎杆上形成一层厚壳，使植株干死。当地人将它称为“干干”。科学家给它另外一个名字：镰孢菌。 人们对于镰孢菌忧虑重重，很难搞清从何处着手。首先，要搞清它的来源，这种菌类来自何方。实际上来自夏威夷。既然古柯并非夏威夷当地的作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假设这种寄生菌类只寄生在古柯上面，那么在那个没有古柯的海岛上，它是怎么演化的呢？答案当然是不能演化。七十年代某个时候，镰孢菌出现在考艾岛上的秘密古柯及可乐树庄园中。美国政府立即注意到了这种菌类杀死古柯的实际作用，于是开投资研究，到了1995年时已经花了近一千五百万美元。1999年，这种“真菌除草剂”花去了美国三百万美元。 关于镰孢菌下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传播问题：这种隔绝于夏威夷的菌类是如何跑到秘鲁来的呢？当然任何一种机制都可以传播菌类或者孢子，但请注意考艾岛是一个太平洋中部的小岛，距此地8000公里（5000英里）。任何一种显而易见的传播孢子的自然方法都不可能使孢子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旅行。 现在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不是美国把这种在夏威夷秘密古柯种植园中演化（或者制造）出来的菌类拿过来，并且故意投放在秘鲁的呢？他们否认了这一点。 我听到了其它的说法，这也是我到圣乔治来的真正原因。我想知道村民们对镰孢菌有什么想法。事实说明，关于直升机或者固定翼飞机从古柯农头顶低空飞过，并喷洒棕色喷剂或者白色雾状剂的报道非常普遍，人们给这种喷洒活动起名叫“白雨”。所以当我们的谈话暂时平静下来时，我站起来问大家，“这里谁见过白雨？”从后排走出来一个青年男子，在他同伴的鼓励下向前几步，走到空场当中。 大约两年前，我在地里干活。我看见一架“它卡它卡”（直升机）飞下来，开始喷一些白色的东西，象是水一样。这架“它卡它卡”飞得很低，就从我叔叔的古柯上面飞过去。我看见过，我看见过白雨。 这并不让我吃惊。上星期在利马，和我谈话的那名政府官员告诉我一个事实，就是有人在秘鲁故意施放过镰孢菌。我问他怎么会如此肯定。 我曾经与一名秘鲁空军上尉谈过此事，他是我的朋友，现在已经不在空军服役了，他告诉我说，“我们用直升机向地面上发射弹药筒，他们把弹药筒打到古柯种植园里，然后弹药筒爆炸，把孢子施放出来，我们就是这么干的。”直到1997年以前，他一直在华拉加驾驶直升机。 如果我们接受这两种说法，那就会立即出现下面一个问题：镰孢菌有什么作用？它是不是仅仅对古柯起作用。这一问题会激发很多的争论。 将镰孢菌作为杀虫剂使用，负责这一做法背后的大部分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是蒙大拿大学的大卫.桑德斯教授。桑德斯恰巧经营着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握有镰孢菌传播方式的专利技术，如果真正使用了镰孢菌，那这家公司就会大赚一笔。最近，就在我到秘鲁之前，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他对于这种菌类充满了热情。 这种菌类是我所看过的东西里面最接近于魔力药方的东西……我看见过它将田地里百分之九十九的植物消灭殆尽。我觉得简直难以置信，我认为人们应当知道这种技术确实存在。 消灭田野里百分之九十九的植物。真的很惊人。但问题是如果在古柯种植园上扔一颗原子弹也可以把它们全都消灭。而问题在于，这种东西对于其它的地方有多大的破坏。作为一种魔力药方，它最重要的作用是它必须仅仅攻击一种非常特定的目标，而完全不会伤及其它。古柯属植物除古柯之外大约还有250种，镰孢菌也会攻击它们吗？这种菌类会不会演化为其它新形式，攻击秘鲁某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比如咖啡或者玉米呢？自然界有100多种镰孢菌，很多种都会攻击粮食作物。我们用什么才能保证这种镰孢菌不会变成它的近亲呢？桑德斯说这是不可能的。1999年，这种菌类被称为尖孢子镰孢菌，EN-4号品系（古柯品系），“它不会变异”。但就在几个月之前，有人建议说佛罗里达施用另一个品系的镰孢菌以消灭大麻，但这一建议遭到了排斥。美国环境学家警告说镰孢菌种有飞速变异的可能，所以即使现在它专门用来对付大麻，在投放之后也会有可能发生改变，对国家的其它作物进行攻击。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无法遏制。因此在佛罗里达州施放镰孢菌的计划被搁置了。 但对秘鲁来说已经太晚了，镰孢菌已经来到了这里。 为了让我看到镰孢菌的影响，圣乔治的村民们从地里拿来了一桶水果让我验看。所有的水果都已死亡或者正在死去。他们说这都是镰孢菌感染造成的。一位老人走到桌子前面。“我从1955年就开始种古柯了，”他说道，“1970年之前这里从来没有过这种病，我还一直种水稻。但就是去年这些菌类开始找麻烦了。我的地全都染上了，我还种过其它的很多种庄稼，比如说豆类和丝兰，可这些庄稼根本长不出来，过去在一小片地上就能得到很多的收成，可现在不行了。我们不断工作，却一无所获。” 另外一位农民赞同他的说法：“我种古柯也种咖啡，当他们把药喷在古柯上时，咖啡也受到了影响。现在我整个的地里都是这种病，我种了两种咖啡，但两种都病了，所有的叶子都枯萎了。这种问题已经有三年了，情况一年比一年糟。在受到菌类打击之前，我能收十二到十三英担(600公斤)咖啡，但现在在同一片地里连一英担（50公斤）都不到。我想知道，谁该对这种情况负责？因为明年我很可能会一无所获了。” 圣乔治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接着说道，“我有五公顷（12英亩）地，地里有古柯，玉米，还养了牛和猪，但这还不够。去年我种了一公顷丝兰，但现在这些庄稼都死了。在玉米上也是一样。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连我那些柑桔树也是一样，原来长势很好，现在也都快死了。” 此时村民都围了上来，把自己种的长坏了的庄稼样品给我看，烂心的菠萝，长不大的丝兰和狮子玫瑰，还有一大捆死掉的古柯。一位妇女高声喊道，镰孢菌不仅影响庄稼，还影响到人：“好多人都病了。”“还有动物，”一个当地人起哄道，“瞧瞧那些狗的样子罢！”所有人都笑起来。另一位妇女走上前来，让我看她的手：“我们全家人都得了皮肤感染，瞧瞧我的指甲，你能看到里面真菌，我们以前没有这种感染的。” 另一位老人要求发言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如果我们有古柯，就那么一点点，我们可以卖掉它，不管卖个什么价钱都行。然后我们可以给自己买上一点稻米。如果我们没有了古柯，他们就是要了我们的命。我们是这里的农民，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庄稼。这里没有其它的工作可干。我们希望自己的土地是干净的，我们希望能够治好土地，这样我们才能活下去。” 但问题是镰孢菌一到，土地根本无药可医，因为镰孢菌是一种活的有机体，它会自行增殖，仅仅停止喷施（如果他们还在喷施的话）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镰孢菌可以在土壤中存活四十年，在此期间它会攻击古柯，根本分不出哪些是合法作物，哪些是非法的。这给那些在圣乔治靠种古柯生活的人造成了问题，在一片喧闹声中，默埃塞斯把我拉到了一边。 “我们的地已经被投了毒，”他说道，“这不是自然造成的结果，我们的土地是被一种人为制造的化学疾病入侵了。不仅这里如此，到处都是一样。我们现在身处绝境，因为土地已经绝收。我希望你告诉美国总统，还有其它国家的总统，我们这里需要帮助，我以全体农民的名义，请求你回到欧洲以后，告诉大家这里发生了什么，在报纸上，电视上，书刊中尽全力宣传。你应该告诉每个人，这样他们才能了解真相。” 直到今天，只要一谈到镰孢菌我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管它是不是故意被投到秘鲁的，很明显我们它的安全性存在很大的疑问，而这种疑问促使我们减少其在其它地区的使用。但美国现在依然试图说服哥伦比亚使用这种东西。哥伦比亚环境部长胡安.梅尔曾经在波哥大对我说过，哥政府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在其从林中发射尖孢子。而最近新闻报道指出美国已经在哥伦比亚南部边境的厄瓜多尔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真菌的实验。一旦在那里施放镰孢菌，镰孢菌几年之内就很有可能“自然”进入南部哥伦比亚。根本用不着哥伦比亚政府的批准。这些报道已被否认。我们将关注事态发展。 回到利马，我贸然去拜访禁毒机构替代发展科主任阿尔弗莱多.门德维尔，他非常急切地想告诉我新一代作物替代计划的情况。我告诉他圣乔治的村民对我说的话，他们对于替代活动根本没有兴趣，他承认他可以理解其中的原因：以前的计划完全都是无用之物，从价格方面说，在秘鲁没有任何一种植物能够与古柯竞争，但他认为，如果没收足够数量的古柯，将古柯的价格压下来，古柯农们就会最终自愿地改种其它作物。好的，但怎样才能把古柯的价压下来呢？ 不仅要清除和破坏古柯，因为那样只能把古柯的价扬上去。但如果你能把清除与查禁前体化学品及古柯叶贩运等活动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制造出极低的古柯叶价格，这样我们就能使代替作物有一些优势了。 门德维尔告诉我替代作物计划依赖于警察卓有成效的行动，因为如果查禁不力，那么古柯的价格就会很高，没有人会想种其它的作物。但现在警察的查禁活动有多得力呢？我问道。 “十四个月以前，”他说，“古柯叶的价格为零点六美元一公斤，现在一些地方的价格已经到了三美元一公斤，这个价格很高。” 所以让我们搞清楚：去年的查禁活动，再加上替代作物运动使得古柯的价格上涨了五倍。可别忘了你的目的是要把古柯的价格砸下来，这种情况恐怕不能视为巨大的成功，对吗？ “不完全成功，”他说，“但一年前的价格为一美元四十美分，一美元四十美分是个好价钱，我们可以与这个价格进行竞争……” 这就谈到了古柯清除计划问题的症结所在。替代发展机构说只有执法机构停止古柯交易，他们才能使替代作物与古柯竞争。与此同时，执法机构却说，除非找到真正可供古柯农种植的替代作物，否则他们无法阻止非法交易。当两方面忙着互相指责的时候，古柯的交易却在继续。门德维尔承认，根据美国计算，去年秘鲁的古柯产量是增加而非减少了。所以到底该干点什么呢？ 任何人都能得出最好的结论，那就是继续向警察和禁毒机构盒子中投钱，希望他们能够联手做些什么。但正如任何一个圣乔治的村农都能告诉你的那样，古柯是贫穷造成的问题。禁毒机构可能在发展方面功绩卓著，但他们进入一个地区并为其提供自来水或者其它设备后不久，古柯农们就会迁移到更偏远的地区重头来过。在那里他们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 在秘鲁的亚马孙河流域，有近一千万公顷（24，700，000英亩）的高树丛林已被农场工人和农民破坏。这其中有二百万公顷（五百万英亩），大约相当于以色列的国土面积，是由于在过去二十年间种植古柯造成的。反过来，如此大规模的破坏森林导致的水土流失问题，现在已到达了严重的地步。在利马的联合国机构，一个名叫安东尼奥.布拉克的环境学家告诉我， 由于这件事（水土流失），从山上冲下高度沉积物。于是河道被沉积物淤积，破坏了亚马孙流域最好的土壤，即沿河的冲积平原。这样对于其它资源也会产生影响，例如鱼类正在全部消失……数百公里范围内都可以看到这种高度沉积物的影响：森林，动物群，野生生物全都消失了。 人们把使用过的化学前体全部倾倒在丛林之中，这也造成了无尽的破坏。最近，美国国防部的报告估计，每年有一千万升（220万英制加仑）硫酸，一千六百万升（350万加仑）乙醚，八百万升（170万加仑）丙酮，和四千万至七亿七千万升（880万—一亿六千九百四十万加仑）的汽油被倒在安第斯山脉地区，这些都是可卡因的副产品。这些化学品在接触到亚马孙河谷内的河流之后会有何影响，谁也不完全知道。同时，还有其它各种问题让人们担心， 目前，古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已不再是首要问题了。古柯正在走下坡路。现在亚马孙流域高地面临的大问题是由安第斯山脉向亚马孙地区的移民问题。这一情况已持续了三十年，但最近十年间移民数量达到了最高峰……每年，成千上万的家庭来到热带雨林高地。近七年间政治家们一直在推进这一进程。 七十年代发生在秘鲁的移民活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政治因素刺激了这一集体迁移活动。安第斯地区工作很少，而丛林区有大片的土地。移民们一次分得40-50公顷（100-123英亩）土地，这些人根本不会干农活，就贸然放火烧荒，耕种土地，结果只会发现这里的土壤不适合种水果或者蔬菜。但这里的土地也许可以种其它的几种庄稼， 现在这些地区没有种植古柯。但他们可以种植鸦片。如果古柯产量下降，他们会立即开始种植古柯。马上就种。因为古柯是一种收入来源。你是一分钱不赚，还是一年赚上三四千美元？这比利马的最低周薪还高。 历史总会重演。六七十年代，玻利维亚和秘鲁故意将上万名无家可归的农民由城市迁移到丛林地区，以便解决人口过度拥挤问题。从林地区除去古柯种植再没有其它工作，迁移活动为这里提供了自愿劳力，使得可卡因批发出口成为可能。现在，玻利维亚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试图把每个住在古柯种植区域迁回到城市里去，但城市里依然没有工作。同时，在秘鲁，人们仍旧把移民赶到古柯种植区域，这些地区还是没有工作，如果他们开始种植古柯就打击他们。贫穷这一真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不过是被四处搬来搬去。同时，其它的作物开始出现。不久前鸦片在哥伦比亚盛行一时，最近也开始在秘鲁出现。 我问安东尼奥，他对此是不是根本不感到沮丧。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吗？不是，他说，有办法解决。接着他开始详细的给我讲了一种方法，这是我听到的对付毒品的唯一合理的方法。 重新植树造林也许是替代古柯的一种方法？在基亚班巴有三十万公顷土地需要重新造林。如果你每年造林三万公顷（74,000英亩），这就需要十年的劳动。你就要雇一万名全日工人来造林并且对于这一新林业加以管理。 现在，他满怀热情地种植各种能够生长和收获的树木，为了保护森林，他在不同收获期内种植不同的种类，他选择那些能在国际市场中卖得好价钱的树种：巴巴可,一个亚马孙地区的树种，可以产生天然除草剂鱼藤酮，三年即可收获，波拉尼树，其优质木材可供出口，收获期为七年；西印度轻木，仅需四年即可收获，通过有选择地种植和收获，古柯农们可以受雇去重新创建自己的丛林。这个主意很好。但是不是过分昂贵呢？表面上看不是这样： 重新种植一公顷（2.5英亩）森林需要四百美元。这其中包括两三年的森林护养费。桉树只需照顾两年就可以呼地一声，快速长高。八年之后就可以收获，如果把木材不加工直接卖掉可以卖六千到八千美元。世界上没有一家银行在八年内给你这样的回报。 对此我没有把握。这个办法真的有效吗？他抓起一支铅笔，开始乱划着数字和图表。 我们来做个计算吧。例如，假设一个古柯农种20公顷（50英亩）（在阿普里马克地区很多人都有40到50公顷土地），每年在20公顷土地上重新植树造林，他们可以获得两公顷（5英亩）的木材，然后再重新造林，重新种植，明年再收两公顷，再重新种植，这样他们一年就有了五千美元的年收入。五千美元对农民来说是一大笔钱了，这是可能的，也是可持续的。 但这其中也有一些让人警惕的东西。首先，这将是一个长期计划，和秘鲁现行的两三年发展计划不同，而是需要十年甚至是二十年的时间。其次需要允许种植者继续种古柯，并且保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古柯（换句话说，高于国家古柯市场的价格），直到其它计划开始产生收益为止。 在我看来，这个计划的确可行。但为什么没有开始实施呢？ 上星期我在禁毒机构开了一个会，他们正在制订2001年的战略计划，种植菠萝，一点点可可，一些咖啡，还是那些传统的东西。我提出“请各位想想，在这些地方植树造林一公顷只需要四百美元，很便宜呀！还有就业机会，妇女们可以在苗圃里种小树苗，等等。”确实存在机会，产生一些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但这一做法从未包括在禁毒机构的计划之内。 为什么？他说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在禁毒机构里有很多的军队中的将军和警官，这些都是军人……禁毒机构里不能有军方的人。他们需要的是技术人员，是那些了解土地，有点学术背景的人……有一个联合国计划，这一替代发展计划价值五千万美元：种咖啡，可可，还有什么其它的东西。但那里推广可可种植园的人本身这辈子也没有过一个可可种植园。这太糟糕了。明年来的还是这位可可专家吗？转过年来他又变成了咖啡专家！下一年又变成了菠萝专家！哦，你能得到的咨询就是这个样子的。 另一个问题是在秘鲁谁也没法看得比两三年更远，因为到那时政府有可能会更替，无论建立了什么都会被忘记。谁也靠不住，所以谁也不会尝试植树造林活动。然而这一替代政策的确有可能真正弥补对于环境已造成的损失，并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以便最终代替古柯。哦，就是这样。 我在秘鲁的时光似乎只明确了一个问题：官僚主义把一切都搞砸了。一边是美国专家，他们不愿意对于这一国家的古柯数量进行精确估计，怕的是把真理告诉本国政府，一方面是秘鲁的专家，他们不愿意告诉美国专家其估算有误，因为他们害怕会失去国际支持，再加上秘鲁政府仍然把大量人口赶向丛林地区，这些人乱砍乱伐，却依然难以为继，还有禁毒机构和警察，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查禁古柯贸易活动不力，再加上没有人在秘鲁建立一个有价值的长期替代计划，最后还有那铤而走险的，在我看来是犯罪行为的镰孢菌的引入，原本希望能起点作用，但结果却是把其它的一切全都破坏了。 最终结果如何？看上去一切好像都在起到效果，但真相是古柯的减少是由于它们移到了哥伦比亚。并且没有迹象证明它们将一去不回。这项活动已经花掉了某些人大量金钱，而且还使圣乔治人失去了谋生之道。 第18章 建在毒品上的哥伦比亚 应该怎样采访大毒枭呢？ 读到哥伦比亚发生的事件时，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想会见麦德林集团。由于卡洛斯.莱德拒绝给我回信，埃斯科巴和卡恰都已死去，那就只能见见奥科阿家族了。我决定和他们联系一下。每个我认识的人都告诉我这不是个好主意：凡是到哥伦比亚寻找可卡因网络的人结果全都学坏了。凯利委员会高级顾问杰克.布拉姆听说我想干的事情之后大为惊骇。 上帝保佑，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和你说话。我无论找什么理由，我都不会去哥伦比亚采访奥科阿家族，除非我上了足够的人身保险。哥伦比亚不是个好玩的地方，尤其是你要询问的是贩毒方面的问题。不管你去问谁或者什么时候去问。那里非常非常危险。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布拉姆是圈内人士，这话从他口中说出，我必须认真考虑。在我看来，我有三种选择：一是上足人身保险；二是放弃哥伦比亚的航班；三是问问上帝我到底要做什么。由于最后一个选择要花很多的时间，我的出版商又一直话里话外地重复着一些词“哥伦比亚”，“去”和“现在”。我决定选择第一项：上保险。但不幸的是连保险也上不了。 我接触了几个负责高风险保险业务的代理商之后，我不得不承认遇到了麻烦。并不是因为保险金太高，而是不管我出什么价线，好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我上保险。有一名绑架和赎金方面的顶尖级保险商给我的答复最为典型，“从保险业的角度上说，我觉得自己不打算参与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多米尼克的行程的确充满了危险……他以往的成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觉得这次旅行非常寻常，非常危险。所以从保险的角度我觉得收取多少保险金都不足以承担这一风险。” 但更让人担心的是，我有意隐瞒了到哥伦比亚去采访奥科阿家族的计划。我只是说我到哥伦比亚去采访某个“前毒品贩子”。没有任何保险，不管是旅行险还是其它什么险，这一行程突然间显得更加愚蠢了。所以同一个问题再次冒了出来：你应该怎么安排去采访一名大毒枭呢？ 要小心谨慎，非常地小心谨慎。 四个月之前在纽约我遇到了一名记者，她给了我所有的答案。玛塞拉曾经在近十年时间内一直在报道关于可卡因方面的事情，她的关系比我见过的绝大多数毒犯还多。八月的一天，我们一起出去吃午饭，她交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单，让我到南美洲后给这些人打电话。这一名单包括了一大串哥前总统的电话，整个奥科阿家族的电话，还有罗斯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家族绝大多数成员的电话和帕布罗.埃斯科巴母亲的电话。这真的是一个重要而走运的突破。我一回到英格兰，就喝下两大杯酒，然后借着酒力拨通了奥科阿家的电话。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她问我要干什么，我用我小学生般的西班牙语解释道我想和胡安.大卫说话。她把电话转到等待状态（在被转到等待状态时奥科阿家的电话会播放电子音乐，演奏的《娱乐家》中的曲子。）然后，电话接通了，接电话的就是他。胡安.大卫.奥科阿。嗯，我没想到会这样。我用最自信的记者的语调向他解释说，我想安排对他进行采访。我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明自己是谁，正在做什么。他有没有电子邮件地址呢？他回答说有。不能告诉我呢？回答是可以。然后他把地址告诉了我。我感谢他花时间和我说话，然后说了句再见。挂上电话，赶紧再多喝几杯酒。 一个星期以后我收了一封来自麦德林市的邮件： 嗨，多米尼克，我叫路易斯，多年以来，我一直是奥科阿家庭的好朋友。胡安.大卫给我看了你写给他的信，让我给你回信，他们愿意和你谈谈，你想知道什么他们都会告诉你，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把债都还清了。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现在这个时候最好。 哦，这听起来机会非常好。我和路易斯互相发了几封电子邮件，商定我到麦德林给他打电话。我到达的那天，给他打了电话。路易斯非常友好的提出转天早上七点四十五分去接我，这样我们还能赶得上吃点早餐。但我没听明白的是他所说的“吃点早餐”，是在“乔治的家里和整个奥科阿家族一起吃点早餐。”等我明白过来我们要去哪里时已是七点五十分了。此时，我已经坐在路易斯的越野车里，由于某种原因这辆车的车门重得难以想象，我们停在波布拉达区的一个巨大的金属门前。路易斯对着闭路电视的监控镜头说了几句话，大门划向一边，我们突然间就进到了里面。动作非常之快。我真的很幸运，因为只要动作稍微慢一点，我就会搞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样我就会从车子里跳出来。 你觉得大毒枭家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有坦克？穿比基尼的漂亮姑娘？面露猾黠之色的拉美人，下面顶得鼓鼓囊囊的夹克？你一定是电影看多了：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乔治的家很大，但并不是大得招摇。里面有一个池塘，池塘上有座桥通向对岸一座迪斯尼风格的游戏室(奥科阿是个大家族，乔治有两个兄弟和五个姐妹，他们共有二十八个侄子和侄女。)几只长相奇特的鸟在池塘边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我们的车停在房子前面，二楼阳台上有人探出头来，对着我们咧着嘴大笑，“路易斯，到楼上来！”阳台上的人站起身来，热情的挥着手。他就是乔治.奥科阿。我突然间想起在上学时读过的一首诗，《了解阿道夫.艾希曼的全部》。那首诗列出了他所有的体貌特征：蓝眼睛，身高正常，头发正常，牙齿正常，如此等等，直到最后一行，诗人问道，“你想看见什么，獠牙吗？”我希望乔治.奥科阿长什么样子？有獠牙吗？也许我真的这么想过。他当然一个獠牙也没有。眼前只有一个咧着嘴笑着，向我挥手的快乐的人。路易斯和我也向他挥挥手，我们坐在门廊里的柳条椅子上等着他下楼来。我注意到所有的门窗全都开着，于是向里面飞快的看了一眼，非常令我失望，很明显没有枪。 乔治.奥科阿身上有一种手脚停不下来，略有些神经质的力量，这种力量通常是和那种智慧很高的人或者有多动症的孩子联系在一起的。他非常的和蔼，总是笑个不停，总是坐立不安，特别喜欢接电话（“他就象个被马蜂螫了人一样，总是嗡嗡个没完，”路易斯说，“就算我的电话响了，他也会去接的。）这种多动症状态使得对他的采访很困难，因为他总是时不时地跑没了影，有时话说到半截就走了，去干一些更加有趣的事情。整整一天他都在没礼貌地摆弄手边上的随便什么东西，主要是我小录音机上面的零件，带插销的接线板啦，加长导线啦，话筒夹啦。他总是不断传移注意力。但他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容易的受访者，但他身上确实有一种热情，使人无法不感觉到他的魅力。在采访中间，他的妻子说，她也有一个小型磁碟机，和我用来进行采访的一模一样，他说他从来没听过这种录音机放出来的说话声音。这个机器的音质怎么样？于是我们停止了录音，我递给他一副耳塞，把刚才录的对话放给他听。他立时有了反应：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就爆发出一阵大笑，象个孩子一样快乐得满脸发光，“太棒了，”他大喊道，“简直太棒了。”然后无论谁想听，他就把耳塞递给他。 但这种与生俱来的魅力并没有使得采访变得非常简单。很明显，在我们整个见面的过程中他对于谈论可卡因的事情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实际上，随着我们采访的进行，他本人以及全家真正有兴趣的是饲养牲畜，特别是马和牛。所以，在我们坐在门廊里开始聊天时，非常自然他就会回到自己家族的最早的买卖——养马业。 乔治的高祖父阿贝拉多曾经是个商人，２０年代时曾经与哥伦比亚政府签订过合同，为国家铁路供应枕木。 他靠这个赚了很多钱。他带着十四个孩子回到了欧洲，卖了一大群牲畜——山羊，驴，马，牛和猪（各个品种的），弄了一条船把所有这些牲口都运回了哥伦比亚。但有一头有望获奖的驴子在路上生了病，他不得不在纽约停留，他在纽约住了两个月，等着驴子康复，所有的其它牲口还都在船上，然后他继续航行，来到了巴兰基利亚，把牲口转上另一条船沿马格达雷那河逆流而上，他来到了一个小港口，皇家波多…… 一条装满牲畜和移民的船？一条神秘的热带河流？这听起来就象打开了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但故事到此就停止了。突然间一大群哥伦比亚妇女走了过来，我不得不一一认识她们。原来她们都是奥科阿的姐妹们，是专门挑选出来见我这个外国作家的。有人一一介绍她们给我认识，我几乎当时就把这些名字全忘了，只有一个名字除外：玛莎。这个玛莎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在１９８１年被绑架，后来在“处死绑架者组织”的干涉下被释放的那个呢？我没有胆量去问，但我后来得知，就是她。我和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又坐下来，但是乔治好象要接着讲故事时，他突然间换了话题，“嗯，”他笑着说，“也许我们得来点燃料。”这暗示着要吃早餐了。 我们一群人走进奥科阿家的厨房里，七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来两个厨师在桌子上堆满了哥伦比亚的传统早餐：阿尔帕斯（玉米面包），蒜味辣肠，未经加工的奶酪，鳄梨，黑香肠还有咖啡。吃饭过程中乔治不断的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接电话，通过对讲机与来访者说话，边吃早餐边说笑话。我竟然在与全球首要通缉犯之一共进早餐！我发现自己在怀疑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这种感觉在本书调查的过程中已经不是头一次了，我找不到合理的答案，我试着想和别人说说话，但胆怯地试了两次就闭上了嘴。这种表现真的不算很好。也许会变得更糟，我也许会吓得尿裤子。 我们刚刚吃完饭，有人就宣布我们要离开。去哪里呢？“拉洛玛。”有人告诉我，那里是奥科阿的中心。我真的是要进行全程旅行了。我们走向路易斯那辆装着沉重车门的旅游车。乔治一直是个极好的主人，他坚持让我坐在前面，他自己坐在后排。他刚一关上车门，我还没来得及提醒他，他就开始接着讲起半小时以前讲了一半的故事了， 从那个港口，他把所有的牲口都转运到了东南部地区。他不得不一路上修路。他引进了荷尔斯坦因种荷兰奶牛，赫尔希山羊，各种牲畜。他被授予当时的最高奖励，波亚卡十字奖章。从此以后养牛养马和放养牲畜就成了家族的一项传统。我们上学时每到假期都会到牧场上去放马。那时我十三岁，我哥哥十四岁，我们把一群小步马带到了美国，小步马是一种哥伦比亚当地的马，跑得飞快，其它的马，骑手根本觉不出自己在动。骑小步马就象是在开劳斯莱斯一样。 车一边开，乔治一边接着讲故事。他在学校时怎么样？“一般，”他笑道，“只是一般。”但这关系不大。奥科阿家族是一个庄园家族，庄园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直到七十年代初都是如此。 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４年时，我头一次知道了这种生意，大麻生意。当时经营这种生意的人来自海边和另一个叫洛斯雅诺斯的地区，那一地区是平原区延伸出来的。那里的人经营大麻。那时哥伦比亚还不存在毒品问题呢。只有几个人在这里那里吸食大麻叶，可是不常见，那时候抽大麻烟的人被叫做“大麻烟鬼”，和瘾君子一样，都是那些精神麻木的人。只有真正瘾大的人才抽可卡因。你永远看不见抽可卡因的人，因为那是高级货。 乔治说，奥科阿完全是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第一次接触可卡因的。１９６５年，这一家族在麦德林市开了一家餐厅，以高祖父阿贝拉多在萨尔加的农场拉斯马格里塔斯命名。这家餐厅办得很好，不久就成了城市当中的高级场所。 （拉斯马格里塔斯）是当时城里最大最棒的餐厅。我们在那里能见到各种人，从早级行政官员到早期的毒贩子。最早的毒贩子总是习惯享受佳肴美食，而且习惯骑马，骑小步马。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赚了钱，他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出去给自己买一匹真正的好马，所有在城里混世界的人都到我们这里买最好的马……桑地亚哥.奥卡姆波就是餐厅的最佳顾客之一，他总是从我们这里买马。 正是基于这两点：食物与好马，这一著名的农庄家族与哥伦比亚可卡因资金直接联在了一起。没过多长的时间，奥科阿家族的三个儿子就注意到可卡因生意当中的钱多得简直不合常理，于是他们停止了餐厅生意，转而经营更大的生意了。 但就在此时，采访又一次停了下来。汽车停在了一座巨大的钢制大门门口，机关转动，大门打开，迎接我们进入，然后我们开始顺着林间陡坡向上驶去。向山上开了半英里，我们从树林中穿出，眼前出现了马厩，一个小停车场和一个铺着地砖的放马院子。一匹美丽的栗色母马以车速的三倍从面前跑过，背上的骑手一动不动。乔治咧开嘴笑起来。“小步马。”他说道。农庄坐落在一个完美的地方，非常美丽，打理得极为干净。无论往哪里看，都能看到有人驯养马匹，操练马匹，给它们喂食或者洗澡。穿着马裤，戴着宽边帽的骑手和农夫走来走去。简直象是“万宝路”香烟广告的布景一样。我们坐下来，有人拿来咖啡，然后谈话继续下去。 那时候这种事（可卡因买卖）还没有被当作坏事情，因为它是一种新生事物，这个国家的每个人，甚至包括社会最高层的人，都找这些人（毒贩子），试图把东西，房子和农场卖给他们。各种聚会和其它活动都邀请他们……那时的规模不象现在这么大……我恰巧遇到了这些人。当时这种事非常赚钱，我们那时很年轻，也很有野心。我们头一次是在１９７５干的。 这时，圣治走开了，路易斯填补上了叙述中缺少的部分，后来我发现与乔治不愿谈论可卡因问题正相反，路易斯非常愿意谈论这种事。 这些事我可以告诉你。他是个拿佣金的。他曾到美国去呆过一段，就象是去旅游，他和那些经常光顾餐厅的人有交情，他在美国也有朋友，因而碰巧会遇到了一些想买货的人。所以他做的就是打几个电话，与那些常到餐厅来的人联系一下，然后从中拿一些佣金。 突然间，乔治又回来了。“你在美国呆了多久？”我问他。“一年，”他答道。但路易斯插嘴说，“不对，还要长。” “就是一年。”乔治又重复了一遍。然后两个人开始短暂地讨论了几句，“我们是１９７５年去的，１９７８年回来的，是三年。”路易斯说。“三年，来来往往。”乔治顺从地重复了一遍。 这样的讨论后来在这次采访中成了一个很大的特点。路易斯说得越多，乔治说得就越少，即使乔治真的回答了问题，路易斯也会反驳他，然后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有点奇怪，但后来听采访录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手段，可以自然地把一些困难的问题回避过去。随着采访的进行，情况变得非常明显，尽管奥科阿家族非常好客，但他们对全面公开家族在可卡因交易中的生活情况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路易斯就是一个安全阀，通过他可以把一些狡猾难缠的问题过滤掉，同时又不显得无礼。有的时候，路易斯还会加上指导性意见，把运输可卡因的量和获利的数目说得少一些。当我问乔治第一次运了多少可卡因，乔治告诉我是一磅，而路易斯则解释说是“半磅，三分之一磅。” 这也许并不奇怪。奥科阿家族的人吹嘘他们运输可卡因的活动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回答运输了多少货或者赚了多少钱之类的问题时，他们的说法总是带有水分，例如“我们不管运输了多少，和现在他们运输数量无法相提并论。”或者“我们运得很少，五百件（公斤）总是最多的了，和现在不一样。” 同样，所有的暴力事件也无一例外地推到集团其它成员的身上，通常推到帕布罗.埃斯科巴身上。奥科阿家族不想做任何可能引起美国政府敌意的事情，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对他们有很强的敌意了。炫耀自己的财富一定会让禁药取缔机构的神经绷得更紧，这些人绝对有能力让他们的日子变得非常难过。我到此一年之前，他们曾经会见过一个美国电视摄制组，乔治和他的兄弟胡安.大卫都称赞美国（“我认为那是个伟大的国家……我非常热爱美国。”胡安.大卫这样说道。），而且他们还对自己参与可卡因贩毒活动表示了遗憾（“我只希望世界能够原谅我所做的一切”。乔治说道。）通过把自己描述为改过自新，一心忏悔的罪人，看起来这一家族正在准备重新融入社会之中。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1999年十月，他们最小的弟弟法比奥被控贩毒被逮捕，转眼之间奥科阿家族看上去显得与可卡因交易仍然有关。他们一心希望否认这一点，并且在美国插手之前使法比奥获释。道理不难理解，我曾在华盛顿见过禁药取缔机构国际情报处主任，他对我说得非常明白，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囚室等着法比奥到来。同样，对于奥科阿家族两名大哥的案卷档案也一直没结案，所以可以理解，这两个人也希望自己能够有把握不得罪任何一位有权力来找他们麻烦的人。（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反复否认与反政府武装有关，并且总是吹捧美国的原因了。）此外，在他们看来，所有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的著述几乎都是不准确的。所以难怪他们有一点谨小慎微。 刚开始时我很失望。我本来希望能够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会见，他们能够解释到底是如何在八十年代进行可卡因买卖的，就好象里奇.罗斯和乔治.容格介绍他们的所作所为那样。但这有点过于乐观了：奥科阿家族和里奇.罗斯和乔治.容格不一样。这些人处在不同的层次上。他们对于问题极为警惕。怎么才能让这么警惕的人敞开心扉呢？冲着他们傻笑？用对付帕克斯曼的法子?我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继续费力地问下去。 七十年代中后期可卡因卖多少钱？这架骗人机器马上又转了起来。“在这里卖两千美元一公斤，运费五千美元。”乔治说道，路易斯又插话了，“不对，大概要卖七千美元一公斤，运费五到八千美元。”我们假设路易斯的数字是准确的。七千美元一公斤，再加上五至八千美元的运费，在美国的售价是28000-30000美元，这就意味着在七十年代末奥科阿家族一公斤至少可以赚13000美元。如果一架飞机运300公斤的货（按乔治承认的数量最多可以到达500公斤），而且货物由奥科阿家族自己提供，即使在故意少说的情况之下，这样一飞机的货就能让奥科阿家族赚上3，900，000美元。如果我们假设他们能够按照乔治所说的价格两千美元买入可卡因，这一价格看起来依然很高，我们可以估计他们每飞行一次能赚超过六百万美元。乔治没有透露他们一共向美国空运了多少次可卡因（根据一名写编年史的人估计，到1984年他很可能一星期有能力运送两千公斤！）但坦率地说，在这样一种赚钱速度之下，人会不会知足呢？这可是大笔的财富啊。你可以尽全力对可卡因贩子的道德辩护，但如果你设身处地想想，在七十年代贩运可卡因就象从公共汽车上走下来一样容易，而且会赚到这么多的钱，你会不会知足呢？ 整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这一买卖高速发展。乔治说他进入这一行时不知道自己希望赚多少钱，但事业一旦运转起来，速度就会变得飞快。“买卖变得很大，最后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如何解释自己在这一行里迅速成功的原因？这时路易斯又插嘴进来“（奥科阿）家族的买卖之所以做得很大是因为他们处事的方式，为他们总是被人利用，因为他们生性平和。人们就愿意围着这样的人转。”而乔治说的更理性一些。 当时没有竞争，因为不管做什么买卖，最难的部分就是销售。在我们这里，销售是有保障的……我们一定会出名，因为由于无知我们当时非常的显眼。而且我们在社会上已经非常出名了。这就是我们出名的原因，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最大的。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他们做得大得多，但他们不象我们一样出名。 好的，有些人做得比你们还大。但暴力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暴力都是从哪来的呢？当然是来自埃斯科巴。令人惊奇的是，乔治看上去好象没有时间谈论这位以前的伙伴：“我们不应该和他一起做生意。我们是‘朋友’，带引号的朋友，和他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尊重而不是友谊。他一辈子都是打打杀杀的，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打劫，抢银行，偷汽车，还干各种暴力的事情。” 但他们的确是伙伴对吗？他们两个属于同一集团，难道不是吗？ 不，不。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联合会或者集团。这仅仅是一个美国人给我们的名字，为的是让事态变得更加显眼也更复杂。根本不是那样的……过去曾经有过合作，还和一些小组织一起做生意，例如帕布罗和他的堂弟古斯塔沃。他们会纠集起一些认识的人来，这些人具备某些他们缺少的本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用得上。某个人有关系，能把货从海地运到美国，诸如此类的。各个组织之间的唯一合作方式就是如此。 你的特长是什么呢？你整个过程中的哪个部分时参与进来。“我们全程都要参与。” 那天早晨遇到了玛莎，于是我很想知道关于她被绑架又被释放的事情是真是假。乔治承认是真的，她的确被人绑架过，但对于那些在足球场广为传播的，有关“处死绑架者”组织的故事他根本不屑一顾：“那些都是宣传，都是假的。事情真相是军队和警察帮我们把她救了回来。她保住了性命。而且我们最后还付了赎金。”于是，为了准确起见，我又问道，你们和‘处死绑架者组织’有什么关系吗？“没有，我们暂停一会儿好吗？” 然后他又一次离开了。他回来以后我们开始谈及八十年代初美国执法部门的种种努力，也就是佛罗里达特别行动小组。他们造成什么麻烦了吗？倒是没有。“他们（美国执法特工）来到这里，只呆在一个地方，而把其它的地方全都忘掉了。这时人们都分头出击。这不过是动动脑子，开辟一道新路线之类的事情罢了。” 他们真的没有取得一点成绩吗？乔治摇摇头，咯咯笑起来。他说没有，他们只取得一点成绩，“就是把价格抬了上去。他们越打击这种买卖，这种买卖就越好。所有的贸易活动，宣传和广告全都是由他们做的。售价一直保持很高。” 这些话当中有很多真知灼见。据奥科阿家族自己承认，佛罗里达行动开始之后不到三个月，他们每公斤可卡因就可以赚到65，000美元，而不是30，000美元了。是不是所有的执法活动全都白费力气呢？平静荒原行动又如何呢？对此乔治承认，这一破坏行动有一阵影响到了他的运作，但他说麦德林市的人在突袭时能够提前拿到消息，把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全都转移了。但他们没收的8.5吨可卡因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说，那是在说谎。“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他说，“发现的只是很多化学品罢了。” 我们又讨论了帕布罗.埃斯科巴和拉瑞.博尼利亚，乔治说，他们无力逃避自己死亡的命运：“（帕布罗）不听劝告。嗯，他听人劝告，但就是不重视。”乔治也同意，杀人之后产生了真正的麻烦。 “因为拉瑞.博尼利亚的死，迫害活动开始了……，当时大家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快跑，离开这里。’” 在此之后，政府又恢复了引渡条例，对此你觉得惊讶吗？“是的……”但这时路易斯又插话道。 我一点也不惊讶。政府做这种事情，是对于整个国家的极大不尊重，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他（乔治）说他惊讶，他的意思并不是惊讶，而是吓坏了。但我觉得谁也不会惊讶。谁都知道报复行动马上就要来了，而且是以最可怕的方式。 很明显，引渡条例是令人生畏的，但它代表了什么呢？乔治说得很简单，“最糟糕的情况。”这时他的妻子加入到谈话中，她对此也非常厌恶。“人应当在自己的国家受审和宣判。”奥科阿家族是不是觉得美国方面激烈的反应也许与围绕提纯可卡因出现所进行的宣传活动有关呢？“绝对如此。”乔治的妻子说。乔治也同意提纯可卡因比可卡因危险得多。“一个人用鼻子吸粉一次最多只能吸二至五克，要是人坐下来吸可卡因，一次能吸掉一公斤。” 在拉瑞.博尼利亚被刺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做出了暴力反应，结果导致麦德林集团的首领们逃到巴拿马，在那里他们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建议，但为什么没有起到作用呢？ 政府从来就没有兑现过他们订下的承诺。我们提出提议以后，刚开始他们都非常有兴趣，但最后他们就是不肯兑现。这就是他们永远无法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讲和的原因了，因为他们总是倾向于不肯兑现前任政府的承诺。 和他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一样，乔治否认自己与反政府武装之间有任何接触，他也不承认自己曾向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运输过毒品。他的确承认了埃斯科巴一定是在那里干了些什么，因为他看到过那些著名的西尔的照片。有消息称他曾付给反政府军一千万美元，使美国不再找他们的麻烦，但对此他说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继续谈到了那些可以引渡的人，他说，那些人全都是帕布罗一手发展出来的。 他真的和那些人没有关系吗？没有。那么，被人指控犯下种种暴力罪行又是什么感觉呢？ 很糟，非常的糟糕。我们和其它任何一个从暴力活动中活过来的哥伦比亚家庭的感觉是一样的。但事实上，那个时候每个哥伦比亚人都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成为被引渡的对象。 那投降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出现的呢？ 幸运的是，在某个时刻政府制订了一项政策。我们别无选择：要么死，要么被引渡。那时被杀比被抓住后引渡要容易得多了。所以，关于投降的法案一出台，法比奥就和另一个人就首先到司法机关去自首了。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条件。第一是你以后不得再从事可卡因买卖，其次是政府不会引渡你。但现在政府不打算兑现承诺，我弟弟在他们手中，被关在监狱里等待引渡。这非常的不公平，因为他是无罪的，却没有机会证明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证明他是清白的，但是（如果他被送到美国），他就没有机会了。 我同意他的最后一点看法。如果法比奥被送到美国，他就根本没有机会了。在美国，法比奥被视为行刺美国禁药取缔机构线人巴里.西尔的幕后指使者，美国人非常想要抓到他。如果他到了美国，就不需要再买回程机票了。 我们简单地谈了谈最近签署的哥伦比亚计划，这一协议中美国捐资十三亿美元援助资金，并且向哥伦比亚派出军事援助，以便打击毒品问题。乔治对此不以为然：“这一计划将一无所获。这些钱最终都会进入政客们的银行账户。只会增加腐败而不会减少可卡因交易。” 这一计划会不会引起暴力活动增加呢？“绝对会的。” 我们如何才能阻止可卡因买卖呢？ 将其合法化。这是唯一的方法。教育和让其合法化。历史实例证明这才是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总是谈可卡因的好处，这样做不好。我不吸可卡因。但这个东西就象其它对人无益的东西一样，酒精，烟草等等……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该如果阻止这一切，我想说的是：控制可卡因交易，为其立法，这样才能停止暴力。 你认为这种事真的有可能吗？“当然，但这需要时间。”这时，乔治的大哥，胡安.大卫插话说道，“在禁毒方面，这种做法（控制毒品政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绩。只要有人想要，就总会有人愿意为其提供毒品。他们能做到的只能使售价居高不下。” 说到这里，乔治很明显是厌倦了。我本来也想采访胡安.大卫，但我开始提问时，路易斯说没有太大的必要：“他们的看法一样，回答也都是一样的。”还有时间，但在此之前可不可以照几张相片呢？当然可以。乔治答道，他脸上又放出光来。你让我呆在哪里。我建议他坐在马厩拱顶下面的椅子上。但他突然固执起来，“不，我不坐那里。”他说。我奇怪为什么。“那样光在后面，照出来效果不好。”他靠着一堵墙坐着，我拍了两张照片。然后把乔治和胡安.大卫请到马厩门前，拍了一张两人的合影。我拍了三张照片后，他们不让我继续拍了。“这已经足够了，”乔治说，“我觉得这些照片非常的珍贵，对吗？”然后，采访就结束了。 我们握手道别，我钻进了路易斯的越野门里，我们向山下开去。 回顾这一早晨与奥科阿家族的在一起的经历，我真的想不出该怎样去解释他们。在美国这些人是人民的公敌，与那些纳粹的杀婴犯们相差无几。但他们在我看来却是非常正常的人。但我的确想到过，整件事情可能全然是个骗局，只不过是一场操纵媒体的把戏，专门设计出来欺骗我们这样的傻瓜外国作者，以便为他们这个可卑的家族，写出一些稍微有点称颂味道的报道。如果是这样，那真的没有必要：我本来也没有写他们坏话的想法。我只是想要获得真相。在我看来，如果人们非常非常想把可卡因推到他们面前，他们总是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卖掉，而且总会有人给他们供货。奥科阿一家是卖了可卡因。而且卖了很多。但那又怎么样呢？ 但暴力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了。在我的书中，奥科阿家族的贩毒活动可以原谅，但如果他们参与了八十年代对哥伦比亚造成重大打击的大规模暴力活动，那么他们就是罪有应得。但他们是不是真有暴力性，还是真的象他的朋友们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家庭？我无法确定。 然后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判断倾向于“爱好和平”这一选择。但为了理解这件事，需要把时间向回倒转十年，回到埃斯科巴向“正义”自首的时候。 对于埃斯科巴来说，监狱生活根本不算艰苦。作为投降的条件，他坚持要把自己拘押在自己的私人监狱中，这个监狱建在他的私有土地上，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亲手把这片地卖给了政府。监狱建在他的老家恩维加多，名叫天主教堂，和一般的哥伦比亚看守所完全不同。在周围的电网（实际上由他自己控制）里面有土地摩托车赛道，迪斯科舞厅，健身俱乐部，大麻种植园，地下导弹防空洞，还有两间牧人小屋，里面有女人供他个人享乐。所有的囚犯（他的手下同他一起投降）都有自己的单人囚室，里面录相机，电视和立体声音响一应俱全。埃斯科巴还装了几部电话和传真线路供他私人使用，继续行若无事地做着生意。禁药取缔机构估计他每个月从监狱指挥运送的毒品有一万公斤之多。只要在里面呆烦了，他会就离开。在他“被捕”一周年时，他请了一夜的假，跑到恩维加多的一家夜总会，在那里通宵饮酒，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到监狱。当他想到现场去看一场足球赛时，会有警察卫队保护他到足球场去。 但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持续。从他逃亡一直到进监狱这段时间，埃斯科巴一直靠向他手下的毒贩子收税来支持这场战争，这些毒贩按一定比例把自己的利润交给他，以便保证他们有权利继续进行毒品买卖。他在监狱里继续收税，在他看来，他单枪匹马地摧毁了引渡法案，使他们能够安全地卖毒品，他们欠他的人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看。 他的两个前任同伙费尔南多.加亚阿诺和齐齐.默卡达，跳出来反对增加税收（他建议每人每月付给他一百万美元），埃斯科巴将两人折磨致死。这件事使得政府再也不能容忍了，于是政府决定把他挪到一个合适的监狱去。 不幸地是，他听到了风声。 1992年七月二十二日，埃斯科巴走出了天主教堂，跑到麦德林市躲了起来。作为回应，政府发动了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查活动，通风报信的人可得到一百万美元。禁药取缔机构在这一数额之上又加了二百五十万美元，而费尔南多.加亚阿诺和齐齐.默卡达的家族也加上了一百五十万美元。转眼间，所有人都在寻找埃斯科巴。为了筹到更多的钱，埃斯科巴绑架的人数越来越多，又把他的战争税涨了上去，把那些拒绝交税的同伙都处决了。这种做法产生的效果出乎他的意料。 正如禁药取缔机构国际行动组前组长鲍勃.尼维斯在华盛顿告诉我的那样， 他把加亚阿诺的手下叫来，将他们折磨致死，因为他们拒绝缴纳战争税之类的原因。现在组织当中的其他人也都是赚钱的干将，他们会从这种做法中得到什么信息呢？“这个家伙疯了！他把自己最赚钱的干将杀了！他什么时候杀我呢？”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叛变的情况，他的手下人开始去敲罗德里格德斯兄弟和赫雷拉的家门了（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和帕乔.赫雷拉都是卡利集团的领袖人物）他们说道，“嗨，我们不是打仗来的，这个家伙是个疯子。他用不了多久就要杀我们了，你们能不能保护我们？”这些人说“可以，回到麦德林去，你们现在已经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了。密切注意这个家伙，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会为你料理这件事情的。” 卡利集团建立了一个小组，名为洛斯贝贝斯（即受帕布罗.埃斯科巴迫害人士小组），专门负责对他进行跟踪。贝贝斯悬赏五百万美元缉拿埃斯科巴，并且开始了一场残酷的计划，凡是为埃斯科巴工作的人，全部杀死。随着他的律师，杀手，同伙和家人不是被杀就是变节，埃斯科巴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孤立。 对于哥伦比亚警方来说，洛斯贝贝斯简直是天赐之福，他们紧紧盯住埃斯科巴的一行一动，而且愿意采取一切警方不可能采用肮脏的手段（绑架，谋杀）把埃斯科巴赶到明处。但是由于接受了毒贩领导组织的帮助，他们也为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各种更为深入的问题。乔.托夫特是禁药取缔机构驻哥伦比亚主管特工，他当然感觉到了这其中的潜在的危机所在。 刚开始我没有意识到洛斯贝贝斯是卡利集团的组织。实际上我们为它击节叫好。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但逐渐我们把各种情况拼凑在一起，一切就变得很明了卡利集团在从中操纵。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成为了一个敏感事件，因为我们和哥伦比亚警方紧密合作，试图抓住埃斯科巴，而哥警方则在与洛斯贝贝斯合作。我们有时也会和贝贝斯接触，因为他们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非常有用的消息。所以这件事变得非常敏感……我当然不愿意有人说禁药取缔机构正在和卡利集团达成一项协议，告诉你，我为了这件事很多个夜晚睡不着觉。 另外一个为了抓住埃斯科巴而夜不能寐的人是雨果.马丁内兹，他正在指挥着警方来找到他。马丁内兹手下有一支哥伦比亚特别部队，名为精英部队。当我们在波哥大见面喝酒的时候，马丁内兹回忆起旧事，提到当埃斯科巴发现有这么一个组织正打算追捕他时，他的反应是这样的， 我从电台上收到了第一次威胁，因为他知道我能听到他说话，他说要杀了我和我的全家。他说将会在一周之内消灭精英部队。那一个星期他用一枚卡车炸弹炸死了十七名警察，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一枚汽车炸弹又炸死了十四个。他想把精英部队赶出麦德林市。政府与波哥大警察局的领导们谈话，问我们能不能撤出去，换另一种方法试试。但要把精英部队撤出去，这个举动实在太显眼了，我手下的军官和我本人都不愿意这样做。我们想要坚持。我们继续追捕活动，我们需要有机会把工作坚持下去，直到结束为止。 鉴于抓住这个人承受压力巨大，再加上这个人臭名昭著，一些外国政府开始为精英部队配备各类军用装备，他们希望这些装备能够有所帮助。英国派来了一群空军特别部队教官来训练士兵；法国捐助了三角测量仪用来追踪雷达发射信号；德国捐助了专门用来追踪移动电话的设备；意大利也派来了反恐专家。每个人都想要抓到帕布罗。 在埃斯科巴逃亡的过程中，他以前的同伙把他落脚地的消息透露给警方，他身边的每个人都渐渐地被洛斯贝贝斯除掉了。抓到他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但是，警方首先要找到他。为了隐盖藏身之所，他总是坐在开动的汽车的后排打电话，这样即使精英部队真能追踪到他，当他们赶到时他也早就逃之夭夭了。这种做法让精英部队胡乱猜了好一阵子。 但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得以有效的追踪埃斯科巴，并将其锁定在麦德林市二百平方米的区域之内。但不幸的是，这二百平方米位于人口稠密的地区的中心地带，所以无法进行包围。马丁内兹的上司命令他撤退，但他决定他监听一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离得再近一些。他将自己的三部信号监控车派到了发现埃斯科巴的那个区，让他们等在那里。说来幸运的是，一部移动设备车的指挥官就是马丁内兹的儿子，名字也叫雨果。 十二月二日早晨，通过他儿子胡安.帕布罗的电话接受《周刊》杂志的采访，胡安把记者的问题转述给他，然后他使用电话进行简短的回答，他每次回答问题就更换电话，或者更换地点，所以无法对电话进行追踪。由于行动小组彻夜蹲守，所有人都很疲惫，全都在车里睡着了，老马丁内兹回忆道。 那天行动小组休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睡过觉。但我当时醒着，十点钟的时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很短，只回答了两个问题就挂了，然后他就移到了另一个地点。我把雨果叫起来，告诉他，“追踪这个电话，他随时有可能再打一个。”他马上就冲到了街上，等着下一个电话。一个半小时以后，第二个电话打来了。雨果追踪到了这个电话。埃斯科巴给了我们机会，因为他说话超过了五分钟。他说了六分钟。 埃斯科巴还犯了另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并没有躲在移动的汽车后排说话，他厌倦了，钻到了一座房子里面坐下了。这样他不打电话时间过长，而且还成了静止的目标。机会来了。“雨果包围了那座房子，他一连包围了它好几次，以便确定这个地点是正确的。”马丁内兹回忆说，“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他只说了一句，‘我看到他在窗户旁边’这样我们就都有了把握，然后他说，‘叫突击组来。’” 埃斯科巴马上意识到事态不妙，“一定是出事了。”他对儿子胡安说道，“我要挂电话了。”但已经太晚了。 我当时在办公室里，突击组的组长在电台上对我说，“哥伦比亚万岁。”那种感觉真的是心一下子放了下来：我们没有再次失败。我一直经历的这种强烈的感情终于结束了，就好象把一座压在头上的钢琴一下子拿走了一样。我拿起一架摄像机，把警察局的主任叫来，把这个喜讯报告给他。在发布消息之前，他叫我们去提取他（埃斯科巴）的指纹……但我们钻进汽车，打开收音机时，新闻当中已经播出了，每个人谈论的都是埃斯科巴已经死了……我们一路上听到的都是这个消息。斯蒂普(禁药取缔机构特工)，司机和我的保镖都在大叫大嚷，“万岁！”他们的快乐有点传染性的。我也开始感觉到一开始没有感觉到的东西。那就是欣喜若狂。我想赶紧回家去拥抱我的儿子。 再说波哥大这边，禁药取缔机构的领导乔.托夫特坐在办公桌前面回忆说， 那大约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警察局的二号人物，专门负责这次追踪活动的瓦加斯将军给我打电话，“乔伊，”他说，“我们打死帕布罗了。”他非常激动。我挂上电话，跑到办公室门前，大使馆的走廊里，一个劲地喊道，“帕布罗死了。”我一直跑进大使的办公室，告诉他，“我们刚才把帕布罗打死了。” 消息象野火一样传遍了全国，马丁内兹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埃斯科巴的妈妈已经在那里了。她冲进花园，看到一群人正围在尸体的周围，她挤进人群凑近看上一看。那不是帕布罗，只是他的保镖阿尔瓦罗.德.耶索斯，外号“柠檬”。她笑了起来，“你们错了，这不是我儿子。” 但她不知道枪战是从屋顶开始的，德.耶索斯之所以在地面上是因为他最后一刻从房顶上跳了下来。帕布罗没有跑到房檐边上。 当消息在波哥大爆发出来，汽车都鸣笛以示庆祝。全国的报纸上都写着“国王死了！”但就在中上层阶级庆祝的同时，社会底层的人却惊得目瞪口呆。对他们来说，帕布罗是真正的英雄，他付给他们福利费，并给他们提供各种政府不能给他们的东西。他也被视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一个典范，有许多人如果足够努力，将来也许能变得和他一样。他是一名烈士。在他下葬的时候，有五千名麦德林市民到来，他们冲到停尸房中，想去摸一摸他的棺材。接下来出就现了骚乱，帕布罗的妻子出于安全考虑被护送离开了。哥警方不得不在他的墓前派驻一支军队，整整驻守了一年。 路易斯并没有去参加葬礼。在从拉洛马送我回家的路上，在他那样装着厚重车门的神秘汽车上，他告诉我他恨埃斯科巴。埃斯科巴杀了路易斯最好的朋友，也是乔治的姐夫阿龙佐.卡德那斯，还试图绑架路易怀有身孕的妻子。这件事情打破了他心态的平衡。他毫不迟疑地把自己所了解埃斯科巴的情况一股脑全都告诉了最想知道的人们，警察。他告诉我在追踪埃斯科巴的过程中他一直连续不断地为禁药取缔机构提供有关他下落的情报，直到埃斯科巴在1993年被击毙为止。消息的来源在哪？“是奥科阿家族告诉我的。他们为我提供消息，我则将消息向传递下去。他们知道我一直在干这事，尽管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干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告诉我的一切，我都会说出去，但他们还是及时为我提供消息。” 这可真有意思。照奥科阿家族的说法，他们不是那些制造暴力活动的被引渡者的幕后主使。如果把这件事和他们本身有意识提供对埃斯科巴不利的情报放在一起来看，倒真是显得非常说得通。但这事是不是真的呢？ 我问路易斯他和谁联系。他告诉了我这位驻波哥大禁药取缔机构特工的名字。我回家以后，给乔.托夫特打电话，他在追捕埃斯科巴的过程中一直是哥伦比亚行动组的领导，他不仅证实确有其人，而且这个人当时就驻扎在哥伦比亚。 我在电话中对他讲了这件事，他说， （此处省去五行。） 情况就是如此。 也许我把对奥科阿的采访搞砸了。也许我应该在与反政府武装问题或者拉瑞.博尼利亚被刺问题上再把他们逼紧一些。或者该仔细问问暴力的事。也许我太懦弱了。但我还是发挖出了一颗宝石：奥科阿家族，埃斯科巴的犯罪同伙，出卖了埃斯克巴。 这也算是罪有应得。 我们开车回旅馆的路上，我又问起了关于背叛帕布罗的事情：给警察提供情报，那一定非常冒险吧。你不害怕吗？你怎么保护自己。路易斯笑了。“我做的头一次事就是给自己买了这辆车。”突然间我有了一点意外的收获，我明白为什么这些车门会那么重了。我用手敲了敲客座旁的窗子，才头一次注意到车里面是多么的安静。玻璃有一英寸厚。我从路易斯的防爆汽车里走出来，走进旅馆，但我在麦德林市的采访还没有结束。 离开拉洛马之前，乔治和胡安.大卫建议说，如果我真的想要了解这场在八十年代席卷城市的暴力活动，我应该到城市以北的社区去看一看。他们告诉我，在这里，极度的贫困再加上数以百万的贩卖可卡因得来的现金，共同催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是受别人雇佣的人，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干。他们说正是这种人加剧了暴力活动。我有没有兴趣去见他们呢？当然有兴趣。那天下午有一辆出租车出现在我旅馆门前，驾车的是三个奥科阿的手下人，他们是我的导游兼保镖。我跳进车里，汽车向北开去。 说句实话：从感觉上社区并不危险，因为它们不是贫民窟。那里有电，有咖啡馆，还有酒吧。当然一切都有一些破败，但还没坏到什么程度。这些社区可能是属于某个地中海附近国家的国有房屋计划的一部分，也许是土耳其。不管怎么样，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 奥科阿家族的手下一边开车，一边简要地向我介绍经过的大街小巷，很快一切都变得明白无误，这是个货真价实的地方。绝大多数夜晚枪战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我突然间觉得有点担心，但又一想，我是和奥科阿的手下在一起的。这应该是管点用的。实际上也真的管用：每一个人见到我这个拿着笔记本的外国佬，马上都警惕起来，直到一名向导说“我是胡安.大卫的朋友”时，大家才放松下来。突然之间，我们开始遇到一些愿意和我们谈话的人。在麦德林，“奥科阿”这个名字象是开门的钥匙。 麦克是个三十多岁的人，他非常愿意向我原原本本地讲述他的过去。他是被招到保安这一行中是通过他帮会的关系，他的帮会名叫拉斯马查卡斯，是一个专门“偷汽车，摩托车，杀人之类活动的，你知道也就是干掉别人”的组织，他最后成了一名保安，为一名埃斯科巴杀手团的领导工作。他干这份工作一个月能拿到五百美元，这对一个连学都没有上完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笔财富。他告诉我刺客所干的事情，“我们假设有人从帕布罗那里偷了什么东西，帕布罗就会通知我的老板，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老板就会叫上我们，派出两三个手下去处理这件事。” 工作的时候麦克会和其它十一个保镖一起分乘两辆汽车，老板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后来洛斯贝贝斯出现了，老板告诉他们自己要保持低调，于是把他们全都送回了家。有一天，老板在一个牲畜市场上遇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通乱枪把老板打死了。麦克除了丢了工作，还要担心一些其它的事情。 老板被杀不久，他本人也被打倒在街上，有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脊椎下段，从此之后他再也不能走路了。现在他坐在轮椅里，在房子的前厅里每天靠卖利沃特利尔药片（一种镇静药——氯硝西泮）过活。他花500比索进药，然后1000比索出售。这样他一个月收入140美元养活一家三口。他告诉我在街面上大麻烟卖500比索（大约25美分）一支，而可卡因（佩利克）大约3500比索一克，不到两美元。麦克对这些东西全都不以为然。 这种情况在他（埃斯科巴）的时代不会发生。当时这里有工作，没有人吸毒。大家都有钱，社会控制得也好，这里没有贼。人们相互尊重，刺客们都有收入。现在他们无缘无故杀人。我真的很尊重他，他对我们大家一直很好。他不让我们吸毒——希望我们都健康。我们都很爱他。他死了以后，这里所有人都没了工作，他是我们的偶像。 也许是的，但他觉得埃斯科巴真的是个好人吗？ 从很多方面说是的。他犯过一些错误，用炸弹之类的东西炸死了很多无辜的人。但暴力并不都是埃斯科巴造成的。他死了很多年，但现在暴力却增加了。 为了证明现在事情已经不景气到了何等程度，麦克告诉我现在只需要不到500美元就可以安排进行谋杀，也许250美元就可以。“如果有朋友不要钱也行。”他说。但人们如何安排谋杀呢？我问道。一名向导告诉我，这类谋杀的活动是在称为办公室的地方进行组织的。办公室在哪里呢？“我们马上就去。”我的司机说道。 原来办公室就是一间摇摇晃晃的独屋，它是在一幢破房子的屋顶上用木板钉成的，就在一过98号街的地方。有一条门廊，却没有门，窗子上没有玻璃，用黑布挡着。屋子里面有一群年轻人，年纪在十七岁到三十岁之间。他们躺在偷来的沙发上看着一台黑白电视，吸着毒品。我们到来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就在我们买啤酒的时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帮会成员，他们是来盘查我们的。 这是个什么地方？我问道，“这是我们的地盘，每个帮会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们就呆在这里，因为如果我们站在街角，谁都可以打死我们。连警察也可以打死我们。”人们经常试图杀死你们吗？“有时候这样。这种事可能发生在晚上，也可能发生在大白天。任何时候都会发生。有的地区比这里还糟糕。这就是我们喜欢这里的原因，这里安全。”你们这个帮会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全都失业了，我们离开自己的房间，到外面来，如果看到有人戴着好戒指什么的，我们就去偷。” 这个地方原来住着的是一个刺客，名叫丹迪尼.莫诺兹.莫兹凯拉，外号叫“泰森”。泰森于1992年被枪杀，但他仍然因其暴行而闻名。当地还有另外一名刺客叫做拉.奇卡，他在1989年炸掉了阿维安卡的航班。这两个人非常受人尊重，看起来大家还有志向成为他们。他们都是重要人们，他们是通过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忠实完成雇主交给的任务才到达这个地位的。这些坐在我身边的人也表达出同样的信息：做好别人交给你的事情，利用这种结果，终究有一天你也会变成一个重要人物。 在整个谈话中他一不断提到埃斯科巴。但在这里他们不用他的名字，而是叫他“这个人”。 在这个人的时代这里的工作很多，没有人吸毒。现在这里没有工作，所有人都在吸毒。在这里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他们不应当杀了他。他死了以后，麦德林所有的钱全都消失了。现在无论是在哥伦比亚还是麦德林，都再也没有钱了。我们也失去了工作，再也不会有象他那样的人了。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很年轻，不可能为埃斯科巴干过活，但他们对于这个疯子的态度引起了我的兴趣。如果他现在还在这里，你们会为他工作吗？是的。如果这种工作中要杀人呢？“那也不会有什么区别。的确，他以杀人著称，但现在杀人的数量和过去一样多。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罪魁祸首，如果我们杀掉他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没有，他是被政客们杀掉的。” 如果我出一千美元雇他们杀人，他们会干吗？这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要杀的人是谁？他在哪里？他是名人吗？有人同意出一千美元就干，所有人都说出一万美元就干。那么枪怎么办？枪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引起了一阵笑声：到处都有！一个年轻人，看起来很可能刚满十八岁，提出去给我买颗手榴弹回来，只要二十美元就够了。你们在这里能买到手榴弹？我问道。大家又都笑了起来，嘲笑我的天真无知。当然能买到手榴弹，在这儿什么都能买得到，只要你有钱就行。 “有时候警察把枪卖给我们，他们从某个人那里没收枪支，然后把枪再卖给另一个人。因为警察的收入很低，他们会把毒品从你这里没收，然后转手给别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混账！”这时候，说话的人一时冲动，从口袋里拽出一盒大号子弹来，“这东西是包治百病的好药！” 有一个帮会成员出去了两分钟，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纸包。他把纸包递给我，包里盛着大约一点五克可卡因。“这个值多少钱？”不到两美元。然后他又拿出一支枪来，大伙都怂恿我说，他们是认真的，不信就检查检查那枪是不是真的。没这个必要：它很明显是真的。有一个奥科阿的手下决心证明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坏人，他问道，“你们有多少人愿意不当杀手去上大学？”所有的手立即都举了起来。 最后，我们又绕道来到了蒂纳霍拉体育场，这个足球场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远，是埃斯科巴在八十年代末建成的。时间已近黄昏，没有人在踢足球。而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在铁丝网后面的矮树丛下面逛来逛去。在足球场的后面我们遇到了也许是麦德林市最小的犯罪团伙。团伙的领袖是一个24岁的男人，他通过由三个比他还年轻的朋友组成的贩毒网络来销售可卡因和大麻。把收入加在一起，他们一天能赚150，000比索（大约70美元。）这些人认为埃斯科巴是怎么样的呢？“再也没有谁能象他一样了。”其中一个人说道，“他帮助穷人，他帮助人民。正因为如此他死的时候，我们非常痛苦。（说这话的人在埃斯科巴死的时候一定不过九岁而已。）”如果可能你会不会为他效力？绝对会的。如果是杀人呢？如果他先给我们钱，我们就干。如果我想买点可卡因，你能不能帮我搞到？当然可以。如果我今天晚上就要50公斤你能不能搞到？这个时候他们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开始相互推搡着，“先生，我们现在就能为你搞到，而且全是上等货。” 也许奥科阿家族是对的。如果你想了解充斥在哥伦比亚贩毒活动中的暴力，你就必须关注贫困的情况。因为如果你在这些街道中投入几百万美元，建立几个足球场，再提供一些医疗援助，你在这里就什么都能买到，连人心都可以买到。埃斯科巴就是这么干的。他的做法非常有效，以至于人们至今都还在崇拜他。但正是这种做法造成了所有的麻烦。这一地区的贫困问题依旧象八十年代一样严重，这一问题也许值得担忧，但可能并不令人震惊。如果在几年之内，这种暴力情况再度出现，会不会让人惊讶呢？即使在现在，暴力问题是否停止了呢？谁能说得清楚？ 埃斯科巴的墓地坐落于麦德林市的圣山公园。我转天下午来到此处，天刚刚开始下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隐约觉得这种气氛很合适，但我说不清为什么。我们从某个地方搞到了几把雨伞，小心翼翼地穿过了被雨浸透的墓园，最后来到了这位麦德林市最大名人的安息之处。 这块墓地很大，上面盖着铁栅栏，栅栏中间长着很多明艳的蓝百合。我来之前并不知道，埃斯科巴实际上葬在一块双人墓地之中，身边葬着阿尔瓦罗.德.耶索斯，外号"柠檬"，他是埃斯科巴最忠实的保镖，在他的老板之前先到了那个世界。也许他在那边也会保护着埃斯科巴。 墓地的一头陈放着埃斯科巴的照片和他的生卒年月：1949-1993。生卒年月的下面是一段刻在大理石上的铭文： MIENTASELCIELOEXISTA,EXISTIRANTUS只要天空永存，你的 MONUMENTOS,YTUNOMBRESOBRE墓碑即会永存，你的名字 VIVRACOMOELFIRMAMENTO会与天堂共存。 这个墓地选址极为美丽，俯视着下面的萨巴内塔小镇。之所以说它的选址很好是因为萨巴内塔正是圣玛丽亚利多拉辅助圣坛所在地，这里是埃斯科巴的刺客们最喜欢的朝圣地。每次杀人之前他们都会到圣坛参拜，给那个木门后面的阴沉的女人几个比索让她为他们点燃蜡烛。当他们爬上摩托车去追踪随便哪个他们奉命在那天干掉的倒霉鬼时，那支蜡烛可能还在燃烧着。 后来，一个以前当过刺客的人告诉我，虽然他本人没参拜过圣玛丽亚，但他的朋友们都信赖她：他们认为她可以让他们瞄得更准。 有一事实的确证明“有的人”枪法很准，在距离埃斯科巴墓地几英里的地方有另外一片公墓，名叫圣佩德罗。这里没有铁栅栏和蓝色的百合花，这里躺着很多十几岁孩子的尸体，他们要么是埃斯科巴的杀手，要么是被埃斯科巴所杀。这些孩子被埃斯科巴从大街上选来，给他们一把钱和一大堆根本不需要的枪；这些孩子们还没有念完书，就被迫拜别了母亲，出去工作了。他们裤子口袋里揣着圣女玛丽的图片，因为他们对于自己要干的这事情非常害怕，因此愿意相信任何有可能帮助他们的东西。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尸体被留在公墓门口，因为没有人付得起葬礼的费用。在八十年代末圣佩德罗公墓的十几岁孩子的尸体非常之多，所以即使那些可以识别出身份的人也没有地方写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墓地上面都编了号。 能够造成人们大规模死亡和遭受痛苦不能不说肯定是一种成就。我公墓处离开时雨已经停了，我心想，他的墓地也许是纪念他的一个好地方，但也许圣佩德罗才是帕布罗.埃斯科巴真正的纪念碑。也许这个地方也会与天堂同在。 虽然人们在庆祝帕布罗.埃斯科巴的死，但最终从哥伦比亚运出的可卡因数量根本没有因此减少。那些行动的核心成员立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回顾追捕埃斯科巴时，雨果.马丁内兹说道， 我经常问自己，“所有这些努力都值得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一直认为我们接到命令终结麦德林集团，实际上并不能停止麦德林市或者任何其它地方的贩毒活动。我们了解这一点。每个人也都了解。总统知道，部长们知道我们抓的不是毒品，只是一个发疯乱杀人的家伙。我们从来没想过通过这件事来消灭麦德林集团或者是卡利集团，就能够停止毒品交易。与此相反，毒品交易反而增加了。 有人指出贩毒活动的增加是由追捕埃斯科巴造成的。乔.托夫特回忆说，他曾经参加过一个哥伦比亚警察的聚会，是庆祝击毙埃斯科巴的，但他的心情却非常忧虑， 那种状态很别扭，因为我非常高兴，我的精力一直集中在帕布罗身上，所以那种感觉非常强烈。但同时我知道我们取胜了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大战，因为在卡利集团和政府之间发生了那种事情。我坐在那里和那些警察庆祝，但胃里象打了一个结一样，因为我知道在那里庆祝的一些人在追捕帕布罗的过程中，与卡利集团走的非常近，而且他们还同时，或者有可能从那些人那里收了钱。这真的很糟糕，实在是太糟糕了。 尽管官员们否认与洛斯贝贝斯制订了任何协议，而事实上由于他们在追捕埃斯科巴的过程中与卡利集团的高级成员合作，警察和各高层政府机构已经被污染了。卡利提供了埃斯科巴的情报，作为回报，该集团在这一阶段内被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这样就给了他们巩固自己地位的机会。到埃斯科巴被击毙的时候，卡利集团已经掌握了哥伦比亚的可卡因活动权，已经不可阻止了。1994年，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他声称自己掌握着“为卡利的代言权”，他向总统加维里亚上书，说他觉得自己应该因为所有协助抓捕埃斯科巴的工作而应当享受特殊待遇。 卡利集团从前人的错误中吸取了经验。埃斯科巴和莱德都想参加竞选，而他们则在政治方面保持安静。卡恰和奥科阿成为公众人物，他们则深藏不露。一名同事最近刺杀了一名政府官员，罗德里格斯兄弟责斥了他。“在卡利集团里我们不杀人”他说道，“我们收买他们。”当然他们大造声势，说自己不会向麦德林集团一样有暴力性，随着埃斯科巴在1993年倒台，卡利集团从禁药取缔机构那里得到了一个外号，“较为善良温和的集团”。但外表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正如托夫特说的那样， 我觉得（卡利）和麦德林一样具有暴力性，只不过他们把谋杀隐藏了起来。埃斯科巴的时代，他会对某个人说：“我要杀了你”，然后他就把他干掉，并且留下名片，这样全世界人都会知道杀人的人是埃斯科巴。而卡利的操作方式不是这样的……埃斯科巴可以跑出去，把炸弹安置在街道上，一下子炸死五十个路人，包括修女和孩子，所有人都不能幸免。这对于政府是一种威胁。卡利从来不会这样干，卡利用一种非常隐蔽的行贿方式对政府造成威胁。 但卡利集团的确有残暴的时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模仿绑架玛莎.尼维斯.奥科阿的手法，绑架了克里斯蒂斯.圣塔.克鲁斯（何塞.圣塔.克鲁斯.伦多诺的女儿），并索要一千万美元的赎金。卡利集团做出回应，绑架了二十名左翼高层政客和工会领导，于是圣塔.克鲁斯被毫发无伤地放了回来。 卡利不仅比麦德林更加隐密，而且也更加精明。在美国，卡利领袖帕科.赫雷拉的领导的毒品分销生意做得滴水不漏。禁药取缔机构特工们向我讲到这种先进的分销理网络是一种恐怖分子的“小屋式”结构，各个小组（十至二十个人）完全独立，除了老板以外，每个人只认识小组里面的两三个人。这种做法减少了线人告密的危险。而老板从来不到距毒品或者毒资一英里以内的地方去，这样做就几乎不可能破获整个组织。鲍勃.尼维斯在华盛顿向我解释过，一次典型的查抄毒品活动可能会包括抓到一个由一地点向另一地点运货的司机，审讯工作可能会是以下的情况。 “你是谁？”“麦克。”“这是谁的可卡因。”“我不知道，我的命令是从哈里奥那里接到的。”“哈里奥又是谁？”“我不知道，他总是用移动电话通知我。”“那他怎么付给你钱呢？”“他把钱放在汽车里，我去拿。”……通常我们一开始审讯这样的人时，就知道他们根本不认识其它人。他们只做单一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也会遇到另一个人，但那个人总是用个别名，他们只知道这个人叫哈里奥，或者是杰拉尔多，或者文森特，或者“大伙都叫他波波”，此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分隔得密不透风。而且这些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在洛杉矶，前任国际可卡因行动组组长查尔斯.古腾森承认这些人比以前的人精明多了。 卡利在技术方面进行的投资使得（追查工作）非常困难。他们会购买上百个移动电话，一个用上九到十天，然后扔掉。因为要追查某个号码，你想要监听某个号码，就必须抓住这个号码的规律，才能申请法庭令来监听它，但想搞到规律，时间总是不够。他们会使用袖珍式传真机，把它挂（在公用收费电话）上，然后给哥伦比亚打电话。哥伦比亚就会从另一部电话上回电，挂好传真机，然后把信息发过来。除非你知道他们将会用什么电话，否则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发送了什么信息。而监听传真是很困难的。你得有特殊设备才行。是的，他们的确很出色。 除此之外，实践证明没法被捕的毒贩进行审问，因为卡利集团总要保证这些人的家人都在哥伦比亚，如果有人故意走漏消息，他们的家属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想要搞清这样的人干了什么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但经常发生的政变证明，不管这群人想干什么，他们极端精于此道，尼维斯说， 1990年到1991年间，纽约警方捉到了一个大案子，抓住了帕科.赫雷拉的两个小队，逮捕了大约二十人，并且缴获了他们的电脑，硬盘和软盘，这样就可以追溯他们在90年和91年的交易活动了。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整理记录效率极高，看到他在这一时期内的活动情况，以及在两年之内他是如何赚到了四亿多美元的。这是两个小组，仅仅两个小组而已。我们都知道赫雷拉在迈阿密，洛杉矶和休斯顿忙得不可开交。这不就是个计算问题了吗？所以帕科.赫雷拉一个人做的毒品买卖价值很可能就在二十亿元左右。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罗德里格斯兄弟的生意规模也是一样的。 卡利集团在哥伦比亚的情报系统则更加令人惊异。在卡利集团内部，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逃过罗德里格斯兄弟的注意悄悄进行。他们的手法非常精明，把全城的出租车全都买了下来，告诉司机们把城里所有外国人和警察的身份和住址向他们汇报。同时他们的计算机还与城市里的航班检票办公室，旅馆的预约系统和信用卡网络保持联网。他们还收买了一些退休高级警官，所有的航空警察和近三分之一的城市顾问也被他们所收买。当哥警方突袭抓捕了何塞.圣塔.克鲁斯.伦多诺，他们将他的电脑带走进行分析检查，发现他有一套电话跟踪系统，使他可以追踪和监听长途电话。电脑运行着一套关系分析程序，当他所接触的人拨打某个“热点”号码时，电脑就会发出警告。禁药取缔机构惊异地发现圣塔.克鲁斯能够窃听美国大使馆的毒品情报机密线路，只要有他熟悉的人使用他们的号码拨打这一电话，计算机就会发出警告。如此复杂的技术使得贩运可卡因活动到达了一种前所未闻的规模，到1994年，美国前任大使莫里斯.巴斯比宣布卡利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其利润超过了百氏可乐。 与它在贩毒业取得的成功相比，更加让人担心的是这一组织在哥伦比亚政坛中行贿活动的程度。到1995年时，有人统计卡利集团已经买通了哥议会中百分之三十五的议员。当有关他们全面买通哥伦比亚政客的指控出现时，一切很快变得显而易见，腐败已经沿伸到了最高层。 1995年，一些电话录音磁带泄露到了外界，磁带上录的是厄内斯托.桑波斯总统竞选主管人桑地亚哥.麦迪那与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的通话。通话显示，卡利集团为桑波斯竞选活动捐了三百七十万美元（当时大选非常接近，这一捐助很有可能最终改变了大选结果。）但桑波斯本人对此是否知情呢？麦迪那的回答是肯定的。1996年作为这一交易的中间中，一个叫费尔南多.波迪洛的人（国防部长）评论说，“总统不仅知道，而且他本人就是组织者，他是此事的发起人。” 竞选主管和国防部长因为参与这一活动而进了监狱，但总统却获得了信任投票，按照规定进行问讯的证据不足。1996年二月，他最终被控非法拥有财产和在竞选中舞弊，但再次被判无罪。两个月以后，美方再也没有心情看这些指控了，于是取消了哥伦比亚作为禁毒之战中的盟国地位，并有效地撤回了一千多万美元的援助资金。《时代周刊》将桑波斯登上了封面，上面挂了一面旗子，上写“毒品候选人？”对于了解哥伦比亚的禁药取缔机构特工们来说，这不足为奇，乔.托夫特对于这一事件评论道， 我不知道卡利集团捐了多少钱，但一定有好几百万。离开哥伦比亚时，我上了电视，将哥伦比亚称为一个毒品民主国家，我还说证据就是卡利集团为桑波斯的竞选捐助了几百万美元，然后我就坐飞机离开了……桑波斯当时准备控告我。我欢迎他来控告我，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直接面对这些证据……实际上，最后，即使他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依然否认，他还说，“我对此并不知情。”这当然是一派胡言，请原谅我使用这样的措辞。 尽管桑波斯遭到国际媒体冷嘲热讽，也许就是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说他的政府在围捕卡利集团头目方面还是非常有效的。尽管卡利集团的几个大头目提出了几次和平会谈，但还是有七名大头目，包括何塞.圣塔.克鲁斯.伦多诺和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和帕科.赫雷拉在1995年被捕。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遭到引渡，所有人的刑期都在十年以下，这一事实又招来了指控，认为他们与政府制订了协议，他们是自首的。这种做法是一种使自己合法化的企图，就象是奥科阿家族在九十年代初所做的那样。而区别在于，看起来绝大多数人都承认奥科阿家族现在已经不再贩毒了，却有传言说，罗德里格斯兄弟，他们只需要再服刑两年就可以获释，但他们仍然在监狱中指挥着贩毒活动。因此那种认为抓到了他们就取得了各方面的胜利的声明是具有误导性的。乔.托夫特说， 到今天，哥伦比亚政府声称卡利集团已被绳之以法。我不同意这一说法。我觉得他们计划要做的正是这一点……他们用几年时间重新组织他们的行动，改变手法，更换人员，这样看上去他们洗手不干了，但实际上一切还在运行着。我能拿出的最好证据，在这一点上我和华盛顿方面的人产生了争论，我不相信有些华盛顿方面的人竟然这么他妈的天真。我能够拿出来证明卡利集团仍然存在的最好证据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卡利集团的头子们就都进了监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要么被捕，要么向警方自首，如此等等。但在这一时期进入美国或者从哥伦比亚输出的可卡因一点没有减少。现在，如果卡利集团的头目完全退出江湖，可卡因数量本应大幅减少才对，至少暂时应当如此。但这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态都是在行贿之下安排好的，一切全都准备好了以后才发生的。 卡利集团是否在哥伦比亚全国的监狱里还有行动，这一点还有待讨论。这听起来有点学究气，因为事实上不管他们在还是不在，哥伦比亚以外的可卡因价格和供应量从来也没有受到过任何影响。总有人在贩运可卡因。但如果不是卡利集团，那又是谁呢？ 根据禁药取缔机构的看法，卡利集团解体之后，可卡因买卖也分崩离析，大宗的生产活动和大量运输已经不存在了，可卡因的数量减少，范围也更加分散。但这样看起来使得打击贩运活动变得更困难了——因为谁也搞不清坏人到底是谁。正如华盛顿情报局的主任告诉我的那样， 实际上国际禁毒执法部门成了自己胜利的受害者，因为我们对于主要的集团的确了解甚多。我们有个目标，或者象是在首领人物计划中那样，我们可以把整个情报组和行动小组都投入进去，针对一个组织，每六七个主管和特工盯住一个目标。而今天我们真的不能这么做，因为现在非常的分散。所以，真的是个问题。 也许针对哥伦比亚可卡因生产进行的斗争真的成为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但看着我们所使用的关于毒品的数据，我们也许会想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我们成功了呢？如果我们谈论那些监狱里面关着的人们以及没收来的毒品，很明显在与可卡因的战争中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如果我们把查禁可卡因的目标定位于致力清除欧洲和北美街道上的可卡因，提高其价格，降低其纯度，这样这些成功本身就很难体现出来。但事态肯定变得更为复杂了。对于当前可卡因交易的情况看得越多，就越要承认这一产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很神秘的。 但对有些事情所有人的看法一致。其中之一就是哥伦比亚过去仅仅从秘鲁和玻利维亚进口古柯膏并对其加以提纯，而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古柯原料生产国了。专家也许会告诉你这是有效取缔了秘鲁和玻利维亚古柯生产的结果，但这种说法完全是垃圾。 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古柯开始在哥伦比亚生产是因为第一是可行的，第二是因为在本地购买古柯膏比派飞机从外国空运更便宜。这才是秘鲁和玻利维亚古柯生产减少的原因。由于古柯与可卡因关系密切，古柯就等于金钱。据估计，哥伦比亚种植了122，500公顷古柯，估计可卡因年产量为520吨。与1995年相比，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 我急于要看看这些古柯和可卡因，于是一直向南，去往巨大的古柯种植地，在哥伦比亚，游客是绝对不会到那些地方去的。 我来到哥伦比亚南部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市场，小镇的名称我不便透露，在这里，我雇了一艘汽船，小船载着我一直奔向可卡因贸易的根源所在。在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船主解开了缆绳，发动了挂在船外的马达，我们沿着这条淤塞的热带河流逆流而上，开始了自己的行程。向上游开了几英里之后，小船停在了右岸边上，我们向山里走了一小段路，遇到我们的联络人，他是一名二十五岁的古柯农，名叫菲力克斯。菲力克斯的家是那种开放结构的，包括一片水泥地板和一个波浪形的铁皮屋顶。他认真地选择住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收音机。只有房子的中央有一个封闭的空间，一间卧室，菲力克斯和他的妻子与两个女儿同住。房间有一扇破门，一条绕在弯钉子上的旧绳子把门关住，这是用来防止森林中动物攻击的。房梁上挂着一张小吊床，床上盖着粗绵布，吊床里面是菲力克斯的小女儿玛丽亚。我始终没看到玛丽亚，没有那些围着我们打转的苍蝇打搅她，在我整个来访期间她始终安静地睡着。 我们坐在粗糙的木头椅子上谈着话，家里的另一个住户，一只名叫斯派克的宠物秃鹰在地板上跳来跳去，发出哀伤的悲鸣，直到有人用手搔它的脖子才停下来。我们从刚才爬山的疲劳中歇过来，可还是大汗淋漓，然后我们向屋子后面走去，走进山里，一直来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梁上。人们从河流那边看不到这里，茂密的树林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这里的手工业活动使得菲力克斯和他全家能过上如此奢侈的生活。 古柯膏的工厂包括一片约十平方米的水泥地面，菲力克斯在地面上方支上了一块塑料薄膜以便防止太阳的暴晒。在空地的右边一条小溪顺山流淌下来。那里有两个大桶里面装满了可疑的化学品，一个自制古柯压榨机，把一个装55加仑的大桶削去一半，上面钻上眼，还有一个带木柄的摇把从上面伸出来。 菲力克斯制作古柯膏的技术与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做法有些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首先他把刚刚采下的古柯叶子摊在地上晒干。然后，半天左右的时间之后，他会看上两遍，用剪刀将叶子剪成小片，然后再在上面洒上少量的水泥粉末。我问他这有什么作用，但他也说不清。但很明显是重要的，因为他试过一次不加水泥粉，结果是灾难性的：无法生成古柯膏。直到今天我依然搞不清那些水泥粉是起到什么作用，但我没时间仔细思考这一点，因为菲力克斯动作非常快。 我把所有弄碎的叶子收集起来，放到这个大桶里面。然后我加入汽油，把它们泡上一天。汽油会把叶子当中的生物碱吸出来。转天早晨我用一个虹吸管把汽油弄出来，把汽油装入另一个大桶中。现在汽油里就含有生物碱了。但即使我尽可能的把所有的汽油都吸出来，还会剩下一些叶子，这时候就用得上压榨机了。我把叶子和剩下的汽油倒进压榨机，然后转动手柄把更多的液体挤出来，然后把这些液体和其它的汽油倒在一个桶里。 现在可卡因就在汽油当中了，叶子已经没有用了，可以扔掉了。但接下来就是下一步该做什么的问题了。50加仑富含可卡因的汽油基本是没用的，谁也不能靠给别人提供这么多的汽油谋生。还要进一步提纯。为了将可卡因从汽油中弄出来，菲力克斯加入一种弱酸溶剂，每厄罗伯（25公斤）一桶。由于与汽油相比，生物碱更易溶于酸，所以一旦进行搅拌，碱就进入了水中。又因为水与汽油不会相混，因此两种液体就非常好地分了层。 用一根破管子，菲力克斯把富含可卡因的水吸到桶里。现在他有的不是几百磅的叶子，而是几桶气味刺鼻的肮脏液体。下一步就是把柯卡因从水里弄出来，他是靠使用粉状苛性钠来完成这一过程的。“苛性钠一遇到水，生物碱就开始凝固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它用一块布来过滤，然后就得到了古柯膏。把古柯膏放在阳光下晒一会儿，然后用滤网过滤一下，它就成了粉状，这样就行了。” 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清楚。我从来没见过菲力克斯那样的压榨机。但当我回到英国，又阅读了一些文献，发现了以下报道，该报道写于1905年，是关于当时制造古柯膏的方法。这一过程几乎一点没变。 将叶子捣烂，加入碳酸钠。将混合液在阳光下蒸发，所得粉末用苯或者石油醚提尽，然后加入盐酸溶液摇匀。再加入苛性钠沉淀，以释出粗制可卡因，然后在欧洲或者美国提纯。 美国药剂师，1905年四月，引自《可卡因》，斯皮兰斯 现在菲力克斯早就不必把成船的芭蕉或者桔子顺流运到下游的市场去了，在那里这些东西已经过剩了，他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几公斤古柯膏放在背包里，乘坐河里的出租船到镇上去。到了镇上，这些东西不难出售：古柯膏商人每个星期都到镇上来买，时间准确得就象钟表一样，同时通知他下次卖货的地点。这类交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两公斤古柯膏可以用背包背着，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卖掉，而“正当的”作物需要复杂的运输，而且即使能够卖掉，要几天的时间。但体积小并不是大家都愿意买这种货的原因。它还另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是眼下唯一所有人都愿意购买的商品。 在这个农庄里，以前我的爸爸，还有我自己，都曾经种过芭蕉和丝兰。我们过去曾经在“XX镇”市场里出售，因为那里过去有个公司从我们手里买货。但后来那个公司不见了。我们种了一阵子这些庄稼，但我们无处可卖，所以最后就我们就不种了。你是想知道我为什么种古柯，对吗？答案就是：因为我得靠它谋生。 菲力克斯虽然只种了两公顷古柯，但惊人的是他一年能收获六次，每一次都能得到1250磅的古柯。菲力克斯每次收割时都会雇他的两个朋友来，这样，在他的朋友的帮助下，可以产出7500磅的古柯叶，生产五公斤古柯膏，这些古柯膏内含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可卡因，需要两个步骤才能最终变为盐酸可卡因。第一步是将其溶解于溶剂中，然后重新固化，使其变为“水洗古柯膏”内含约百分之九十的可卡因。然后再用一种非常纯净的溶剂再次洗涤，然后结晶成为盐酸可卡因。 这两个步骤都要在丛林深处的特殊药厂进行，菲力克斯也不知道在哪里。到了整个过程完成的时候，菲力克斯的五公斤古柯膏大约能产生2.25公斤的纯可卡因，在迈阿密值45，000美元，在伦敦值150，000美元。但这其中的大部分钱都没有落到菲力克斯的手里，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一年赚五千美元。他告诉我，这在当时还算是高价呢。 我听说过有人企图停止供应这一地区提取可卡因的化学品。他对于这种事情怎么看呢？他笑道，“什么化学品？水泥？汽油，苛性钠？你开玩笑吗？这太简单了，酸稍微困难一点，但我们都用电池酸，这种东西在哪都买得到。我不知道这是种什么酸，但它用起来和硫酸一样。” 菲力克斯已经种了六七年的古柯，他说自己是这个谷地里开始最晚的人之一。他所有的邻居都用同样的方法制造古柯膏。实际上，当他们想做这种买卖时，他们聚在一起，请了一位专业的药剂师来给他们演示如果制造古柯膏。他的种植园如此之小的唯一原因就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大量购买汽油和酸，镇上的人就会产生怀疑，他就要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但他的朋友住在更靠上游的地方，他们的种植园大得多。因为他们住的地方难以进入，警察不会跑到那么远去抓他们，所以他们是安全的。而菲力克斯的买卖由于离城里比较近，就不那么安全，他已经被抓过两次了。第一次警察们把他制作古柯膏的家什全都烧了，而第二次他被投进了监狱，不得不重金雇一名律师把他保出来。 如果抓住你持有古柯膏，那是很严重的，而如果你正在种古柯的时候，军队来了，他们只会告诉你把这些庄稼除掉。他们不会真的让你这样做的。但如果他们发现了药厂，就会烧掉它。如果他们找到了古柯膏，就要么当着你的面把它烧掉，要么就把它拿走，结果他们自己也会把它卖掉。 他告诉我，如果他下次再抓到，他可能要面临被判入狱十二年。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你为什么不种点别的呢？他叹了口气道， 比方说我决定种玉米吧。现在，两袋玉米在市场上能卖50，000比索。卖古柯我能赚1，000，000比索，我要种多少玉米才行呢？大约二十袋。如果我要种玉米，我就得烧荒来开辟土地，然后我还要买种子并且施肥料。而且玉米是一年一熟的。大约能出产两吨玉米。我还要把这两吨玉米顺着河流运到下游的市场去。用船运要走多少路呀！谁愿意为我运呢？整个运输过程要花去800，000比索。两吨玉米我能赚1，000，000比索。所以我干一年只能得到200，000比索（约200美元）。但一公斤古柯膏，我可以放在包里，随便坐上哪条最近的船就行了。而且古柯一旦种上，能连着长二三十年呢。 但关于古柯替代计划又怎么样呢？政府难道帮不上忙吗？ 那些都是骗人的。我们借钱时的利率是百分之十四。然后利率就涨到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五，我们得按新利率来还贷款，而不是我们原来谈好的利率。弄得我们倾家荡产还欠一身的债。我们一无所有还欠银行的钱。我知道有些农民刚开始时借钱利率很合适，而且还有一名技术指导，但到了第一次还贷款的时候就没了办法。他们不得不开始卖牲口，最后全都卖光了为止。因为他们没有钱，所以不能继续买牲口，银行就把这些抵押品没收掉，他们失去了一切。银行全都拿走了。 在我遇到菲力克斯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一名种植毒品的农民的命运。就象我在见到毒贩子之前对于他们的想象一样，我一直觉得这些人都是一群邪恶的混蛋，他们不讲道德，只知道一门心思的快速赚钱。菲力克斯令我觉得惭愧。生活给他的选择很少，不仅如此，他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还进行了深刻的道德反思， 我们试过，我们真的试过。我们知道这种东西给世界造成的危害，但我有孩子，如果我在监狱里呆上十二年，他们该怎么办？他们怎么活下去。我希望能够洗手不干，我过去养过鱼。我能够把鱼卖掉，因为过去镇上有个公司买鱼，靠这个我真的赚过一些正经钱。但此后我的邻居们也开始干鱼塘了。接下来怎么样呢？鱼太多了，没有人愿意买了。除非政府能够保证有人买我们种的东西，否则我们活不下去。 我们很难对于菲力克斯处境中的不道德行径视而不见。他该做点什么呢？难道饿死吗？对于执法系统的工作方式我们也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对于生产古柯膏的最高刑罚是入狱十八年。而同时，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现在正在服的刑期分别为十年和九年（后者加到了二十一年），他们将在五年和十三年后被释放。 我非常高兴遇到了菲力克斯，而且他冒着一定个人的风险，下决心告诉我古柯膏的制造方法，对此我感到荣幸。但菲力克斯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禁毒品的立法者要想阻止贩卖可卡因的活动，就要对付上千名，可能是上万名菲力克斯这样的人，不仅如此，在哥伦比亚他们还有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游击队。 不管你和谁说话，去往哪里，每个人都会认为大部分由哥伦比亚运出的可卡因在一个时期或者另一个时期内是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控制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游击队组织，始建于1962年，致力于推翻哥伦比亚现存的社会秩序，用一种新的社会体制加以代替，在这一体制中穷人获得土地，而富人只能得到应得的财产。在他们寻求权力的过程中，这一组织证明他们愿意使用种种手段，例如敲诈勒索，绑架，轰炸无辜村民，甚至向毒品活动征税，特别是向可卡因买卖收税。由于他们这种令人生畏的名声，政府军不敢冒险进入他们控制的地盘之内，这些地方就成为了建立药厂的理想之地。他们已经表现出成为毒品买卖同谋的意愿，允许贩毒者进入他们的领地，保护他们的行动，以便分得一杯羹。事实证明这一协议对于毒贩与游击队双方都非常有利。而关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支持哥伦比亚毒品买卖的历史难以发掘。对此谁也不愿意过多谈论，而且谁也不知道到底开始于什么时候。但从没有记录的角度上说，每个人都毫不怀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是幕后主使。 我更加急于到毒品买卖的总源头去看个究竟，于是我坐飞机来到了哥伦比亚南问的圣.文森特.卡古安，这里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行动中心，也被称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地区的首都，我到这里来会见南美洲最成功的游击队，并且向他们询问事件的情况。 但我根本搞不清该怎样靠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并且进行采访。如果你直接指责他们为毒贩子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会不会付之一哂，坦然承认？还是将我扣为人质，好好教训一番？或者干脆动武，将你一通暴打之后，逼你跪在一辆破卡车的后面，从脑后一颗子弹结果了你。所有这些选择看起来全都有非常可能。当我真正开始遇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游击队时，我发现他们全都非常专业，全都背着枪，而且常常是不只一支枪，我心里下定决心，这些人在我看来，最好还是不要招惹为是。 非常走运的是，我到这里赶上了一个好时候。1988年，在当选总统安德烈斯.帕斯特拉那领导下，哥伦比亚同意将42，000平方公里国土，比整个荷兰还大，交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以换得“和平谈判”，条件是他们停止杀害和绑架来自这一地区以外的人。在这一非武装区域以内（DMZ），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不受政府的迫害。很明显这使得可卡因变得对他们更为有利，因为将国家中这一生产可卡因的理想之地交付给一个筹集起资金来毫无顾忌的组织，这种做法不啻于为可卡因数量的迅速增长提高保证：假设政府可以给那个地方印钞票的人颁发执照，那么这一非武装区域内就得到了这种执照，只不过他们生产的是可卡因，实际上比印钞票利润还高。但有没有人会承认呢？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承认呢？ 圣文森特是一个尘土飞扬的肮脏小镇，位于一非武装区域以西。每个我遇到的人都向我保证，在那里是非常安全的。尽管这样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有一点怀疑，因为我到达的第二天晚上，邻近村里有两名警察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谋杀。除此之外，一切看上去都非常好。我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打了两个电话，又在他们的主要办公室里等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给我安排了一次采访，被采访人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参与和平谈判的五名代表之一，一名口才很好的前任银行家，名叫西蒙.特里尼达德。象其它的人一样，特里尼达德住在一个名叫洛斯.波佐斯的地方，这里是与政府谈判的地点，由这里出发坐出租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一路上汽车异常颠簸。在那里，他喝了两杯水果汁以后，开始讲了起来。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没有透露确切的人数，但特里尼达德告诉我他们共有60个游击队阵线，分散在哥伦比亚全国三十一个行政区之中。他说，全国只有圣.安德烈斯和普罗维登斯群岛没有游击队阵线。在他结束了对这一恐怖组织进行的冗长介绍之后，我们又漫无目的地谈了谈几分钟时尚话题，然后他开始引入这一我不愿提及的主题。“好的。”他说道，“我现在打算说说可卡因。”特里尼达德还有些其它的话要说，我脑子里很明白有很多枪在保护着他，所以并不打算阻止他。 他开始简单但是准确地向我讲述哥伦比亚毒品买卖在六十年代的演变，然后转入正题，开始介绍哥伦比亚古柯的情况。他说，非法古柯在八十年代进入这一地区。有一件事他非常有把握，而且他一次次反复提到，那就是这里的古柯农不是真正的坏人。 种古柯是一回事，而制造可卡因又是另外一回事。哥伦比亚一直在种古柯，这可以追溯到哥伦比亚以前的印第安人时代，因为印第安人要咀嚼古柯。在亚马孙地区在哥伦比亚的西南部，北部都有食古柯的部落，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但古柯不是可卡因。所以问题在于，谁把古柯制成可卡因呢？答案是全球的市场，集中于美国，欧洲和亚洲……农民们生活于贫困之中，被人遗弃，没有电，没有饮用水，缺乏教育和健康福利。他们甚至对于自己的土地都没有合法权力。他们被哥伦比亚政府迫害，被美国，被国家所迫害。战争发生在他们身上。 这些都是真话。自从我遇到几名古柯农开始，他们使我觉得命运明显对他们不公平。就象在八十年代末发生于美国的反精制可卡因法令一样，真正为可卡因交易付出代价的不是那些有罪的人，而是那些穷人。我反问道，如果这项交易真的那么不道德，那么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呢？游击队向可卡因生产活动抽税，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他们难道不是象其它人一样有罪吗？“我们向哥伦比亚的工业家们收税：银行家，工业家，商人，”特里尼达德说道，“而毒贩子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是的，我们的确向他们收税。我们向毒贩子收税，但我们不向农民收税。” 你们怎么向毒贩们收税呢？“毒贩子本身从来不到这里来，我们与他们的中间人有协议，他们要买多少（古柯膏）？中间人就带来这么多的钱从农民手中购买古柯膏。然后我们就问，好，你们带来了多少钱。这笔钱中的一定比例就属于我们。” 特里尼达德的坦率令我非常惊讶。我本来是预计要围绕毒品问题进行长时间绕来绕去的交谈，也许才能挤出几句毫无意义的回答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领袖，“神枪手”.曼纽埃尔.玛鲁兰达曾经宣布“游击队与毒品交易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完全不同的。”1984年，就是这个特里尼达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五大谈判代表之一，承认这一组织从可卡因当中赚钱。 有多少钱呢？我听说每年差不多要有五亿美元？ 这不是我该管的事情。这笔收入的确是资助我们斗争的经济来源之一，但不是全部……在禁药取缔机构，国家和哥伦比亚政府及警察的统计数字中充满了谎言。如果我们真象他们说的有那么多钱，我们现在早就执政了，因为我们可以把所有武器全都买下来。 你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我想你一定认为马克思不会同意你们的做法吧？（他停了很长时间）， 这是生意。就好象销售酒精饮料和烟草一样。贩运毒品活动自十九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这种生意一向是非法的，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它巨大的利润。问题在于是不是从银行机构里拿钱是道德的，而从资本主义买卖，例如毒品交易中拿钱就是不道德呢？……这是一项战争的原则，一项法律：游击队战士必须配备精良，保障得力，有充足的食物。 在我与特里尼达德交谈的过程中，他一次次反复提到古柯种植者的命运。他明确表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没有向种古柯的人收税的想法，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种植古柯是为了生存。他说，真正的坏人是政府，他们跑到种植园中，毁坏庄稼，将贫穷的农民投入监狱，让他们的家庭无依无靠。这不是简单的非正义，而简直就是不人道。难道政府不应该照顾他们的人民吗？政府为什么要抛弃人民呢？他说，为农民的庄稼找到市场出售是政府的责任，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指责农民们种古柯。 我问道，那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是怎样通过让农民参与毒品活动来帮助他们呢？他说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并没有让农民种植毒品。实际上，他们还专门告诉农民们如果他们决定种古柯，他们必须至少种上一些粮食作物，以防可卡因市场会垮掉。他们并不支持生产可卡因。 我们是世界毒品买卖的敌人。我们也参与到斗争当中，将哥伦比亚转变为一个以农业，商业和矿业为基础的经济系统……我们对此也有着计划：将被土地所有者垄断的土地重新划分。例如，将邻近城市的土地划分给农民。我们不仅要给农民以需要的土地，还要给他们所需要的金融信贷及所需要的技术支持和需要的市场，以便帮助他们自行摆脱这种痛苦的经济状况。 不管你对他的计划和可能性持什么样的想法，特里尼达德有一点是正确的。人民种古柯的原因是缺钱。就是那么简单。但既然毫无问题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将来不久的将来取得政权，但这个国家似乎还有另一个次好的选择，那就是最近签署的由美国支持的哥伦比亚计划，在这一计划中，美国同意捐资十三亿美元的进行援助——绝大多数为军事援助来打击毒品的威胁。这十三亿美元除去购买其它东西，主要是用来购买63架直升飞机，并将其派给专门创建的哥伦比亚军队的三个营，以便“向南部哥伦比亚古柯种植地区推进”。 这一计划给我的感觉，就象与我说过话的这个国家里的其他人的感觉相同，就是它会引起更多的暴力活动，却不能停止贩运可卡因的活动。这一点我与特里尼达德的观点一致 哥伦比亚计划不是一个和平计划。和平计划应当是这样的：“我们将外债和利息全部冻结上，比如说二十年时间。这样钱就可以投入到发展当中，工业，矿业，农业，建立起基础设施，解决土地民主化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派直升飞机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我们需要派来拖拉机，技工和科学家。让我们在自然资源中投资，例如石油和天然气，绿宝石，金矿，镍矿，投资什么都行。”这才叫做和平计划。而这个计划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只能把所有的事情越搞越糟。 所有人都怀疑哥伦比亚政府并没有把钱花在禁毒行动中，而是花在反游击队行动中，特别是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由于百分之六十的资金都是以军事援助的形式来的，这一点看起来非常可能。但即使这一点并不是哥伦比亚政府的计划好的意图，这一问题依然存在。如果由美国训练，使用美国装备的哥伦比亚士兵来敲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大门，要求他们同意进入其地盘捣毁可卡因药厂，而这些药厂现在正为他们赢得基本的生活保证，如果这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会不会允许他们进入呢？因为如果他们不允许，那就会出现麻烦。美国希望可卡因能够有个结果。可卡因药厂都在革命武装部队的地盘上。这种计划会不会造成暴力冲突呢？我问特里尼达德：你们会不会阻止政府的军队呢？ 我们当然会尽量阻止他们。这样就会发生激烈的战争。他们有各种技术，飞机，直升机，雷达，卫星。但的确这场仗会非常难打。我们不想打仗。我们已经告知美国国会：“使毒品消费合法化，这样你们就能降低毒品售价，终止这种买卖。” 但你难道没有看出这样做会使很多人丧命吗？因为他们一定会来，一定会出现暴力冲突。不是吗？ 是的，情况就是这样。最近玛鲁兰达（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领袖）对我们的一些指挥官说，“我们将有幸面对帝国主义了。”这是我们长官的命令，我们将有幸做这种事情。 我真的很喜欢和特里尼达德谈话，尽管我们在一些观点上看法不同（我觉得很难相信马克思会同意某个组织打着他的旗号进行贩毒和绑架活动），我们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有必要先为哥伦比亚的贫穷问题找到出路，这一点必须要放置在找到解决可卡因生产的方法之前优先解决。 我关掉录音机，感谢他抽时间接受采访，但我又非常心烦意乱：我现在身处一个不知名的所在，周围都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人，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比我年轻许多，我突然想到他们为了自己的观点在几个月后就要去杀人，同时也被别人杀害。我向特里尼达德建议道，无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以及现任政府，和平谈判，还有可卡因问题发生了什么情况，我真心地，真诚地希望不要因为这些事情使人最终被杀。“当然，我们也希望如此，但梦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再次握手，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由于他们从头至尾都非常礼貌，而且看起来也不象打算绑架我或者杀害我，同时我现在也无所畏惧了，我建议说我非常想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地盘上看一看他们的可卡因药厂。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吗？这个要求有点放肆无礼，但我觉得我真的有值得试上一试。结果也是如此。 “你知道，我认为看到那些药厂你真的会学到很多东西。”特里尼达德说道，我们简单地谈了几句，看起来他愿意安排一个排的士兵护送我去雨林，去看看那些为世界提供非法可卡因的药厂。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让我给他发电子邮件。我没有名片，所以把我出版商的名片给了他（如果你在写一本非常危险的书的话，一定要出版商的名片发出去，因为谁都知道出版商是不怕挨枪子的。）我们商定安排一次旅行，时间订在我一个月左右再回哥伦比亚的时候。 我一有机会就马上给特里尼达德发电子邮件，感谢他抽时间接受采访并提醒他我们之间约定去看药厂的事情。但没有回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又回到丛林中去了。有传言说他们正在训练，准备对付哥伦比亚计划的攻击。当你们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战斗应该已经开始了。那时有多少人会死去呢？特里尼达德会不会也是众多死者中的一员呢？ 可卡因不是一种能给人带来快乐的毒品吗？ 第19章 可卡因游戏 2000年九月，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截获了毒贩的电话，得到消息说在距波哥大50公里（31英里）的一个名叫法卡塔提瓦的小镇上，就在一家德士古加油站后面的仓库里，将会有“大家伙”出现。警察局的人不相信在那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会出现什么大动作，于是叫来当地的警察，让他们去看看究竟。 当地的警察到那个仓库简单看了一眼，只发现里面有一堆昂贵的金属工具和一个巨大的金属“家伙”。德士古加油站里的工人说，仓库里的人每天晚上都出来，一直干到凌晨，然后白天回家休息。他们昼伏夜出的证据是在仓库的门房边写着的工作须知，上面写着最后离开的人请关灯。当地警察有些困惑，于是叫来了国家警察局的人，这些人到场之后，简单看了一看，突然间恍然大悟，声明这个“大金属家伙”实际上是一艘潜艇。它不仅是一潜艇，而且设计图都是在俄国完成的。 他们又去问那些在德士古工作的人，那些人突然又想了起来，哦，还有另外一些人不时出现：高个子，黄头发的外国人，每隔几个星期就坐着汽车进进出出。据推测这些人就是俄罗斯工程师，同时这也就成为了一个证据，证明哥伦比亚人与俄罗斯黑帮之间形成了全新的令人恐怖的联盟。 现在，那座潜艇还存在德士古加油站的后面。谁也不知道任何情况，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它。我和一名来自《时报》的记者一起到达，当地警察为我们开了门，让我们能看上一眼。潜艇被分成了三部分，每部分有10米长，是一条双体船，根据那些懂行的专家估计，一次航行可以将二百吨可卡因运往美国本土。那些神秘的俄罗斯图纸已经遗失，但在工棚外面的一个金属盒子上用西里尔字母潦草地写着“OTVERDITEL”（硬化剂）。我们拍了几张照片，爬到潜艇内部看了一圈，然后回到了汽车里，回去时整整争论了一路。“那个不是潜艇，”那位时报先生说道，“怎么可能是潜艇呢？”的确，以前也有过可卡因潜艇，不过是几个玻璃纤维做的东西，潜水员使用它把沉入水下的可卡因捞起来，然后行驶几百米，从这条船送到那条船。1995年，一名俄罗斯人在迈阿密被逮捕，他想以三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把一艘前苏联潜艇卖给一个哥伦比亚毒犯。但和今天的完全不一样。我认为这是一艘潜艇，我本人以前登上过潜艇，一共两次。“哦！”他说道，“好，但这东西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我认为是俄罗斯黑帮在这里制造出来的，就好象我们听说的那样。“我的天！”他说道，“只有巴斯图索的黑帮才会蠢到在这里造潜艇。”（来自哥伦比亚巴斯托行政区的人被普遍认为是全国最笨的人。）他说的有道理：法卡塔提瓦离最近的海洋也有超过320公里（200英里）远。铁路线在离此处100米（330英尺）就没有了，而且没有合适的水道供潜艇航行。至少没有从安第斯山脉中间穿过的河道，而这里是通往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制造潜艇呢？没有答案。没人被捕，没有缴获可卡因。一切不得而知。 有人会觉得，在陆地中间远离大海的地方发现一艘潜艇，这要算是这种毒品活动当中比较奇怪的事情了。但它还排不上号。对于可卡因研究得越深入，人们就越会发现关于它的每件事情都是奇异的。可卡因能使正常人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而使一些本来就奇怪的人变得完全不可理喻。你根本不用去吸毒，只要干上一段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阿莱汉德罗.贝纳尔—马德里加尔，又名胡文纳尔，当他在1999年十月被捉时，他吹嘘说自己一个月可以把三十吨可卡因运到墨西哥去。三十吨！这有多疯狂呀？他在墨西哥的一名同伙，墨西哥湾集团的主要人物胡安.加西亚.阿贝莱戈在美国被判入狱四十年，并罚款三亿五千万美元。这是不是也很疯狂呢？ 三个月之前，我在迈阿密遇到了美国海关官员扎赫.曼恩,他带我沿着迈阿密河逆流而上，告诉我这里的威胁分别为“海地，巴哈马，牙买加，墨西哥——以此为序。”一些注册在洪都拉斯或者伯利兹城的旧垃圾船会从这里开来，外表看去空无一物，他们会在码头上呆上几个月，装上一些没有价值的垃圾，主要是旧床垫和破自行车之类的，然后就开回家了。从旧床垫上他们能够赚到什么钱呢？他们当然赚不了钱。他们赚钱靠得是可卡因，来之前他们会把可卡因埋到深深埋到船只内部的某个地方。美国海关必须要找的就是这些可卡因。 曼恩曾经带我见过违禁品执法小组（CET）的人，这些人的工作就是查验这些船只，保证船员们“没有在船只深处藏匿违禁品”。违禁品执法小组的工作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不快的，现在室外的气温是华氏九十五度，湿度百分之九十，但这些人还得穿上全套的工作服，戴上防毒面具，爬到那些海地汽轮的燃料箱和废水箱里面。工作人员常常是女性，因为她们的身材较矮，所能能够爬到更小的空间里面。到最近一支违禁品执法小组里面又包括了一个侏儒，这个人非常有价值，因为他能挤到一些连最矮的女性也爬不进去的空间里面。你现在明白了，这是一项令人生厌的工作。你进到违禁品执法小组的总部时，门上挂着一个大标语，上写“欢迎来到痛苦之屋。”屋子里面挂着一张迈阿密河的地图，上面用标签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查到毒品的地区。我来这里之前的九个月中，他们已经抓到了十八次贩毒活动，共计查获可卡因近四吨。同时，犯罪集团的成员被遣返，他们的船只被低价拍卖，因为那些破船经不起风浪。几个月之后，这些船又会重新出现，改个名字，重新喷漆之后，又装满了可卡因。每年进入迈阿密河的集装箱船有三十万艘，而违禁品执法小组只有39个人。 违禁品执法小组有一个小博物馆，专门展出一些他们遇到过的毒贩运可卡因的天才伎俩：可卡因藏在水泥柱子里，合金轮子里，运酒瓶的木板箱里，中空的屋顶瓦片里，轮胎里，电子变压器里（这是个好主意，因为那些盒子里面有致癌物质），一吨重的铅锭子里，木制货盘里，中空的木板里，整包的浮石里。藏在蒸汽压路机的内轮当中，在加压后的氧气瓶里。但这些都不足以与活体藏毒相比。有个人在大腿和屁股上开了一些洞，把可卡因藏在里面，有的人把一条木腿里面藏满了可卡因，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来的一个木板箱里装着三百条活蟒蛇，肚子里填满了可卡因，肛门被缝起来，以保证它们不会把那些小圆筒排出体外（后来又有一个同样的例子，这次用的是鬣蜥）。 没什么变化，对吗？当然还有其它的。曼恩给我讲了那些没能闯关成功的人骡们，那些又穷又悲惨的混蛋们，他们把可卡因小包藏在胃里，结果那些包装破裂了，他们极其痛苦地死去。即使他们在运货中没有死也没被政府抓住，他们通常也会暴尸荒野，肚子被老板们用刀剖开，以便找回那些没有破的避孕套，希望里面还会剩下一些可卡因。可卡因使人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但如果你真的想猎奇的话，不必走得很远，在八十年代的巴拿马就发生了奇事。 八十年代发生在巴拿马的故事，只需通过看看发生在国家领导人曼纽埃尔.诺列加身上的事情就可以基本搞明白。诺列加出生于1934年，是一名私人子，一个恶棍，五岁时被寄养在一个人家，但他通过某些手段获得了一个军校的奖学金。从他事业的一开始，这位年轻的军官身上就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不仅超乎寻常的狡猾，而且色胆包天：他两次被指控强奸，第二次是对一名十三岁的女孩施暴。但他受到了一名幕后操纵的朋友的保护，被免于公开起诉，这个人就是奥玛尔.托利霍斯将军，他是一位军界要人，于1968年夺权。托利霍斯感觉到年轻的诺列加颇有前途，便一直保护他免遭不幸。反过来，诺列加也保证托利霍斯免遭不幸，有一次他挫败了一次反对托利霍斯的政变企图。为了表彰他的忠心，托利霍斯将诺列加提升为中校，让他负责G-2情报机构。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诺列加变得越来越强大，每到一处就扩大自己的影响。托利霍斯控制政客和总统，而诺列加很快就开始控制起托利霍斯来了。1981年，托利霍斯在一次神秘的空难中丧生，诺列加很快就掌握了政权，他控制了巴拿马的国防部队，可以为所欲为地废立总统。 诺列加还有更加阴暗的一面。六十年代末的某一时刻，他与美国情报机构制订了一项协议。他允许美国一万名军人驻扎在巴拿马，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情报局的情报信号站，以便从那里监听古巴，尼加拉瓜和绝大部分拉丁美洲的无线电通讯，以此来换取美国对他的行为假装视而不见。更为重要的是他保证了巴拿马运河地区不会出现任何不利情况。 一直以来，巴拿马始终是国际洗钱业的中心。只需要一千美元就可以在银行注册一家子虚乌有的公司，根据巴拿马银行保密法的规定，所有的钱一旦经这一公司转账就再也无法查询。哥伦比亚的毒贩子不愿意看到他们的现金被美国没收，于是开始把钱通过巴拿马转账，到1980年时，这里的外汇储备已经上升到了近二百亿美元。但经过巴拿马中转的并非只有毒品买卖产生的金钱，同样转口的还有供反政府武装使用的枪支和军用装备（这也进一步加深了诺列加与美国情报机的关系），其它同样需要枪支，例如M-19步枪的，还有其它拉美组织，他们也可以在这里进行转口（这样就加强了他与古巴人的关系）。在被别人叫做“杀人犯，独裁者，大混蛋”之前，诺列加又与麦德林集团签订了协议，允许他们从巴拿马运送可卡因，每公斤（2.2磅）收取一千美元。 诺列加的游戏玩得非常精明。他不仅建立起各种国家情报机构让其相互牵制，而且更为深入地参与到毒品活动当中。根据标准的政党路线，他允许麦德林集团在就在巴拿马国境一侧的达里恩丛林区建立一个巨大的可卡因药厂，为此麦德林要付出二百万至五百万美元。在拉瑞.博尼利亚被刺以后，他理所当然地允许集团在巴拿马城设立避难所（据报道，他为此收入达400-700万美元）。实际上，据报道他从事非法活动共计得到二至十亿美元。 接下来就出现了问题。1984年五月，得知达里恩丛林药厂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这一药厂被捣毁了。美国政府将这一捣毁药厂的活动描述成诺列加改邪归正的证据，而麦德林的人却不这么看。他们的钱跑到哪里去了？诺列加害怕遭到刺杀，急忙逃到了古巴，在那里他说服菲德尔.卡斯特罗从中调停。最后他把钱退还给了麦德林，于是一切既往不咎。 越来越多的报道详细地报道诺列加与可卡因买卖的事情，随着这些报道的积累，美国发现越来越难以对其置若罔闻。由于诺列加的主要政治对手雨果.斯巴达佛拉博士决定向新闻界详细介绍这位大人物的毒品协议，事态变得越发复杂。不幸的是，斯巴达佛拉的有关想法被泄露了出去，他在1985年九月神秘地消失了。最后他的尸体在哥斯达黎加的一个邮包里被发现，已经被肢解，而且没了脑袋。最后，诺列加手下的二号人物罗伯托.迪亚兹将军在全国电台上宣布，诺列加在竞选中舞弊，杀死了斯巴达佛拉和托利霍斯，并且为哥伦比亚人运送毒品和枪支。 此时的美国人已经受够了诺列加。1988年二月，诺列加在一家佛罗里达州法庭因走私毒品被定罪（美国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对国家广播公司称其为“西半球最大规模贩毒活动的最大头子。”）应该做点什么了。 1989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三的清晨，美国军方自越战以来最大的公开军事行动“正义行动计划”拉开了帷幕。两万四千名美军士兵进攻巴拿马，唯一目标就是把这个贩毒的暴君绳之以法。 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找到他。袭击来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诺列加连裤子都没来得及提起来，实际上也是如此：他当时正在托库门的一家妓院里。他最终出现在巴拿马城的努里阿提夫天主教堂当中，要求天主教堂为他提供庇护。美国特种部队利用圣诞节的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地播放八十年代的脏话流行音乐，希望能瓦解教堂中人们的意志。最后“撞击乐队”的歌曲《我对抗法律（而法律获胜）》这首歌起到了作用，1990年一月三日诺列加被从教堂中驱逐了出来。他被带回了美国，以贩卖毒品罪被起诉（卡洛斯.莱德成了明星证人），后被判有罪入狱，他将在狱中服刑很长很长的时间。 不管怎么说，故事就是这样的。就样可卡因故事当中的每件事情一样，事情真相更为复杂。实际上谁都知道诺列加多年以来对于美国阳奉阴违，但美国此不加制止：诺列加可能是肮脏的，但他站在我们一边。一名前禁药取缔机构特工杰里.斯特里克勒告诉我，早在七十年代初我们就知道诺列加整日忙于贩毒活动，但我们没采取任何行动。实际上，当有人真的想对他提起指控时，他的卷宗全都神秘地消失了。（由于缺少这些卷宗会使得布什政府为诺列加定罪显得异常困难，因为这些卷宗的丢失使人无法证明他从七十年代早期就参与犯毒活动。）作为回应，在自己的著作《亡命之徒》中，麻醉品及危险药品局（BNDD）特工埃利安.沙农的报道暗示，诺列加应当受到“全面而完整的固定”，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被刺杀。但美国还是没有采取措施：诺列加是美国情报部门的长期伙伴，他们打算原谅他，至少原谅一段时间。 但随着斯巴达佛拉被谋杀和迪亚兹将军在巴拿马电台上的爆发，诺列加开始失去其对权力的控制。不仅如此，他看起来也开始变得反对美国了。他公开拒绝支持反政府武装并开始骚扰巴拿马的美国公民，而且很快他看起来试图开始干涉美国进入巴拿马运河了。这时，巴拿马人民走上街道，开始劝说诺列加离职，事态变得越发充满了暴力性，情况变得很清楚，他对于美国有用的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新闻界报道他与可卡因有关的消息提供了一个除掉他最好的借口。 突然之间，围捕诺列加的时机来到了。被捕的毒贩认识到，如果对诺列加做出不利的指证，他们就可以在美国得到减刑的机会。但这里还有一些既得利益在起作用。费尔南多.阿利那斯是卡洛斯.莱德的私人飞行员，在2000年时告诉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说，在拉瑞.博尼利亚被刺之后，诺列加根本不想保护在巴拿马的集团成员，他本来打算等奥科阿，埃斯科巴和他们的卫队成员一到此处，就把他们交给美国政府。埃斯科巴在飞机上认识到这一点，改变路线去了尼加拉瓜，一直呆到事情解决为止。与此类似，胡安.大卫.奥科阿说并没有付钱让诺列加保护自己。看起来诺列加真的是打算在麦德林麦集团到达时将其一网打尽，以取得禁药取缔机构的信任。“据我所知，”奥科阿说，“他（诺列加）与毒品买卖毫无关系。”但为什么每个人都说他参加了毒品交易呢？ 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我们谁与美国产生了矛盾，诺列加就是你最好的律师，只要你宣布反对他，你就自由了。 胡安.大卫.奥科阿，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前线节目》，2000年 在麦德林，我曾经问过奥科阿家族这一问题。他们是否付钱给诺列加要求保护呢？“没有，那不是真的。”乔治说道，然后路易斯插话，进一步补充道， 这不是真的。我是这件事情的最好证人，因为……我是这件事的一分子。全都是胡说八道。诺列加与这些人（奥科阿家族）毫无关系。有一个叫麦洛的上校说过，诺列加处于中间位置。而且，麦洛说，对了，他不仅从（奥科阿家族）弄钱，而且从很多人那里弄钱。 那巴拿马权力阶层中有没有人保护你们呢？ 是的，有。但不是诺列加。诺列加在追捕我们，想抓住这些人（奥科阿家族），并把他们送到美国去……（那时候）达里恩丛林区的药厂已经被捣毁了。有人问麦洛中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道诺列加很不诚实，他将会出于一些政治原因去往法国和以色列，处理一些国家事务问题。所以他让人民去打击诺列加，杀死诺列加。他是二号领导人物，这样他就可以掌权了。他想要获得权力……麦洛想让人杀了诺列加。 哦，哦，看起来入侵巴拿马的真实原因并不是我们听说的那样，是因为诺列加贩运毒品，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他失去了权力，对于美国再也没用了而已。禁药取缔机构国家可卡因行动组前任领导人查尔斯.古腾森认为就是这么这情况， 巴拿马发生的真正情况证据不断增加。诺列加变得越来越反对美国，美国也非常关注他下一步要做些什么。他会不会突然转向，对俄罗斯和中国说，“你们为什么不进入巴拿马呢？我不想再和这些人打交道了”诸如此类的话……这些都是政治。给诺列加定罪，逮捕和起诉只不过是一种工作，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结局。 那么美国入侵巴拿马是不是为了阻止这个家伙买卖可卡因呢？ 不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原因……他现在在监狱里，但那不是主要的原因。但这样做肯定是最简单的。这有点象卡蓬下台的时候，抓他的罪名是逃税，而不是因为他是暴徒。你必须做的就是除掉他，怎么做都可以。就象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美国入侵巴拿马是为了什么？”原因不是为毒品。 当然，这并不是说诺列加与毒品无关，或者说他不应该被投进监狱。他与毒品有关，进监狱也是罪有应得。只是说可卡因并不是他进监狱的原因。贩运可卡因的名声非常之臭，哪怕有一点合谋的蛛丝马迹也足以激进人们的怒潮，在政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诺列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任何一个拉丁美洲的政府如果因为名誉不佳而倒台，推翻它的头一个指控就是这个政府与可卡因买卖有关。在我为本书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对于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各国政府的各类指控层出不穷。1999年三月，有人指控安提瓜最高领导人维尔.伯德之子贩运可卡因。接下来的一个月，又爆出苏里南的领导人戴西.布特莱斯卷入此类事件当中。布特莱斯于1980年夺取政权，下令处决了十几位政敌，面对着叛军游击队的威胁，他凭个人的力量推动了本国的经济。可一时之间，他就成为了一名恶棍。这并不是因为他残暴的人权记录，可卡因才是人们关注的事情。将一名本来就是蠢货的政客斥为蠢货起不到什么作用。可指控他们贩卖可卡因，人们就会坐好认真听你说。可卡因的报道总能抢站头条。 我这本书的调查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新闻界爆出一个轰动性的故事。据这篇报道说，百分之九十九的英镑钞票上面都沾有可卡因。这听起来让人惊奇：难道现在所有流通的钞票都被人用来吸毒吗？不是，如果仔细研究这篇报道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只有很少比例的英镑钞票被用来吸毒，但在流通的过程中，很多其它的钞票与这些钞票摩擦，于是也沾上了可卡因。我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越象一个关于可卡因腐败的比喻。政治领袖不必亲自接触可卡因或者可卡因买卖，只要他与某些与可卡因有关的人相接触，突然之间他也变得不干净了。可卡因就象一种病毒，它会污染它接触到的所有东西，而这些东西接下来也就变得具有了传染性。可卡因来自古巴，卡斯特罗就成了毒贩子！来自海地，海地政府就成了由毒贩组成的！每个出现可卡因的地方，也就是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任何地方出现毒品，只要沾上一点点，那里的民主就被腐蚀掉了。哥伦比亚警察局长奥兰多.佩那上校在1998年郁闷地说道，“毒品挣来的钱玷污了整个社会系统，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干净的了。”一涉及到可卡因，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其本来面目。 禁毒之战本身也是受害者，因为它陷入一片充满了半真半假或者近乎于真实情况的沼泽之中，人们无法辨别那些是真实的反映，哪些是歪曲的反映。一名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杰泽斯.詹姆斯.安格莱顿曾经对于冷战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将其称为“镜面荒原”。可卡因政治也是一样。真样是什么？我在哈佛时遇到历史学家大卫.穆斯托，他就这一问题给我举了一个绝妙的例子。 1986年，我为《华尔街时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第一次可卡因大流行的教训”，令我惊讶的是，此后不久里根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引用了里面的内容……这事就发生在伦.拜亚斯（马里兰大学篮球明星）死（于可卡因中毒）前不久，我说道，“（可卡因）将会减少并消失，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我们在减少这种物品时会不会对于社会造成损害呢？我们会不会把少数民族变成代罪羔羊，会不会消灭内城区”会不会做我们在第一次减少毒品过程中所做过的所有事情呢？”所以我说这并不是可卡因是否能够减少的事情，而是在我们试图阻止它的过程中会不会伤害到自己的问题。而总统只读了第一部分，也就是“可卡因会消亡”的部分，而没有看到第二部分。 禁毒斗争中也充满了这种情况。看看秘鲁或者玻利维亚清除古柯的统计数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或者看看提纯可卡因婴儿，或者可卡因导致的暴力活动的故事就可以了。或者在八十年代中期十几岁的孩子使用提纯可卡因，或者入侵巴拿马的情况。所有的事实都多少失去了本来面目。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摘自《西半球事务局字幕新闻》 自1995年以来，由于在秘鲁和玻利维亚采取了积极的毒品作物清除和禁毒活动，并采用了替代作物发展计划，两国的古柯种植量分别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六和五十五。主要由于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禁毒品计划取得了成功，现在安第斯山区的古柯种植活动已经移到了哥伦比亚由游击队和准军事武装控制的地区。 2000年八月十六日。 这是真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此。但说古柯是由于秘鲁和玻利维亚清除活动取得成功，这种说法是有误导性的，事实更有可能是秘鲁和玻利维亚清除活动的成功是由于古柯已经移到了哥伦比亚。同样，这则新闻给人的印象是对可卡因的战争取得了某种巨大的成功（分别减去了百分之六十六和百分之五十五，真的很棒！），但事实是美国街头可卡因的价格和供应量六年以来一直保持平稳。根据滥用毒品警示网络（DAWN）统计，与可卡因有关的紧诊病例从1990年的80，355例增至1999年的168，763例，翻了一倍多。同时，美国初次吸食可卡因的人在过去六年间增涨了百分之六十三。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还没有到达最高峰，最高峰时美国有一千零四十万人初次吸毒（请注意那是1982年的事情，而不是八十年代中期皮下推注提纯可卡因的时代。看起来美国国内使用可卡因的情况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下来。但正如《美国国家毒品控制战略2001年年报》中所说，“尽管在1992至1999年间美国的家用可卡因情况稳定了下来，但随着犯罪普及率和可卡因和提纯可卡因产量的提高，使得可卡因在城市和农村的供应量提高了。……到1998年共有934，000名新的可卡因吸食者，而1990年时只有683，000名新吸食者，这就意味着从1990年到现在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七，”）根据“监测未来计划”的研究，儿童使用可卡因的比例也在上升，相比1992年，八年级学生吸毒数由2.3%升至4.7%，十年级学生由3.3%升至7.7%，而十二年级学生由6.1%升至9.8%。 英国的情况好不到哪儿去。可卡因的纯度由1998年的平均51%提高到了1999年的63%.同样，伦敦街头一克可卡因的售价由二百英磅跌到了不到八十英磅。过去八年间被抓到的可卡因毒贩子上升了五倍，而“在死亡证书上提到可卡因”的死亡人数也上升了相同的倍数。仅仅1998-1999年一年间，二十至二十四岁年龄段的吸毒人数就多了一倍。我们做得并不比美国人强，对吗？ 根据禁药取缔机构的看法，全世界可卡因的潜在产量一直在持续下降，从1996年的950吨降到1999年的765吨。这太好了。但为什么吸毒统计数字却会上升呢？价格为什么没有上升呢？为什么街上的可卡因的纯度还和六年前一样呢？为什么现在还那么容易买到呢？那185吨的减少量是怎么反映出来的呢？为什么国际警察组织在2000年九月份公布世界范围内的可卡因使用量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一倍呢？根据2000年十二月十九日，美国国家部门办公室发言人对新闻界的说法， 玻利维亚总统乌戈.班赛尔今天主持仪式，庆祝查帕尔地区所有的大规律种植的古柯被清除掉，查帕尔过去曾是（请注意这个时间）玻利维亚主要的古柯种植地区。 真有趣，我十二月份时就在查帕尔，那里还有很多的古柯呢。为什么班赛尔要开聚会来庆祝古柯被消灭呢？这就是官员！我们取得了对可卡因战争的胜利！表面上如此。 围绕对可卡因战争的谜团众多，其中之一就是“科学”将会找到一种解决方法。镰孢菌是最新的可选技术，但还用过其它的东西。在古柯上面撒过蛾子的蛹，使用药剂来减少人对可卡因的需要量，给人种可卡因疫苗。所有这一切表面上似乎都是解决滥用可卡因问题的方法。一切听起来都很可信，而是都是由严肃而知名的科学家来推行的。但一用到可卡因上面，所有的技术都被停止了，哪一个也起不到什么好作用。虽然它们能够有所帮助，但现在，而且以后对于这一问题也不会有“解决办法”。灵丹妙药永远不象看上去那么灵，不是吗？ 在这些包围在禁毒之战周围的种种错误信息和骗局中间，同样隐藏着一些错误的指责，认为我们尚未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因为我们并不真的希望胜利。有些诽谤者说，禁药取缔机构如果真的努力是能够消灭可卡因的，但如果真的消灭了可卡因，禁药取缔机构就没有必要存在，所有的人都会失业。有批评家说，美国海关是美国国家机关中唯一一个赢利的部门。也确实如此：海关通过没收走私犯的财产并将其拍卖自给自足，还能有些盈余。我在洛杉矶遇到了唐纳.沃伦，作为首席原告，她将中央情报局告上法庭，指控其他们是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的合谋，她告诉我说， 我觉得他们并不真正打算阻止这种活动。你会吗？你真的认为那些几百万几十亿赚钱的人会想阻止毒品买卖吗？这个社区（洛杉矶中心南区）里没有人想这么干。你难道认为他们不能到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去，给他们提供一些真正的选择来取代古柯在他们社会中的位置吗？我觉得他们能够做得到。 沃伦觉得政府之所以不愿意取得禁毒之战的胜利，原因在于毒品能让黑人服从他们。这是真的吗？不是。但的确存在一些证据，证据禁毒战争是对政府有利的。 从传统上说，美国军队一直是远远躲开毒品活动的。但在冷战结束后，他们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没有了共产党，你怎么才能证明你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是有很必要的呢？突然间，军方决定打击毒品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中央情报局在越战之后也是这样想的。联邦调查局也想到了同样的办法。这方面的最佳例子莫过于在宾西法尼亚州成立了一个新的禁毒机构，名为国家毒品情报中心，几方面都在争夺对它的控制权。这听起来象是个情景喜剧。 联邦调查局在威廉.韦伯斯特的领导下，决定也加入到禁毒执法活动中来。他们游说白宫方面，让他们与禁药取缔机构“共同执法”，结果得到了批准。美国海关发现联邦调查局变得越来越强大，于是也游说政府，要求共同执法，他们也得到了批准。现在是禁药取缔机构，联邦调查局和海关在禁毒斗争中成为三大主力。 这个时候，酒精，税收和火器局也宣布他们在“毒品与匪帮”领域中的领导地位，然后从公园巡逻队到农业部都决定有理由获得资助与毒品进行斗争。成立禁药取缔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与避免与其前身麻醉品及危险药品局发生内讧，可现在它却发现，除了自己和美国海关之外，还有其它三十五个美国部门陪着它们，大家的目的都是打击毒品的威胁。然后中央情报局决定加入，负责毒品情报工作，因为他们一直就是个情报机构（听着有道理，对吗？）联邦调查局觉得这种说法听起来有道理，虽然他们只是一个国内的法律和情报机构，但他们开始向国外派驻特工（占的都是禁药取缔机构的名额），去进行调查和收集情报。 与此同时，在宾西法尼亚有个城镇，名叫约翰斯顿，这里正饱受高失业率之苦。约翰斯顿的参议员是一名叫做莫塔的共和党人。莫塔是军队筹款圈子里的要人，他设法筹到了四千万美元，要建立一个毒品情报交易所，前提是这个交易所要建在约翰斯顿。唯一的问题在于，谁来掌握它呢？美国军方在和平时期是不允许做这种事情的。莫塔设法保住了这笔军队的资金，把控制权交给了司法部。现在禁毒活动开始对于这个新的中心有了控制权。 联邦调查局想要加入进来。如果存在一个全国情报中心，他们觉得应该由他们操纵。而禁药取缔机构反对：毒品情报应该由他们来解决。“好的，”联邦调查局说道，“你们管理战术和行动方面的情报，我们负责战略情报。”最终决定由禁药取缔机构和联邦调查局共同控制新的中心。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还不错。这一中心也正如莫塔如愿，建在了约翰斯顿。但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在情报机构中工作的。最终证明约翰斯顿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在中心工作。于是大批工作人员由华盛顿调到约翰斯顿，来管理这个新的情报中心。前任禁药取缔机构可卡因情报组长查尔斯.古腾森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觉得这简直是个笑话。 这是一次政治拨款。这个中心之所以建在约翰斯顿，就是因为他（莫塔）希望给他的地区多一些就业机会，但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差旅费，只不过是试图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有些人需要从华盛顿特区开车三个半小时，就为了在某个地方赶一班飞机。而且你找不到需要的人，操作电脑的人之类的。你需要把他们引进到这里，付他们住宿费……禁药取缔机构准备扩大我们现有的情报行动组，我们需要找更多的人，结果这个中心变成了一个完全的独立中心，而且据我所知，还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这完全是浪费。 现在情况好了起来，由于全国毒品情报中心没有收集情报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把特工派到现场去），他们需要依靠其它机构为他们收集情报。但由于其它机构都忙着相互拆台，谁也不愿意为他们提供真正的好东西。古腾森说， 这绝对是白费劲。就在我退休之前，我在那里由九月呆到转年一月。我和XX大吵了一顿，我想他是觉得自己能够把我赶出去或者怎么样。我到上面去工作，他就会说，“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干起来呢？”我就说，“哦，联邦调查局不给我们提供任何情报，你自己的情报中心也不提供任何情报”，然后我说“那我们干什么呢？” 到了2000年全国毒品情报中心宣布，某个声名显赫的墨西哥家族深深地卷入毒品之中。这个家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投诉，结果美国司法部长詹妮特.里诺不得不道歉，宣布美国政府对于全国毒品情报中心并没有真正的信心。 当人读到这些的时候真的会忍不住笑出来。因为美国政府并非在拖着不想结束这场禁毒之战，这类事情让人明白，有的时候禁毒之战涉及的并不是同毒品作战本身，而是政治。真正的悲剧是过去三十年间有五十六位禁药取缔机构特工在执行任务时牺牲，进行这场游戏是要死人的。而这个时候政客们则躲在家里。 同时，新闻媒体则有了口实，他们反过来又会为公众提供谈资，对禁毒活动大事渲染报道。结束对墨西哥和美国的第一次采访归来时，我发现满眼看到的都是一大堆关于可卡因的头条新闻。九月份的《旗帜晚报》在头版上登出了一篇独家报道： 雅蒂们空运提纯可卡因毒贩 牙买加雅蒂匪帮将毒品零售商空运到这里，以加强提纯可卡因向伦敦西区中心扩散。据信，该岛国的犯罪“教父们”是这一复杂活动的幕后主使，在这一活动中毒贩子被送到伦敦，以便在索霍区街头和附近地区推销提纯可卡因。 《旗帜晚报》，2000年9月26 在一份《旗帜晚报》招贴板上登出了：法官为十二名提纯可卡因毒犯流泪。犯罪，黑人，儿童，可卡因，这一切听着熟悉吗？这个夏天基本上成了大肆宣传可卡因的日子了：出现了一艘潜艇，对此《独立报》报道说，“毫无疑问，潜艇上装有鱼雷（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稍早一些，六月份的时候，一张前肥皂剧明星达妮埃拉.威斯特布鲁克登上了头版，整个国家为之震惊。二十六岁的威斯特布鲁克因吸食可卡因，致使鼻中膈彻底被破坏。无论我到哪里，人们只要一知道我在写什么，就会问我这件事情。要吸入多少可卡因才会造成这种情况？一旦鼻子变成了那样，还有办法补救吗？很明显这个故事没有起到一点作用，让每个人都相信可卡因很危险，因为现在人人都认为她一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吸入大量的可卡因才这样的，而他们反正是买不起这么多的可卡因。然而实际上，击穿鼻中膈并不是可卡因对人最大的威胁，这一点反而被人忽视了。当然，不久以前还传来了卡米.拉帕克.包莱斯的儿子汤姆以前用过可卡因的消息，众所周知，汤姆是威廉王子的朋友。而查尔斯王子的朋友塔拉.帕尔默-汤姆金森也吸过毒。然后又出现了一些体育明星：劳伦斯.达拉格里奥，罗比.福勒，他在进球以后跑到受罚席附近跪在地下做出吸食毒品的运作来庆祝，为此他被罚了一大笔钱。同时，在对德国国会大厦实验室的二十八个蓄水池的进行检测发现，有二十二个里面测出了可卡因的痕迹。这说明了什么？可卡因是一种富人，名人，有魅力人用的毒品，用得太多会伤害鼻子。抽它是不道德的，但并不危险。 到了秋天，在对于可卡因的大肆宣传中，一群受到误导的政客又打算打一打“毒品”牌。这一行动的背后是非正式的内政大臣，安妮.威德考姆。“毒品就象癌症，威胁到我们的未来。”在十月份时她在保守党会议上这样说道，然后她向那些洗耳恭听的听众们保证道，“我们绝不容忍这种对于当代社会的最大打击，我在岗期间就要做到这一点！”她在新政策中宣布，引入对于持有大麻者实行当场罚款制度，累犯要被推上法庭，即使所持大麻“数量极少”。这种强硬的说法使在场观众起立鼓掌。而党派领袖威廉.海格也加入到辩论中，他告诉四频道新闻，“我们是领路人。眼下各种针对毒品威胁的努力都不见成效。所以我们是投降还是加大战斗的力度？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大战斗的力度。” 这些形象总是如此，不是吗？威德考姆将她的任期称为“在岗”，这个说法是一个专门的军事用语。而海格也谈到“加大战斗的力度”。这都是标准的与毒品作战的态度：一切都是军事形象，人们的想法是只要严格打击就能解决问题。（在美国有一度，纽约市长艾德.科赫曾经建议，如果美国轰炸麦德林市，就能解决可卡因问题。）即使癌症的形象也涉及到手术式的武装干涉，好象目前禁毒之战中的所有事情都如外科手术一般精确，甚至是充满科学性的。但这作为慷慨激昂的措辞的确很棒：“向毒品的威胁投降？”威德考姆咆哮道，“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不该这么做，我们不会这么做”你难道不喜欢政客们使用的这种三行排比句吗？ 当我在哈佛遇到历史学家大卫.穆斯托时，他就吸毒和立法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类比， 我将其称为父母式困境。如果你的孩子来到你身旁问你，“我能吸一次毒吗，就一次？”首先你当然希望孩子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你的反应是）沉默。然后你会强烈地夸大吸毒的危险性。如果这还起不到作用，你会威胁动武。然后你就成功了。我们在三十年代采取的政策就有这种强烈的父母性，第一，“我根本不想听你谈这件事”，第二，如果你吸毒，就会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第三，如果你胆敢吸毒，我们就要做出一些对你非常不利的事情。 现在我们就陷入第三个选择之中：“如果你敢去吸毒，我们就要做出一些对你非常不利的事情。”因为惩罚越严厉，好像人们就越可能不去吸毒。但不幸地是，保守党人的强硬态度这次却产生了反效应，因为警察和社区领导抨击这一计划。甚至连一贯坚定的右翼报纸《每日电讯报》都反对这一新政策，登出了一幅漫画，画面上威德考姆在天上飘着，一条标语飘在身边，上写“安妮.威德考姆，回到地面上来”，还登出了一条社论说，“绝不容忍”政策实际上说明她“绝无常识”，每年有五万人因持有大麻被警告，而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和一半以上十六到二十九岁的人尝试过吸毒。如果按她的做法，这些人就全都有了犯罪记录。这要花费多少钱？这又能起到什么做用？有人指出按照威德考姆的提议，将有七名影子内阁的成员会变成罪犯，于是这项政策被放弃了。 但不幸的是，公众习惯接受各种耸人听闻的宣传，对于那些义正辞严发表讲话，表达他们如何痛恨犯罪和热爱祖国的政客，人们总是愿意投票给他们。然后这些人入主政府，通过一些严厉的禁毒政策，这些政府虽然从长远来看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会引发抓捕和禁毒活动，产生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反过来又会反馈给媒体，然后……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这种媒体和政治的炒作活动可以保证人们虽然听到很多关于毒品的风言风语，但对于其中的实情却知之甚少。到底发生了什么？对那些摸不着头脑的人，以下是一些事实。 可卡因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吸毒会影响到大脑，产生快感。酒精，尼古丁，咖啡因，大麻，摇头丸（亚甲基二氧化甲基苯丙胺，或称为MDMA），可卡因：所有带有特定神经学作用的药物都会使人们觉得快乐。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就象阿尔道斯.赫胥黎写的那样， 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男人和女人们都在寻找，并能够适时发现一些休息的方法，以便逃避他们通常是乏味而极端不快的生活。他们需要一种休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进入永远的沉睡和狂喜之中，进入天堂或者视觉幻想的地狱。 《毒品论》，1931 的确如此，人们喜爱毒品。你可以抽烟，喝浓咖啡，喝下两大杯威士忌酒或者因为吃牡蛎喝香槟而兴奋不已，但结果都是一样，你会吸毒。人们过去做过这种事，以后也还会做下去。正如我在圣迭戈遇到里奇.罗斯时他告诉我的，“价格开得很高，周围到处都可以找到买（提纯可卡因）的路子。有些地方有四五家卖货的，但还是供不应求。美国人对毒品有着疯狂的需求。他们要个没够。他们都想飘飘然，而且他们一定能够飘飘然，有人保证为他们供货。” 但问题在于，随着人类的发展，我们对于毒品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开始对其提纯。两千年前，很少有人会因喝酒致死，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蒸馏酒精。他们酿制的酒劲很小，什么东西也杀不死。如今，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买到各种颜色和口味的纯度为百分之百的酒精，这样很容易就可以让人喝得一醉不醒。我们食用和饮用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如此。吃水果和嚼甘蔗很少会使人体重超标。但糖一旦被提纯出来，只要你把它一吃到肚子里，几乎立刻就会导致肥胖。科学花费几个世纪的时间对于种种销费品进行蒸馏和提纯，以便使人们从其中得到最大的快感，用这种方法快感来得更快，也更有效。对古柯和可卡因来说也是同样。无论是嚼食还是当作茶喝，古柯本身并不危险。古柯叶中的可卡因含量很低，因此是无害的。但如果将可卡因从叶子中分离出来，吸入你的鼻孔或者注入静脉，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尽管可卡因不断提高，但人们更加习惯于获得更大的欣快感。为了寻找更高的欣快感，他们开始吸食提纯可卡因，因为它的快感更加强感。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危险的程度。 这就是关于可卡因的第一个事实：它使人快乐。由于它使人快乐，人们就会使用它。 关于可卡因的第二个事实是它其中并没有什么恶魔的种子，它仅仅是一种商品。虽然我们承认它是非法商品，但也还是商品。如果想要禁止这种商品的买卖，就得找到是什么在推动市场前进。可卡因市场的形成，与其它市场一样也是供求问题。我决定试试看能不能打破它的供求链，但做到这一点，我得找一名经济学家。我在网上寻找，以便锁定一名合适人选。我立即找到了一个：米尔顿.弗里德曼.洛克斯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学家。他在1976年作为地球上出现过的最好的经济学家赢得了诺贝尔奖。他凭借否定梅纳尔.凯恩斯爵士所有的观点而闻名世界。他先后担任罗纳德.里根，理查德.尼克松和巴里.戈德华特的经济顾问……他与托马斯.杰斐逊齐名，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个中坚分子。 另一个网站告诉我弗里德曼1976年赢得诺贝尔奖是因为“销费分析，货币历史和理论以及他证明了稳定政策的复杂性方面做出的成绩”。我不知道这些话的意思，但它听起来觉得不错。在这一页的最下面有一条新闻说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合唱队以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是我所需要的一切。很明显，弗里德曼就是个中坚分子。我给他打了电话，他非常和蔼。首先，我想知道可卡因是不是与其它商品，比如面包有些地方有不同之处，因为它是非法的。 没有任何区别……对于面包来说，需求方是消费者，而供应方是面包房。对于可卡因来说，需求方是需要可卡因的吸毒者，而供应方则是那些生产可卡因并将其制成毒品，并愿意提供给买主的人。基础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它在市场上的行为也和其它商品一样。 然后我又问他供应商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为了赚钱。你写书是为了什么？想赚钱的人很多，这是他们能够赚钱的最容易的手段，只要毒品买卖中有巨大的利润，除非你使用真正的严刑峻法，否则无法制止毒品……以沙特阿拉伯为例，在那里对贩毒的惩罚是砍断手臂。我敢确认在沙特阿拉伯可卡因的价格一定很高，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干这个买卖。但事实上，如果涉及到其它一些主要国家，例如美国，他们不会如此极端的。 我告诉弗里德曼哥伦比亚前总统加维里亚说美国的需要才是可卡因问题的动力，而哥伦比亚人的供货则不是。 他说得完全正确。在我看来美国禁毒活动最不道德的事情就是我们强迫一些国家，例如哥伦比亚，损失上千条生命，但我们却不能贯彻自己的法律。我们的法律中使用毒品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能够贯彻这些法律，那么就没有对于可因卡的需要了。 但你们做些什么才能消除这种需要呢？ 我觉得消灭这种需要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毕竟有了很多的经验。我们尝试过消除需求，多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着这种尝试。禁毒经费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增长……但我们没有吸取教训，那就是这些查禁活动没有效果，事态是在变坏而不是变好。 这些观点与我采访过的每个毒贩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在我采访乔治.奥科阿关于执法活动对于毒品生意起到的作用时，他与弗里德曼的是完全呼应的，“这种做法把价格涨了上去。”提纯可卡因毒贩里奇.罗斯对于执法对供求关系的影响理解得很透彻， 当警方警察人手增多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抓更多的人，让这些人从街面上消失。但你猜猜可卡因会怎么样？可卡因会变得更加难找。猜猜它难找之后会怎么样。价格就会往上涨。价格涨上去了又会怎么样呢？更多的人就想加入卖货者的行列，“哦，两万美元一次，哦？昨天只有五千美元呢。我帮你干了！我想试一试。”所以又回到原来的情况，价格又会降下来，你又有了人手，警察会把他们再抓起来，局面不断升级……就象他们在洛杉矶说的，只要他们从角落里抓出一个人来，就会有另一个退后一步，等着补上那个缺。 2000年，美国监狱里的人数达到了二百万。成为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囚犯最多的国家。这些人中五十万人是因为毒品犯罪而入狱的。回到奥蒂斯维尔，乔治.容格以他那种难以模仿的方式，回忆起这一问题的意义， 我们有他妈的法院和检察官，还有他妈的缓刑监督官，还有，人真他妈的多。圣迭哥城市改造中心（MCC），纽约城市改造中心，他妈的五千到一万人全都等着上法庭，到处都是他妈的公共汽车，面包车，火车，飞机，空运，他妈的—你看过《俄克拉荷马》吗？简直就象是乔治.奥威尔的旅行，全都疯了！把人在全国移过来移过去，就是因为没地方放这些人。他们就是不断把这些人运来运去，直到在某个地方为他们找到一张床才算完。联邦快运的卡车成天到晚地来这里，给这些人运来成包的牙刷和软底鞋，还有他妈的收音机，破烂。整天干的就是这种破事：大盒子进来，大盒子出去。这他妈的的花多少钱啊！所有的这些个东西？他们就是运啊，运的。那帮联邦快递的人。他妈的。谁在乎呢？ 好的，你也许会认为毒贩子一定会反对现行的法律，毕竟是这种法律把他们投入监狱的。但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问题是只要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供给。眼下需求非常大，人们愿意冒一切健康和法律方面的风险，每克花六十镑去买这些货，全然不顾里面掺了一半的假。有这样的局面，供给是难以避免的。也许玻利维亚在清除古柯的领域做得很好，也许秘鲁也不错。但在哥伦比亚就有问题。如果给哥伦比亚十三亿美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在禁毒活动中有一个理论名叫气球理论。想象一个细长的气球里面充满了一半的空气，一端被系住。试着把空气挤出来，不管你挤哪里，空气总会从其它的地方冒出来。可卡因就象是这样。如果把秘鲁逼得很紧，气球就会从玻利维亚那里鼓出来，逼紧玻利维亚，古柯又会移到哥伦比亚去。再逼紧哥伦比亚，它又会移到别的地方去。安地斯山脉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地区适宜种植古柯，但并没有被用来种植古柯，毒品可去的地方还多着呢。我们假设南美洲的可卡因活动彻底崩溃，而古柯已经在印度，马来西亚，非洲，印度尼西亚以及台湾进行商业种植了…… 不久以前泰国出现了第一株古柯。在华盛顿的禁药取缔机构总部，我问及此时，我的专家笑道，“那种古柯只含有‘蚊子屁股那么多的’可卡因，”他说道，暗含的意思是这种古柯不构成威胁。但虽然“蚊子屁股那么多的”可卡因看上去并不重要，如果古柯到了那里，总会想出办法在那里创造出更为高产的品种。看起来这个汽球已经在别的地方鼓了起来。 唯一真正的解决方法是立法机构不敢说出来的：合法化。里奇.罗斯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他们要用某种办法将其中的利润去掉。他们必须如此，使得可卡因不值那么多钱……可卡因不应该比一大包干草更值钱，无论种植还是加工都几乎不用花钱。但我们人为地给它付加上了价值。我们过去说它比金子还值钱。然而它是因为我们给他附加了价值而“变得”值钱的，并不是由于他真正的价值。就好象录音机值钱是因为它的作用，而可卡因值钱仅仅是因为社会给它赋予了价值。所以我们要把这种价值去掉。把人关进监狱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你把人关进监狱只会使它更值钱，而且这是使它值钱的最好办法。所以最后政府要用某种方法将其犯罪性去掉，因为只要卖可卡因是一种犯罪，只要存在金钱，比如一公斤可卡因值一万，一万五千或者两万美元，就会有人去抓住这个机会。而且价格越高，愿意去尝试的人就越多。 乔治.荣格也同意合法化。 让它合法吧。但要教育公众。不光是在电视上做广告。教育就是这种事的代名词。真白痴。有的人不愿意让它合法化。当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说“这么办吧”，他们却不做，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禁毒之战打了三十年。这真他妈的是疯了。禁毒之战使得毒品变成了他妈的巨大的怪物。 但我们离合法化目标是否接近了呢？奥科阿家庭认为合法化即将到来，但只有他们这么想。我问弗里德曼他认为可卡因是否可以合法化。“在可以预言的将来是不会的，”他说。直到那个时候，我们还将投入几十亿美元去试图阻止一种实际上是无法阻止的买卖。过去十五年间，在阻止毒品入境方面，美国的花费显然已经超过了三千亿美元，是将人类送上月球花费的三倍。仅去年一年，美国联邦禁毒预演就达到188亿美元，是提纯可卡因横行时代的四倍。美国共计花费了四百亿美元。“想从美国社会政策中找出一个比禁毒战争失败得更加彻底的领域来，真的是件困难的事情。”《注射》一书的作者麦克尔.马兴写道。《烟雾和镜子》一书作者丹.鲍姆写道，“完全由于政府的荒谬作法，美国的禁毒之战是很难打胜的。”他接下去说， 三十年以来，惩罚性政策越来越严厉，而购买非法毒品却越来越容易，毒品的力量越来越大，大毒枭也越来越富有。禁毒之战的花费比贸易部，内政部和国防部的开销加起来还大，压抑的法庭机构，爆满的监狱，大量无辜死去的人，都将开销推到了无法统计的地步……禁毒之战极其昂贵，具有破坏性，而且总是无法完成对外宣布的目标，它已经成了政府极端愚蠢的行为。但我们仍然在坚持，说着战斗性的语言，制定战争开支，背负着战争的武器，并且承受着战争中的伤亡。 《烟雾和镜子》，1996 合法化看起来并没有离我们更近了，1999年华盛顿特区对于医用大麻合法化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但刚刚开始计票不久，选票即被扣押，结果也被归于机密。“为什么？”投票者问道，但没有答案。几个月以后，一名法学教授要求将投票结果解密，他们找到了答案。结果证明国家首都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投票支持合法化，但计票的官僚们不希望任何人了解这一点。发生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95年三月，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犯罪与司法调查局发生了全球可卡因研究的结果。这一研究的新闻稿中包含以下一些富于争议的内容 ²通常情况下使用可卡因的人还使用其它一些毒品。似乎很少有“纯粹”使用可卡因的人。总体来说，在参与研究的国家当中使用过可卡因的人数少于使用酒精，烟草或者大麻的人数。而且，在绝大多数国家，可卡因也不是造成问题最严重的毒品。 ²对与可卡因有关的健康问题所作的回应，绝大多数人表现为不合作和出尔反尔，经常表现为文化方面不适宜谈论或是语焉不详。 ²在很多情况下，教育及防护教育计划通常不能打破毒品的神秘，反而会引起人们的过分关注，同时强化现有的固定思维模式和错误的看法。 ²在很多情况下，尽管可卡因是非法的，但拥有足够金钱，并熟悉供货者的人还是能够买到可卡因。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犯罪与司法调查局可卡因计划报道小组称此项研究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可卡因研究计划”。但这一研究并没有得到合适的对待。而且看起来对于毒品的影响也不够大。在五月召开的世界健康大会上，一名叫做波耶先生的美国代表提起了这份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话题。他说，美国政府一直 非常惊讶地注意到，这一系列观点似乎是在为使用毒品的正面作用辩护，报告声称使用古柯叶不会对于身心造成明显的伤害，声称咀嚼古柯叶的对于健康的正面影响可以从其本地传播到其它国家和文化当中，还声称生产古柯可以为农民带来经济效益…… 同时，美国方面 持以下观点，认为此可卡因研究报告证明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减害计划，并证明世界卫生组织与支持毒品合法化的组织有关，这一报告显示其对滥用毒品所作的研究计划被导向了错误的方向， 然后，美国提出了几乎赤裸裸的威胁 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世界卫生组织与毒品相关的行为不能巩固业已证明的毒品控制方法，其相关项目的资金应被削减。 哦，不再给钱了。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倒车。他们对于这份报告这样说道， 代表了一些专家的观点，但并不代表世界卫生组织业已公布的政策立场，同时也不代表世界卫生组织一贯的立场，即支持大会的计划安排。因此，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自己的立场，由于这一报告的措词有可能引起误解，世界卫生组织现在的意图是不准备将其原样出版。世界卫生组织将进一步对于事态进行认真研究。 波耶先生针对这份报告的重要和客观性分析的特点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这份报告“与世界卫生组织基本和严格分析的标准不相一致”，因此要对其进行某种质询。 世界卫生组织同意了。 一些禁药取缔机构的成员承认我们没有在这场战争中取胜。理查德.汉纳在缉毒执法机构工作了二十九年，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一个庆祝同事退休的聚会上，他发现这位朋友自己独坐在桌边眼泪汪汪的。“你知道，”朋友告诉他说，“我在这一行里干了二十年，可我并不清楚情况是不是比我一开始干的时候有所好转。”汉纳做出一个结论说，“执行法律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句号。我抓人进监狱可以一直抓到九十岁，然后我也会象那个人一样坐在桌边眼泪汪汪地说，‘情况比以前并没有好转。’” 《经济家》杂志也同意这种看法。在一篇有关哥伦比亚计划报道的结尾处这样一段严厉的结论， 拉丁美洲为了毒品买卖付出了高额的代价，毒品从上到下腐蚀了社会。如果有可能减少这一代价，美国人不仅要关注毒品的供给，还要关注毒品需求。这意味着他们要考虑在国内采取其它的政策，甚至是合法化政策，这场战争是不能用直升飞机来打赢的。 《丛林中的泥潭》，《经济家》，2000年三月四日。 也许还有另一条出路，那就是时间。大卫.穆斯托告诉我说， 对于使用毒品可以用两种方法来看。一是在一些群体中对于毒品有着持续的需求，无论做什么这种持续的需求都存在。另一种看法是毒品使用是大幅度震荡的，如果你采取正确方法，这种震荡就会下降。这两种看法是不相容的。我的研究认为使用毒品的情况正在下降，但它是循环的。它不会完全消失，而会到达一个很低的水平……我所有的研究都证明毒品使用情况的下降是一个极其缓慢的渐进过程。即使它在渐渐消失，由于它非常缓慢，所以你很难发现。必须关注三五年的时间才能发现它在下降。如果你以可卡因第一次流行的时期作为标准，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拿它做标准，但如果你用它作标准，并试着去应用它，你就会得到一个四十五年的周期。如果你用1970年加上四十五，那就是2015年。所以，以史为鉴，我们还是有出路的。 也许到了2015年可卡因会最终败下阵来，就象是在二十世纪初一样。它是罪有应得。七十五年前路易斯.莱文写道， 最近几年间我看到科学家们中有些人由于渴望可卡因而产生了令人恐惧的症状。那些人相信通过快乐之门能够进入幸福的殿堂，他们用身体和灵魂为代价，去购买那短暂的欢愉。他们很快地穿过了不幸之门，落入暗夜的无底深渊。 《梦想国》1924 乔治.荣格也这么看，只不过没那么诗意， 需要用得更多才能兴奋起来，当你感觉不行时，需要用得更多才能兴奋起来。我吸毒犯过心脏病。它把你的身体撕成碎片。它毁了你的肝。它会毁了你。如果不让你发疯，也会毁了你的身体。毒品真的很危险。真他妈的邪恶。 这种毒品会去向何方？谁能说得准呢？也许唯一能够获得一点启示的办法是去看看它过去去向何方。但不幸的是，我们并不十分擅长做到这一点，大卫.穆斯托告诉我， 你知道，我做这一行三十三年了，一名研究毒品的历史学家，可我并不真正觉得我和其它人有多大的区别，我希望有区别，但真的没有……我发现人们只有在某件事情出了问题时，才会对于它的历史产生兴趣。当人们觉得自己处在未来的大潮之中时，他们对于任何历史都没有兴趣了。实际上历史是非常烦人的，它总是在那里拉拉别人的袖子，告诉他们，“你有可能犯错误，我们不要做得很极端。”历史总会有一点让人扫兴。但一旦某项活动遇到了困难，公众就会开始问，“我们是怎么到达这种地步的？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条道路？” 也许从历史中我们应该学到的一课就是我们应该多学学历史。当然，在我们上这一课时，乔治，里奇，麦科，艾德温和比翠兹都被关在监狱里。我们为了一个问题大把扔钱，但这个问题用钱不能解决，而与此同时，执法特工们仍然在承受着伤亡。而圣乔治的庄稼也还在死去。 在用来为本书做调查的两年时间内我有三个月往返于秘鲁，美国，墨西哥，巴哈马群岛，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之间。当我来到秘鲁，来到我旅程的尽头时，我休息了一个下午。我觉得完全有理由休息休息：我太累了。此外一群蚊子咬烂了我的腿，而且昨天晚上吃的棕榈油沙拉象飞鱼导弹一样穿肠而过，使得我不得不大半天都蹲在厕所里。下午的天气真好，太阳就要下山，我还没有把挂在走廊尽头的吊床退掉。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吊床上，抽出一付耳机，放上一点音乐，把音量调大，决定再嚼一次古柯。我卷起一沓叶子，加上一点碱面，然后填到腮帮子里。没有什么异样。也许嘴里嚼的这东西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奇妙之处。难道南美洲印第安人四千年来真的搞错了？ 我躺在吊床上回想着过去的两年时间。两年时间，完全投入了可卡因的研究。弗洛伊德，可口可乐，奥科阿家族，西蒙.特里尼达德和恐怖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里奇.罗斯，乔治.容格，威廉.戈尔登.莫尔提默，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魔术师埃迪，英国皇家植物园。坐在2242座位上的女孩。那些人们用来绑住绿色爬藤植物的绿塑料绳子。一时间我试图把所有这些事情理出个头绪来。 我坐在吊床里，沉思着这一切，突然间，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抓起记事薄，开始写道， 快到下午四点三十分时，这种生物碱开始产生刺激感…… 参考书目精选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古柯和可卡因的信息，我向您推荐下列书目： 《可卡因在美国：从医学奇迹到当代威胁》，约瑟夫.斯皮兰斯，2000 《可卡因的全球史》，保罗.古丁博格（编辑），1999 《毒品姑娘：英国毒品产业的诞生》，马雷克.科恩 《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古柯妈妈》，安东尼.亨曼/桑特尼尔 《可卡因极其历史，用途和功效》，理查德.阿什利，1975 《可卡因：一种毒品及其社会变革》，格林斯潘，巴卡勒 《弗洛伊德的错误：弗洛伊德与可卡因》，EM桑顿 《雪盲：从事可卡因交易的短暂经历》，罗伯特.萨博格，1976 《水果宫殿》，查尔斯.尼克，1985 《毒枭：一个小镇男孩是如何从麦德林可卡因贩毒集团赚到一亿美元又如何如数失去的故事》，布鲁斯.波特，1993 《可卡因之王》，盖.加里奥塔和杰夫.里恩，1989 《雪地——安第斯山脉的可卡因之战》，克莱尔.哈格里维斯，1992 《可卡因之战》，保罗.埃迪，雨果.沙伯加尔，萨拉.瓦尔登,1988 《粉饰：帕布罗.埃斯科巴与可卡因之战》，西蒙.斯特朗 《制造“白雪”的人》，麦克斯.摩麦斯坦，1990 《毒品之王》：一个墨西哥贩毒头目的生与死》，特伦斯.波帕，1998 《黑暗联盟：美国中央情报局，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和提纯可卡因激增》，盖瑞.韦布，1998 《迷失的历史：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可卡因，新闻界和真理工程》，罗伯特.派瑞，1999 《女人与提纯可卡因》，因斯阿迪，洛克伍德和波提耶格 《注射》，迈克尔.马兴，1998 《烟雾与镜子：毒品之战与失败政治学》，丹.鲍姆，1996 《美国疾病：麻醉剂控制的起源》，大卫.穆斯托 《亡命之徒：拉丁毒枭，美国执法者和美国打不赢的战争》，埃丽安.沙龙，1989 当然，如果没有提及威廉.戈尔登.莫尔提默的旷世之作《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1901）的话，无论什么样的有关可卡因的参考书目都算不得完整。欲读此书，千万小心！ 如果您欲亲身体验刺激，可以通过“该引渡者”的网站：www.extradicion.com同真正的哥伦比亚毒贩子取得联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